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西郊王门沟出土的卵形三足瓮

山西省太原西郊王门沟出土的卵形三足瓮

《北方文物》 1988年04期 （日）秋山进午 著  木易译

一、前言

众所周知，冈山大学考古学陈列馆，保管着已故和岛诚一先生于战争期间，在中国山西省各地所收集的大量陶片。

1942〜1944年，和岛先生曾在山西省境内从事-占迹调查，踏查了60余处先史遗址。冈山大学保管的多 达150余箱陶片，就是他在这次踏查时所釆集的。这些陶片，包括了从仰韶文化到秦汉时代各种陶器，其中有著名的夏县西阴村遗址和万荣县荆村遗址的陶器。

1942年的踏査概报，早在1943年4月的《人类学杂志》58卷第4号上发表。可是，其以后的踏查，包括1943年、1944年度踏查结果的编年图等资料，却一直未曾发表。

笔者近年，承蒙冈山大学文学部近藤义郎教授的厚意，有机会仔细整理了和岛先生收集的一部分先史陶器。虽说即使整理极其大量的陶片也难以得出充分的成果，但可以亲眼目睹新中国发掘调查报告书以外的中原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乃是一大收获。

其中还有下文将要介绍的山西省中部，即晋中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这一文化陶器的重要性，随着近年来山西省各地的调查报告的发表，已经越来越清楚。

山西省，特别是晋南一带，与豫西和关中地区相连接，是中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晋南发现了许多与夏同时期的遗址，现在已被列入引人注目的“夏文化”发祥的候补地之一。

尽管如此，山西省先史或原始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还是不多的。本文将以此为线索，介绍冈山大学保管的山西省西郊王门沟出土的陶器，并论述其所反映的问题。

二、冈山大学保管的灰陶卵形三足瓮

已故和岛先生收集的大量陶器资料，由于其调查属于踏查性质，遗址往往没有全部发掘，只是调査试掘了一小部分。因而，完整陶器在陶器数量中所占的比例，自然是较小的。现在区山大学考古学陈列馆所展出的灰陶卵形三足瓮，就是其中少数完整复原器之一。

该器形如同一个竖立着的大型蛋，上端稍切去一部分，底部安上3个粗矮的足。口径24、腹径45、高65厘米。制法用粘土泥条分3段顺次盘筑而成。胎厚0.81厘米，3个空足。

陶质坚硬呈灰色，通体用陶拍拍印绳纹。3个足上也饰满绳纹。在器腹最宽处的绳纹上，加饰3周刻划弦纹。口沿部抹去宽约3厘米的绳纹，沿略外侈，唇内倾（图一）。

该器的出土地点，题笺上注明，“山西省阳曲县北寒村王门沟出土”。这里首先转录一下和岛先生1942年度踏查的《概要》中第二十七地点阳曲县北宾村王门沟遗址的记述：

前记的（西山石灰厂）是田中铁藏发现的遗址。该遗址位于南社村遗址西侧、隔沟与南社村相对的斜坡上•与田中一起发掘了一处古文化层。地表下1.3米处有灰层，其上有一大型鬲,灰层之北，发现散置石板，长约3米，遗迹形如其前端放上挡板的石槨。内宽、高均30厘米左右，作为石槨太小，又不象烟筒，其性质不明。但可以推测该灰层和石面，或是当时的生活面，或是与居住址有关的遗迹，可能是青铜时代的遗址吧

根据《概要》篇首所载的日程，和岛先生在太原市西山地区的发掘调查是：1942年11月10日至12日之间。这一期间共发掘了3处遗址，即阳曲县南社村遗址、上庄村遗址和北寒村王门沟遗址。在《概要》的调查报告中，引人注目的是"地表下1.3米处有灰层，其中有一大型鬲"的记载。本文所介绍的卵形瓮，大概就是这:件“大型鬲”吧。由于《概要》是在现场短时间观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把有3个空足和较简单的平口器物，当作“鬲”了.

这种推定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该器确为太原市西山北寒村王门沟（图二：1）出土。

三  出土卵形三足瓮的遗址

据新中国的考古调查，近年来发现出土卵形三足綻的遗址不断增加，但其总数还是寥寥无几。

太原市北郊光社遗址（图二：2）

最早见于报告的卵形三足瓮，就是太原北郊光社遗址出土的。1965年春由于修筑公路破坏了一部分遗址，出土了较多遗物①。（寿田《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澧遇»）一文中报导了出土的陶器、石器、卜骨的情况，并刊登了2件完整的卵形三足瓮的照片。其中1件瓮，口沿较窄，腹部近球形，圜底，3个足似实足，高70余厘米，腹径近60陳米。另1件三足器，与冈山大学保管的很相似，所不同的仅是腹部的上下两端各有3周弦纹。

1965年秋，对光社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分为上下两层，因试掘面积仅有4'4米，除白灰面外未见明显遗迹，两层之间的区别也不明显。出土的陶器多为灰陶，红陶较少，黑陶只釆集到3片，可辨识的器形有鬲、號、罐和纺轮。石器以磨制的石斧为主，石刀也较常见。骨器有锥、凿、镞、簪，以及用牛肩胛计制成的卜骨，上有灼或钻的痕迹。从出土遗物来看，该遗址显然是龙山文化期至二里头、商初期的曳合堆积，由于只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其文化面貌尚不清楚。

翼城县感军遗址（图二，3）

1962年春普查时发现,同年秋天进行试掘。遗址位于临汾盆地的东端、塔儿山东南涯、翼城县打公社感军村西南500米处②。出土的石器有斧、杵、石刀、镞，骨器有镞、笄和卜骨；陶器以泥质灰陶的为最多，夹砂灰陶其次，红陶极少。器形有鬲、甗，斝、罐、盆、豆、瓮和器盖。比较有特色的器形是两种縫'一种是双耳三足瓮，口沿部从肩部开始明显内收，肩上置双耳，底部有3个外撇的足，平底，通体无纹，仅腹部有3组各5条横向划纹,另一种是卵形三足瓮，形似竖立的鸡策，腹中部有双耳，三足为虬头状的小实足，纹饰从底部到近口沿处，饰竖绳纹，口径43、高56厘米（图三，5）。

夏县东下冯遗迹（图二，4）

在自1959年开始的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普査中，该遗址是发现面积最大，而且是丿人层位上确认了龙山、二里头、商（二里岗）文化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遗址。

遗址位于夏县城北约17公里的垛掌公社东下冯村。连接村北的西区调查以《报告》为名发表了，东、中.北区的调査则以《简报》为名也发表了③。其中，在西区的V区T26中确定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与龙山文化的层位关系，而东区、中区则确定了东下冯类型和商前期文化的层位关系。由于《担志》中慧重论述龙山文化的类别，涉及二里头文化的地方不多，因而本文有目的地依据以报导二里头文化层为主的«简报》，叙述一下遗址的概要。

该遗址发现居住址30座，除地上建筑址和半地下式居住址外，还有富有特色的窑洞式居住址，这种居住址占多数。

陶器从层位上分为三组。最早的第一组的器物组合是鬲、鼎、罐、瓮、盆，离、小碗、L：；箪二组的矗物组合是鬲、斝、罐、盆、盘、甑、尊、四足方杯,第三组是鬲、鼎、罐、尊、卵形三足瓮（图三I 9）盆、盘、豆和墓葬中出土的爵与盉。

这些陶器与同时期的河南省二里头文化的器物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简报》的作者认为，具有这些陶器的文化是山西省南部独有的特点，因此把它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图二，5）

出土卵形三足瓮的遗址，北方扩展到大口遗址。该遗址是1962年由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踏査时发现的④。踏査当时，在这个遗址中发现3座瓮棺葬，其中一座是使用卵形三足瓮的（报告中谓泥质褐陶果）.

这件瓮口径40、高60里米，为一截头卵形，有3个矮小的空足，腹部有鸡冠状双耳，通体飾斜篮纹。

准格尔旗沙方堵镇东南约35公里的大口遗址，东与山西省河曲县隔黄河相望，南约5公里进入陕西省府谷县境，此他正是内蒙古与山西、陕西两省的交界地带。试掘遗址西部约140平方米，发掘了居住址2•座、窖穴1个、瓮棺葬7座、土坑墓3座⑤。

从层位上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称大口第一期文化，除陶器外遗迹不明确,上层称大口第二期文化，居住址、窖穴、瓮棺葬都属于这一期。

在居住址的周围，埋葬着7座瓮棺。其中有两座使用1个或2个卵形三足瓮作葬具，其他的使用罐、甗.

陶器中最有特征的就是卵形三足瓮，出土4件，釆集5件。采集品中1件口径24.5、腹径34、高46.5厘米（图三最大腹径在器身下方，口沿内侧折呈斜平沿，腹与底之间有明显的棱角，底部有3个粗矮的空足，通体饰篮纹。另1件出于房址，最大腹径在器身中部，腹与底之间没有棱角，有三个粗矮的空足，器身饰篮纹，口沿下有一条较宽的无纹带，其下有一周锥刺纹（图三，4）。

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图二：6）

1976年首次发现，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进行了调査试掘⑥。试掘了4、7米的探沟3条，共发现居住址2座，窖穴1个，墓葬5座。其中用石板筑成的石棺葬3座，瓮棺葬1座，另1座是在瓮棺上盖石板。

瓮棺有两种：成年人用的是一卵形三足瓮盖上一个瓮，小孩用的则是由两个罐组成。

用作葬具的卵形三足瓮，口径31.8、高70厘米，上腹部微内收，呈筒形器身，底与腹之间有明显的突棱，安有3个粗矮的空足。除口沿外，周身饰篮纹（图三，3）

采集的卵形三足瓮，口径27.4,腹径44、高50.7厘米.腹部比瓮棺用的内收明显，器表饰斜篮纹，上有3条刻划纹.其他形制同于瓮棺所用的。

山西省汾阳县峪道河遗址（图二，7）

1981年山西省所进行了调查，这里是面积为68万平方米的大遗址⑦。

该遗金是从仰韶文化期到龙山文化期的堆积。在龙山文化期的遗存中，发现有白灰面和烧土面的居住址3座，注棺葬2座。瓮棺葬使用卵形三足瓮和甗、甑、尊。

卵形三足瓮岀土了3件，均作为瓮棺葬具。2号瓮棺的卵形三足瓮，口沿平直，最大腹径在中部略偏下，底部有明显的折棱，安有3个粗矮的空足。口径27、高60.7®米，泥质褐陶，通体饰竖篮纹（图三，2）。

另1件卵形三足瓮，形制相同，仅底部残，通体怖横篮纹，口径24.7、残高48.5厘米。还有一件无图，仅记述，上部磨光，器身饰交叉篮纹拍印成的方格纹。

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图二：8）

卵形三足.件在山西省东北越过省界，发现于壶流河疝强勺三天遗址。蔚县附近的遗址，1979年开始调查，发现了仰韶时期至龙山和早商文化时期的大量遗存，并搞清了各文化期的编年⑧。

在蔚县的夏商时代遗存的分期中，含有卵形三足瓮的文化阶段，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第二阶段。卵形三足瓮，口海平折，最大腹径在器身下方，有3个细小的实足.器羨通体饰竖绳纹，口沿部抹光，高46.8,腹宽35.4厘米（图三，10）

其他的卵形三足瓮

出土卵形三足瓮的遗址，除上述遗址外，还有几个遗址未见正式报告。据王克林论考，山西省太原市东太堡遗址发现卵形三足瓮的足部，空足，饰绳纹,山西省忻县张村遗址也采集到足部⑨。这里的足是空足，也廊绳纹。山西省太谷县白燕红咀鸦疙瘩采集的卵形三足瓮，仅口部残缺，器身完整，空足，通体饰绳纹。

此外，据峪道河报告的注释，吕梁山麓的孝义，汾阳，交城、文水、岢岚各县和晋中盆地的太原市太谷县等地，都有发现。另据报道，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也发现过卵形三足瓮⑩。

如上所述，出土卵形三足瓮的遗址，以山西省太原盆地为中心，南到山西省南部，东到河北省西北部，北部和西部扩展到内蒙古，陕西省的长城地带

四、卵形三足瓮的谱系

首先论证关于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卵形三足瓮谱系问题的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克林。他以《晋国建立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为题，论述了晋，即以山西省为中心地区的龙山文化到二里头（夏）.二里岗（商.症期）文化阶段的发展状况，并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划分了地区，论述了各地区的发展序列。他在《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山文化的关系——兼论先周文化的渊源》一文的后半部，例举了不少有关卵形三足瓮资料.进一步考察了卵形三足瓮的发展演变过程，并由此探索先周文化的源流。其结论是否得当姑且不论。在此，参照《王论文»,探讨关于卵形三足瓮演变的考察，以有助于王门沟出土的卵形三足瓮归属的研究

《王论文》首先将山西省域的龙山文化划分为四个地区；①忻县为中心的波沱河地区,②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③临汾为中心的晋南地区.④中条山脉南北的晋西南地区。他认为各地区的龙山文化有地域特性。并进一步认为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遗址分布，基本上延用了龙山文化期的遗址，可以划分为晋中和晋南两个大的地区

现在，问题在于卵形三足瓮在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后期，是被认为兼具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一种陶器而出现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例举的是汾阳峪道河出土的器物。

在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期，卵形三足瓮在晋中和晋南均有发现。卵形三足瓮在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前期遗址中被认为是普遍出土的，但遗憾的是没有发表图片。根据《王论文》所述，空足较浅，绳纹多饰于器腹的上半部.他只例举了太原东太堡、许坦，狄村等遗址。

晋中的二里头文化后期，卵形三足瓮口缘越来越窄，由浅空足逐渐向锥形实足发展。刊载的图片是太原北郊光社由土的草图。其实测图大概是《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的关系》中的图三，3。为一截头卵形，有三个祖矮的空足，除口沿外，通体饰绳纹，腹部上、下各有3条划刻线，高50厘米（图三，6）

夏县东下冯出土的卵形三足瓮是晋南二里头文化前期的（图三|9）,翼城县感军遗址出土的则是晋南二里头文化后期的（图三，5）.前期东下冯出土的口沿肥厚，足是空足，极为矮小，且集中于底部中央，后期感军遗址出土的是一件完好的卵形器，有双耳，足是矮小的实足。作为商代的卵形三足瓮，《王论文》还展示了晋中太谷县白燕遗址出土的图片。商前期的卵形瓮，仍保持了卵状的形态，锥形实足（图三：8）.后期的口沿内敛更加明显，长锥形实足（图三，7）,纹饰除口沿外，通体饰竖或斜绳纹。

《王论文》认为：这种卵形三足瓮是在龙山文化后期的晋中地区诞生的，在二里头文化期传播到晋南地区，一直延续到商代。他明确提出：这种富有特色的器形，是山西省龙山文化后期至二里头文化期最有特征的器物。

在汇集了建国后30年中国考古学界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负责编写“关于夏文化探索”这一条目的没玮章，在将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特别是东下冯类型遗址的特征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相比较中也指岀：（东下冯类型）常见的卵形三足瓮不见于（豫西）二里头类型文化。但是，关于晋V中的二里头文化他并没有涉及。

而另一部同样是为纪念建国30年编纂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在山西省这一条目中，把卵形三足瓮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其中刊载的卵形三足瓮的照片，与《王论文》中使用的晋中太原市北郊光社遗址岀土的卵形三足瓮的草图极相似。

这张照片是作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代表器形而刊载的，若象《王论文》分为晋中、晋南两个地区的活，当然应归入晋中淡型。由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中的东下冯类型的范围包'含了从晋南到晋中的太原盆地，当然这也是无妨的。顺便说一下，同书的另一类型，以晋西南永济县东马铺头遗址作为代表的类型，其内容与河南二里头文化极相近，当然符合了《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记述，没有出土卵形三足瓮。

总之，山西省的二里头文化类型，划分得还是不够充分，依笔者之见，其地区的划分也不一致。

五、结语

卵形三足瓮的谱系

第四章以《王论文》为核心，研讨了卵形三足瓮的谱系。但是，如同第三章介绍的那样，除〈王论文，例举的山西省外，出土卵形三足瓮的遗址已经越过山西省，扩展到河北、内蒙古、陕西各省。

现在，如图二所示，位于晋中盆地西北部的内蒙古大口遗址出土的卵形三足瓮和陕西省石昴遗址出土的卵形三足瓮，与晋中峪道河出土的卵形三足瓮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十分相似。三者的最大腹径均位于腹下方，腹与底之间有明显的棱角，有三个粗矮空足，饰篮纹。

这些三足瓮是属于龙山文化后期的。只是大口遗址（图三4）那件卵形三足瓮，腹部与底部之间突棱不明显，且位大腹径位于腹中部，或许说明大口二期文化中有年代差异，但这尚待详细的发掘报告的

图三：1、4的口沿，在向内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应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大口二期文化的特征，也见于后迹的河北省蔚县出土的同类器中。

晋中的卵形三足瓮和其西北方的卵形三足瓮，均为龙山文化后期的话，卵形三足瓮的起源问题就有再探讨之必要。象《王论文》那种晋中起源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关于起源问题，希望对于更广范的龙山文化进行详细研究。

关于卵形三足瓮的谱系，目前的问题之一是，《王论文》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晋中和晋南的卵形三足瓮论有异的。限于所见到的卯形三足瓮，晋南和晋中的卵形三足瓮确有区别。在这方面笔者赞同«王心文》的舌法，倡将东下冯岀土的卵形三足瓮和感军出土的卵形三足瓮同属一个谱系，则有很大的冋題。

的确，集中于底部中央的三个矮足，由空足变为实足的发展趋势，同晋中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东下冯出土的肥厚的口沿，究竟到哪里寻求渊源才好呢？这里只打算作为疑问提出。

河北省蔚县岀土的卵形三足瓮,从其口沿的形状看，大概可以归入内蒙古大口第二期文化的谱系吧。从实足、饰绳纹这方面看，其年代，我认为可放到二里头至二里岗期，结合最大腹径位于腹下部、口缘内曲的形态来看，与其认为受晋中的波及，倒不如认为是由内蒙古东进的另一谱系的可能性大。

太原西郊王门沟出土的卵形三足瓮很明显，第二章介绍的冈山大学考古学陈列馆保管的、已故和岛诚一先生收集的山西省太原市王门沟遗址出土的卵形三足瓮，与图三，6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光社遗址出土的卵形三足瓮，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共同点.两者的出土地点也很接近，只是王门沟出土的比光社岀土的器体高，其他部分略细长，足也粗一点，但3个空足、口缘下抹去竖篮纹，划刻3条弦信等方面均相同，很显然王门沟岀土的这件卵形三足瓮是晋中二里头文化期的

二里头文化期的前半期被认为是“夏代"，后半期是早商时期。目前在我国再探求这个时期的遗物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这件器物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