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语言学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从斯大林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谈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
语言符号是否如索绪尔所说，具有“任意性”呢？语言学的研究应当从“历时性”角度进行还是从“共时性”角度进行？
答：不是任意的。象形文字和拟声词已经表明了语言符号以人类的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在实践中，人对外界事物拥有了一定的认识，然后语言和概念才能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产生。拟声词和象形文字是这一观点最好的证据。然而，索绪尔以及后来的符号学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颠覆。并且找到了一些例子来佐证他们的观点：符号学家注意到，代表狗叫声的语言在人类每种语言中听起来都是不同的（在英语中是bow-wow，在德语中是vaow-vaow），他们认为，能够解释这个事实的唯一原因就是，这种发音在一个既定系统中是被置于与其他发音的关系之中的，而不完全是能指本身具有的一种摹仿要求。
这当然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一切事物都有着无数多个方面，语言可以随意选择其中的某个方面获得能指，比如一义多词的情况；其次，不同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差别不能用来论证同一语言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
索绪尔的错误根本上源于他的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历时性是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来研究一个事物，从语言来说，历时性是研究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也就是语言的演化；共时性是从事物的一个时间内的横断面来进行研究，从语言来说，就是研究语言的静态的结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方法的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历时性和共时性是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索绪尔的错误正是由于他看重共时性分析而忽视了历时性分析，没有深入研究语言的演变历史。实际上，正是因为语言已经在历史中有了巨大的发展，以至于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起来能指和所指的对应是“任意的”。
问：语言是人们传递思想的工具吗？还是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是思维的前提”？“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符号论”到底孰对孰错？
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语言既是人们传递思想的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而，“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符号论”各自具有真理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语言学家马尔把语言看作单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认为人脱离了语言仍然可以思想：人的思维一开始就能够在脑中明确起来，而语言的作用仅在于把思想传递出去。这种错误的见解已经得到了斯大林的全面批判：“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物质性质，而且是最重要的物质形式。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并且内容决定形式。思维从来都不可能以纯粹思维的状态存在，它必须拥有一定的物质形式，比如说一些物理的波——也就是语言。当然，思维的物质形式不仅限于语言，聋哑的人同样是有思维的，而他们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同理，也不存在没有内容的纯粹语言，现实中的每一个语言符号，总是已经拥有了一定内容的语言符号。语言和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就人类认识的秩序而言，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人们在实践中改造了事物，对事物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语言符号才能根据这些认识产生。
Lenin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列宁的论述，明确地说明了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性质，如果语言不具有交际工具这一性质，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恩格斯通过对语言历史的研究向我们指出，语言的产生也同社会密切相关：“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人在劳动中因为有了同他人交流的需要，所以产生了语言。
索绪尔的理论还有一个缺陷：他把倾听者看作是单纯被动的东西。他断言：“凡从说话者的联想中枢到听者耳朵的一切都属主动部分，凡从听者的耳朵到他的联想中枢的一切都属被动部分”。这一论断是与唯物主义不符的，人不是在被动地倾听，而是能动地倾听。伟人极端正确地指出：“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这就是说，当倾听者接受某一言语时，他同时就要结合自己的直接经验来理解言说者的意思而不是把言说者的意志全盘接受。
“结构主义的mks主义者”阿尔都塞在研究意识形态时就明显地继承了索绪尔的错误，忘记了人在能动的接受意识形态而把人看作是由意识形态机器驱动的傀儡，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让他错误地把人感性的现实生活全都融化在意识形态中。
问：索绪尔的符号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涉及到了“价值”这一概念，是否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符号学的著作呢？
答：决不能这么看待。索绪尔说语言的意义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任何所指，其所指代的现实或经验，也就是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现实或经验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中相关所指之间的界限所决定的。意义更多是由符号和符号之间关系来确定，而不是由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确定”。在他看来语言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无需外物介入，主体之间的关系就被看作符号之间的关系。
mkszy的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根本是不同的。mks的商品交换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商品是需要人去生产的，主体间的关系是主体生产商品然后交换的关系。商品交换只是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真理掩盖起来了，并不是说价值源于交换而不在于劳动。总之，按照马克思，货币（对应索绪尔的符号）的铸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的理论表现出了先验论的色彩，索绪尔认为结构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人的理性的产物，否认它是从经验中来的。这当然是错的，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语言的关系是对人的活动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