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第四节 国家存在相对自主性

第四节 国家存在相对自主性

一、国家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

       恩格斯在考察和分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历史过程后，对国家是什么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回答。他说：“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在这里，恩格斯在表明国家产生的动因和性质的同时，也明确表明了国家与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是脱离并驾驭阶级社会的力量。这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脱离社会面相对独立；二是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驾驭着阶级社会。国家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全部基础。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的，作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要求的产物，它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而萌芽的。仅此而言，国家是没有力量与社会相脱离的；相反，它应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保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工具。促使国家与社会脱离的因素是国家产生与存在的核心前提：阶级差别与阶级对立。当社会划分为阶级，出现阶级差别与阶级对立时，“起初只应允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政权”，就开始“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因为，掌握特权并居统治地位的人们，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同时，却把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工具而萌芽的国家政权一下子变成了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也就开始与社会相脱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已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2】分析至此，可以看出：国家一产生，就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国家愈是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相脱离相对立，就愈脱离社会本身。这是国家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在回答国家为何物时，实际上已经表明，国家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在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各阶级之后，为了使各对立阶级和社会自身不至于在这冲突和斗争中将自己消灭，而必然需要的产物。这样，国家对于相互冲突的各阶级来说，就是第三种力量，“这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1】因此，可以说，“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2】换句话说，国家不仅是阶级冲突的产物，而且也是控制阶级对立和冲突的产物。

       既然如此，国家在与社会相脱离时，也不能不在表面上与各种冲突阶级相脱离，以“第三种力量”的身份，驾驭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对立阶级。恩格斯在回答国家为何物时，已经把国家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包含进去了。国家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实际上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和反映，恩格斯强调了这一点。但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对于分裂为阶级的社会来说，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里的“社会”就是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因此，国家作为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同样是表面上驾于各冲突阶级之上的力量。这样，国家在与社会脱离的同时，在表面上也与社会各阶级相脱离，其中包括统治阶级，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以前，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日益与社会大众利益相脱离相对立，是国家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的实质所在；那么，国家作为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与社会各阶级相脱离，就是国家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的表而形式。

       国家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整个社会所处的状态。国家作为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必须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维护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因此，当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时，尤其是处于外部侵犯所造成的危机状态时，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将国家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指导和组织社会各阶级的力量，维护国家这一共同体。当然，这种努力的最根本目的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因为，阶级的统治是以这种国家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在历史上也得到了无数正反事实的证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曾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口号，来调动和组织社会各阶级，包括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此时，国家完全成了全社会的象征，成了全社会各阶级都应竭力维护的象征。列宁揭示了这种努力背后的实质，认为这种口号是欺骗人民的，“正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二）国内各阶级的斗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任何国家都是统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阶级的国家，当统治阶级和与其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或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的斗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时，掌权的阶级或某一派别就往往努力使国家权力成为表面上的调停人，独立于各阶级或各派别之外，从而使阶级或深别的冲突得到缓和。恩格斯指出，从国家产生以来，任何国家都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1】。“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2】

       国家既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又是控制阶级冲突和斗争的需要的产物。因此，国家一产生，作为统治阶级的机器与社会大众的分离和相对独立的实质，就与其在表面上独立于分裂阶级的社会和各阶级之外的存在形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与形式是共生的。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作为统治机器愈是试图脱离社会大众利益，驾驭整个社会生活，其在表面上表现出独立于各阶级的倾向就愈不明显；相反，国家作为统治机器愈是缺乏脱离社会大众利益、驾驭整个社会的能力，或愈是试图接近社会大众的利益，其在表面上表现出独立于社会各阶级的倾向愈是强烈。这两种情况，都将决定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二、相对自主性的实质与形式辩证统一

       国家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这也就是说，独立性是与国家“与生俱来”的特性。这里所说的相对自主性就是指这种国家独立性。前面的分析已明确表明：国家脱离社会而形成的相对独立性，或相对自主性，将表现为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作为统治机器，脱离并独立于社会大众利益所形成的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国家表面上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所形成的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辩证统一。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职能的行使上。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即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机器，脱离和独立于社会大众利益之外，决定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统治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国家外部职能的执行并非由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决定，面是由剥削和压迫社会大多数人的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并为统治阶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活动相对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来说，完全是自主的，即它可以完全不考虑任何合理的社会要求，不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而直接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活动，实现国家职能。但是，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在进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往往要将国家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与多少具有的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结合起来。

       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即国家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力量，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其中包括独立于统治阶级之外。这种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决定了国家内部职能中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国家的外部职能的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在形式上不直接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核心目标，而是直接以保障和维护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为目标。如国家与社会的安全，减缓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等。很显然，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国家作为管理机构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上，而不是体现在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机器而进行的政治统治上。因此，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形成，就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负责执行社会管理和国家保卫的行政系统具有很大的权力。恩格斯用于说明国家权力在例外时期扮演独立于冲突阶级之外的调停人这一情况所举的例子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从恩格斯所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国家在形式上实现独立于各阶级之外的相对自主性的可能与程度，在制度上，与行政权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行政权制约一切。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意味着国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具体的活动中将不可能照顾到或不照顾统治阶级所有的利益，而使统治阶级的部分利益或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的利益无法实现。因此，要想为了更好地实现阶级统治，采取这种相对独立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行动，而同时又能使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内部因一部分人利益无法实现而产生的阶级的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掌权者就应掌握强大的行政权力，从而有力地控制国家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

       在这一问题上，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是马克思最熟悉的一个例子。马克思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1】这一方面是因为波拿巴在法国各阶级经过长期复杂不断的冲突和斗争后，为了响应“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的呼声，篡夺了权力，并“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2】另一方面，波拿巴在与各阶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1页。

级、各派别的斗争中，逐步扩大行政权力，并使行政权力与议会公开决裂，直至使代表多方利益的议会完全覆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因而，它“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1】。借助这种强大的行政权力，波拿巴就“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2】虽然波拿巴确使国家相对独立于各冲突阶级或派别之外，但是“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3】。这也就表明，国家不管如何在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但它最终还是要代表一定的阶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国家不是超阶级的，它只要存在，就必然具有阶级性。

       波拿巴主义法国的例子充分说明，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如何在阶级冲突时，为了缓和阶级冲突，保障社会秩序，而在形式上相对独立于各冲突阶级之外。国家在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的另一种情况，不是出现在阶级冲突十分激烈而又势均力敌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国家整体利益受到威胁或国家整体利益迫切需要发展的时候。在后一种情况下，掌权的统治阶级在执行国家管理社会具体职能和国家的外部职能时，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或直接牺牲统治阶级某一派别的利益，而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实现，也需依靠国家中有比较强大的行政权力。因为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行政权力，这种性质的社会管理活动才能得以有效地推行。

       恩格斯说，国家“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4】。这种独立，实际指的是国家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国家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与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越强，后者的表现就越弱；而前者弱些，则后者的表现就更鲜明些。国家对于统治阶级的意义，不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本身，更重要地取决于决定国家和统治阶级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思想。

一般来说，国家产生后，随着社会产生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阶级冲突方式的变化，国家对于统治阶级的意义也将发生变化。恩格斯说：“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1】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表明：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所以支配生产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要求，势必要更多地依靠国家这一统治机器，因而，国家作为统治机器，与社会大众利益之间的对立要强些。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但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变化，支配生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的满足，除了依靠国家机器，还可以依靠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所提供的“丰富的辅助手段”，在这样情况下，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依靠相对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统治阶级来说，自然要相对弱些，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将在表面上更加独立于社会及其各阶级，从而具有更高程度的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

       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更高程度的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获得，除与生产方式变化有关外，还与生产方式变化所引起的政治生活变化有关。这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导致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打倒旧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消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在政治上的意义，使社会中不论属于哪个阶级的公民都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政治革命，就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并“确定为普遍事务”。于是，国家在形式上成为“真实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脱离，并成了维护市民社会生活的“手段”，【2】从而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具有前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达到的那种相对自主性。在1848年的法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制宪议会为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定出的宪法，充分表明了这种以公民享有平等政治权利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具有的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关于这个事例，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阐述：“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0—441页。

宪法要求前者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后者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1】

       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形式上具有更高程度的相对自主性，但是这种相对自主性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超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本家的国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革命所促成的政治解放，仅仅在政治形式上具有意义。马克思指出，尽管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从而使公民享有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是，实质上“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2】。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确实在形式上具有更大的相对自主性。但是，国家形式上相对自主性的增强，丝毫也不减少它的阶级性；相反，这种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增强反而使国家有可能以更灵活的方式行使资产阶级的使命，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任务。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