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关于疑古思潮

中华文明是历史悠久的。而关于这一认识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古书当中的记载，这里面最著名的除了《春秋》等先秦典籍外，当属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而关于其中记载的这些古史传说，诸如三皇五帝、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我们似乎一直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即使这些故事一直顶着传说的名头，文字的开 头也要加上“相传”二字。

然而就在百余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人对于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体系从学术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其实关于对传统古史体系的怀疑，并非顾颉刚先生的发明。自清末以来，就有很多人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我只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康有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的第一篇即为《上古茫昧无稽考》。顾先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化的提出了“疑古”理念。

20世纪20年代以来，顾颉刚对于古史传说体系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怀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传说距今约早，那么他最早出现在古书记载中的时间却越晚。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越早发生的事情越先被记载。古书中，对于禹的记载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对禹之前的尧、舜的记载是在春秋末期出现的；对于比尧、舜更早的黄帝的记载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盘古开天辟地是中国故事传说体系的起点，它的产生恰恰是最晚的，他最早可能出现在三国时期。在这基础上，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法。它的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时代越往后，所出现的古史所涉及的年代就越早；时代越往后，古史中所涉及的人物形象愈发高大、神华。比如，尧舜的事迹除了才德兼备外，与后世帝王别无二致，仍然属于人力所能达到的范畴；可是，到了古史的最早期盘古的形象，他的力量则与西方的上帝无异，显然远非人力所能及。

由此顾颉刚先生得出结论，那些过去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古史传说体系，不过是后人层累的编造出来的。顾先生的“层累造成说”对中国史学界的冲击绝不亚于一颗“大伊万”氢弹。因为他把一个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其正确性，认为他的正确犹如天经地义一般的传统古史体系从根本上加以推翻。一个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情，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他是虚幻的、编出来的，这种冲击是可以想象的。

顾颉刚是疑古思潮的开创者。作为一代大师，它不仅仅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还试图对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进行解释。他认为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秦统一天下之后。“六王毕四海一”，原来分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众，一下子成为了同一个专制帝王的子民。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只有黄河流域的先民才被称为华夏，其余都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类。砖石制成的壁垒，无论多坚固，在秦军的冲击之下也会如纸片般脆弱；但这种文化壁垒就不是武力可以搞定的了。立国许久的楚国，也直到楚庄王之后猜得到中原各国的认同。为了建立国家认同，就必须编故事，找共同点。聪明的古人发现，各民族虽然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崇敬祖先，只是祖先不尽相同罢了。那就干脆找个共同的祖先吧，没有，那就编故事吧。而这个人为创造出来的共同先祖，显然是越古老越有说服力。因为越早，就越没法证明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没联系。就好比，你可以很容易证明，你和你同桌没有血缘关系；往前追溯到爷爷辈，证明这一点，也不很困难，但你拿什么证明你们两家在两千年前一定不是一家人呢？于是这个共同祖先就越变越久远了，越来越具有神话色彩了。

这就是所谓的疑古思潮，在疑古派看来，东周以上无信史，也即文献上所记载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

但是很快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疑古派的观点收到了冲击。王国维就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相对比，除了个别次序、名称存在一些出入外，没有本质差别。这就证明《史记·殷本纪》对于商的记载是大体可靠的，怎么能说东周以前无信史呢？这是对疑古派的第一次冲击。很多被疑古派批判说是伪书的古书，如《尉缭子》《六韬》纷纷在西汉墓葬中被发现，这就给疑古思想带来了致命冲击。“东周以上无信史”这个说法在整体上并不成立，由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从疑古逐渐向“释古”转向。

所谓“释古”，就是把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阐释。既然“东周以上无信史”这个说法是有待商榷，而疑古派所指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那么史书中关于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描述哪些是可信的，哪些记载则是错误的就需要认真鉴别。正如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指出：“把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做出重新估价。”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有必要对于疑古思潮做出一个简单的评价。因为这并不是专门讨论疑古的学术论文，因此很多方面只能点到为止，并不全面。现代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明，单纯的相信古书记载都不可靠和盲目相信古史传说体系都是不可取的。其实这句话就是对“疑古”的最好评价。“东周以上无信史”，这句话简单地说他并不确切。但正是因为疑古思潮，我们才对那些千百年来被中国人所信奉的古史传说体系产生了怀疑。正像孟子说的那样“尽信书不如无书”。原来古书中的记载也不都是真实的。疑古思潮以及对疑古的批驳，共同把中国古史研究推向了依靠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时代，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

二、关于人种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

与前面提到的古史传说体系一样，“今天的中国人是由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古人类逐渐生息繁衍至今形成的”和“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华本土”，这两个同样为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理论，同样都遭受到了挑战。

提起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我们耳熟能详由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以及其他地区发现的各个年代的古人类遗址，似乎是存在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中国人就是由中国本土的古人类逐步演化至今的。但是这个说法受到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强有力挑战。

目前，国际学术界最为公认的人种起源理论是非洲起源说，又称“夏娃”理论。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遗传学家威尔逊，通过对大量胚胎的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女性始祖可以追溯到大约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女性个体——“露西”。十年之后的男性Y染色体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很可能最早来自于非洲。

夏娃理论的出现对过去的人类多地区同时起源的观点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但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学者吴新智就认为，现代中国人的很多诸如铲形门齿等特征，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现代所一以贯之的，这说明中国人的发展具有一惯性。而且，夏娃理论认为，中国没有发现距今五到十万年左右的晚期智人化石，而这一时期恰好处于第四季冰河期末次冰期，冰期导致了东亚地区土生古人类的灭绝。来自非洲的晚期智人后代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但2004年在湖北黄龙洞发现了距今九万四千年的晚期智人化石；2008年又在广西智人洞发现了距今11.1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这些发现都对夏娃理论构成了冲击。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索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这需要更多化石和遗迹的发现，以及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后人的探索。同时，这也需要一点点的运气，一个地方存在某个时期的 古人类，这不意味着相关的遗迹就一定可以保存到几万年以后；而即使保存下来也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被发现。但无论怎样，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依靠科学，同时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文化一定是由人创造的，聊完人种的起源后，我们再来看看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由于实物资料更加丰富，因此相关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

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伴随着古史传说体系，是沿着单一的脉络发展起来的。但这个观点在二十世纪初同样遭到了挑战。

那就是外来说，也就是中国文明来自于西方。外来说最早是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来的。1914年左右的时候，安特生受当时的北洋政府委托，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机缘巧合，他在调查过程中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最著名的当属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安特生按照国际惯例，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因此可以说，安特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课本上我们都学过仰韶文化是典型的彩陶文化。几年以后，安特生有主持发掘了位于仰韶西边的甘肃发现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同样是彩陶文化。当时的考古成果来看，发现比较多的是中亚地区的彩陶文化。于是在当时的考古背景下，安特生提出了一个假说，中亚的彩陶文化影响了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进一步向东传播影响了仰韶文化。讲道理的说，在当时考古资料并不充分的年代，这个假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外来说很快收到了来自于考古发掘的冲击。1977年发现的位于河南新郑县的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斐李岗文化证明，实际上是仰韶文化详细影响了齐家文化，安特生认识上的误区得到澄清。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彩陶这个东西，不像后来的铁器锻造，属于高端技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陶土，无需其他地区影响同样可以发展出彩陶。

因此，到这里中华文化有它自身独立起源的“本土说”得到国际学界所承认。至于传统的中原中心说，我们在初中课本里就学过，中华文明同时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并不是单一起源地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我在这里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期中影响力较大的苏秉琦的理论。

具体来说，就是苏秉琦先生所提出来的“文化区系理论”。他把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按照各自的发展脉络分成六大分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和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苏秉琦先生尤其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文化区域有各自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脉络。因此，苏先生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文明的起源。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是满天星斗，但中原依旧是这星空之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中原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的进入到了国家文明阶段。

首先有必要对新石器时代我国主要的文化遗存进行一下梳理：

时间

地域

代表性文化遗存

距今约7000-5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早期）

黄河中游

仰韶文化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

长江下游

河姆渡文化

距今约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

黄河流域

龙山文化

辽河上游

红山文化

长江下游

良渚文化

仰韶文化：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并不是单指某一地的文化遗存。以后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所发现的类型相近的众多文化遗址都用仰韶文化来命名。仰韶文化时间跨度将近两千余年，代表了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它是我国分布最大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陕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多个省份。仰韶文化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以种粟为主，畜牧业主要饲养猪、狗，制陶业则以彩陶最为著名。

大汶口文化：中国新时期时代的一种重要文化，因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五六千年。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一般通体磨光，棱角显著，形制规整。骨器、玉器和陶器制品多而精美。从地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看，大风口文化是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前身。从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悬殊，且有男女合葬现象看，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父权制。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自演变成了各自地区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类型，与1928年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首次发现，后来在黄河中下游发现了许多同类型的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又可分为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磨制石器比仰韶时代更加精致，出现了一种以黑色、陶胎极薄为特征的“蛋壳陶”。

红山文化：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红山文化因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最初发现而得名，同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距今约5000年左右。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礼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玉猪龙。红山文化还发现了祭坛和女神庙在内的大型祭祀建筑遗址，似乎表明这里的社会分化非常的早，中原文明的产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良渚文化：1936年发现浙江余姚良渚遗址，1959年提出该文化的命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00至前2200年。各遗址出土的丰富遗物代表着长江三角洲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发展水平。石器磨制精细，出现犁形器，耘田器等先进工具。陶器普遍轮制。器型规整，胎薄而坚硬，工艺之精为同时代罕见。农作物主要为粳稻、籼稻。手工纺织业发达。发现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房屋为干栏式建筑。墓葬差异悬殊，贫富分化现象明显。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末期。

2019年的时候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时期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良渚古城的发现，丰富的良渚文化内涵。也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实证。

除了良渚文化发现了大型史前城址外，龙山文化中也发现了一些城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陶寺古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石峁村的石峁古城遗址，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