*翻译自论文《吕岑会战考古：对十七世纪军事物质文化的考察》，作者Andre Schürger，本篇为第三章的内容

前言：

  本篇对吕岑之战中的帝国军和瑞典军队做了基本的描述，重点介绍了参战的兵团的兵力、武装、火炮与战术，特别是军制结构相对固定的华伦斯坦军队：一些新招募的兵团仍在采购装备，而老兵团则已经完成了对甲胄的升级；同时，华伦斯坦也调整了自己的战术以适应瑞典的战法。另一方面，瑞典军队在古斯塔夫征战德意志地区期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了与原有配给所不同的军器和武装。尽管有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出版物不计其数，不过迄今为止人们对于那段时间的战术、兵器与武装的这些变化尚未能有充足的了解。

吕岑会战中的战斗序列

神圣罗马帝国的兵力

 

  长久以来，对于帝国军在吕岑会战中的参战兵团（regiments）的番号及其兵力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主要受到席勒影响的德国史学家进行，另一方面这则是受到瑞典参谋总部（Swedish General Staff）影响的瑞典与英国史学家，两者皆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尽管如此，即使是对于有典可查的瑞典军队来说，也不能完全确定哪些兵力事实上部署在吕岑，而只能通过参战双方的军队及其在战斗前一周的行动来解读。

  1632年的11月8日至10日，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与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军队分别在瑙姆堡（Naumburg）和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掘壕固守，两地彼此相距仅11公里。到了12日，古斯塔夫派遣军队对魏森费尔斯作了一次侦察，华伦斯坦正在帕彭海姆（Pappenheim）的增援下全军整装待发。出于帝国军的这一重要的作战计划得以保留，我们得以知晓当天华伦斯坦的军队中有哪些兵团在场(见图73)。古斯塔夫的侦察部队一定为帝国军的军容所震动，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华伦斯坦的营地发动进攻。随着冬季的临近，双发的指挥官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朱地上无限期的供给自己的部队。华伦斯坦的军队大约有13000名步兵、7500名骑兵以及5000名营从（camp followers），另外还有2500匹马用于辎重、炮队及用于骑兵备用，每天消耗的食物和草料约125吨，另一边的瑞典军队可能也好不到哪去。四天后，华伦斯坦部所携带的1000吨粮食和草料都消耗一空，且该地几乎可以肯定已被掠之殆尽，为了避免重蹈瑞典军队两个月前在纽伦堡的覆辙，华伦斯坦采取了行动。11月14日上午时分，他遣散了自己的部队并命其前往冬营（winter quarters）（图6）。他的命令被保留了以来，但其中的七个兵团在魏森费尔斯部署计划及特劳特曼斯多夫（Trauttmansdorff）的名单中都没有提及，因而，这道命令很可能不仅是针对魏森费尔斯的驻军，而是华伦斯坦在萨克森地区的整支部队，包括那些已经在驻守的兵团。

  是时，华伦斯坦时常因为分散自己的部队而为人所责备，不过他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比瑞典国王领先两日。一旦他的部队掘营驻毕，将在冬季的战斗中处于优势，波罗的海与瑞典本土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将被切断，从而使瑞典军和萨克森军队分割开来，并在敌占区为己方提供补给。华伦斯坦将将自己的部队遣散的另一个冬季是得到了来自莱茵兰的前线消息，在帕彭海姆缺席的情况下，瑞典军直接威胁到科隆。因而华伦斯坦不得不遣帕彭海姆率部返回，以防止整个莱茵兰地区落于敌手。

  同一日，瑞典军队被调动起来，这方面的记录有幸为人所留存，其中包括了每个兵团当天确切的步兵人数与骑兵的约数。在古斯塔夫听闻华伦斯坦遣散了自己的部队后，第二天便紧随其后，不过仍在瑙姆堡留下了一支驻军，并寄希望于能够出其不意的突袭华伦斯坦部。在里帕奇（Rippach），古斯塔夫的推进在为一小队克罗地亚人和骑步兵（dragoons）所阻挠，后者占据了小溪东侧的高地，正好给了华伦斯坦有足够的时间集结部队（见图54）。于此同时，华伦斯坦正在前往莱比锡的途中，当得知古斯塔夫部正在逼近时其部正位于里帕奇东北处6公里的吕岑镇，只有10个兵团，约6000人。在瑞典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如果不冒着被从萨克森赶跑与丢失行动缓慢的炮队的风险就无法进一步行动，因而华伦斯坦选择留在吕岑备战。他的其他部队从魏森费尔斯到冬营的途中已经走了一天半，不过华伦斯坦依然希望能在第二天集结足够的兵力对抗古斯塔夫部。

  关于帝国军的哪些兵团及时返回至11月16日的战斗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1991年Barbara Stadler公布了一份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除了曼斯菲尔德(Mansfeld) 部和Suys部及帕彭海姆的大部外，魏森费尔斯的其他驻军都及时返回了吕岑，其中只有通蒂内利（Tontinelli ）和布雷道（Bredau）两个团在战前抵达目的地。关于帕彭海姆的两个兵团在战前抵达的消息很可能是出于一些二级史料，可能是出自仅有两名目击者所报告的帕彭海姆带着他的所有骑兵团一切抵达的错误情报的缘故。

  一些可能现身于吕岑的部队并没有出现在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名单中。在这份名单中只累出了一支克罗地亚部队，即Isolani的部队。然而尽管在魏森费尔斯驻地的作战计划中提到了这些克罗地亚部队，不过却没有提到兵团的番号，只是笼统的称为“克罗地亚人”（Croats）。由于华伦斯坦在吕岑的部队中有贝戈特（Beygott）的克罗地亚兵团，而Isolani又是所有克罗地亚人的统帅，那么特劳特曼斯多夫名单中“Isolani兵团”很有可能是包括Isolani自己在内的任何数量的克罗地亚兵团。至少有个克罗地亚兵团被部署于帝国军的右翼，而根据弗利特伍德（Fleetwood）所述，在战斗的伊始斯塔尔汉斯基（Stålhandske）部的500名芬兰士兵与帝国军左翼的克罗地亚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而如果只有一个克罗地亚兵团，那么这场战斗就根本不值得大书特书。因而，华伦斯坦极有可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克罗地亚兵团，而除了Isolani部和贝戈特部之外，或许还有在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给出的战斗序列中的Corpes和Révay两个团。帕彭海姆部莱纳赫（Reinach）团的一个驻扎于魏森费尔斯的连队足以抵达吕岑，并为瑞典军队所紧追不舍。一个名为Leutersheim的铳骑兵团（Harquebusier）在特劳特曼斯多夫名单与华伦斯坦的遣散计划中出现，不过却没有出现在魏森费尔斯的作战计划中，这支部队很有可能在11月12日是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或是在附近驻军，不过在16日及时赶到了吕岑的战场。

  理论上，帝国军的绝大多数兵团都由十个连队（companies）构成，正如帝国战争名单中所呈现的那样，不过这些名单并非忠实可靠。许多连队从他们所隶属的兵团中被抽调出来；除此之外，各连队之间的兵力差别很大， 因而一个兵团中的连队数目并不能反映该团的兵力。唯一一份提到吕岑会战中的兵团总数的可靠来源是霍尔克（Holk）写给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的书信，他称之帝国军中两翼各有36个骑兵连，这个数目与布热津斯基所计算的基本相符。

  霍尔克的记叙中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他关于帝国军的预备兵力记叙，他称“最后是部署于五面军旗下的支队，每面军旗下步兵五百”（och sidst stode udcommenderet 5 Fahner à 500 Mand til foedz）。霍尔克自己承认，如果自己手头有一千名火枪手的兵力，那么他就会将其部署在吕岑镇与己部左侧的树林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不太可能会出动二千五百名火枪手用作预备兵力。“Fahner”一词一般用于代指步兵队伍军旗的颜色，可能是一团或者一个连队，在一整支部队的语境下，这一个单词通常用于代指一个连队，因为兵团被称为“regiments”。帝国军的连队中的总员数理论上为343人，不过实际战场兵力要小得多，如1632年11月7日加拉斯（Gallas）部的每个连队的平均兵力便为68人。因此，霍尔克更可能的意思可能是“五个连队，共计五百人”；这一推测亦为迪奥达蒂（Diodati）所证实：后者称后备步兵由一个营（squadron）构成，而加之七个旅（brigades）的7000人和700名独立派遣的火枪手，共计8200名步兵。

  帝国军的步兵兵力至少为三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目击者的描述所提及。Diodati和Münchhausen给出的总人数为12000人，其中步兵和骑兵各半；而霍尔克则提到步兵有8200人。霍尔克所描述兵力似乎更为可靠，因为这个数目使得十个步兵团的兵力各约为820人。这一数值可以与1632年11月7日加拉斯部中的平均每个团725的人数相比，可以看出是较为合理的兵力，而Diodati和Münchhausen所给出的12000人的总兵力似乎太少。然而，Diodati不太可能在与皇帝的报告中大幅更改兵力的数目，因为其他的目击者可能会注意到。不过尽管如此，他肯定会理所当然的使得兵力的数目略微下调，以使得华伦斯坦从吕岑战场撤退看起来更为合乎情理，也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所含括的兵力不包括那些直至战役的最后一刻才抵达战场的骑兵团或者那些克罗地亚团。因而，我们可以假定帝国军的总兵力为13000至14000人，但是肯定不会超过15000，而这也意味着讲给华伦斯坦留下约4800至5800名骑兵：其中1000骑作为中央预备队，而另外约有1900到2400骑部署在侧翼。这一骑兵的数目再加上150名火枪手，每个侧翼的兵力各有2050至2550，这和与之抗衡的瑞典军队第一条阵线的2400人相较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数值，且与目击者所称两翼都发生了长期激烈战斗的报告所相符。

附：吕岑会战中的华伦斯坦的兵力

 

注：

 

斜体：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名单没有提及，但是可能出现在吕岑

*：隶属于帕彭海姆部，且于战前抵达；**：总兵力为8200

红字：友军部队；黑字：帝国军部队

Coy:连队数目；YoR: 征募年份（Year of Recruitment）；Str:兵力（根据Brzezinski 2001, 25-26推测）

团长/骑官：Oberst；团副/骑尉：Oberstleutnant

目的地：遣散计划中的驻军目的地

(a, b…):

目击者 (a-d) 或记录中 (e-j) 所提到的部队：

a: Münchhausen (Wittrock 1932, 305)

b: Holk (Wittrock 1932, 309)

c: Diodati (Fiedler 1864, 563-567)

d: Piccolomini (Argang 1894, 88)

e: 根据1632年11月14日的部署的华伦斯坦的军队（Hallwich 1912a, 482-483）

  f：士兵名册（Verzeichnis der Beschäigten，Hallwich 1912a, 596-598）

  g: 布拉格军事法庭的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court martial at Prague，Seidler 1954, 141-148）

 h: 华伦斯坦在开姆尼茨于1632年11月22日写与法尔切蒂（Falchetti）的信（Hallwich 1912a, 538-539

 j：1632年12月6日霍尔克的征募名单（Hallwich 1912a, 577-578

 

帝国军队的火炮

  帝国军火炮的数目口径并不能完全确定，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目击者提到过关于火炮数目的任何信息。瑞典军队在会战后缴获了帝国军的重炮，据施瓦伦贝格（Schwallenberg）所述，共有9门24磅炮和其余12门火炮被俘，但是不能确认是否是指所有的火炮还是仅仅只是说完好无缺的那些。根据1633年4月18日的一份文档，从吕岑缴获的而送抵至梅克伦堡的火炮共包括9门24磅炮、2门16磅炮、2门14磅炮、4门12磅炮、1门10磅炮与6门7磅炮。9门24炮的说法与施瓦伦贝格和克尼豪奥森（Knyphausen）所称的相符，而后者还提到了6门12磅炮和四门6磅炮。

  除此之外，仅有两名新教联军的目击者谈到了吕岑会战中的帝国军队火炮的具体数目，最可靠的消息来自可能负责指挥缴获帝国军小型炮阵行动的兵团长（Oberst ）Dalbier，其称该炮阵共有四门24磅炮和两门12磅炮。与上述同样，这一数目究竟指火炮的总数目还是仅仅指那些未被摧毁的尚未明晰。这一点亦为Silvio Piccolomini所城市，他错误的提到帝国军队损失了六门火炮，而实际上这似乎仅只是他曾率部作战处附近的帝国军小型炮阵中的火炮。新教联军中的另一位目击者是弗利特伍德（Fleetwood），他与大多数史料一样给出来了帝国军队火炮的具体数量，然而他却称主炮阵（？windmill）处有9门火炮，而其他12门炮布于其他两三个炮阵处，这一目击报告几乎与所有史料相矛盾。可能的情况是弗利特伍德并未靠近战斗的前线，因而看不到那些独立部署的火炮，因为所称主炮阵的火炮数量偏少，不过他肯定能见到整个炮组的炮击。由于我们已经知道帝国军队只有两个主炮阵，因而弗利特伍德所提到了另外1到两个炮阵可能是那些团属炮（regimental guns）。弗利特伍德的这一描述得到了斯德哥尔摩战争档案（Stockholm Krigsarkivet）中的一份速写的支持，其中帝国军的阵地有三个炮台，而《瑞典风闻纪》（Swedish Intelligencer）一书中所刊行的铜版画则显示在主炮阵之间有两个较小的炮兵阵地。除此之外，彼得·斯奈尔斯(Pieter Snayers)在《吕岑会战》（Die Schlacht bei Lützen）中的画作显示帝国军在第一条阵线处五个步兵营各营的两侧共部署了十个炮组，其中两个大型炮阵部署于两翼，而八个可能是团属炮的炮组则部署于两个步兵营的中间。

  另一方面，尽管没有任何史料提及过帝国军队的团属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当1631年12月华伦斯坦被复任总兵（Generalissimus）并重新军队后，曾于次年的5月14询问他的兵团长是否已经携带了团属炮，或是能否将其获取。额外的证据可能是1632年的14号和15号两份战争清单，其中给出了每个团的轻型火炮数为二门，不过这似乎更像是理论数值而非实际数字。然而，这些文档提到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拥有团属炮，但是肯定没有其他史料所提到的那么多；且炮阵的数目为2到8个，且每个炮阵都部署了2到4门火炮，但是可能总共不超过16门。

瑞典军队的兵力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战术计划是迫使华伦斯坦遣散的部队与其在11月15日交战。是时，瑞典军的大部分辎重被留在了瑙姆堡中，该处可能由一个旅的兵力驻守，可能是维兹顿（Vitzthum）部。关于吕岑会战中的瑞典军对的主要史料是朗曼（Langmann）于1632年的11月14日对瑙姆堡驻军作的名单与不甚完整的瑞典军对的伤亡名单，其中便包括了在会战中阵亡的步兵数目。另外还有一些大部分是基于Johann Ludwig Gottfried所写的《瑞典的物产》（Inventarium Sueciae, Das ist: Gründliche, und warhaffte Beschreibung deß Königsreichs Schweden und dessen Incorporirten Provintzien，下简称Inventarium Sueciae）给出了会战中瑞典骑兵团的名单，与朗曼的相应并为现代的史学家所接受。古斯塔夫的突然袭击的计划表明他带走了除了瑙姆堡驻军之外的所有兵团，然而应需指出，并没有会战中关于瑞典骑兵兵力的第一手的证据。

  11月14日驻与瑙姆堡的六个步兵团则完全为战后的伤亡名册所忽略，这六个团分别是“Hard”团、“Hastfer”团、“Brandenstein”团、“Erbach”团、“Uslar”团与“Vitzthum”团，然而由于伤亡名册的不完整，因而这种缺席并不能证明这些兵团实际上未曾在吕岑作战。是时的无论的历史资料提及新教联军的步兵时，通常是谈及“旅”而非“团”，因而并不能完全确认一个旅中下辖的所有步兵团是否都现身于吕岑。尽管如此，古斯塔夫在萨克森的主力部队中的十个旅似乎保留了完整的建制，没有一个兵团被单独调遣至其他的地方。一个未现身于会战的兵团为约翰·哈勒努斯 (Johann Hallenus)所提及，他提到有两名军官被派至己处提供事关战斗的情报，其中一名便是“Hastfer”团中的Fädrik Ambrosius Jacobsson。“Hard”团则是瑞典旅（Swedish Brigade）的一部分，因而很可能在会战中出现；“Brandenstein”团也是如此，该团是为第九旅（9th Brigade）的一部分。“Erbach”和“Uslar”两个团这很可能隶属于“Vitzthum”旅（Vitzthum’s Brigade），因而很有可能在会战当日留守瑙姆堡的营地：这支约为850人的驻军必须保护补给基地，而如果会战以灾难的失败告终，该处将是最后一道防线。而在1630年，古斯塔夫前往德意志境内的随从中有一个由48名骑马步兵组成的猎兵（djurskyttar）连队，尽管这支部队在关于会战的任何瑞典军队中的名单中都没有被提及，但是却很可能参加了战斗，因为这些随从往往不会被征兵名册所提及。因而，在吕岑会战中的瑞典兵力共有19272人，其中包括13032名步兵与6240骑。

 

瑞典军队的火炮

 

  关于参战的瑞典军队的火炮并没有任何目击者的陈述与文档将其提及。目击到战斗经过的Vitzthum与Berlepsch各自指出战斗是由三门瑞典的24炮所打响，而几乎所有基于Inventarium Sueciae的当代与现代研究都称瑞典军队拥有24门重型火炮与40门团属炮。尽管这一数目与1631年9月17日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 ）所拥有的42门团属炮相比似乎是为合理，然而在取得更为可靠的当代史料之前仍存在疑问。在瑞典与波兰的交战期间古斯塔夫曾经尝试过用皮革火炮充当作步兵团所属的炮兵，然而这些火炮却时常因为经受不起短时间内的持续炮击而爆裂；而到了出兵德意志的时候，瑞典军队通常使用3磅铸铁炮而非皮革炮，不过也有可能在德意志地区常见的“小隼”炮（Falkonett），尽管这些火炮通常未被在史料中提及。

附：吕岑会战中的瑞典兵力

 

注：a:未列入伤亡名单中的瑞典部队；b：未在任何史料中出现，但是可能作为国王的扈从参加了战斗；c: 团长卡斯帕·格拉夫·冯·埃伯斯坦上校（Oberst Caspar Graf von Eberstein）指挥右翼的火枪手分遣队；d：团长汉斯·亚伯拉罕·格拉夫·冯·格斯多夫（Oberst Hans Abraham Graf von Gersdorf）上校指挥左翼的火枪手分遣队

m:火枪手；p:长矛手；offs：军官

上校/团长/骑官：Överste/ Oberst；团副/骑尉: Överstelöjtnant/ Oberstleutnant；代连长：Kaptenlöjtnant，负责指挥一个连队，但该连与团同级

 蓝色：瑞典本土部队；黑色: 瑞典的外国兵团；绿色：黑森盟军；红色：萨克森盟军

三十年战争中的枪械

 

  对于十七世纪战场的考古所关注的重中之重之一便是将所发现的火枪与铳弹与当代的已知型号和类型相匹配，与其配与何种兵种与部队。此是为了解火器分布的关键之要，其代表就是基于考古中所发现的特定种类的铳弹，因而以对会战作解释性的评估，并对战斗之所发生之事给予理顺。然而不幸之处在于对于十七世纪的战场考古仅仅只是触及了这一重要问题的表象，因为火枪的膛径与铳弹口径之间的联系尚不清楚；除吃外，并非所有十七世纪的火枪型号都为人所知，更无从得知哪支部队在哪个时期使用了何种型号。此中的原因简单明了：兵器的型号五花八门，其中的膛径大相径庭，所指称的名称通常也各不相同。不过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求助于三样完全不同的当代文物——古代的历史文献，源自于战场、围城与沉船中所发现的弹药，及现代人之所收藏；换而言之就是军事史、战场考古学与军备史的范畴。在这三个领域之中，军事史本身最为传统悠久，然而除了极少数的史学家外其余大多未能精确理解火枪的规格之于指称的相关联，及生产日期与交付与何时。战场考古学则仍于起步，缺乏足够深入的经验有足够的数据来重构破碎的历史图景；而对于军备的研究则并非官方的领域范畴。

  出于其中的复杂性，本篇仅旨在提供关于火枪的生产与出口及其型号发展的信息，而其理论上的膛径规格与游隙大小则可追溯于吕岑会战的前三十年。于三十年战争时代，火枪由其枪机与类型所规定。火枪的点火系统分为三类，以不同的枪机为代表：火绳枪机（Matchlock），簧轮枪机（wheel lock）与snaphance式燧石枪机。火绳枪机需要使用续燃的火绳点火，每次开火前都需将其着于黑火粉药（即serpentine）上。簧轮枪机则带有一个以弹簧发条为动力的转轮，表面粗糙，用一片击板（spanner）缠绕起来；当扳机扣动时，转轮便会旋转并与一块白铁矿或黄铁矿碰撞迸发出火星进而点燃引火药。snaphance式燧石枪机则是后世的燧发枪的前身，通过以一块燧石敲击钢片而引火。这种燧发枪在除瑞典外的其他军队中并不常见，不过古斯塔夫国王依然做了的努力，以火绳枪将其从军中更替。

  十七世纪的火枪一般而言则大可分所四类：重火铳（Musket），轻火铳（arquebus），骑铳（carbine）与手铳（pistol）。Musket是一种重型的长身管火枪，而轻型的抵肩式火枪则被称为arquebus或caliver，不过在三十年战争的前期就被废弃，只有如西班牙在内的少数国家仍在使用，三者都由火绳击发。为数不多的簧轮步枪则被生产配与骑步兵与那些军火的守卫：火绳枪燃烧着的火绳可能会点燃火药库，且簧轮枪更容易在马背上掌控；正因如此，手铳、短骑铳与那些马上长枪（cavalry guns）总是配备簧轮。十七世纪的手铳的身管长度介于30到60厘米，而骑铳的长度则可以介于60到120厘米间，因而那些较短的骑铳看起来与较长的手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上述的所有火枪都带有平滑的内膛，不过也有一些线膛枪供神枪手所用，其中大部分是曾于民间比赛中使用过他们的持有者将其带入军中。这些簧轮击发的线膛枪复装相当缓慢，不过在老练的射手手中亦相当精确。

枪械的生产

 

  对于火枪的生产， 即使是那些机构简答的火绳长枪，也是一道极其复杂的程式，且制枪的学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手铳和骑铳异常复杂的簧轮机构则必须交予专人，可能是钟表匠。除此之外，枪支的生产还需成品铁的供应，因而生产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城市中。在战争期间，由于大量的新招募的兵团，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还是瑞典王国为军队生产的本土枪支都供不应求，必须大量进口；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火枪是通过掠夺被征服城市的军火库与在战场胜利后回收所得。这些不同的获取渠道的结果便是士兵往往被同时配发了来源不同、口径不一的新老枪械。

  哈布斯堡王朝在费拉赫（Ferlach）与施蒂里亚（Styria）两处设有生产枪械的军械场，然而与帝国军队所需的数量相比仍相去甚远，而自然而然，其余的枪械主要进口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邦国。位于萨克森-科堡公国的苏尔市（Suhl）拥有德意志境内最大的枪械生产场，也是为全欧洲最重要的火枪制造商之一，1631年到1632年所生产的枪械用计为28950支。苏尔地区的铁矿石含锰元素，因而使得当地的铁矿几乎像钢一样坚固，而这又能使枪管更能在爆炸的压力下承受灾难性的破坏，因而事故不如其他枪械场所生产的那样频繁。该枪械生产重地在1634年为帝国军队的Isolani将军付之一炬。另外两个稍小的枪械生产场这位于奥格斯堡（Augsburg）纽伦堡（Nurnberg）两个自由市，后者则以生产簧轮火枪而闻名。

  三个军火要地中，萨克森与纽伦堡的主要居民是新教徒，而奥格斯堡则有着独一无二的新教-天主教共治政府，不过这三个邦员都与帝国中央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随着1631年马德堡的毁灭，态势发生了变化，因为萨克森与勃兰登堡倒向了瑞典一方。之后的1631年的9月17日瑞典军队于布赖滕费尔德将蒂利的帝国军队击败，随后，瑞典军在德意志地区节节得胜，纽伦堡与奥格斯堡为其所占据。由于切断了与德意志地区枪械生产商的联系，并不能确定哈布斯堡王朝从1631年后究竟从何处得到供给，特别是在1632年华伦斯坦组建了一支全新的军队时。

  另一方面，在三十年战争的伊始，瑞典王国无力生产大量的枪械，而簧轮枪则是完全无法生产；作为替代，瑞典不得不依赖从尼德兰的进口，尤其是从阿姆斯特丹，于1630年登陆乌瑟多姆（Usedom）的13000名瑞典士兵所装备的很可能大部分就是阿姆斯特丹所产的火枪。尽管之后延雪平（Jönköping）省的枪械产量大幅增长，然而与新增的兵力相比仍杯水车薪：到了1632年，投入德意志作战的瑞典-德意志新教联军人数已达146000之多。到了1632年初，情况稍有好转，许多重要的德意志军械生产基地要么倒向联军，要么为之所占，许多被占领城市的军火库被洗劫一空。

 

膛径、游隙与弹径

 

  大多数三十年战争中所用的枪械都未能幸存于当今的博物馆中，与那些纹满装饰、更为华丽的私人狩猎用枪相比毫无收藏价值。当代的枪管只能以毫米级为精度进行生产。这种加工精度的缺陷使得即使是同一型号的枪械，口径也会有所不同，并且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原产的火枪因为射击与腐蚀而扩大膛径，以及扩大到何种程度。因而，了解枪械的口径、游隙是十七世纪枪械发展的关键是当代的史料，尤其是那些军事手册。绝大多数的史料仅仅提及每种型号的枪械的一种一种模式，而这某种程度上是该型号所有枪械的混一，因而往往使得史学家得出三十年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都为标准化的错误结论。一些如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ann Jakob von Wallhausen，锡根军事学院的首任校长）所著的军事手册便驳斥了这一印象，并为枪械制定了两种制式——一种是仍在服役的老式枪械型，而另一种则是他所推荐的新式枪型。这一议论为当代正在进行的枪械的研发、迭代与更替提供了宝贵的证据。由于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具体说明那种型号的枪支为哪支军队所事实只用，因而战场考古学更适合通过对那些从古战场觅得的铳弹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当代的史料中，火枪的口径以每磅的铳弹数来表示（即一磅的原料能生产多少颗铳弹）。使用计重而非长度测量是出于技术原因，即堪用于精细测量的卡尺并未被发明出。每磅的实际称重则因地域而异：英格兰的每磅为453克，萨克森和苏尔市为467克，阿姆斯特朗为494克，纽伦堡为510克，瑞典则为425克。纽伦堡的计银磅（silver pound，一磅477克）也会偶尔使用，但并非总是用于手铳弹的生产，在极少数情下也会用于步枪。除此之外，以弹数/磅为单位的枪械有时并非取决于制造商，而是基于买家，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更为普遍，于英国内战期间向英格兰出售大量枪支的阿姆斯特丹和苏尔的枪械商尤为如此。此外由于聘请而来的外国枪械专家的影响，一些武器生厂商往往将口径改为以外国磅制计重。遗憾的是史料中并没有提及用于口径规格的计重体系，因而需要大量的经验才能拍短处使用的是哪种磅制单位。这种复杂情况的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瑞典在延雪平所生产的10弹/磅火枪（即一磅的原料能制成的弹丸数，换而言之即每颗铳弹重为1/10磅，下同）。该地的瑞典枪械制造商的老板是为弗兰芒人路易·德·吉尔（Louis De Geer），然而该地所生产的10弹/磅规格的火枪所使用的却并非是瑞典制磅或是弗兰芒磅，而是英制磅，因为这种特殊的火枪最开始是有尼德兰的武器制造商生产；后者决定使用英制磅计重，因为这种枪械也曾出口至英格兰。

  历史资料上通常指称两种不同的口径规格，这两者间往往被混淆或是误解：

  一是枪械的口径，被称为“膛径”（bore），用以定义一根枪管的内径，也是作为技术术语于英语中与荷兰语（称为gheboort）的史料之中。如果没有具体说明，或是具体指称哪种武器，那么所指的便是枪械的膛径。德语史料中用于指称火枪膛径的用语，如在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Wallhausen）所著的《步兵战法》（Kriegskunst zu Fuß）中使用的往往是“Schießnde Kugel”（即发射的铳弹）。当瓦尔豪森运用这一用语时，很容易为人所误解：

  Dann ein rechte Musquet höret acht Kugeln eines Pfunds schwer zu schießen.......”

意为一把堪用的火枪，所当发射的弹丸为八颗一磅重。然而，这里所指的是膛径而非铳弹的直径，即使他所指的火枪射击时如何。

  二则是铳弹的直径。英语史料中所通常提及时所用语是“滚”（rolling (in)），而德语和荷兰语的史料则通常用“Laufkugel”与“ loopende Coghel”，意为滚入的铳弹；或者直接简单明了的说一磅的铅能制成铳弹几何。因而，无论是“rolling (in)”、“Laufkugel”还是“loopende Coghel”，都是为指称铳弹直径的用语。尽管这些用语意味着铳弹足够在与枪管不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滚落，不过十七世纪的铳弹总是足够小以滑入，除非持有者使用了错误口径的铳弹或是枪管被严重损坏。

  绝大多数历史资料中所给出的口径数值要么是枪械的膛径，要么是所用铳弹的直径，很少有二者兼有。膛径与弹径之间的差别便是“游隙”（windage）。事实上，一些史料便对同一型号的枪械的膛径与弹径做出相应，如 J. Cruso所著的《骑兵训令》（Militarie Instructions for the Cavallrie）与尼德兰在1599年的相关法规便可以视为指定游隙的证据。因而，可以合理地假定游隙在十六世纪的后期已经是一个固定数值而非是基于经验的未知数值。据所知，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上看，枪械游隙的计算方式是在以每磅原料做成的铳弹数的基础上再在分子上增加2，例如，如果一把步枪的膛径为10弹/磅（19.7mm），那么铳弹则为12磅/弹（18.5mm），游隙值为1.2mm。由于这种计量方式会导致枪械的口径愈小游隙无法无法操控，因而短骑铳与手铳往往添加的数值为4到20不等。自然而然，无论是游隙、膛径还是弹径，都是受制于无法生产丝米（即毫米的1/10）级的枪管与铳弹的工业技术。正因如此，本篇中使用理论口径（theoretical calibre）来表示史料之中提及的枪械口径。

  近几十年来，已经进行了许多测试来确定枪械的能效。解答枪弹散布（distributions）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军器的射程的计量，这一数值使得研究人员得以计算出子弹未击中目标是最终落于何处。历史学家似乎一直认为三十年战争期间火枪的最大射程约为 200到300米，这点战场考古学家进行的测试所证实，测试中的枪弹在 200米处击中地面，随后又从地面反弹了滚动了100米的路程。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些当代的史料提供了火枪射程的信息，如Johann Boxel在1675年便写道火枪足以于390米的距离射穿木板。另一方面，克拉茨·冯·沙尔芬斯坦伯爵（Graf Cratz von Scharfenstein）曾在1634年抱怨是部所收到的火药品质过于低劣，以至于火枪手使用两倍于通常所用的火药量也无法射出80米。尽管这可能是两个极端的例子，但两者表明火枪射程取决于火药的品质，而这在不同的战斗中的表现可能会天差地别。枪械的能效也由游隙所取决。尽管较大的游隙意味着铳弹初速的牺牲与精确度的折损，然而二者却让步于更重要当枪管被火药残留物所堵塞时装填的通畅与装填的便捷与否。考虑到当代的瑞典火枪手通畅在10到15米的近距离才开火，而帝国军的火枪手则可能在70米的距离上射击，因而最大射程对于普通的士兵而言毫无意义。

  据蒙特库科利（Montecuccoli）所述，火枪手2.5分钟完成一次射击，尽管测试表明在最佳条件下火枪的射速可达每分钟2到3发。作战中的实际射速更可能是由三十年战争的步兵战术所取决，其决战之要是震慑于敌（shock attack）而非火枪手快速装弹开火之能。十七世纪的火枪说在一场战役中所携带的火药数目通常不超过12，即预计开火数不超过十二次亦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而三十年战争的火枪是否装填多颗霰弹尚未可知，这种弹药也未在吕岑的古战场发现。

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枪械发展

 

轻火枪

 

  钩铳（arquebus）诞生于十五世纪末的法国，由德意志地区的20弹/磅的半墙铳（Halbe Hakenbüchse，Hakenbüchse为一种依托城墙的重型火枪，钩铳亦得名于原本依托城墙射击时候的枪钩）发展而来。这种火绳击发的长身管滑膛枪的重量不超过5公斤，口径约为12至14毫米，成为第一种制式的单兵火器。这种火枪重要的军事价值体现于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军队中尤为体现，而这种火器从诞生之初便很快在大多数欧洲军队中取代了长弓、弩与旧式火器。

  尽管钩铳在法国的西班牙仍然保留了原名（后者名为arcabuz），但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名字研发了本土的版本：在英格兰称为“Caliver”，在德意志称为“Schützenrohr”或“Rohr”，在荷兰省称为“roer”而在瑞典则称为“rör”。使事情复杂化的是，钩铳后来在十六世纪的下半叶成为一样马上武器的用语，并将其命名与新式的轻骑兵，即“harquebusier”。为了使得骑兵能在马背上完成射击，钩铳的火绳枪机更换成了簧轮，而枪管也在整个十七世纪里不断缩短并最终成为一种新式枪型，即短骑铳；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枪械依然被称为“钩铳”。

   到了十六世纪初，鹞铳（mosquetta，即musket）是一种比钩铳的枪管更长、更重、口径更大的武器，以至于发射时必须依托枪架，在西班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十六世纪末取代了德意志的8到10弹/磅的Hakenbüchse。钩铳和鹞铳的使用者以两个不同的军种的身份至少共存了半个世纪：即轻火枪手（calivermen或arcabuceros）和重火枪手（musketeers或Rohrschützen）。目前除了东欧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外，欧洲军队使用钩铳或鹞铳是其运用西班牙式方阵的普适证据。英格兰、荷兰与德意志最早放弃了钩铳，而到了三十年战争的前半时，钩铳为射程更为优渥的鹞铳所取而代之。德意志和荷兰最后的钩铳于十七世纪初生产于纽伦堡、阿姆斯特丹和苏尔市，膛径普遍比西班牙式的钩铳更大（20弹/磅，换而言之即15.8mm或15.9mm），枪重约为3到3.5 公斤。尽管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参战各国都对火枪手进行了重新组织，不过地方的民兵（Landesdefension）和一些骑步兵可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用了钩铳作战。

 在整个十六世纪，瑞典错失了重火枪的发展。出于国王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到了1630年瑞典干涉三十年战争之前，瑞典军中的钩铳与snaphance燧火铳已更替为鹞铳。西班牙军队则从未弃用钩铳，直至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鹞铳的轻量化版本使其过时。钩铳的不同变种似乎在奥斯曼土耳其和东欧一直服役至十七世纪下半叶。

重火枪

 

  一般而言，由于枪管长度的缩减及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可以生产更薄的膛壁，三十年战争期间鹞铳变得更加轻盈，但这种发展并没有反映出它们的口径变化。在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鹞铳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荷兰或可能的西班牙跟偏好于更大的膛径，如有时被称为“真鹞铳”（rechte (true) musket）或“全鹞铳”（full musket）的8磅/弹（21.6mm）的重型火枪，到了十七世纪初为10磅/弹（19.7mm）的型号所取代。两种型号的鹞铳都出口与外国，主要但不限于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枪械可能是1626年的一位见证人的报告中提到的，即称驻波兰的瑞典军队拥有异常重大的火枪。现代出版物中经常用到的“混鹞铳”（bastard musket）一词可能是由弗朗西斯·马克姆（Francis Markham）于1622年创造：用于形容口径略小、但是仍与那些全尺寸版本的不分伯仲的鹞铳。很有可能，他所指的的便是七年前沃尔豪森所描述的十七世纪早期火枪从8弹/磅的口径迭代至10弹/径的发展。是时，“混鹞铳”、“全鹞铳”和“真鹞铳”这些名词极具误导，因为可能仅用于代指不同的火枪子型。

  萨克森在苏尔市所生产的鹞铳的膛径要小得多（16弹/磅，即17.5mm），主要出口与德意志南部地区、瑞士和奥地利。至于奥格斯堡的军火商是否在十七世纪初生产了13弹/磅（18.8mm）的鹞铳目前则尚不可知，不过即使没有也不会太晚。这些早期的鹞铳的枪重都在7.2到7.7公斤左右；而到了大约1620年代到1630年代，大口径的鹞铳普遍被放弃生产。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所生产的鹞铳的膛径为14弹/磅（18.3mm），而阿姆斯特丹和苏尔市所生产的膛径则为15弹/磅（17.7mm）和16弹/磅（17.5mm），重量约减轻至5.5公斤。

  1631 年，古斯塔夫命路易·德·吉尔为 32 个步兵团装备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瑞典轻鹞铳，这种枪型在苏尔市、阿姆斯特丹和延雪平生产，膛径为10弹/磅（19.7mm），枪重4.6公斤，据说是第一款可以不依托枪架射击的鹞铳，而这种武备的迭代而使得钩铳过时。目前尚不清楚古斯塔夫为何订购如此大口径的火器，这与 1620 年代正在的鹞铳的小口径化发展相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瑞典军中仍在使用老式的10弹/磅鹞铳（m3），而古斯塔夫则徒劳的试图使这种规格保留下来以实现枪支的标准化。1632年，第一批轻型鹞铳便交付与瑞典军队；如塞巴斯蒂安·德纳 (Sebastian Dehner)于 1632 年 5 月 6 日的情报，一个瑞典连队的火枪手带着没有枪架的鹞铳直抵罗腾堡（Rothenburg）。奇怪之处，在于瑞典在大北方战争之前一直为鹞铳保留更大的口径。

  然而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枪架随着新式鹞铳的出现而消亡。1620 年代的荷兰-德意志的鹞铳并不比早期的西班牙轻火枪重多少，而且重量轻到可以不用枪架。因而，古斯塔夫并非如人所述的那样突然发明了新式的火器，而只是随着主流。瑞典军队并无意取消枪架，新式的鹞铳亦仍在使用，而斯德哥尔摩军械中所存的枪架数甚至从1626年的5300杆增长到1635年的12126杆，到了1645年在减少至826杆。可能是出于习惯，鹞铳手直到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依然在使用着枪架，尽管不在需要。

簧轮骑铳

 

  短骑铳的信息为人所知之甚少，而这种枪械的发展过程似乎与鹞铳相类。17 世纪初，荷兰所使用骑铳为14弹/磅(18.1mm)的大口径式，而费拉赫（Ferlach）所生产的则约32-38弹/磅（13.1到13.9mm）；到了162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荷兰所产的骑铳减少至15到20弹/磅（分别为17.2mm和16.1mm），而苏尔市则在1630年代生产了备受青睐的16弹/磅（16.8mm）骑铳。尽管如此，依然有着太多的例外情况，而无法谈及标准。不幸的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骑铳在1620年代末被重新改造，用老式的枪托和枪管配上了崭新的簧轮枪机，这当然反映了20年代到40年代服役的骑铳的规格。正因如此，在吕岑会战中所使用的骑铳的膛径由13.1mm到18.1mm不等，并且16.8mm规格的颇多。

簧轮手铳

 

  三十年战争中前期的手铳往往倾向于饰物而非作战火器，其中许多仅仅生产了一对而非大规模的量产。根据格拉茨军械库中的库存，德意志-奥地利地区的手铳在17 世纪初的口径相对较小，为 10.0mm至 12.7mm，而到了1620年代，纽伦堡和苏尔市生产了口径为35弹/磅（13.1mm到13.5mm）的稍大口径的信号。到了30年代到40年代，可能是出于战时产量的猛增，手铳上装饰性的纹路消失了，膛径也变得更大，大者足有16.0mm；而小口径的仍然生产。然而，在吕岑会战之前不太可能有许多大口径的手铳涌入帝国军队和瑞典军队中，而关于荷兰与北欧手铳的发展情况尚不清楚。在瑞典军中服役的约翰·克鲁索（John Cruso）曾在1632年表示典型的军用手铳的规格为20弹/磅（15.6mm），而如果将手铳的发展与鹞铳和骑铳相比，那么荷兰在十七世纪初所生产的手铳似乎相较于后来生产的口径也更为重大。

线膛枪

 

  如果说今人对于近代早期的滑膛枪械的了解相当有限，那么对早期的线膛枪则更是只是甚少，因为这些枪械并非标准的军用火器，因而亦在是时的军事手册中为人忽视。近代早期的枪械的不精确并非只是一样军事问题，军队常用火枪的齐射来弥补这一缺陷，而对于直至十六世纪末除了枪械更会使用弩的猎手与枪械赛手而言更是难以克服的缺陷。为了提高枪械的精度，最早的线膛枪管于15世纪后期为人所尝试，尽管这种枪械很可能是为了打猎与打靶比赛而发明，然而其价值很快便被军方所看重。线膛枪往往为奥地利军队所用，特别是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小股袭击者作战的边境防御战中，这种作战情况下对目标的命中比火枪的齐射更为重要。这些武器在格拉茨军械库中均有原物的手昂，其中最古老的约产于1520到1540年。

  格拉茨军械库的线膛枪的口径为11.0mm到16.5mm间，分别由施蒂利亚、纽伦堡和奥格斯堡所生产，但是无法确定型号的衍变。17世纪下半叶的瑞典snaphance燧火线膛枪的口径小得多，为8.8mm。尽管是较晚诞生也较为先进的火枪类型，不过北欧的线膛枪似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脉路。一把可能是神射手所使用的没有膛线的Snaphance燧火枪的口径也相当之小，仅有6.0mm。看似线膛枪才是真正的军事发展的趋势所在，然而通常很难确定这些线膛枪究竟为军用还是用于民间。

编制、武备、阵型与战术

 

  三十年战争期间编成了诸多军事手册，其中大部分是由富有经验的军官所撰，对阵型和战术做了相当上乘的描述，不过却也笼统。换而言之，是时的军队与其武备、架构、作战阵型与战术均在不断发展。当代的指挥官往往需要在每场战斗中虑及兵力的额度、天时与地利，并相应的调整自己的战术，反过来这又使得对特定部队在特定的作战中所使用的武备与作战阵型往往难以寻觅。除此之外，还当需考虑长期服役后士兵装备的更换，因为在长时间的出征中士兵无一例外的都倾向于根据自己所需与作战需求更换自己的武备。一些兵团有时会在缺乏足够训练与装备的情况下仓促组建并投入战斗，而一些老兵团则往往更换更好的甲胄与武器，不过这些当代的观察结果很少有史料以佐证。战场考古的重中之重在于了解每个单位部队的实际编队规模与士兵间的间距，这对探究编队的部署与小规模的布局尤为重要。

军事组织：行政编制与作战架构

 

  三十年占中的行政编制与作战编制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行政单位为团（regiment），下辖若干个连队，而只有在战斗中团才以作战编织形式部署。在瑞典军队与帝国军队中，步兵与骑兵的主要作战编制是“营/中队”（squadron），而作战编织中的“营”（battalion）这一用语出现于三十年战争后期，战后转换为行政单位。为了确保作战能力，往往由数个战斗能力较差的团中挑选兵员组建一个营，或者反过来由作战能力较强的团拆分成若干个，而少数连队（主要是重火枪手的连队）往往会被作为分遣队独立编成。瑞典军队往往三个步兵营组成一个旅（brigade，或者换而言之，一个大方营由三个分营组成），这一编制只为作战而组建。然而尽管如此，瑞典军队中团和旅的组织结构在作战期间往往固定。1633年帝国军队也尝试了旅级编制，但却在吕岑会战前却并非如是。

三十年战争中的骑兵

 

    理论上，三十年战争中的骑兵部队可分为四类：甲骑兵（Cuirassiers，重型骑兵）、铳骑兵（Harquebusiers，中型骑兵）、克罗地亚式骑兵（Croats，轻型骑兵）和骑步兵（Dragoons，骑马步兵；大多数名义上的步兵，但是1632年开始后在帝国军队的名册中却被列为骑兵）， 但实际上其中许多是数者兼有的， 特别是瑞典的骑兵。在战斗中，骑兵根据其所属骑兵团的规模以中队的规模作编制。在吕岑会战中绝大多数骑兵团的兵力都足够强大，足以编成单个中队编制，不过一些如黑森骑兵团的较弱团级编制则往往与其他团并作一个中队，少数兵力充裕的骑兵团则可以分作两个中队，如Bernhard的内近卫团；每个骑兵中队往往编以三到十排。骑兵战术所使用的理想间距的一些概念由当代的军事手册所示，每个重骑兵的正前方至少需要1.0到1.2米的横距，而纵深则至少为3米，轻骑兵则往往才用松散阵型，每个骑兵正前方的横距通常为2米。然而，这些间距在混战、撤退与逐击战中变得毫无意义，而重骑兵进攻阵型中1.0到1.2米的间距似乎太小而无法机动，实际的间距更可能是1.5米。

骑兵战术：半回旋、射击-撤离与冲击

 

  在近代早期的战争中骑兵主要使用两种形式的战术：冲击与半回旋（Caracole）。在实施冲锋时，骑兵倚仗马势斩刺兵器的力量冲破敌阵；而在运用半回旋战术时，骑兵贴近敌阵以单纵的形式鱼贯射击，随后列队转向90到180度撤回安全的位置。关于半回旋战术的批驳与这一战术本身几乎一样古老，而对于这种战术的驳斥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后期，是时的荷兰军事改革家拿骚的约翰（Johann von Nassau）在著中写道骑兵的冲锋往往比半回旋更起成效。绝大多数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德意志骑兵以半回旋的战术作战，而人们错误的认为古斯塔夫的胜利却是主要是基于其麾下骑兵更倾向于积极的冲锋。这种军事神话部分来源于对于这种战术的误解，半回旋是为骑兵攻击部署于密集的反骑兵阵型中的步兵而应运而生，因而无论对于十七世纪的长矛方阵还是拿破仑时代空心方阵（square）的密集刺刀阵，这种战术在黑火药时代从未真正过时。在吕岑会战中，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 (Ottavio Piccolomini)曾言己部曾运用半回旋战术对抗瑞典的步兵方阵，后者架好长矛与之对阵，然而这种反击却未有成效。另一方面，在骑兵间的作战中半回旋是不甚明智的伎俩，而这种战术往往与另一种称为“射击-撤离”（firing and retiring）的战术混淆，后者是轻骑兵在较为松散的编队中所运用的一种小规模运用的战术。而无论是射击-撤离战术还是半回旋，二者都并非吕岑会战中神圣罗马帝国的甲骑兵的标准战术，尽管这些战术经常被声称为之运用。

 

华伦斯坦的甲骑兵

 

  三十年战争中，甲骑兵往往装备一把利剑、配以两把手铳并身披盔甲。在战争期间，骑兵的甲胄样貌翻天覆地。战前的甲骑兵全副武装，盔甲覆盖全身，包括脸面（即面甲viso）与肢端；然而这种甲胄价格昂贵、使人疲劳而在战斗中穿着不便。到了三十年战争爆发时，小腿的保护被舍弃，余下的甲胄面积缩减为仅为胸背提供防护，而封闭的头盔也为开放的匈牙利Zischäge式头盔所取代。到了1635年后，全身的铠甲再无人订购。

 1631至1633年的帝国战争订购清单指明甲骑兵穿着的是德意志式的全副铠甲（full armour，当代往往指四分之三甲）；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则在《瑞典风闻纪》（The Swedish intelligencer）中声称他们在吕岑穿的是黑色的全身甲胄，这些对今人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战争购单并不准确，而且沃茨也并非战斗的目击者；"全副盔甲 "这一用于也不一定是指从头至脚都给予防御的甲胄。虽然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测神圣罗马帝国的甲骑兵确实穿着各种盔甲，从带护膝的四分之三甲（也被称为 "帕彭海姆甲"（Pappenheimer），以战死在吕岑的帕彭海姆元帅的名字命名）到简单的带有开放式头盔的两当甲皆有。在帝国投入吕岑作战的七个甲骑兵团中，Lohe部的骑兵缺乏甲胄 ，而Sparr部被逐出战场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该团的骑兵只装备了简朴的护甲（lacked armour）。其余五个骑兵团（ “Götz”团、“Holk”团、“Trcka”团、“Desfour”团与“Bredau”团）则坚守阵线，甚至对瑞典的骑兵发动过冲锋，这表明团中的骑兵装备精良。

  最早建成的帝国骑兵团是“Götz”团，于1626年成立；其他团在1628年到1632年之间成立，这可能对他们的装备有所影响。“Götz”团很可能装备老式沉重的的四分之三甲，这可能是Watts描述的从头到脚都着黑色盔甲的部队。帝国军队的许多甲骑兵都配备了口径为10.0mm到13.5mm的德意志-奥地利式小口径手枪。甲骑兵之于帝国军队中为其精锐，部署在内翼以支援步兵，在会战中挽救了华伦斯坦的部队，因此往往用于小规模的战斗，而非是用于长期的征战。

华伦斯坦的铳骑兵

 

  铳骑兵最初是作为轻骑兵发展而来，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成为中型骑兵。理论上，这些骑兵携一把骑铳、一两把手铳及剑，着前当胸甲与开放式的头盔，但是实际上却很少穿着甲胄。帝国军中的铳骑兵可能混用费拉赫产的小口径骑铳（13.1mm到13.9mm）与苏尔市产的中口径骑铳（16.8mm），不过不太可能装备任何数量的荷兰产大口径骑铳。与甲骑兵部队的卓越表现相比，铳骑兵在吕岑会战中的糟糕表现几乎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全军覆没。这些铳骑兵部队因违抗军令、玩忽职守与在作战中使用“半回旋”而为华伦斯坦所斥，战后他在布拉格将其中的一些人判死。会战结束后华伦斯坦下令将这些铳骑兵升格为甲骑兵，没收所装备的骑铳并禁止再使用半回旋战术。华伦斯坦的严酷的苛责忽略了如此事实，即铳骑兵是充作侦察察并在战斗中支持骑兵，而非与冲锋的瑞典骑兵正面作战；除此，且由于他被战事扰的心烦意乱，并没有主要到半回旋和射击-撤离战术的区别。1633年，华伦斯坦命令帝国铳骑兵团由原先的21个裁军至16个团，不过直至战争结束，这些骑兵团仍在投入作战，且依然没有着金属盔甲；而三十年战争的经验表明，中型骑兵的任务大可以由轻骑兵（如克罗地亚式骑兵）或骑步兵所圣人，且后者往往完成的更好，而更重要的是这两种骑兵都比铳骑兵更为廉价。

华伦斯坦的骑兵编队

 

  关于吕岑会战中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兵部队的纵深，人们所知不多。通常来说，这些骑兵的纵深为五到十排，而根据斯德哥尔摩战争档案中的速写，吕岑会战中帝国军的骑兵纵深一般被认为部署为六排。尽管这些速写没有证明具有可靠的史料来源，但是华伦斯坦的侧翼没有足够的侧翼，这表明他的骑兵部队似乎被部署在最低限度的五到六排纵深以确保足够的正面宽度，而以防止侧翼被包抄。

 

古斯塔夫的骑兵部队

 

  在吕岑会战中，古斯塔夫国王投入各种各样的骑兵进入作战，但是在瑞典的部队名册与伤亡名单中只是笼统的称为“骑兵”（cavalry），因而难以这些骑兵的装备。在古斯塔夫统治初期的1611年，瑞典骑兵部队的状况令人堪忧，马匹太小，本国的枪械制造商无法制造簧轮枪，也没有充裕的至今为其配给甲胄与昂贵的骑铳。古斯塔夫的应对措施是给每个骑兵中队的前三排装备胸背两档甲（而非四分之三甲），并取缔原有的少量的骑铳的配给。事实上，这意味着铳骑兵部队被取缔，且这些骑兵部队被改组为半甲骑兵（semi-armoured cuirassiers）。由于火器射程的缩减，这些骑兵无法使用开火-撤离的战术，只能被迫使进行更具有攻击性的冲击，这可能是古斯塔夫不得不命自己的骑兵部队冲锋而非在战斗中运用半回旋的神话的现实原因，后者也通常被认为是骑兵战术的革命。无论如何，古斯塔夫的骑兵改革在大多数战役中都富有成效，但是在吕岑会战中，瑞典骑兵如弗利特伍德写道：

  若非步兵坚如磐石，我军将万劫不复；而我们的骑兵则表现得一无可取”

这种抨击毫不奇怪：帝国军队的甲骑兵的装备要比瑞典骑兵好得多，训练更加有素，且与瑞典骑兵一样知道如何冲锋；古斯塔夫亦知晓这些甲骑兵是如何危险的对手。

  瑞典军队中的芬兰骑兵则被称为“Hakkapelit”，这一称谓源自他们战斗中的口号“hakkaa päälle”（狠狠的痛打），是东欧式的轻骑兵，在吕岑会战用以保护瑞典军队的右翼外侧。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后，古斯塔夫招募了许多德意志骑兵团，尽管瑞典从未建立过真正的甲骑兵团或是铳骑兵团，但是其麾下的德意志骑兵似乎两者兼备；而尽管未经证实，古斯塔夫的瑞典本土骑兵也坑你在德意志获得了一些骑铳，可能是苏尔市所产的中口径型号（16.8mm）与来自荷兰的大口径型号（17.2mm到18.1mm），不过这些骑兵的数量依然远少于拥有真正的铳骑兵部队的华伦斯坦一方。

  蒙特库科利和威廉·瓦茨都声称瑞典骑兵通常部署为三到四排纵深，而关于吕岑会战的速写则显示只部署了三排。

步兵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步兵部队由火枪手（musketeers）与矛手组成（pikemen）。理论上，矛手装备一把长5.5米长的长矛、一把剑与一顶头盔，而除了少数身穿两档甲和护腿外，其余的矛手都不着甲（后者被称为“Picche Freeche”）。对于瑞典步兵来说，有证据表明其中的矛手在长时间的作战中丢弃了笨重的甲胄与超长的步毛，或者至少缩短了步矛的尺寸，但这似乎并非只是瑞典军队的问题，另一边的帝国军队中的矛手也是如此，如此而以增加阵中无甲矛手的人数。这可能是矛手的人数不断被裁减的原因，尽管这些矛手依然需要保护无法抵御骑兵的火枪手。在吕岑会战中，瑞典步兵中的73.8％是火枪手，而只有26.2％是矛手。另一边的帝国军队无有确切的数值，不过考虑到华伦斯坦能在不减少步兵团火力的情况下分遣出至少1200名火枪手，他的步兵中可能至少60％到65％是矛手。

  火枪手通常装备鹞铳与枪架，许多人不配剑，尽管这也是名义上的制式装备之一。在布赖滕费尔德，许多瑞典火枪手用枪托当做棍棒发动冲锋，这可能比一手握剑另一手持火铳、枪架更为便捷。吕岑会战中可能也是如此。在三十年战争中，一名步兵所需的正面宽度约为1.0到1.2米，纵深2.1米。

  三十年战争期间，步兵阵型和战术适应了武器的快速改进。在战争初期，西班牙的 "方阵"（cuadro）和荷兰式小阵在欧洲战场上风靡一时，而古斯塔夫将改革后的荷兰式阵法（即瑞典式方营Swedish brigade）引入了欧洲战场。在另一边，华伦斯坦可能恢复了蒂利的军事改革，将天主教联盟军队中的西班牙式的步兵方阵发展为后来被称为德意志式步兵方阵，后者三十年战争后期及英国内战中成为了主流。

瑞典方营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方营经历了数次改组。在经过一些四分营编队的尝试后，到了1632年瑞典步兵通常编作三个分营，其中一整个分营类似荷兰式小阵编组，只有六排纵深，而全部三分之一的火枪手充作预备队，剩下的三分之二要么部署于两侧矛手队的侧翼，要么掩护于中阵的矛手之后（图14-1）。正如R.Monro在其著（His Expedition with the Worthy Scots Regiment levied in August）对布雷滕费尔德会战所描述的那样，预备队的火枪手主要用以补充敌火炮造成的缺口。

  一个分营中的矛手队与火枪手队彼此之间的间距只有五步，这些间距可能是留给军士（sergeants）；方营与方营之间的间距则常为当代的军事理论家、目击者与现代的史学家所谈论，而R.Monro则提到一个骑兵中队可以在布赖滕费尔德之战部署的两个方营的间移动，这似乎是十七世纪的惯例。以吕岑会战为例，一个骑兵中队平均223骑，正面宽度为37米（六排纵深）到74米（三排纵深），这似乎与两个瑞典方营（即旅级）之间部署火炮、供预备队移动及撤退士兵方面的合理间距相符。在中阵的或是战斗开始时的前进阵列中，第一个分营的矛手占据阵前，火枪手紧随其后，第二、第三个分营中的火枪手则两翼的矛手外列为一横。矛手占据中阵前排的原因可能是让装备甲胄的矛手吸引火力、而使得火枪手在抵达直击射程之前相对不受影响的考虑。

  瑞典方营于战斗中如何运转，今人无从得知，不过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基于火力优势的进攻阵型。发动进攻时，火枪手从第一队分营的矛手的两侧通过，或是直接穿过其中，在距敌10到15米的距离进行两轮齐射，前三排一排跪地，第二排身体略前倾，第三排站立。射击完毕后，后三排的火枪手与前三排的交替位置，以相同的方式完成射击（图15）。据R.Monro所述，如上所述的多排齐射是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为部署于两翼的火枪手对抗骑兵冲锋而设，不过这种复杂的行动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整个方营进行。往往在敌人还没来得及重整旗鼓和收拢队伍时，要么瑞典的火枪手早已用剑和枪托发动了冲锋，要么矛手早已刺破敌阵，古斯塔夫的步兵战术的本质之要是火力与后续步兵冲锋的结合，理解这点至关重要。

  对于瑞典方营如何形成防御阵型则没有相应的记载，理论上，很可能是第二、第三分营中的矛手在第一分营的两侧前行列阵，掩护火枪手于其后（如图14-3）。显而易见，这一阵型的弱点就在于侧翼异常薄弱，不得不通过不断机动来构成防御，而复杂的程式似乎也是瑞典式的方营最后被弃用的原因之一。

 

吕岑会战中的方营

 

  瑞典旅级方营是只有在战斗中才会建设的作战编制，根据兵力通常由1到5个团组成。在吕岑会战长，八个方营中的五个下辖三个团，这表明每个分营由一个团的兵力构成。如此解释也得到了11月14日瑞典的兵力汇表的支持，其中除了一个团外，其余团的矛手数都可为6所整除，从而得到双数倍的行列；而火枪手在七个团中可以被6整除，八个团甚至可以被18整除，这表明后者在分遣出三分之一作为预备队后可以形成双数倍的纵横。如此表明在至少在11月14日各团已经完成了重组，使得每个团都有充裕的兵力作为一个完整纵列的方营，也是各个分营仍然在部署预备的火枪手队的证据。

  在每个方营的分营中，理想的兵力不计军官包括216名矛手（占42.86％）与288名火枪手（占57.14％）。到了吕岑会战时，矛手的人数大幅下降，在绿色旅中，绿色兵团的矛手占34.65%，黑色兵团占17.89%，而Leslie的苏格兰团中仅占6.25% (简图14-4) ；蓝色旅中的两个团则干脆完全没有矛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瑞典方营在会战中是如何以如此少的矛手发挥效用。Brzezinski曾在其著（Lützen 1632. Climax of the Thirty Years War）表示瑞典的步兵并不是总是列作六排，有时只有三到四排纵深，对于火枪手来说如此似乎不太可能，对于拥有如此之多的火枪手占比的瑞典方营而言毫无必要且会降低火力输出，后者也是古斯塔夫取得成功的基石；除此之外吕岑的战场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使步兵列为三四排部署。然而尽管如此，考虑到完备方营中前排矛手中的狭窄的六排阵列，一些矛手占比较少的分营可能只部署作三排纵深，绿色旅与新蓝旅尤为如此。这两个旅组成的方营因没有必要保留过多的矛手，因为部署于侧翼的骑兵附近，即使面临被帝国军的骑兵冲击的紧急情况也可以得到友军的支援。

  关于各团在方营中的站位，则不为人所知。不过可以合理猜测拥有最多矛手的团组成中央分营，以维持整个方营的阵容，而如果中央分营的矛手溃败，整个方营便会随之瓦解。

  而在会战结束后，不足为奇，因瑞典方营在吕岑会战中遭到帝国军的骑兵部队的攻击而伤亡惨重，而导致了方营的重组。到了1634年9月6日的诺德林根会战，所有分营中的火枪手都列于矛手两侧，以使每个分营能更独立于方营独立行动。而到了1636年10月4日的维特施托克会战中瑞典军队则完全放弃了旅级编制，仅以营（即原来方营中的分营）部署，且得到了吕岑会战的教训由骑兵预备队所掩护。

西班牙式方阵：cuadro

 

  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对蒂利的大获全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机动编队与线列战术对规模更大而不甚灵活的方阵的完全胜利，而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又重复了相同的错误，如此的观点或多或少展现了现当研究对于天主教联军所使用的西班牙式方阵的偏见与神话。

  在西班牙式的编制中，团级编制为“Tercio”（三一团），意为三分之一，可能是指全军分为步、骑、炮三部，是为步兵的行政单位，而战术上的组织则被称为“escuadron ”（方阵；意大利语：squadroni；德语：Schwadron）。在战斗中往往由数个三一团凑成一个方阵，或是由同一个三一团拆分成若干个，这是是时所有军队的惯例。每一个方阵的矛手部署于阵中，而两翼则是被称为侧卫（guarniciones）的钩铳手。就此来看，除了编队的纵深之外，西班牙式的方阵与任何近代早期的瑞典分营无有不同。理论上，瑞典方营中的分营以固定的六排纵深部署，而西班牙方阵的纵深则是根据阵型而变化，如正方阵（cuadro de gente）中的矛手就列为多排，而野战方阵（cuadro de terreno）、展式方阵（cuadro de prolongado）与宽面方阵（cuadro de gran frente）中的行列则较浅，而带有较为宽阔的正面。无论何种方阵，侧面皆由轻火枪手庇护。

  除此之外，西班牙的军队往往组建若干个小规模的火枪手编队，被称为“mangas”（意为袖子），在交战前通常部署于方阵的四角，是为袖阵。如此，整个编队具有了典型的西班牙式阵型的外貌，而被错误的称为“西班牙大方阵”。每个方阵连同部署在四角的袖阵形成的大编队人数至于六百到三千人之间，平均则是每个编队一千人。在战斗中，袖阵是高度机动性的编队，在需要之处提供火力支援，且并不会永远附着于方阵，如此使得西班牙的步兵编队能灵活的适应各种战况。显而易见，西班牙的步兵编队并不如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庞大，而在三十年战争中显得僵化而过时。

 

神圣罗马帝国的方阵

 

  在三十年战争初期对战争影响最大的将官非约翰·策尔克拉斯·冯·蒂利伯爵莫属，他于 1576 年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而开始了军事生涯，在那里他从一些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那里学习了西班牙的战争艺术，并投身于欧洲各地的战斗。1610年，蒂利伯爵晋升为中将，不着组织天主教联军的事宜，不过尚未清楚帝国军队与其盟军的战术在蒂利的指挥下如何发展。

  根据捷克共和国考古调查的结果，似乎有了证据证明蒂利在接管天主教联军和三十年战争的初期将西班牙式的编队引入到了帝国军队之中。在1629年的公爵森林堡攻防战（Battle of Den Bosch）中，西班牙部队部署步兵于浅排纵深的阵列，每个方阵只附两个袖阵，而可能蒂利并非无有受到这一军阵演变的影响。根据考古结果，蒂利的“ Comargo”团并没有配属任何数目的骑兵，而侧卫的轻火枪手往往是采用西班牙式的步兵编队的证据。究竟是华伦斯坦在1632年组建军队时从这个团里取走了轻火枪，还是蒂利在此之前就将团中的钩铳手遣散，目前尚未确定，但是后者似乎更有可能，因为轻型的钩铳在三十年战争的初阶段就不再生产。如若这一假设是为正确，那么应当是蒂利别人而非华伦斯坦通过将两组火枪手队直接附于阵中的矛手处而将帝国军的步兵阵型改造为西班牙式编队的简化版本，不过仍需来自布赖滕费尔德古战场的额外考古证据来加以验证。

  对于蒂利是否曾在1631年9月17日的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将步兵编作三十排纵深的cuadro de gente毫无证据，不也无有可能，因为即使是西班牙军队也只有在面临具有骑兵优势的敌军时才会部署作这种阵列，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不甚可靠的铜版画也无有显示这种阵型。另一个神话则是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以及日后的罗克鲁瓦会战展现了西班牙式步兵方阵对于更加浅薄、也更加现代化的劣势之处，然而两场战斗都是由两翼的骑兵决定，而帝国军和西班牙的步兵则在骑兵决定性的战斗后遭到屠戮。正因如此，Junkelmann认为蒂利将步兵编队部署作十到十二排纵深。

  另一方面，尚未清楚为何当代的铜版画上吕岑会战中的华伦斯坦部列作cuadro de terreno，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并非如此。如蒙特库科利的方阵，华伦斯坦将步兵列作七排纵深，重火枪手列于两翼，与斯奈尔画中的如出一辙；而据新教联军的目击者弗利特伍德所说帝国军则是“敌列阵如我”，这可能意味着帝国军的列阵与瑞典军队相似，而帝国军的每个方阵则有一千人，强于瑞典的分营，这可能是霍尔克将其称为“方营”的原因。

  令一些史学家感到惊讶的是，在会战中华伦斯坦部署了与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完全不同的阵型，然而就目前的证据看，华伦斯坦更可能是将纵深从十到十二排减少为七排，而使得蒂利的军改暂时告一段落，而六排纵深的阵型将成为帝国军队在三十年战争剩余的时间里所运用的阵列，如此阵列在英国内战期间被议会军所运用，后来也为王党军所用。

  而直到诺德林根会战，西班牙-天主教联军中的重火枪手都采用单横射击，在射击完毕后撤回到整个编队的后方而让位于后一排的火枪手，这种战术被称为“Caracoling fire”（即轮换射击），并非一定逊色于瑞典的齐射战术。应当注意的是，诺德林根会战中的决胜只要是西班牙的步兵，而是役是为西班牙-天主教联军的决定性的胜利，而若非西班牙式阵列与瑞典的方营相比早已过时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步兵采用何种阵列只是取得成功的的要素之一，而兵力、战斗经验、训练状况、士兵的身体素质、团队的凝聚力与卓越的领导及士兵对于军官的信任与之同等重要。对步兵阵列进行简化的主要原因是在战斗中更易于掌控，尤其是对于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而言。

 

猎兵＆线膛枪手

 

  一些史料表明在三十年战争中无论何方都承认神射手的优势，且可能在吕岑会战中为己所用。1611年，古斯塔夫招募了第一支记录在案的骑步兵，是为一支由48为神射手组成的猎兵连队，这种部队很可能现身于吕岑会战中。效仿古斯塔夫的先例，瑞典的黑森-卡塞尔盟友可能招募了三个配马的猎兵连，后者可能未出现于会战中。

  早在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便早已在军队中投入神射手，但历史资料很少在谈论战役时将其涉及。到了 1642年，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米西利安招募了一整个猎兵团，这表明天主教联军很可能在之前便尝试过可能是连级的小规模编制。

  能胜任猎兵的必须是射击经验的射手，这也是为何古斯塔夫招募猎人的原因。出于由于 Schützenverein（线膛枪协会）和 Schützenfest（射击比赛）的悠久传统产生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射手，在德意志地区招募神射手往往更为容易。这些猎兵很可能装备了各式各样的线膛枪，且对自己所熟悉的枪械异常青睐。

瑞典的合成战术

 

  出于骑兵缺乏骑铳带来的远程火力的劣势，古斯塔夫在两翼前列的骑兵中队间混编了火枪手连队以将其弥补。在吕岑会战中，瑞典一个火枪手连队约有72人，而两个骑兵中队之间的间距则不甚固定，而当代军事手册也通常不会将其提及。根据对瑞典的合成编队作了最好描述的蒙特库科利所言，各骑兵中队彼此之间的间距为20步（即约为15米），每个间距处部署一个火枪连，而这种空间大小对于一个六排纵深与八行纵列的连队而言完全充裕。

  在战斗开始时，常由阵中的火枪手进行轮换齐射，再由骑兵冲进敌阵复出，随后再由火枪手进行一轮齐射。如布赖滕费尔德战役，这种战术富有成效，事实上专于瑞典战术的蒙特库科利便直言这种战术是瑞典参战的大部分战役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然而尽管古斯塔夫在是役结束以来便通过在每个阵中的火枪手连队部署两门团属炮以增强活力，然而瑞典骑兵却始终无法突破全副武装的帝国军甲骑兵的包围。

  瑞典军队的制胜之要是步兵方营在重炮阵与团属炮的火力支援下，以近距离射击随后冲锋的形式发动进攻。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的一开始，包括团属炮在内的所有瑞典火炮都在中距离上开火，随后步兵在不还击的情况下前进道10到15米的近距离发射两轮齐射并发起冲锋。这种战术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很有成效，因为西班牙-天主教联军的骑兵早已于侧翼被瑞典骑兵所败。

 

帝国军队的合成战术

 

  在吕岑会战中，华伦斯坦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术以适应瑞典战术所带来的改变。据霍尔克所说，华伦斯坦在两翼的阵线都部署了额外的火枪手，以给予骑兵对抗瑞典的火枪手连队的火力。华伦斯坦的火枪手很可能是以50人连队的形式部署在每个侧翼的四个骑兵中队间，尽管如霍尔克说的是 "列与骑前"。

  另一个简单而富有成效的战术则挽回了华伦斯坦军队溃败的命运，帝国军在步兵方阵阵中的后方部署了小支骑兵中队作为预备队，这些骑兵直到瑞典的方营与之交战后再袭击其侧翼，取得了压倒性的成果。瑞典方营中的矛手太少，无有充裕的兵力保护阵中的火枪手，而古斯塔夫亦没有在一线的步兵后部署骑兵以为增援。在吕岑会战的灾难之后，这种由步兵和骑兵相互支援以掩护步兵撤退及籍此扩大战果的战术在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和英国内战期间变得尤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