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视频文案（仅供交流）

一位贵族美少年，因为一场意外而沉睡了七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转变成了女性，性别的转换也改变了她未来的前途和生活的体验，这是世界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8年发表的一部充满浪漫气息和夸张手法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奥兰多》，记录了16世纪到20世纪400年间的英国社会风尚，把女性作家艺术追求和主体成长过程中的焦虑、犹疑到重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后世的学者们眼中，这是最能彰显作家女性主义观点倾向的作品；直到今日，这部小说依旧值得我们去阅读、欣赏，感悟文字背后的力量。

一、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谁？与人们对《奥兰多》的一些误解

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原名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其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是英国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作家，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些身份，尽管伍尔夫没有像兄长一样拥有上学的权利，但是在家中却能够被赋予极大的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她能够在一个女性普遍无法受教育的年代，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这也为日后伍尔夫的文学造诣打下坚实的基础。

她的思想是一片净土，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染指，加之父亲性格中敏感、极具冒险精神、辨识真理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给她留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使其日后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女性主义理论成为了可能。

1906年起，伍尔夫的兄长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频繁地来到家中做客，逐渐凝聚成了一股新兴的文学力量，即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Group），一个在英国二十世纪初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文学艺术社交圈。

这个圈子中的人都是日后世界闻名的才子文人；包括了《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E.M.福斯特，与法国的莫洛亚、奥地利的茨威格并称“20世纪三大传记作家”的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长诗《荒原》(The Wasteland)的作者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T.S.Eliot)、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贯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美文学史的重量级人物《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的作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此外，诸如经济学家凯恩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等诸多英国文艺界的精英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座上宾。

弗吉尼亚也通过文化圈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犹太人伦纳德.伍尔夫。但她对二人之间的爱情，一方面认为“有着英格兰爱情之间最美好的样子”，一方面“在炙热的爱情里感觉到一股疏离感”，对伦纳德热烈的欲望表达回应冷淡，又带着对其犹太人身份的同情在与之交往，在纯粹的精神交流中杂糅了弗吉尼亚复杂的过往感情。

伦纳德在自己创作的《智慧的童贞女》一书中多次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性冷淡倾向，这让伍尔夫后续两次精神病发作都与这本书的创作有关，也正是因为伦纳德给予伍尔夫一种“精神上对于美好感情融合的最高体验的满足”，而非一种驯服式的治疗，他们才能通过婚姻而联结在一起，同时让伍尔夫的性格在这段美满的感情中趋于完整，也有助于伍尔夫构思她的两部作品《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和《海浪》(The Waves)。

伍尔夫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复杂又极其敏感的女性。同母异父的兄长的性骚扰使其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但伦纳德的出现又让伍尔夫拥有一种精神世界的全新体验，超越了单纯的肉体关系而存在着。《奥兰多》这本书里，变为女儿身的奥兰多和以后的丈夫谢尔相遇，似乎就有伦纳德和伍尔夫的爱情的缩影在里面；在伍尔夫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里，丈夫伦纳德包容和接纳了她复杂敏感又丰盈的灵魂。

对伍尔夫的创作拥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三位女性，其中第一位便是其母亲茱莉亚.斯蒂芬。母亲的存在使伍尔夫在心目中构建的女性形象拥有更多元和深层次的基础性表达；她的早逝对伍尔夫是巨大的精神打击，随后便被伍尔夫以“画像”的形式构建，出现在她的小说里，如《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一位受到家庭成员不同程度的精神依赖的女性形象。

第二位对伍尔夫创作有较大影响的便是她的姐姐瓦妮莎。伍尔夫或许在潜意识之中，将瓦妮莎的婚姻与自己的无性婚姻进行过比较，这也让她对自己的处境有着焦虑的情绪。瓦妮莎在母亲和大姐去世后，便要以长者的身份照顾这个家庭；她的婚姻看似幸福，而在丈夫出轨之后，她毅然选择另一位男性作为情夫进行同居，尽管她的情夫是一位男同性恋。她的情感内敛而不外露，玩世不恭并追求着人生的终极目标——艺术，因此也不会对身边的过路人有任何的留恋。在她身上，伍尔夫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自由的女性存在形式。

第三位对伍尔夫创作有较大影响的女性是伍尔夫的好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她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奥兰多》的原型人物。伍尔夫和维塔在一场晚宴相识，不久之后伍尔夫就发现自己对维塔的情感超出了友谊的界限，尽管那时维塔早已结婚且育有两个孩子，但这并不印象两位女性之间相互吸引。维塔本身就有同性恋倾向，且患有异装癖，她的新奇和独特也让伍尔夫深深着迷，对她日后“雌雄同体”的构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果说母亲茱莉亚和姐姐凡妮莎为伍尔夫提供了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子，拥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在家庭中充当着“灯塔”一般的精神支柱的形象，那么维塔则给伍尔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原型，让伍尔夫潜藏的压抑的同性恋情感冲破了枷锁和束缚，挣脱了与男性唯一的情感纽带，将异性的性别特征融入到自我的感情抒发之中，对于性别本身有了更广泛的定义。

二、《奥兰多》中的时空艺术

《奥兰多》这本书讲述了贵族美少年奥兰多先后经历了如受年迈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爱和重用，爱上俄国公主萨沙而背叛原定的婚约，却最终没有迎来如愿以偿的爱情等之后，失宠又失恋的奥兰多主动请缨前往土耳其担任大使，在当地结婚且育有几个子女，又在公爵加冕之夜遭遇暴乱，借着沉睡逃过一劫，醒来后发现自己转变了性别，成为了一位女子；就这样回到英国后，奥兰多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凭借《大橡树》这一部耗费了她四百年时间的心血之作，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诗人。

人们往往把《奥兰多》看做是一本颇具奇幻色彩的传记体小说，因为主人公奥兰多所处的时代前后经历了大约四百年的跨度，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时代；从空间的维度来说，奥兰多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也经历了较大的改变，涉及英国皇室举办的宴会、祖上传承下来的古宅、君士坦丁堡、19世纪潮湿的伦敦城等。——可以说，伍尔夫在《奥兰多》中采用了全新的，且极具魅力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也需要我们通过从时空的维度来对这本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奥兰多》共六个章节，分别代表了六个相互独立不连续的物理空间。物理空间是人物存在的场所，往往和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变化息息相关，而《奥兰多》一书中也沿用了这一技法。

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城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霜冻，河面结起厚厚的冰层，透过冰层奥兰多看到了昏睡的鱼和僵死的行人；讽刺的是，统治者这时却在冰面上开启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奥兰多有一纸婚约在身，却与俄国公主萨沙陷入爱河，而周遭环境——即物理空间上的暂时性和死亡气息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不道德的爱情不会有一个好结果。此时的奥兰多还只是一个典型的贵族青年，一个自我放纵、自我中心的男性。

王政复辟时期，奥兰多因爱情失意而心灰意冷，回到了自己的祖宅中，选择退回自己的内心，长廊的幽邃与他内心的孤寂相呼应；结交了诗人尼克.格林，却反而被对方写诗嘲讽挖苦，连文学理想也蒙上一层阴影。奥兰多决定重新装修旧宅，用物质元素替代语言文字，这一举动反倒使得冷清的旧宅宾客云集，吸引了女人们和诗人们的无限仰慕，这种因物质而诞生的热闹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

在此期间，奥兰多遇到了一位狂热追求他的女大公，为了躲避这位女大公近乎疯狂的示爱，便主动请缨出使土耳其，作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谁曾想，一帆风顺的生活底下暗流涌动，阿谀奉承的背后潜藏暴力，等到奥兰多加冕公爵之夜，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一场大暴乱，幸亏奥兰多因沉睡了七天，被当作早已死去而躲过一劫，他被剥夺了作为男性贵族权力和地位象征的冠冕和长袍，醒来的奥兰多已经完成了从“他”到“她”的过渡，随吉普赛人到处流浪，远离文明中心，代表着女性身份的奥兰多选择了逃避。

女身奥兰多回到伦敦后，跻身于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结识了18世纪最著名的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桂冠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却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只有在她脱掉女性的衬裙而穿上男性的灯笼裤时，才能给内心找到一丝安宁。此时的奥兰多，游离于蔑视礼法的男性心理和道德自律的女性心理之间。

直到潮湿的19世纪来临，伦敦街道上维多利亚女王雕像边堆积的杂物代表着外部世界的无秩序与陌生，旧宅是奥兰多内心的具象化表现，潮湿侵入了这栋房子，而奥兰多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精神，穿上衬裙然后找个人嫁了。奥兰多看到了代表着父权的白金汉宫后脸红害羞了，拿出笔想要写作却被墨渍阻止了。“潮湿”是时代精神，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它无孔不入，无形之间给奥兰多为代表的众多女性增加了一份因未婚而产生的道德谴责，奥兰多的软弱和无力也体现在旧宅的墙壁上因受潮而渗出水来。

进入物质种类极大丰富的20世纪后，人们的生活空间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空间。奥兰多说：“电梯每停一次，电梯门每开一次，都会有另一个小世界展现在你的眼前。”社会物质空间的极大丰富，和个人自我空间逐渐逼仄狭窄形成强烈对比，现代城市空间的破碎感与奥兰多自我的撕裂感跃然纸上。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被称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之作不是没有理由的。她通过呈现奥兰多跨越性别前后所体验到的内在的两性差异，而绝非只是简单的生理上的差异，从一个不受社会礼法和道德规范约束的男性，转变为一个自我道德约束、行为处处受限、努力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由此，性别的不平等显得尤为深刻。

“衣服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女儿身的奥兰多回到英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得体的服装，遵循社会的秩序；除了服装举止需要得体之外，男性对女性更大的枷锁则体现在思想和智力上的打压，女性在男性面前应当柔弱以衬托男性的伟岸。“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响加倍放大。”奥兰多担心回国后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老爷端茶倒水，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奥兰多在与大诗人蒲柏、德莱顿以及斯威夫特的聚会中，才子虽然送诗给她过目，称赞她的判断力，征求她的意见，喝她的茶，但绝对不代表他尊重她的意见，欣赏她的理解，更多地时候，她只是作为一个美丽的陪衬。男性作家们塑造着一个个有灵魂、可以对话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却打心底只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来看待。当奥兰多给蒲柏先生倒茶却不慎将方糖掉入蒲柏先生的茶杯中时，免不了一顿出自《女人的品德》的厉声斥责。

可喜可贺的是，奥兰多侥幸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逃脱者，即使结了婚，也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则没有这么幸运。奥兰多花费了四百年时间创作出一首足以让她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作品《大橡树》，而先前仍是男性的他在创作出的第一首诗歌《赫克利斯之死》时，却被尼克格林称为“一堆啰啰嗦嗦的废话”，可见男性并非一开始就会创作，而女性也不一定无法进行创作。伍尔夫一直都对女性作家的写作抱有很大的关注度，她认为女性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男性书写的文学史的奚落、否定，直至彻底遗忘，这是社会不平等导致的两性差异，而这种性别差异又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女身奥兰多总是偷偷摸摸地写作，甚至经常“藏手稿”——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一样——，一方面女性的创作总是受到打扰，另一方面，即便到了19世纪，女作家们用写作赚取收入依旧被视为不正当的行为。

《奥兰多》全书14万字，写一个人的人生，却横跨了400年，如果把奥兰多仅仅理解为个体的人，或像大多数读者那样，从现实生活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或是其好友维塔身上寻找奥兰多的影子，最后认定奥兰多就是伍尔夫或维塔本人，必然是有失偏颇的；奥兰多如果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便也难以体现出伍尔夫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奥兰多的一生横跨了英国历史的四百年，这四百年的时间呈线性发展流动，从奥兰多出场到传记结束，奥兰多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丽，而这种“成熟”与“美丽”代表着奥兰多在多个不同的“自我”的体验过程中，逐渐趋于接近“真我”的状态，奥兰多总是属于时代却又不属于时代，他是时代的反叛者，反叛爱情与婚姻，反叛名利与权力，甚至反叛性别。受伊丽莎白女王宠爱的时候，他背弃传统婚约，选择来自俄国的公主萨沙；转换性别之后，奥兰多拒绝了专一且多金的大公，而是选择了一位陌生的冒险家作为丈夫；在喧嚣中，奥兰多为了讨好格林而写作；又在避世之后，选择为自己写作；作为男性，他多愁善感；作为女性，她又独立果敢。奥兰多的反叛体现在反思上，而在反思中，奥兰多不断地更新着对于自己的认知，也正是在长久的反思作用之下，奥兰多能够不断接近并最终到达“真我”。

少年奥兰多天真烂漫、多情自负又虚荣浅薄，这些是时代赋予他的特性。当他和萨沙在一起时，他爱着萨沙，却又带着传统男性贵族的傲慢，觉得萨沙偶尔行为粗俗，甚至怀疑“她的地位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高贵”；直到奥兰多跨越了性别，看到船长向她献殷勤，船上的水手会因为她偶然间露出的小腿而摔跤，体验过和萨沙同样的玩弄男人的心态，也开始懂得男性的自大与独断。伍尔夫在创作《奥兰多》时，明显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因此并没有框定奥兰多是什么，而是认为“一个人可以拥有上千个自我，人的精神时间中栖息着不同的自我”，每一段体验都可以让奥兰多在时间中产生一个新的自我。奥兰多初尝恋爱的甜蜜，爱情的体验让他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宁静天真的气质变得热烈又疯狂；奥兰多退回旧宅后，身处物理环境的变化又让他产生了一个忧郁、懒散、虚荣、傲慢的自我；直到被尼克格林嘲讽后，逃到君士坦丁，开始淡泊名利，甚至诗风也变得质朴。

伍尔夫将她自己对于时间与生命的思考流露在非人的超越客观物理时间的奥兰多的人生之中。奥兰多会见到老妇人在冰上踌躇难行时感叹“万物的归宿都是死亡”；奥兰多拒绝了爱情和事业，沉迷于写作与自然中时，伍尔夫写出奥兰多的心理时间与钟表时间的差异，在时间的体验中思考生命的本质。作为“存在者”的人，将来的尽头是死亡，而死亡是通往真我的过程，也是到达最本真状态的“曾在”，“向死”即是“回到自身”的过程。所以伍尔夫并没有写奥兰多的死亡，而是写她最终回到了最初的庄园里，那个记录了奥兰多家族百年历史的地方——过去生活的空间带来的感知滞留在记忆中，而回忆与时光磨灭带来的陌生体验，又让奥兰多与万物达成了通感，奥兰多的“纯粹自我”已在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之中达到一种共通，此刻，奥兰多已经不再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伍尔夫笔下奥兰多变成了生命，一种存在于漫漫时间中永恒的生命。或许伍尔夫在塑造奥兰多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多多少少从自己和好友维塔的身上吸取了一些素材，但奥兰多绝对不是伍尔夫或维塔，而是伍尔夫心目中完美的生命体，他真切地将人世间百态的感悟和体验记录了下来，超越时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或许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奥兰多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面对时间带来的死亡阴影，伍尔夫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自然中思考永恒，将永恒看做追寻的目的，在自然的感知中思考生活；奥兰多在思考和创造的过程中，离不开自然的影响，自然带给人的感知是任何工业产品都无法复刻的，人们可以在自然中得到永恒回环的体验，刺激人们主动创作与表达的欲望，在不断地思考与创作的过程中，真正消解死亡的压力与生活的庸长。

三、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与《奥兰多》中的“雌雄同体”理念

伍尔夫被看做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延伸做出巨大的贡献；她走上女性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本身女性的身份，也因为她亲身经历的体验给她留下的冲击和创伤。

伍尔夫在13岁时遭受过同母异父的兄长的性骚扰，这成为了伍尔夫人生中躲不开的巨大精神创伤，也促使伍尔夫更多去关注女性受压迫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伍尔夫也生活在一个西方妇女解放运动频繁发生的时代，在取得女性选举权后，女权运动逐步从政治女权主义阶段走向文化女权主义阶段，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独立于男人，也要在精神上心理上独立于男人”。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了一种“文学与现实中的女性身份的割裂感”。在那个年代，女性在校园中只能走边上的碎石子路；女性也没有资格进入图书馆学习知识，除非有介绍信或研究员的陪同。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女性只能走小路，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女性不能进入图书馆，但伍尔夫的直觉告诉她不得不遵守这些规矩。女性没有可以思考和充盈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扰和打断；男性拥有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即使女性通过自己超人的毅力有所收获，在法律上也并不属于她，因为法律是属于男人的，女性不得不通过依附她的父亲和丈夫来合法地拥有财产。

讽刺的是，在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口中和笔下，女性形象并不往往都是卑贱低下的，女性在男性创造的作品中，也会以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出现，可如果有人觉得女性因此在文学作品和历史地位上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女性的角色往往被男性以过度理想化的形式描绘出来，一直被当作一个必要的但又不必要去真实描写的角色而存在，女性形象是按照男性作家们的理想模式被创造的，在文学作品中和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是断裂的。

在文学作品中，她极为重要、随处可见且妙语连珠，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在现实中，她却微不足道、可有可无和目不识丁，只要戴上一枚婚戒就不得不接受被奴役的事实。她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拥有天赋也会在愚昧中逐渐磨灭，就像伍尔夫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一形象，怀揣着和莎士比亚一样的梦想和才情，却被社会观念、生活琐事、父母的劝阻和旁人的嘲笑一步一步浇灭对文学和理想的炙热的爱，甚至不得不在阴郁中结束自己的一生。莎士比亚的妹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她们或许拥有强大到足以名垂青史的天赋，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它流逝于平淡的生活之中，在外部的歧视和日益增强的女性自卑中扼杀自己的理想；“从事一份得体的工作远不如照料一个家庭来得重要”，这是过去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压在她们身上的沉重的枷锁，她们中的大多数操劳一生而不敢谈自己的理想，即使有少部分幸运者，也因为长久以来深入骨髓的沉默和愤怒，扭曲了自己的文字，缺少对世界客观的认识。

社会的不平等和性别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别差异，而性别差异又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女性是“无史”的，没有人真实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在历史中，女性往往多是以弱智、低能和恶魔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女性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上的卑微制约了她们的生活阅历，她们被局限在家庭之中，不如男性那样有闯荡世界的自由，无法获取丰富的生活经验，必然无法写出像《哈姆雷特》《失乐园》和《战争与和平》那样世界闻名的经典作品；而这群“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在纸上的命运和生活中的命运从来就不由她们自己定义；她们又被男性当做一面镜子，以她们的弱小照出男性的伟岸，让女性他者化本质上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在他人面前丑陋的模样，无法接受他人批判却要通过批判他人来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要了解女性的历史和文学史，我们就要打破这种男性中心的社会价值秩序，改善性别歧视的现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女性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创造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

女性在历史中的“失语现象”导致了女性地位的被动性。她们被规训直至承认自己的低下，被攻击直至动摇自己的心境，逐渐接受男性对自己的攻击，产生认定自己不适合创作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对敢于表达自己的同性抱有极强的攻击性。伍尔夫无不惋惜地看到，这个社会反对女性的声音弥散的范围和浸入的深度已经根深蒂固，因为连女性本身都开始认为“写书”是一件只有“精神错乱”的女性才会去做的事情。她们的被动性使得她们不断后退，最后退到家中仅剩的一番天地，处理杂事成为了她们最得心应手的事情；“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女人”是少女时就开始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服饰、化妆来打扮自己，一方面满足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满足自己必须符合男性要求的潜意识——而这份潜意识，让她们正逐渐成为一位合格的太太，也逐渐中止了她们的思想。婚前的贞洁观和婚后的角色职能束缚着她们，让她们沉浸在社会强加的角色中，一位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得到的夸赞远比一位“女强人”来得多；但家庭主妇辛勤的付出没有办法得到量化，而男性通过在外的付出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转化为金钱，构建他们的存在基础，也通过家庭经济来源这一身份强化了对家庭的主导权。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解决了男性在外工作的一切后顾之忧，却得不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家庭主妇的身份不是女性价值的来源，却一定程度上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

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伍尔夫提出女性只有在经济上独立，获得个人自主空间，才能拥有思想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其中“房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个让女性能够自由思想的空间，一个让女性免受压迫奴役的政治生存空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和500英镑的收入作为物质基础，可以让女性不受打扰，无拘无束释放自己的才情，也不需要通过阿谀奉承依附男性，从重复性的家庭劳务中逃离出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甚至可以通过物质的平等性看到从小占有教育资源，并从中攫取知识的男性也有他们的局限性。

但倘若真有一位女性能够在经历如此境地后依旧从事写作，她积压已久的感情迸发出来，也不见得一定能够比肩男性作家，因为她被长久地限制在一方天地之中，又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孤独往往是女性在塑造自我时的常态。19世纪的女作家们在写作时，需要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认可，自己的看法是否符合大众的价值观，要压抑自己的心去进行不诚实的写作，又要在心里把男性作为对立面，长此以往，女性写作的目的已经变了，因为受到了太多的外物干扰。在伍尔夫的眼中，仅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做到不以男性而转移的坚持女性身份的写作。

家庭对女性写作固然有禁锢和阻力，但家庭和女性写作并不是对立的，如果一位女性能够得到家庭温暖的支持，让女性在履行母亲的神圣天职的同时，尊重其个体性、独立性，尊重其追求文学艺术的梦想，那么成为母亲的经历对于女性而言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作家写作的灵感来源之一；她在房中孕育情感，然后走出房门大胆表达，在男性表达的社会中寻找自我，然后认识自我，构建自我的表达传统。女性虽然比男性缺少教育的基础，但小说的写作往往不需要强大的理论储备，而需要持续性的伏案书写，且不用担心被生活的琐事打断；女性直接接触生活的本质，这一点有助于她们产生灵感，这也是女性写作的独特性。伍尔夫希望设想一个可以结合性别优势的理想化创作主体，她没有选择与男性对立，而是提倡一种不同性别站在不同的角度，提供给世界不同的价值诉求，转向“雌雄同体”的理念，在女性主义之上寻找性别优势融合的可能性。

“雌雄同体”一词最早源自于赫马弗洛狄忒斯，他是掌管商业之神赫尔墨斯和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结合后生下的儿子，他在沐浴时与仙女萨耳玛西斯结合成为两性体，即拥有男性生殖器的女儿身。经过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传播，“雌雄同体”学说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从柏拉图《会饮篇》中描述的“阴阳人”，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萨拉菲塔，再到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理论，如卡尔.荣格的“雌雄同体”理论与伍尔夫作品中“雌雄同体”的主题，不管学者们对“雌雄同体”的概念和定义有着怎么样的区分，其本质上代表着一种“完美”，一种“富有完整性”的“和谐”的理想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也被女权主义者们引用，作为一种心理意义和社会意义层面男性与女性平等共存的比喻。伍尔夫和众多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们在观点上不谋而合，她们追求的是两性的并存与和睦相处，而非对立与冲突。也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伍尔夫的平等的概念本身就是在父权制社会下创造出来的，而她们认为的“平等”应该是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取得支配性地位而产生的，而不是靠修正这个世界中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分量去界定什么是“平等”。

英国19世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的。两性理想的生存状态就是相互融合，互相协作；只有当每个人心中的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相互融合，我们的大脑才会得到充分地施展，只有两性在精神上达到共处和谐、相互合作，才能摆脱性别角色的束缚和制约，进而超越性别。男女性别各自的特质中都存在着偏激性和自满性，如果男女性作家只按照自身性别的视角、以自身的道德准则为标准对人和事物进行评判，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做不到对世界的完整认识。伍尔夫认为，女性作家要敢于说出自己肉体的体验，不必担心男性的议论对自己的创作产生的影响和干扰，真实表达女性欲望和女性意识是颠覆男性中心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雌雄同体”的理念来达到一种两性平等、和睦共存、超越性别，最终创造自由、和谐、完美的人类社会。

在《奥兰多》中，伍尔夫打破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而是构建“流动的而非固定的，主观的而非客观”的“雌雄同体”作为替代。奥兰多作为一个男性，拥有似女性的外观，性格中也包含着多愁善感；在改变性别后，奥兰多却穿上男性的衣服，且要和妓女过夜。奥兰多的性别是流动的，或长久以来都处在一种双性的状态下，性别是奥兰多用来界定自己的最次要的标准；这也是伍尔夫对传统的文学中存在一个本质性不可变的男性或女性的反叛，甚至她主张性别的概念是长久以来文化和传统强加给人们的一种观念。奥兰多在改变性别之后，仍旧在心智上保留着先前作为男性留下的特性，但这个世界给予他/她的体验却截然不同，因为以单一性别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和评判事物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存在诸多缺陷，而只有超越性别，结合两性各自的特质，才能达到完美。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念意味着一个个体大脑中同时存在着阳刚和阴柔两种特质，是个体完整性的最高表现；社会中两性的合作程度，也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双性的合作为社会文明的开化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引。例如，女性在社会中被视为养育者，而男性在社会中被视为保护者。如果养育者和保护者能够得到统一，养育性和保护性合为一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两性之间的差异化是本质存在的，背后是不同性别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性让两性处于一种冲突中，承认冲突就是承认不断解决冲突的进程中解构努力的合理性，所有的交流都是基于性别尊重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话。伍尔夫的理论具有极强的开放性，直到现在依然有众多的学者对其“雌雄同体”理论进行新的补充和解读，这也是伍尔夫思想的精华之一；她希望重建一种交互性的性别定义模式，让女性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之中找到主体性支点，更广泛地接纳异性，也希望性别主义的内涵不断更新，在新的场域中拥有多重意义的解读，实现社会意愿的共识性认知；她给女性主义打开了一扇门，而不仅限于权利争取、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希望女性主义者能够立足女性，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性别进行多元化解读，而不是套用僵化的男性中心化的范式，否则就是一种另类的“男权主义”。她高举“女性主义”旗帜，希望女性作家们能够杀死房中的天使，积极投入自己的创作中，又反对只从单一性别出发进行创作；她希望女性带着女性的身份去创作，又忘掉自己女性的身份，因为在写作中有性别意识是非常致命的。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或许是一种走向虚无的理想化存在方式。奥兰多的自我是分裂的，游离在众多自我之中，自我的难以确立代表着无法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固定的本我支撑点；甚至成为女性的奥兰多还需要和谢尔构建婚姻关系，才能达到“双性合一”的境界。人物个性的破碎和追求的虚无导致这些角色承担不起反抗与超越的精神力量，或许只有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的小说这个充满想象的载体中，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创造的美好的梦境中，性别差异暂时得到了弥合；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伍尔夫会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大概是她意识到乌托邦式的理想太难以实现吧。她留给世人的是最美丽的小说，却流露着最忧郁的情感。但值得庆幸的是，伍尔夫的理论深深影响并塑造着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点依然值得研究与借鉴，也正因如此，伍尔夫之后诞生了诸多的波伏娃们，她们将倾尽全力在女性主义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活力。

引用文献：

[1]孙田田.“时间”的二重奏——《奥兰多》中的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J].作家天地,2022,No.615(19):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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