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把《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合起来讲，这两篇分别从空间与时间上批判了文字下乡运动开展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

背景

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先生发表了《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一文，并且陆续开展了对广大农村的“文字下乡”运动。费孝通先生之所以批判，不是因为要否定这场运动，而是要通过对这场运动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以促进这场运动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健康发展。

一.“愚”

一度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中其实是“愚”的。可是，乡下人在城里人的汽车前东避不是、西逃不是被认为“愚”，那城里人在乡下人的田地里把玉米认成是小麦，又何尝不被认为是“愚”呢？注意，我在这里的用词是“被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别人是“愚”的，只是因为他人的一些行为不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罢了。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眼里可能是熟悉的、简单的，但在别人那里可能就是个新鲜事儿、大难题。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用自己的知识去建构他人知识呢？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是“愚”的，也都可以是“不愚”的。

我给大家举个好玩一点的例子吧：

在《女孩的钓鱼慢活》里，即将从城市里搬来海边居住的海止小春从没见过如此广阔的大海，竟然兴奋到要在三月份从海堤上跳海游泳。而对于只在游戏里用炮弹钓鱼的她来说，她对天天住在海边钓鱼的海止日和喜爱的海钓显然是既感到稀奇又一窍不通的。她甚至还将日和的飞绳钓竿的毛钩称为“垃圾”。可是日和并没有觉得小春就是“愚”的，而是认为对于这种“水蚤级”知名度的钓竿，普通人不知道很正常。一听到“水蚤级”这个词时，对于从未接触过钓鱼的小春来说，她想到的显然不是钓鱼方面的东西，而是想到了理科课上学到的“水蚤”。这是在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小春生活在城市里，没有接触过海钓，不知道日和说的一些东西是情有可原的。相反，日和住在海边，不了解小春在城市里的生活，因此根本不懂小春烧饭做菜的许多方法。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环境下，两人都不能互相认为对方是“愚”的。你连学习的机会都不给人家，还说别人“愚”，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不了解不等于愚。

进而，费孝通先生反对一些乡村工作者认为“不识字”就是“愚”的观点。自始至终，乡村工作者都在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乡下人，说白了就是把城里人的文化背景强加在乡下人的身上，去建构了这么些个所谓的“愚”人。但是，乡下人常常因为不识字被城里人取笑，城里人教员的孩子又不是不会因为抓不着蚱蜢而被乡下人弄得摸不着头脑？所谓“术业有专攻”，只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罢了，乡下人的生活不须要他们认识太多的字，城里人在整洁端庄的马路上也不用捉着蚱蜢玩。那么你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又凭什么要把城市里的那套模式，毫不考量地去套用在并不符合具体实际的乡村上呢？

总之，“愚”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知识问题，而是城市与乡村的环境、生活的差异所造成的碰撞摩擦问题。不要用“愚”去建构他者以彰显你的“不愚”，或许你在他者的眼中，有时候也是一个“愚”人。

（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正常，我们可能觉得有些东西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别人看来可能从来没听说过。）

二.空间上，“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

首先，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大家每天见的都是相同的人，对于人们来说甚至不需要姓名，光是听话语声、脚步声甚至是敲门声便可以辨别是谁来了。这都是熟悉的结果，是一种长期练习而产生的习惯。正如《红楼梦》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凤哥儿”，就是因为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对于王熙凤的笑声日日夜夜已然习惯，所以不需要见到人，便知道是那凤辣子来咯！况且，乡土社会在地域上是比较小的，人与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村东头喊一声村西头马上就能听到了，自然不需要像李华一样天天给人家写信。Yours Li Hua

其次，在《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已经提到，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不讲究“契约”。因此“签字画押”这类的事情非常少见，所以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不必要去学、去写。例如之前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十送红军》里有一位叫郑十一斤的同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用圆圈来替代写在一张照片的背面。这使得他的名字依然是由代代持有这张照片的战士口头传递下去的，而不是照片上的文字传递的。

另外，“文字”只是一种表意符号，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意义在时间与空间中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产生的。但是，“文字”只是符号的一种，你难道能说在没有“文字”的时候，“结绳记事”就不能在时间上传递信息吗？你难道能说在没有“文字”的时候，“铜钱传信”就不能在空间上传递信息吗？只要对话的双方已然约定好一种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当看到这种符号的时候就会想到某种意义，这与“文字”是同理的。就像《川柳少女》里的七七子从来都是写川柳举牌交谈的，木乃是通过画画和写字与人交谈的。（某种意义上她们两个其实是社牛）

还有，关于费孝通这里指出的“走样”。了解过西方哲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有一种哲学理论叫做“唯名论”。对于唯名论，简单理解起来就是说一个字词（或者说语言、文字）只不过是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方便而达成的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名称”而已。在这个“名称”背后，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性的所指向的唯一的对象。这是在说，语言在交流时是具有公共性的，那么如果不结合具体语境，就容易搞不清楚我们交流时的“名称”真正指向的那个非本质的对象。而语境的问题其实还可以姑且放着不论。事实上，自从维特根斯坦开启西方美学语言论转向以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甚至连语言能不能完全正确思想的内涵都没搞清楚。在这一方面，老子就非常有远见地在《道德经》第一章就阐明了“言不尽意”的思想，交代说“无名天地之始”。我们在创作东西时一旦落笔，常常发现其实很难把脑中的所想所思毫无死角地写下来。大家看看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这种意识流小说。你觉得普鲁斯特真的做到完全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了吗？于是后来兴起了作为扬弃意识流的新心理主义（如川端康成的《雪国》）。还有，就像是晚唐诗坛兴起的以李贺、孟郊与贾岛为代表的“苦吟派”，为了作诗呕心沥血，绞尽脑汁，“三年两句得，一吟双泪流”。这是因为语言具有公共性，而我们的情感、思想却具有私人性（特殊性）。而且“文字”是多义的，同一个字或词可以代表很多的含义，这样也会使“文字”走样。歧义其实会降低交流的效率。但“结绳记事”和“铜钱传信”的的实质都是“联想”，让你重新在脑子里回忆一遍你对这些“绳结”与“铜钱”所赋予的意义。因为你只需要在脑中想，在脑中浮现一些特定的画面，每一个绳结、铜钱也指指向一个内涵而没有多义性的模棱两可，所交代的意义自然也就不会“走样”。就像是“烽火戏诸侯”一样，在诸侯看来“烽火”只具有一个公共性涵义——入侵，一旦烽火点起，就是周王召唤诸侯去抵御侵略的意思。而周幽王从他的私人性出发，又赋予了“烽火”用来戏弄诸侯给褒姒看的新的涵义。因此等到真的西戎入侵时，诸侯就会在“狼烟”的“入侵”与“戏弄”两种涵义间摇摆不定，无法及时做出高效率且正确的判断，自然就不利于周幽王与诸侯沟通了。

同理，在乡土社会的语言，只是一个用声音去表达的象征体系。这个象征体系还可以辅助以肢体语言，表情甚至是气味。这是在说，交流者是在进行面对面的往来，属于直接接触。因此交流者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与“语境”接触。这一个象征体系是在乡土社会这个面对面社群的环境下才可以发生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是符合乡土社会的实际的，并不能说是“不足”。总之，乡土社会的语言是能用就行（功利性），能最快、最准确、最有效率地交流以完成目的就行。乡土社会只需要声音就可以表意了，为什么还要给它以“文字”呢？就算要进行所谓的“文字下乡”运动，也请先推行农村现代化建设吧，到时候，乡下人自己也会因为生活的改变而去学习“文字”以事业新生活，也就不需要刻意地“下乡”了。

以上因此，费孝通先生指出以下几个观点：

①在面对面的社群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用的工具。

语言的公共性决定了语言会发生“走样”，但一个社会如果想要高效协调运转，就须要任何人互相配合。而这样的“配合行为”须要所谓的“沟通”。而为了“沟通”，就不得不要“表达”出来，不表达出来别人就不知道你的想法，不能考虑到你的感受。因此，象征体系所谓的“象征”，就不得不表达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而具有公共性的语言，就此产生了。

PS：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的或面对面社群的语言是狭义的语言，仅仅代表口语，并不是包含文字的语言。

②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中所有具有相同经验的人之间发生。

我们总是说“行话”“看我眼色行事”，其实都是一种“特殊语言”，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性，因此能够基于这些“名称”进行高效率的交流。社群的大小具有相对性，语言的公共性也是相对的。而个人的语言实则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凉宫春日在操场上画的只有她和长门有希看得懂的外星语符号算语言吗？我想至少在地球人这个社群中，这并不能称之为语言。

总之，在乡土社会，“文字”是多余的，已经有能够表意的东西了，有什么必要呢？它只是符号的一种罢了，并不具有唯一性，而且这一种符号还经常有“走样”的缺陷。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想让乡下人成为城里人眼中那所谓的“聪明人”，必须考虑乡土社会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多开几个乡村学校，也是无济于事。

三.时间上，“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

我在上文提到了“符号”这一概念，我们为什么需要符号，是因为个人上我想让这个“符号”给我起到提醒事件的作用，群体上我想通过交流把我的意义、想法传递给其他人或是后人。因此，空间与时间的“阻隔”，是“文字”作为交流工具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然而，乡土社会并没有这种“空间阻隔”，它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空间之隔”，下面我们开始思考“时间之隔”的问题。

先说结论，总体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时间之隔。

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我们又学习的能力。人和小白鼠一样不但有着一样的先天性行为，也有着后天学习行为。然而，人类是万物之灵，我们的“学习”与小白鼠的“学习”其实是不尽相同的。

（一）个人今昔之隔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我们从小就在“学”，即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来改造我们的本能。而“学”的方法是“习”，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而达到“熟习”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学习”。当然，我们人之所以有“学习”的能力，离不开“记忆”的帮助。而且这种“记忆”并不同于小白鼠的“记忆”。小白鼠能够通过不断地探索、试错寻找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并且小白鼠能够“记住”这条正确的道路。在这里，小白鼠的后天学习行为会成为一种本能性（意思是不是本能但具有本能的部分特征）的生理反应。等到下次再进入迷宫，就会按照“记住”的正确的道路走出迷宫。然而，这样的“记忆”是个别情境的。如果我将小白鼠放在迷宫的另外一个位置或直接放到另一个迷宫中，小白鼠若是再按“记住”的道路走的话，就必然要碰壁了。

我们人类却不一样，我们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万物之灵。我们不但能够通过后天学习行为形成生理反映，还能通过象征体系中的“词”将个别情境落实到“概念”上。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可以靠着词从特殊走向普遍，从当前走向今后。这里有点像是抽象思维的感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概念、推理、判断能动地概括出单个或多个个别情境和片刻情境的本质与客观规律。

这是在说，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后天学习行为中形成一些“词”化的概念，这就使得我们在拥有“记忆”后不是像小白鼠一样对“记忆”进行机械地“再来一次”，不是单纯地进行生理反应，而是通过“词”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拔萃”出来一些东西以服务于“当前”。换句话说，人类能够明白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此只是从记忆中抽取出符合“当前”的时间、地点、条件的有用的，或言接近本质的、普适的部分，来服务“当前”，而不是像小白鼠一样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对“记忆”完完全全不加削减地照搬。

乡土社会的人们虽然不能总是抽象到本质与客观规律的境地，也不是绝对有意识地恪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道理，却也能够自觉地或类似地去把“经验”给“记忆”下来，“累积”下来。他们能以一种较为低端的抽象方式形成一种具有独特乡土特色的抽象方式，这样的方式不必然是通过文字形式的“词”，而可以是通过说出来的“词”，可以能动地服务于当前的新情况。也就是说，对于“词”的概念理解，不是只有那种“此在”“本我”“无明”“心斋”这种高度抽象的哲学词汇才能叫做“词”，那些口头表达甚至无法在现代汉语中找到对应字词的也可以称为“词”。上文已经提到了“唯名论”，“词”也只不过是个名称啊！

PS：个人感觉“词”是《乡土中国》里最难理解的概念了，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甚至感觉费孝通先生似乎有点随意了。窃以为把“词”理解成“符号”比较好理解

（二）社会的世代之隔

“词”还可以通过传承传给你的子孙后代。

上世纪二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理论”，就是那个因为《荒原》获得诺贝尔奖的艾略特。

“诗歌不是情感的放纵，而是情感的逃避。”

——英国·艾略特

艾略特用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揭示了“非个人化理论”的真谛。诗人总是想要在抒情时打破传统、张扬个性。然而，一个诗人要想在诗歌方面有成就，又要怎么做呢？学习前人的经典诗歌。你要想成为伟大的诗人，你不能不学习李白、杜甫的诗歌，然后看什么苏东坡、李清照之类的，之后还要看一些小众的诗人。你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实现“守正创新”。这是在说，打破传统也要站在传统的基础上，所谓的个性依然具有传统性。

PS：说得直球一点就是：你都要用语言来创作诗歌了，你还说你的个性不是公共性？

我们可以把“非个人化理论”代入到社会的世代之隔中来理解：

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的学习是向社会的遗业的学习。小白鼠之间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然而人非但可以把自己抽象出来的“词”传授给别人，还可以学习别人的“词”。每一只小白鼠都必须经过走一走弯路找到正确的道路的过程，而人类可以通过别人的“词”不走弯路直接踩着别人也踩过的脚印正确的道路。在这里，费孝通先生就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化能够为当今的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三）乡土社会对“词”的既有与传承

“词”不一定需要“文”，大家不要纠结于“词”的表面意义层面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其实“符号”才更接近费孝通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符号”不止“文字”一种，声音也可以作为符号。我们可以认为“词”（符号）的世代积累，形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部传统，全部文化。文化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民族对于内在精神的创造、既有、传承、发展。

乡土社会的“时间之隔”是比较特殊的，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世不移”的社会，结合上文我指出的那个对于“文化”的定义，你会发现乡土社会的文化过程，很少出现“创造”和“发展”，更多的只是“既有”和“传承”。几百年前的《牡丹亭》和如今的《牡丹亭》，都是同样的唱词，这是世世代代戏曲人的传承；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地是怎么种，渠是怎么开，如今就是怎么开，很少会发生变化。

“几百年前1+1=2，今天1+1还等于2”

今人可以向长辈学习耕织以及其他生活经验，长辈也曾是当时的“今人”。就像是数学证明题的“同理”和无聊的生活日记中的“同上”。后人只需要踩着前辈的脚印走，只要不出现新情况，跟着走一定不会走错。这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总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夕相伴，守望相助”的定型的生活，向长辈请教经验是“学”，每天每年重复这样的生活就是“习”。“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况千年不变，自然在“时间之隔”层面就少了很多“创造”和“发展”。

那么，“隔”的一说在乡土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个人层面除非把记忆清零了你才会产生个人的今天与过去的隔膜（遗忘了，有点既视感但仿佛过去的某个时候离自己很遥远）；世代层面是一种“今日如昨”的状态，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我的生活经验与方式几乎是相同的，又怎么产生隔膜呢？文化在亲子间代代相传就好了。就像是我把一句话告诉你，在不考虑你乱讲的情况下，你告诉了第三个人。那么我和第三个人知道的那句话没有任何区别。

这样的在时间上毫无隔膜的生活也使得乡土社会成了一种“循规蹈矩”的社会。费孝通先生举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例子。仿佛打破常规、挑战常规就是枪打出头鸟，所有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这样做对维护社会稳定当然有好处，但其实并不利于个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变通，不能很好地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照前人的做法做了碰壁之后才开始思索新方法，也就难怪会被人认为“愚”了。想想明清以来中国为什么科技成就断崖式下跌？想想《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沈琼枝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

因此，乡土社会对“文字”是没有“需要”的。人在记忆上的发展是依他们的生活需要决定的。城市人生活在一个满是文字的社会里，他们要进行生产、生活，自然需要学习文字。而由于乡土社会的在时间上几乎没有阻隔，每一天都是“今日如昨”的生活，并且乡土社会可以通过不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词”来进行生产、生活，乡土社会其实并不需要“文字”。这是在说，与其要让“文字下乡”，不如先要让文字产生需要；乡村工作者们与其急于进行文字下乡，不如着手于乡土社会乡土性的改变、现代化的推进。

总结

我并不是否定晏先生的千字课的价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乡。而是说，农民并不是人人在千字课中得到自觉，而是自觉之后才需要文字······他们（乡村工作者）还要靠自己来纠正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在这自救运动中他们才需要文字教育。——《费孝通文集》

注：

自觉：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先要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特质

自救：指实施乡村建设，找到一条乡土重建的道路

要是出现一些例子出现的时间是在文章发布时间之后的千万别见怪，就是因为我是预言家...

（修改于202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