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目录
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上）
30、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31、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32、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33、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
34、《中国工人》发刊词
35、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36、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7、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30、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1]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2]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注释
[1]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九四○年一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2] 指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31、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一九四○年二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1]，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2]，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3]，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4]，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5]，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6]，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7]，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8]、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9]。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10]；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11]、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12]，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13]，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14]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2]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3] 确山惨案，也称竹沟惨案、竹沟事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
[4]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六个军的兵派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5]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6]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到一九四○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
[7]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8]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9] 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
[10]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1] 见本卷《新民主主义论》注〔19〕。
[1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它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两个战场》一节。
[13] “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14]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五元。
32、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一九四○年二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1]，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2]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3]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4]。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5]。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着，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6]，明之魏忠贤、刘瑾[7]。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8]。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注释
[1] 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4]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5] 以上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2〕至注〔7〕和注〔9〕。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又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接着，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共军队在陇东和山西境内对人民军队的进攻，就是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到一九四○年春，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等率领国民党反共军队，大举进攻太行、冀南等根据地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决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共产党又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军事上展开坚决的自卫反击，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这样，到一九四○年三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完全被打退了。
[6] 周兴、来俊臣，公元七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7] 刘瑾，公元十六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十七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8] 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33、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
【编者按：这篇通电在列入毛选的时候，题目改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选所载的文章，基本内容没有删改，只把个别句子修改，例如删除了“拥护蒋委员长”，或者“我国民政府”修改为“国民政府”，务求不再露出当时任何承认国民党政府法统的含意。但是有趣的是这个通电的上款及下款所列的一大串名字或者团体、报章的名称，都全部删除。】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院，部，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本事委员会各部，国民参政会，反侵略大同盟，中苏文化协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青年记者学会，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央社，国新社，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省省政府，省参议会，省党部，抗敌后援会，报界协会，各大日报，四川、云南、汉中各大学，西安、柱林两行营，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全国抗战将士，抗战同胞均鉴：
二月一日延安讨汪拥蒋大会，义愤激昂，一致决议，讨伐汪精卫卖国投降，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我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通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造磨擦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属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励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我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二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论者谓己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联带侵犯八路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 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份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设立集中营，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 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极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极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政府与蒋委员长已三令五申，责成全国实行三民主义，
甚盛事也，顾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者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故弃民权主义者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者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日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于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即建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追切陈词，愿闻明教。
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主席团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王稼穑，康生，陈云，邓发，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张浩，张邦英，许光达，孟庆树，谭政，唐洪晨，高朗亭，冯文彬，管瑞才暨全体民众三万人同叩东。
一九四○．二．一
34、《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中国工人》[1]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注释
[1] 《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一年三月终刊。
35、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1]，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2]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3]，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4]，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5]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注释
[1]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3]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4〕。“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4]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5]见本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2〕。
36、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一九四○•二•一）
【编者按：毛泽东这篇著作并没有收入官方的四卷本毛选，也没有收入近年出版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
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 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原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三 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衆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衆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衆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衆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的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如果能坚决的并具体正确的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四 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
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
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十，发展民衆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
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解放九八•九九期合刊 一九四零•二•二零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四集 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五七
中囯共产党史参考资料第四集
新中华报 一九四零•二•一四
37、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1]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2]，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4]，第四个是冯国璋[5]，第五个是徐世昌[6]，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7]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8]，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9]，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10]，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注释
[1] 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2]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3]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4]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5]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6] 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7] 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8]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9]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 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37、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1940年2月20日）
录入者注：本文初刊载于《解放》刊物第101期第7-10页，后收入到《毛选》之中，删除、修正了大量讲话中所用的俗词俗句（鲜花插牛粪、狗屎堆）与错误的数据。
同志们！
今天延安各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这个会是为了什么的呢？就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民主的抗日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办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作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办。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势力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就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的压迫，要破坏封建势力的压迫。要坚决的澈底的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有丝毫留情之处。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这些坏东西，这些狗屎堆，不去破坏，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不然，把一朵好花插在牛屎上，那是不像样子的。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一定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都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时了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不是最新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却已经没落，不适合时代要求了，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他们还要这种东西，但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大多数人民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最新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各先进国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他。到了将来，有了一定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就要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黎元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道：“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解释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是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也就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宪政。
有促进之必要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开会，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拖尾巴，做封神榜上的申公豹，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作顽固份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那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我昨天在青年宪政促进会上就讲过，这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
你们看，在他那个遗嘱上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大会，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大会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申公豹在倒退，很多的人民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在延安，你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覆问题。为了答覆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的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会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事情不容易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份子就不得了了吗？他就向前进步了吗？他就服从你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你的。有很多的顽固份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作顽固份子。要使这样的顽固份子，来听你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也不论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在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份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会有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也来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很久以来就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在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份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何分别呢？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杀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是挂起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从艰苦斗争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大有希望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是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份子作怪。但是顽固份子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份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份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斯大林的脚，但是，从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订立协定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三天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派顽固派，如果他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要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要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取消进步的共产党，要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份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份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一定要的话，那他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顽固份子自己起见，我有反共反边区之任务。”顽固份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你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你的自由。因为你吃了你自己的饭，你又睡足了觉，你要剿，那也随你的便。不过，也要请你做好一个决议案，这决议案就是：“为了共产党太小了，有大大发展之必要，八路军枪枝太少了，有大大增加之必要，因此我顽固派就有剿共之任务。”这是不可移易的决议，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案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案，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现象，结果都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拍电报，送到各地去。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的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要亡国灭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都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困难，却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