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争小故事——敌人的拥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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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髑髅”师老兵舍恩菲尔德（Schoenfeld）的回忆：

1924年，我生于新勃兰登堡附近的布尔格-施塔加德（Burg-Stargard，位于西波美拉尼亚，距波兰边境约50公里），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930年至1938年，我在布尔格-施塔加德的国民学校上学。我的父亲负责照顾全家，他是一名农场工人，我的母亲则是一名专业的裁缝。1938年秋天，从国民学校毕业后，我开始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在当时，为了贴补家用，家中最年长的孩子完成学业后马上出去工作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和大姐的情况就是如此。我的两个妹妹倒是可以习得一门真正的专业。我有点难过，因为我想成为一名机修工或电工，但又不得不在毕业后立即出去工作。除了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外，我对加入其他组织和他们举办的活动都别无兴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从小就梦想着穿上制服。

1940年10月，我志愿在隶属第二军区的新勃兰登堡的党卫军服役。当我年满17岁时，我被获准加入党卫军，并收到来自什切青SS波罗的海（第二）补充办公室的通知。我的征兵通知于1941年5月25日送达，我被分配至位于哈茨山麓戈斯拉尔（Goslar am Harz）的SS“北方”补充营。1941年6月21日，我已经和我的野战部队SS第3“髑髅”步兵团13连一起来到西普鲁士施图姆（Stuhm）。此前在戈斯拉尔时，我们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就只是在那里睡觉而已！在施图姆，我与一位教官交谈时，他问我是否对部队中的某一特定职位感兴趣。后来我被任命为无线电操作员。

（1941年）6月24日，我们越过德苏边境，向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推进。就在一条河的前方，我们与我们的欧宝-闪电（无线电通讯车）在那里的一座小山上驻足。我相信那条河是杜纳河（River Duna）。突然，一架苏联战斗机飞过我们的位置，后面跟着一架ME-109。这部德国机器正在与那架俄国的“老鼠”（Polikarpow I-16）进行空战。突然，我们看到地平线上亮起一道闪光，随后ME-109飞回来了，但“老鼠”没有。我们继续朝“斯大林防线”的方向推进，并于7月初抵达。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苏军猛烈的抵抗，我们损失了许多人才将其击退。“斯大林防线”隐匿至乡村深处，那里有一连串的碉堡和防御工事，因此我方遭受了不少伤亡。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师长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在他的参谋车驶过一枚地雷时受伤。我们继续向伊尔门湖（Lake Ilmen，位于诺夫哥罗德）北部前进。在那里，我们再次参与了激烈的战斗，伤亡惨重。然后，我们继续朝着杰米扬斯克，向德诺（Dno）进发。我想那是1941年10月的某天。那片地区遍布沼泽，前进几乎停滞；只有履带式车辆才能顺利地通过沼泽地区。

我还想提一下在前往杰米扬斯克的途中，我们在瓦尔代高地（Waldai Heights，位于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战斗。我是隶属13连的无线电操作员。位于我们阵地的左右两翼部署着几门15厘米重型步兵炮，同时在我们的前方有20毫米高射炮提供掩护。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此迎接俄军的大反攻。突然，开火的命令下达了，我们的四门步兵炮仿佛雷鸣般地开始向俄军阵地发射致命的炮弹。我带着无线电设备坐在一个散兵坑里，向我们部队的“B-阵地”（B-Stelle）传送坐标。就在我传送坐标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怎么回事？我小心翼翼地探出掩体，先伸头环顾四周，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又转过身，发现我们的一门15厘米火炮炸膛了。显然，这是哑火导致整个炮管爆炸，酿成了惨祸。装填手被一块炮口的碎片击中腹部，肠子都挂在了体外。他疯了一样尖叫着，让人向他开枪，但没人做出回应。我们都不想向他开枪。几分钟后，他死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战争体验。

几天后，我与一位战友调换到“B-阵地”。我进入自己的新阵地并调试无线电，为传送做好准备。突然，我听到：“俄国人进攻了！”从树林里出来的是一支令人既惊讶，但同时又令人恐惧的由人员与车辆组成的部队：成百上千的俄国步兵在T-34坦克的支援下向我们攻来！我们的侦察部队向我提供了坐标，我立刻将其传送给我们的炮兵。火炮开始不断地射击。在我右侧300米处的20毫米高射炮也开火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几乎难以描述。战场上躺着许许多多的尸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尸体！20毫米高射炮无疑发挥了它的作用。那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所经历的最可怕的时刻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瓦尔代高地。

1942年2月初，杰米扬斯克周围的圈子收拢了，形成“Kessel”或叫杰米扬斯克口袋、杰米扬斯克戏剧。希特勒拒绝了所有用于冬季战争的装备，因为他相信俄国人已经被打败了，不会再发生新的冬季战争。希特勒命令我们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人；每个人都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阵地，怀着前所未有的狂怒之情与敌军作战。但在1月12日，气温已经降至零下52摄氏度，而且我们没有冬季装备。积雪已经齐腰高时，我们还只穿着夏季制服。东线陆军没有为冬季战争提供装备：我们的坦克炮塔被冻得僵硬，无法转动，每辆机动车的发动机也都受到极大影响。我们不得不用枪托砸碎面包来吃，截肢也变得稀松平常。由于天气寒冷，前线几乎没有战事，所以我们能自由走动。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随意走动的话。有时“伊万”会向空中开几枪，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们还在那里。他们的武器在冬季似乎从不失灵。某些时候，他们能击中我们的一根通讯电缆。显然，无线电操作员被叫去了。我们只能抓起一根新的电缆，找到断掉的那根来进行修复。在零下50摄氏度的深厚积雪里穿行并非易事。一旦电缆修好，我们就得回去复命了。

在一次去营部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几块滑雪板，就随手把它们带走了。自此，我们不用再步行，而是用滑雪板从一个地方滑到另一个地方。饥饿是所有经历中最难熬的部分。我们的年龄都在17到20岁之间，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一些战友在无人区发现了几匹死马，一得到这则发现了肉的消息后，我们就带上斧头和刀子去取肉了。我们用铁铲把死马从雪地里挖出来。一些战友用斧头砍下一大块肉来。我强烈建议战友们不要吃这些肉，因为这几匹马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月了。但他们不听，结果他们中有五人被送到了野战医院，再也没有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罐肉和一条面包供八个人食用，这就是一天的配给量。显然，我们一拿到食物就吃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就都饿着。包围圈里的弹药和食物是通过空投提供的。

空军不时地向我们的阵地投下包裹，但这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在我们下次去营部的时候，我们抢走了营长的狗。我们太饿了，需要吃点东西才行。我们一直等到离开营部后，一名战友用他的手枪打死了那只狗。接着，他们把狗的皮拉到头上，再把它吊起来放血。这只狗在外面放置了一晚，第二天我们把肉给煮了。我们吃了没加盐的狗肉，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很好吃，不过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们都不饿了。除开这些苦难外，我们倒还能守住阵地。但我们也损失了不少人，我很庆幸自己得以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下来。恶劣的天气条件、我们装备简陋的部队，还有强大的敌军当前，这些有时都让我们倍感绝望。我们逃出杰米扬斯克口袋后，被转移到后方，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战斗，获得片刻的休息。但显然，不久后，我们又必须重返前线。那是1942年4月或5月左右。

我们在杰米扬斯克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42年9月，随后我们被送回东普鲁士待了几天。我和很多战友一样，得到了四周的假期。我当然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我记得，所有住在柏林和慕尼黑以东的战友都优先获得了探亲假。等我们回到部队后，其他人再被送上他们的探亲假。与此同时，我师其余部队被派往法国西部的昂古莱姆（Angoulême）地区。由于我们在杰米扬斯克包围战中伤亡惨重，我们在这个欧西坦语地区接收了新的人员和装备。我就是在那里接到了新的行军命令。也是在法国，我完成了驾驶课程并取得驾照。

从时间上推算，舍恩菲尔德与战友们抢走并吃掉的狗是属于当时的SS第3“髑髅”步兵团3营营长奥托·鲍姆（Otto Baum，右二）的。图中左二为SS“髑髅”工兵营3连连长马克斯·泽拉（Max Seela），他也是我社上一篇回忆《骑士木十字勋章》（详见我社同名订阅号）中的主角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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