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评存】为何我在个别明知吃力不讨好场合还愿意发声？
下午回复信息时看到一条不久前的评论，有位朋友提了一个常上网的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下）。因回复内容较长，存个档。
NIckL9754回复 @乔戈里龙利鱼 :我其实特别好奇，是什么情绪鼓励您在现在这样嘈杂的网络环境留下这些可以说启发性的见解。我年纪尚轻，但是面对类似B站这种公开的讨论环境已经不习惯发言了。甚至有点闭锁，觉得没有必要去发表观点，因为就算带着讨论的情绪，最后也会被大量不经大脑，不韵世事的回复搞得情绪低落。所以看到您这种有勇气站在泥塘里引净水的人特别佩服也特别好奇。是因为有那种类似于留下给人向上攀爬思考台阶的引子，就算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被点悟了，也是做了一个好事的那种情绪吗？（抱歉语文功底不太扎实，很多可以精简的语句没能力提炼）
2020-03-15 20:01
答：必须承认，多数时候我也有意克制了自己的表达、部分原因跟你提到的类似，这个视频或属于值得且愿意回复的少数。经历过热血喷张、有一定认知就迫切渴望表达、偶尔甚至有些一叶障目的不成熟时期，所以理解年轻人看似或实际有些偏激的表达。多数并无绝对恶意，也就不计较。一旦决定参与讨论，便做好了身心的应对准备，认真、坦然、无情。同时，也清楚认识到自己发表的言论并不等于真理（就像多数历史或现存理论一样），更像是当前自己内心认可的“真”，而其是否够真，一切都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如果有一点所谓勇气，应该是来自这点自知无知的自知之明。
至于你提到的后半部分，我暂时没有“点悟”谁或普度众生的能力与意愿，且如前两条回复中提到的：“没指望所有人都持一种观点，那也不可能，同时也不想改变任何人想法。这种事只会吃力不讨好且可能性低到没有意愿做，单纯表达自身的见解。事实上，恰恰因为知道铁板一块的认知、成见（如国内基于执政引导、国外基于政治正确形成的部分思潮）比起包容与理性反思来显得不成熟，且随时可能助纣为虐成为进一步专制的落脚石，才说点什么。”
改变别人想法（特别是试图通过社交网络狭窄的评论框讨论价值观世界观中最顽固、偏执部分）这件事难度太大、也将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人的一生，可能出现顿悟、觉醒时刻，也可能完全没有、相对愚昧地度过，不觉醒的情况或许会越来越少但大概率还将存在。少数人会觉醒多次，甚至在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变认知、调整信仰。这其中，自觉比外部推动的更难得或许也更深刻。基于以上认知，我的出发点自然也就不是“那种情绪”，更多还是留下自己此刻的声音，有感而发。
还愿意发声，我想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来我对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终局是虽相对悲观的——毁灭（对人性中的恶也有足够认识），但认识到生活的痛苦底色后会尽量积极面对；二来我认为积极有为的做法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发声而非埋头自娱自乐或逃避（选择性发声与前述“嫌部分交流麻烦”不冲突），自小无论看书还是以其它方式学习也受过不少先哲恩惠。先秦诸子、罗素、尼采、加缪们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可能是让我变得更好了一些，我也不排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讲些真话、留点谨慎见解，如果能影响个别自觉者、甚至让这个世界因此离真善美更近了一步，乐见其成。
前天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虽与其同为一地客家人的后代，但内心从未将其成就强行与中国挂钩；同样的，其近乎实用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做法、领导新加坡在不同历史阶段采取更适合其本身发展的措施也引起过不少华人的质疑，自己冷静看待、不影响我从他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在中信出版社《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美]艾利森，布莱克威尔，温尼 编，蒋宗强 译）一书第九章中，李光耀前辈在回答记者关于基本战略原则、对战略思维与决策的看法、历史应该在战略思维与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对社会进步之源的看法如何影响了其战略思维等问题时有过不少精彩阐述，或许可作为引申阅读内容。摘取部分内容分享给你，祝好：
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经历塑造了您的态度？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 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到。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现在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一整代新加坡人都曾经上过这堂充满磨难的政治课……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在50多岁、将近60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做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什么战略范式塑造了这种态度？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金大中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命运中的民主”（democracy is our desting）的文章，他们让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我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对话，他们希望我做出回应。我认为这没必要，金大中的论断过于自信。哪里能找到具体的例子证明他们说的事情会成为现实？如果肯定会成为现实，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激动？他们恼羞成怒并竭力反驳我，这一点恰恰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观点缺乏坚定的信念，不确信自己的预言能否变成现实……如果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即如果历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请忽略我吧，不要宣传我，可以吗？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适用的。我注意到英国人一直在试图模仿美国人……盲目效仿美国制度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官员开始披露秘密，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有任何部长或法庭压制真相，你就有义务将其捅给反对派。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呢？这还是新事物，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明。如果你损害了社会基础，就会给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有两种制度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得到实践检验的，另一种是尚未被检验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会选择前者，至于后者是否可行，为什么不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证明呢？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历史应该在战略思维与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
历史不会重复，但某些趋势及其结果却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不懂历史，就会目光短浅；如果你懂历史，就能着眼未来、高瞻远瞩。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民族肯定会从历史的成功与失败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正是这种集体的记忆决定了这个民族对新事物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因为他们会从新事物中发现与历史经历的相似之处。年轻人从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深刻。前辈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心血获得的经验能增长年轻人的见识，帮助年轻人处理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风险，但这种经验是二手的，没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一手经验生动、深刻和持久。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他们对越南这个国家及越南人民的历史缺乏深度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于是，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以及兰德公司等智囊团迅速召集了一批相关学科的顶尖人才进行研究。如果美国人在卷入越南战争之前就提前做好这门功课，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把战场选在柬埔寨，而不是越南。
简明清晰的表述应该在战略思维与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谈谈简明清晰的表述的重要性，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并非易事……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明确指出，如果希特勒的讲话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体，那么德国人就永远不会发动战争……当你给我或者给你的部长发一份会议记录、一份备忘录或一份将要公开发表的类似于总统讲话稿的草稿时，尽量不要通过使用大而空的字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简明清晰地表述你的想法……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不能把复杂的思想凝练成简明清晰的语言，并生动地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理解，那么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我的很多提议可能有争议性，但如果要在陈词滥调和个人信仰之间选择的话，我觉得坚定有力地表达个人信念是我的义务，因为一直以来，妨碍马来西亚的政治实现快速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里的人一直忽略那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不愿意做任何引起争议的事情。
只有那些有魄力、有勇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敢于为了民族和国家秉持信念、捍卫信念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才是重要的人。
您对社会进步之源的看法如何影响了您的战略思维？
之所以会出现文明，是因为人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会应对挑战。哪里充满挑战，哪里就能兴旺发达。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你一定要有信念。你不只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而建造房屋……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相信自己最终肯定能创造一个幸福、健全的国家，创造一个让人民拥有成就感的社会……如果你只是把人当作动物，喂他们吃食，让他们好好锻炼，吃得膘肥体壮，像狗或猫一样健康，我认为用这种态度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想象中的具体目标，一个国家需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鼓励人们做出最大贡献，社会才能实现进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施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然而，我们虽然无法创造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却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回报多少不是由社会成员占据的财产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回报。
我不明白对人民爱护有加对一个民族的进取心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这只会降低人们取得成就、实现成功的愿望。我相信，要想获得财富，你就得去田野里种小麦，就得依靠每个秋天结出果实的果园，就得依靠工厂制造维持舒适生活所需要的物品。20年后，我才认识到在分享财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创造财富，那时，为了让新加坡人民有饭吃，我开始采用过时的转口贸易模式，以此发展经济。要创造财富，就要给人民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激励，这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于推动人民力争上游，鼓励人民承担风险创造利润，否则就没有什么财富可以分享。
你必须有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你拥有一件事物之前，你必须想拥有它，而想要拥有一件事物首先就意味着你要有能力发现自己需要什么，其次还意味着你要有能力训练自己、组织自己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就是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创造工业基础。最后还意味着你要有勇气和毅力，要敢于改变热带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热带，人们一直都觉得没有必要在夏天劳作、秋季收获并储存东西准备过冬。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文化模式都是固定的……只要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如果贫穷国家想有所改变，必须具备强烈的欲望，按照富裕国家的模式塑造自己。
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这样表述。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社会。你的人民不能浑浑噩噩地奋斗，必须有明确的改善境遇的欲望……你必须让人民的回报与付出成正比，因为每个人都想有别于他人。他们想要平等的机会，以显示自己超过别人的地方……其次，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良性管理。新加坡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最后，我们需要顺畅的社会流动性。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实现复苏，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战败后，它们的资本家、经理人、执行官、工程师和工人等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即让他们的国家重新站稳脚跟。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保留多种族、多语种、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活力。在英语成为全世界和互联网通用语言的时代，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过英语教育。然而，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们的基本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原有文化和语言带来的活力……现实与务实的心态对于克服新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被历史经历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改变，这些正确的东西就包括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机会均等、精英管理制度、让回报与社会贡献成正比、要避免 “自助餐综合征”，即付款之后尽可能地多拿多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利和补助才挫伤了人们力争上游、实现成功的动力。
在一个完善成熟的社会中，加入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充分掌握该社会的语言。语言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力量之一，正是这种语言水平的要求才确保了新移民加入美国之后不会破坏美国的社会凝聚力。从种族方面讲，移民起初可能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日本人，但美国要求移民的英语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成为美国公民的通行证，这就保证了语言对社会的凝聚力。
当欧洲开始文艺复兴之际，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放缓了，最终停了下来，为什么呢？中国的停滞是由其当时的高傲和自满导致的，它拒绝学习西方。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到访中国，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神奇成果，但乾隆皇帝不以为意，他对英国使者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中国为这种高傲付出的代价就是近200年的衰落与腐朽，而欧洲和美国却不断向前迈进。100多年后，一位思虑周全、思想务实的领导人开始医治创伤，他就是邓小平，他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
以色列人很精明。我曾经问美国银行的一位总裁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精明，他强调指出了优良基因是如何不断复制的。在任何一个犹太人的社会中，“拉比”通常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因为他们系统学习过《塔那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懂多门语言。因此，成功的犹太人往往喜欢追求“拉比”的子女，希望以此把优良基因引进自己的家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犹太人的优良基因不断复制。
您对于社会停滞或倒退的观点如何影响了您的战略思维？
英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规模都不足以使其维持美国、苏联这样的一流大国地位。除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1945年，英国工党出于一片好意，出台了“从摇篮到坟墓” 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侵蚀了英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动力，很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的雄心壮志都被磨灭了。这一点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更糟糕的是，个人纳税负担较重，浇灭了很多人创造财富、获得成功的梦想。
曾几何时，英国人非常擅长发明，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机，他们在科学领域赢得了很多诺贝尔奖。然而他们没有将成果投入商业化应用，为什么英国人缺乏这种把创新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能力呢？我认为这要归因于他们的文化。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这个老牌的帝国形成了一种尊重历史悠久的富人家族和地主乡绅的社会氛围，而那些刚刚富起来的家族通常会受到一定的蔑视。聪明的人都渴望从事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比如律师和医生，希望在这些工作中获得成功，从而被别人羡慕，因为这些职业只需动用脑力、双手可以干干净净的，不像工程师或工人那样必须努力工作、双手脏兮兮的。英国的上流社会也不乐于接纳新富阶层，新富阶层的子女在读完公立学校和大学之后，才有机会受到社会欢迎，而到时他们的家族也变成了具有一定历史的富人家族……一个社会的环境和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者某些社会成员的开拓创新精神……美国社会很注重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其中有四个显著特征：（1）国家注重个人独立和自力更生；（2）尊重创业人员；（3）能接受创业和创业过程中的失败；（4）对收入差距大比较宽容。
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革命的环境造就的是铁血、铁腕的领导人，而和平的环境造就的是能许诺给人民舒适生活的领导人。46
根据我对各国人民和领导人经验主义式的观察，我相信一个人的能力、癖好和性情中有70%~80%的成分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70%。如果你原本就是有能力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原本就是行动缓慢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行动缓慢的人。这些是注定的，什么都改变不了……美国人的书本上说，人可以通过培训成长为领导人，我持反对意见，我认为领导才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你可以把一个人教成经理人，但不能培养成领导人。他们必须有非凡的动力、非凡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以及敢于征服一切的意志力。
做领导人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做政治领导人，而做首席执行官或军队将领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不用费尽心思争取那些对你说“不”的人。如果你是政治领导人，在你参与竞选活动时，你的选民完全可以不听你讲话。当你的竞选活动结束时，必须让选民相信你能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让他们相信你能做到，这样他们才会投你的票。这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只有当你拥有本能、对人民拥有天然的兴趣并且希望为他们做一些让他们能感觉到的实事，你才能培养出这些技能。如果你没有这些天生的素质，只是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那么还是试试其他职业吧。
40年间，我一直在努力遴选合适的人才担任重要职务……我见过很多制度，同很多首席执行官交谈过……我断定在所有制度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制度是最好的。壳牌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强大的分析能力，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原则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壳牌把它们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你可能在数学考试中得分很高，你数学学得好，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了解现实情况，必须明确地知道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什么事情没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你只知道关注现实，就会变得平庸和碌碌无为，你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且说“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有超群的想象力。
如果你不希望出现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自我延续的权力架构。人应该是平等的，但从来都没平等过。有的人能做得多一点儿，有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如何才能预料到这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呢？问题就在于，人类无法评估所谓的“性格”……很多非常聪慧的人都没有为自己的同胞做出贡献，这令人很惊讶。正是这种无法确定的、无法衡量的品质，即性格，再加上你的心智能力、知识以及纪律构成了领导力……在完善的社会中，遴选领导人的范围非常广，他们都上过大学，如果一个人系统地接受过某个学科的训练，了解所有基本的准则，了解历史与人类经验，然后担任领导人，那就更好了。
领导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最常犯的错误有哪些？
有时，他们会沦为傲慢与过度自信的牺牲品，有时，他们会在变革契机到来时与这种契机失之交臂。
您最崇拜哪些领导人？为什么？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你是一位法国将军，为什么还要让外面的美国士兵保护你？”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我崇拜丘吉尔是因为当时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放弃了，但他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在街巷里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种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气和决心的。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崇拜谁，他们会说罗斯福。但罗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
在我的内阁同事中，吴庆瑞对新加坡的发展影响最大。他心胸宽广，性格坚毅。如果他与我意见不合，就会挑战我的决定，让我重新思考一下做出决定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为新加坡做出了更好的决策。在危机中，他的分析通常很敏锐、务实和客观，他在面对难题时敢作敢为的态度鼓励我尝试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高手。我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样我们一起制定的政策就能得到执行……他谙熟国防事务，熟读战略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包括孙子、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著作。他订阅了军事杂志，以了解最新的武器发展状况。他送给我一些书和文章，上面有很多标注和个人想法，他坚持认为在我做出决策之前必须了解自己批准的事情。
您希望自己如何被后人铭记？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