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丙）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丁）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甲）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丙）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戊）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己）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指1917年8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8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16]）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17]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甲）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乙）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丙）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戊）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已）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庚）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辛）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壬）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癸）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页至第三三二页）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甲）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乙）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丙）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丁）战略指导；
　　（戊）策略指导；
　　（已）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无论何时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抓住时机，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力求获得胜利，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注：民主会议，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难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页至第十二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七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注：召回主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注：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1917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月22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注：卡普（1868——1922）是德国1920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页、第八十九页）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18]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页至第九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