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1-1）：教条主义与批评自由：什么是批评自由？【列宁著作选读（第一辑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像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原注1］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

［原注1］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8]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9]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10]之间，民意党人[11]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12]，德国的伯恩施坦派[13]，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14]，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15]）。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像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16]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8]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关于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94。

[9] 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294、718。

[10] 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294、711、719。

[11] 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

[12] 内阁派，或内阁主义、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294、492、538。

[13]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

[14] 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295。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编者注

[16]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稳稳当当地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隆隆作响。尽管空桶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却不像第一只桶那么有份量。——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