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么，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和这种极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注：“阳光下的地盘”一语引自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的演说。1897年他在国会中说：“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逼近，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极大势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在为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倾注全力同俄国的革命决一死战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人力物力的丰富宝库吗？当然不能！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摧毁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么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把西方金融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最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象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2]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1902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现在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约·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页）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么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
　　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代替了革命政策。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束之高阁。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金融资本的极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注：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并当之无愧。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训练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许多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么，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3]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1917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更少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成熟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无情地打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4]，——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粉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5]〕，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6]，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7]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巴塞尔决议就被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度：

　　“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比较，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净尽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态度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页）

　　有些人说：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郑重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列宁还在1904年，当我们党还幼弱的时候，就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约·斯大林注〉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页）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