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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背后,还有一个“意义世界”的退隐问题

2023-07-10 12:32 作者:兰哥健康分享  | 我要投稿

最近,公众对抑郁症问题越来越关注。除了对病因的分析,人们还更多地开始质疑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容易陷入抑郁情绪,抑郁情绪和症状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心理困扰。这种情绪和症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无意义感”,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后,找到生活意义似乎变得更加困难。

本文指出,现代文明最大的问题在于实际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边界消失,“意义世界”不断消退。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意义,对于未来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一种努力。

此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首发于2023年第6期的《探索与争鸣》杂志。本文作者樊浩是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文章题目为《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人类文明的两轮》,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社会学所追寻的是社会科学及事实,而伦理学则追求的是人文科学与意义。探讨"数字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是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主题。人们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之中,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所处的事实世界,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所追求的意义世界。如果日常生活缺乏意义感,不仅会因追求虚幻事物而削弱生命和生活的价值,也会失去幸福感,仅剩下片刻的感官愉悦的而已。


本文旨在阐述三个核心观点。首先,生活与意义。生活世界(亦称世俗世界)和意义世界,乃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两大推动力。其次,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平衡水平,直接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智慧和成就。第三,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数字技术,使得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互交错、相互侵蚀,其核心特征在于生活世界取代甚至削弱了意义世界的地位。数字技术最重要的风险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逐渐抽离,并有可能最终消失。


为什么人类通过“文化”而变得“智慧明晰”?

中文中的“文明”与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不仅仅在起源和语境上不同,它们还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意识。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文明”的概念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意义和生活价值规律的理解,这就是“由‘文’而‘明’”。

人类如何实现“由‘文’而‘明’”,关键在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从而向“明”方向发展。在哲学上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反而更适合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探索和发现这两个领域的统一来理解。

首先,我们来讨论宗教与伦理。宗教和伦理关乎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的生命既有限又无限。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或许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死去的动物。"向死而生"是人类世界中的残酷事实。正因为如此,对无限生命的追求成为了人类最强烈的渴望和最基本的关切。

如何将生命从有限提升到无限?这个问题对于中西方来说,有不同的文化智慧,西方主要是通过宗教,而中国则主要通过伦理。西方的宗教构建了一个让人们永远存在的彼岸世界,也就是“永远活在上帝手中”的概念;而中国的伦理则创造了一个让人们在此岸达到永恒和不朽的世界。中国传统经典指明了达到永恒的三条途径,即“立德、立言、立功”,也被称为“三不朽”。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只有少数精英可以达到。


那么,如何实现普罗大众的永恒不朽?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人生就会缺乏最终关怀,中国文化也无法成为伦理型文化。对于部分大众来说,实现永恒不朽的简单而自然的途径就是繁衍后代。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生活世界中,“无后”就意味着意义世界中血脉的中断。在中国文化中,孝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道德,孝被视为人们对父母和祖先生命永恒与不朽的庄严承诺。宗教和伦理是两种文化设计,旨在让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永恒不朽,它们是意义世界的顶层设计。

再者谈到艺术,中西绘画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采用焦点透视,而中国则使用散点透视。在西方的油画中,重点是"写实",它的本质在于刻画出"真实"的场景。尽管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风景如画",但仔细思考会发现,这个成语在西方缺乏表达和解释力。这是因为西方油画的特点是"画作本身就像风景",通过非常真实地描绘和刻画特定的风景或形象,这才构成了一幅画作。

当西方油画将"写生"推向极限时,科技与之融合的可能性便产生了,照相术也由此诞生。当照片取代了油画中的写实艺术时,科技就开始侵入艺术领域,事实也开始取代了意义。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差异点。中西方文明不同在于时间观念。西方以线性时间为观念,而中国则是循环时间。西方以基督诞生为元年,这种观念给人一种时间流逝和意义稀释的感觉,生老病死不断追逐着我们的生命。然而,中国时间观则是一种循环观念,四季循环不已,日复一日地建构着生命的意义,正如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般认为春天是最美好的,但实际上,春天通常只在诗人笔下才会显得美好。对于生活而言,春天可能是最难熬的季节。春天是疾病高发期,而且也是人的生理节律最低落的时期,容易出现“春困”现象。文学创作在四季循环中特别注重描写最艰难的春天,歌颂春天,创造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世界;虽然春天尚未收获,但人们能从青油油的田地和融雪春回的万物复苏中看到最可贵的希望。春天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改变了生活的意义和感受。

因此,中华文明中的春夏秋冬循环时间观念被用来构建一个以春天为中心的意义世界,让人们在希望的田野中永远生活。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世界被超越,人们在不同环境中都能获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

可以看出,无论是中西方的绘画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中西方的时间观念,在追求永恒不朽的终极关怀方面,它们所构建的文明都涉及到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世俗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辩证互动。两种智慧和两种文明,虽然有所差异,但都考虑到了出世和入世的不同,这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

意义建构是指在文化与生活世界中赋予事物和经验深层次含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对事物进行解读和理解,并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信念来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的建构不仅受到个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塑造。因此,每个人对于事物的意义建构都可能有所不同。

文化是意义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对于个体的意义建构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婚姻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爱情的象征,而在一些亚洲文化中被视为家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个体对于婚姻的意义建构可能会因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

生活经验也是影响意义建构的因素之一。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体验,逐渐形成对特定事物和经历的意义观点。例如,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曾经受过欺凌,可能会对权力和压迫有不同的意义观点,与另一个从未经历过类似经历的人相比。

除了个体因素外,社会和文化环境也对意义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传媒、教育制度、宗教信仰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这些因素在个体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起着导向和约束的作用。例如,一个人在一个强调家庭价值的社会中长大,可能会将家庭视为人生的核心,并赋予它特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意义建构是在文化与生活世界中赋予事物和经验深层次含义的过程。它是个体、文化、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每个人对于事物的意义建构都具有独特性。

现代文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边界消失了。具体而言,意义不再显露,事实占据了意义的位置,同时意义也被当成事实来看待。这样,人们缺乏文化意识和自觉建构意义,导致日常生活的意义感越来越淡薄。

目前,很少有人意识到春天并非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季节,人们只是感觉到春暖花开带来的愉悦。我们所认知的“鲜花”,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人们错误地将其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在原始社会的男女大分工时代,妇女负责采集果实。当她们发现果源之后,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在头上插上一朵鲜花,以此告诉其他人她们已经找到了果实。这便是女性以戴花为美的原初文明基因所在。

然而今天,我们不再将它们视作意义,而只看作事实。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已经交错混合,甚至有时事实超越了意义。因此,生活失去了意义的感觉,意义只成为文明的背景。在生活的世界里,我们不断嘲笑意义的世界,这导致了文明的“单向度”。

隐退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在中国的语言中,“幸福”是由“福”和“幸”两个词组成的,而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福”一词。拥有“福”是一种事实,一种生活状态,但只有在感受到这种生活或所谓的“福”是一种幸运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生活中拥有“福”并在意义上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幸”,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

因此,黑格尔说,“幸福”本质上是一种“后思”,是对“福”的反思和体验。他认为,幸福是各种冲动得到满足的总和,是在幸福中掌握冲动的自然力量。因此,幸福具有绝对的教养价值,或者说只有受过教养的人才能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幸福和快乐的区别在于,快乐是感性冲动的满足,其中缺乏持久的因素。所谓“乐”得“快”,也会很快地消逝。

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感性冲动及其满足,这一点被称为“福”,不过这里的“福”并不仅指单纯的冲动满足,其包括所有满足。第二,拥有超越一切特殊性的普遍物,也就是追求人类普遍性的目标和价值,被称为“幸”,这种意义必须靠思考来理解。

幸福感的缺失既与生活世界中福的缺失有关,比如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等,也与对福的意义构建能力或对幸的理解能力有关。一方面,人们往往迷失于片刻的快乐满足,缺乏对它们进行反思的能力,难以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所说的各种冲动的总和满足;另一方面,缺乏对超越个体冲动的普遍价值即意义的追求。

因此,解决现代性所面临的发展指标与幸福指标之间的矛盾,既需要对生活世界进行批判,也需要回归与构建意义世界。否则,对幸福进行反思的行动只会变成缺乏普遍教养的快乐而束之高阁。

在数字时代,现代文明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虚拟世界的存在削弱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价值观的认知,导致意义世界变得虚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明智慧来唤醒和提升数字时代人们生活中的意义感。

这种文明智慧必须回答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和人的生命和生活来说,究竟是意义构成了文明的感官,还是意义成就了文明的基础?在当今世界,意义似乎只被当做文明的感官,看待为人文学者的“专利”。实际上,意义和意义能力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人类为何、为什么由“文”而“明”?简而言之,是因为有了意义的世界,生活的世界才得以由“文”而“明”,这是文明的本质,也是文明的规律。

文明遵循人的规律。在中国的语言中,文明的“明”由“日”和“月”两个字组成,生活世界是“日”,按照白天的规律进行;意义世界是“月”,按照夜晚的规律进行。正因为有了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人类文明才能同时遵循白天和夜晚的规律,才能真正走上“明亮”的道路。然而,人类要实现“明亮”,客观条件是有“日”和“月”的照耀,主观条件是有理解意义世界的能力,即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力。

那么,意义世界是如何构建的呢?答案仍然是通过文化构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到:“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解决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他认为,文化提供的是一个解释系统,其职责在于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解释系统通过创造意义世界来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文化观点,可以说,文化创造的是一个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帮助人们超越生存困境。换句话说,文化与生存困境息息相关,意义世界与超越生存困境的努力紧密相连。

然而,如今我们在文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误解或误区,即将文化仅视为满足人们感性需求的消费对象,这使得我们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让文化与文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通过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假设:大痛苦会产生伟大的文化-当人类文明面临巨大痛苦时,可能会催生出重要的文化。

许多人可能会表达对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美好赞誉,但是深思之后会发现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失序、人民苦难的时代。社会学家曾指出,当时中华民族经历了混乱不堪的时期,正因为这段痛苦的历史,日后国人才更加渴望有秩序和坚守。然而,或许也因为这种巨大的苦痛,春秋时期孕育了伟大的哲学家如孔子和老子,开创了属于古典时期的伟大文化。

唐朝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最为富裕,但也许唐朝是历史上意义最为缺失的时代之一。尽管唐朝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都辉煌发展,但我们只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繁荣更多地表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如唐宋八大家等著名人物。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伟大的学者。例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指出,除了发现孟子之外,韩愈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建树。虽然唐朝时期的生活水平非常繁荣,但文艺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失衡导致了意义上的缺失,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空虚。

当今现代文明中的一个主要风险是文化产业。在西方,“文化产业”这个概念一直受到严肃的批评,因为它与“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这个英文词汇相连,指的是文化生产遵循工业和市场逻辑的过程。因此,文化逐渐商业化,意义的世界变得事实化,这可能导致意义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俘虏和附庸。

这造成的结果是,文化变成了消费的对象。当文化成为消费对象时,文化与生活融为一体,也因此失去了为人类提供解释系统,超越生存困境的本质,同时也丧失了创造和构建意义世界的能力。因此,人类文明丧失了治愈自己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能力。当人类文明面临重大困境时,很难自我治愈。

举个例子,现代人的自杀率看似有上升的趋势,但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往往过于依赖心理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咨询中心的数量几乎和自杀率同步增长,但问题依然存在。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中意义的丧失,这导致我们的人生基石动摇,失去了立足之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返璞归真的"文"字,展现了高雅和博学的大智慧,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精髓。

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为了追求物质和成功而忽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导致心灵的失衡和人类道德的缺失。要让人类重返文明的正途,我们需要追求平衡和中庸的境地,既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追求进步,同时也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意义。而补充蒙佩尔兰·益生菌则是帮助我们达到全面健康的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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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追求平衡和中庸的境地是重返文明正途的关键。补充蒙佩尔兰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身心健康的平衡状态,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到追求进步和追求精神世界的过程中。让我们一起努力,重拾文明的道路,追求全面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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