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格雷夫-拜占庭历史地图集（九）

上一章

632-1050年的东罗马帝国：转变与恢复

          一方面是640年代伊斯兰教在东部的扩张，另一方面是680年代保加利亚人的到来和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永久的保加利亚汗国，这些失败和领土收缩从根本上改变了东罗马国家的政治生存条件，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背景。这一背景的演变，一方面是帝国与邻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波动和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同时，拜占庭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巴尔干和俄罗斯的强大成果，其结果一直影响着巴尔干和东欧，并继续影响到今天。

          在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和他的儿子及继承人康斯坦丁五世（741-775）的领导下，收缩和失败在这一时期开始改变。利奥是军人出身，他通过政变上台，似乎是一位能干的军事和财政管理者；事实证明，君士坦丁是一位善于改革的皇帝，他在军队中进行了一些行政改革，并在76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支精英部队（所谓的帝国塔格马塔部队）。内部的政治稳定，加上8世纪后期经济复苏的开始，以及敌人之间的不和，使拜占庭人在800年之前重新建立了某种平衡状态。尽管偶有重大失败（例如，811年保加利亚人的突然袭击导致拜占庭部队全军覆没，以及皇帝尼科普罗斯一世[802-811]战死），而且国际政治局势往往不利，但拜占庭能够开始对东部的伊斯兰势力和北部的保加利亚人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在后者的情况下，将外交和传教活动与军事威胁相结合。从九世纪初开始，帝国的权威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伊利里亚沿海地区重新建立起来；而从860年代开始，拜占庭在小亚细亚中部的连续胜利（尽管偶有挫折，如阿拉伯人在842年洗劫了重要的要塞城市阿莫里昂）稳定了新的边界，将哈里发推向了防线。到了十世纪初，随着哈里发因内乱而被削弱，拜占庭人开始建立起一定的优势；尽管当地穆斯林军阀（如940年代和950年代的阿勒颇埃米尔）进行了激烈的、有时是成功的反对，但随后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进行了一系列辉煌的再征服，歼灭了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并开始重新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在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基督教化的保加利亚国家对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君士坦丁堡曾被短暂围困——但和平关系（随后拜占庭对保加利亚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仍是主流。保加利亚人的敌意重新抬头，导致了一系列漫长而耗资昂贵的战争，最终在1014年后，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沙皇国被摧毁，并被纳入帝国的版图。到士兵皇帝巴西尔二世 "保加利亚杀手 "去世时（1025年），拜占庭帝国再次成为地中海盆地东部和欧洲东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只有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王朝可以匹敌。

          从九世纪中叶开始发展起来的进攻性战争反过来又对国家的财政和军事行政结构的管理和组织产生了影响。省级民兵越来越不适合这种战役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被束缚在当地，这实际上是一种游击战略，以及阿拉伯人或保加利亚人的突击队所决定的季节性战役。相反，具有更复杂的战术结构、专门的战斗技能和武器以及更多的攻击性的正规长征军开始发展起来，部分是在由大地主组成的新的社会精英军事指挥官的主持下，一部分是由国家鼓励和资助的。雇佣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国家开始用现金换取各省军队的兵役，以雇佣专业人员：到11世纪中叶，帝国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本土招募的雇佣军与诺曼人、俄罗斯人、突厥人和法兰克人的雇佣军组成的，大部分是骑兵，但也包括步兵部队（如著名的瓦兰吉亚卫队）。

         约940-1030年间的扩张主义也产生了负面的结果。日益增长的国家需求与更多的贵族对纳税的抵制发生了冲突；宫廷中的政治派别，反过来反映了整个社会中新的社会紧张关系的发展，在脆弱和机会主义的帝国政府的背景下，导致了政策的失败，这是对帝国军事力量的过度估计，以及对防御结构的忽视。巴尔干半岛上的佩切内格突袭，亚美尼亚高地出现的塞尔柱突袭者，以及意大利出现的诺曼雇佣兵，都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预兆。然而，在1050年，该帝国正处于其领土权力的顶峰，其国际地位似乎不可动摇，其首都是西方欧亚世界中人口最多、商业最活跃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领土损失与收益

          边境的稳定是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康斯坦丁五世的伟大成就之一。康斯坦丁五世经常向保加利亚领土的中心地带发动战争，这几乎完全摧毁了保加利亚汗国，尽管保加利亚人进行了顽强而激烈的抵抗。在东部，他对一些重要的阿拉伯堡垒发东进攻，并重新建立了罗马军队和穆斯林军队之间的军事平衡，从而为帝国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使遭到破坏的省份能够从一个半世纪的战乱中恢复。

         但是，尽管在东部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君士坦丁的努力使保加利亚人在8世纪末之前一直处于平静状态，但是，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意大利的政治存在却明显恶化了。拉文纳，意大利执政区的最后一个前哨，在751年落入伦巴第人之手，而他们也很快被法兰克人所统治。由于帝国的军事支持微乎其微，教廷几十年来一直有效地自治和独立，而从750年代开始，部分由于帝国支持圣像崇拜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而加剧了这种疏远。教皇与法兰克人的国王佩平一世和查理曼结成联盟，后者现在取代东方皇帝成为意大利（不包括西西里）的主导力量；800年，教皇加冕查理曼为皇帝，这一行为在东方被视为对帝国主张的直接挑战。

          外交手段克服了一些困难，但拜占庭的皇帝们从此不得不考虑西方的"复兴"帝国，它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经常有着与之相反的利益，而且是潜在的军事对手。820年，阿拉伯军队入侵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并迅速征服了后者，这对帝国的局势产生了影响。西西里岛得到了顽强的防御，但在持续到本世纪末的长期斗争中，一个又一个堡垒逐渐落入侵略者之手。克里特阿拉伯人成了帝国的一个主要海上刺头，他们对沿海地区进行掠夺和破坏，九世纪的几次重大远征都未能将他们赶走。拜占庭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权力因这些发展而受到致命的损害。

          尽管保加利亚大汗克鲁姆在811-813年期间对拜占庭人造成了一系列破坏，但帝国还是得以恢复，并与他的继承人建立了和平关系。在巴西尔一世时期，随着保加利亚大汗鲍里斯皈依基督教，他取了基督教的名字迈克尔（852-889）和沙皇（凯撒）的头衔，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改善；在保加利亚宫廷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亲拜占庭党。但在沙皇赛米翁（893-927）统治期间，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长大，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帝国诉求，战争再次爆发，这场战争在暂停后一直持续到920年，君士坦丁堡一度被强大的保加利亚军队围困。当和平得到恢复时，是通过皇帝罗曼诺斯一世的努力，他以前是帝国舰队的指挥官，后来夺取了权力，与他的儿子们一起与合法继承人康斯坦丁七世分享了帝国的地位。在一连串亲拜占庭的保加利亚统治者的统治下，和平一直持续到960年代末。

          还有一个地区对拜占庭统治者很重要，正如它对六世纪及以前的皇帝一样。从匈牙利平原向东延伸到俄罗斯南部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许多游牧民族的家园，其中大部分是突厥人，使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对帝国保持有利的态度是拜占庭国际外交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通过大量赠送金币、高级丝绸以及帝国的称号和荣誉来实现的。630年阿瓦尔帝国崩溃后，君士坦丁堡与哈扎尔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哈扎尔人虽然皈依了犹太教，但仍然是大多数拜占庭皇帝的忠实盟友，例如，当该地区爆发战争时，他们适当地利用拜占庭的邀请从北方进攻保加利亚人，但也让朝廷了解到更东部的发展。哈扎尔帝国在九世纪后期开始收缩，主要是受到来自东部各民族的压力，这些民族因佩切内格人和同盟团体的扩张而开始行动。Magyars（匈牙利人）于九世纪中叶，在哈扎尔人的西北部和西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并于十世纪初在现在的匈牙利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他们在此过程中摧毁了当地的斯拉夫王国。哈扎尔人和马加尔人都在拜占庭军队中充当雇佣兵，特别是在对抗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尽管在十世纪晚期多瑙河中部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化的匈牙利王国，对拜占庭在该地区的权力构成了潜在的挑战，这在十二世纪变得尤为严重。哈扎尔人仍然是草原外交的重要参与者，直到十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的日益强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并在拜占庭外交中取代了他们。九世纪末，突厥人佩奇纳克人（Patzinaks）的出现使这一安排复杂化：新来者与哈扎尔人和马加尔人发生冲突，在多瑙河和顿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帝国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十世纪后期的战争中，他们是对罗斯和马加尔人的制衡，但他们也是危险的、经常不可靠的盟友。在十一世纪中叶，佩切内格人的团体开始进入巴尔干地区，在那里他们与帝国军队发生冲突。然而，直到1071年曼齐克特之后的内战时期，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帝国的控制；此后，他们在几乎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对拜占庭边境进行蹂躏和掠夺，直到1091年阿列克西奥一世才将其收拾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