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目录
第八卷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七五年七月）
59、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60、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61、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62、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63、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64、同斯诺的谈话
65、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66、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67、给田家英的信
68、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69、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9、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2]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3]、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写的批语。
[2]《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职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还需要解决材料、企业管理、工人教育等问题。
[3]旅大，今大连市。
60、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这期简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关于过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有的公社干部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有的打算明年“走到社有制”，有的打算“秋后搞过渡”；2．穷队盼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3．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对于一平二调，社干部与队干部有不同看法。例如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公社干部却有抵触情绪顾虑算账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存在虚报浮夸现象；有的地方用大量生产资金和物料搞盖大礼堂、办公大楼和宾馆等非生产性建设；干部中存在吃喝浪费和贪污行为。
[2]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见本卷第30页注[6]。
[3]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4]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61、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一九六○年五月七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2]。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3]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4]。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5]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6]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7]。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有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还犯过几次错误，比如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8]，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9]，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10]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11]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原来的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12]；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3]，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2]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六0年四月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5]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6]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7]大国会议，指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8]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9]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阿登纳（一八七六——一九六七），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2]见本卷第24页注[7]。
[13]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见本卷第25页注[12]。
62、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蒙哥马利：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3]，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4]，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5]，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6]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7]。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8]。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9]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10]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11]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2]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
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3]和戴高乐[14]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5]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6]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7] 了。
毛：印度的甘地[18]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
【注释】
[1]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2]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3]一九五○年，在土耳其自由选举中，曼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获胜，取得政权。曼德列斯执政后，背弃诺言，抛弃民主和宪法，压制反对派。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土耳其武装部队一批下级军官指挥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府。曼德列斯被处死刑。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德国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5]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军事家和政治家。
[6]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 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7]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十九艘，飞机二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8]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9]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保守党人，英国前首相、外交家。
[10]东南亚条约组织，见本卷第67页注[2]。
[11]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12]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3]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当时任英国首相。
[14]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当时任法国总统。
[15]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救国战争。
[16]克伦威尔（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率军战胜国王军队，一六四九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7]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家乡芒特弗农病逝的。
[18]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遇刺身亡。
63、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7]我党的总路线[8]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的一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4]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5]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7]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译文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8]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4、同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4]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5]，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6]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7]，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8]，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10]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1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年三次到中国访问。
[2]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64页注[8]。
[6]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89页）。
[7]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8]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9]马海德（一九○一——一九八八），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10]保安，今志丹县。
[11]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12]指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65、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2]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2]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3]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66、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见本卷第221页注[2]。
[3]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4]“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5]李世民，即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在位。
[6]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见本卷第165页注[3]。
[7]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见本卷第14页。
[8]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48－50页。
[9]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错误地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之后，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做的错误结论也得到纠正。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0]指《郑州会议记录》，见本卷第30页注[6]。
[11]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67、给田家英的信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一九三○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68、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4]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5]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6]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一九○四—— 一九九七），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一九○二——一九九七），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北三区会议。
[3]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4]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召集这三个地区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称南三区会议。
[5]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6]《关于调查工作》，见本卷第240页注[2]。
69、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关于调查工作》[1]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2]。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3]。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4]。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5]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6]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7]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8]，当时立三路线[9]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10]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11]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2]。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3]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14]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15]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16]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7]，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18]上，凯丰[19]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关于调查工作》，见本卷第240页注[2]。
[2]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3]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4]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了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
[5]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6]刘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7]《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8]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9]立三路线，见本卷第143页注[17]。
[10]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1]共产国际，见本卷第142页注[15]。
[1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3]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14]指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5]指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16]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7]《帝国主义论》，见本卷第141页注[7]。
[18]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19]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