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特点总结

彼得大帝改革

（一）俄国1649年法典反映封建农奴制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于服役封地和世袭领地趋于合流，形成统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各种隶属关系不同的农民（国有农民、宫廷农民、私有主农民）和其他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都成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农奴和奴仆互相接近而融合为一体。沙皇的专制权力进一步加强，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在向绝对君主制过渡。当时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内讧和战乱频繁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因饥荒、破产和贫困而四处逃亡，出现大量土地荒芜的现象。直至17世纪末农业生产仍未得到完全恢复，农民的耕地仍比过去减少20—25%。 为了确保足够的劳动力地主、贵族则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推行最原始的封建剥削方法（即野蛮的徭役制），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因而丧失人身自由沦为农奴。在这种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下，广大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17世纪俄罗斯虽然出现工场手工业但还很微弱，大量使用农奴劳动，商品经济还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后来虽然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的微弱因素，却一直受到还在发展着的农奴制的严重压抑。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俄罗斯政治机构也存在着诸多弊端，17世纪的衙门制度反映俄罗斯统一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仍不健全，行政、财政、司法的权限不分且分工不明确，财政制度紊乱且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过于庞大。到17世纪末衙门制度的流弊已非常严重，办事效率极低，因循拖延之风泛滥，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事件层出不穷。

（二）俄罗斯军事制度也存在着不少弊端，旧时的贵族军队因平时经营地产、临打仗时行动迟缓而纪律松弛，已渐渐失去它的军事意义。新成立的射击军因主要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他们不仅当兵平时还从事手工业和买卖，加上训练和装备都很落后导致作战能力很低，不能适应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战争的需要。俄罗斯的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宗教思想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居民中识字的人很少，社会上出现的书籍都是手抄本，错误连篇且价钱昂贵，行销的也都是一些宣扬宗教的作品。民间盛行信奉鬼神、迷信妖术，普遍保留着极其愚昧落后的风俗。虽然开办一些学校但都是宗教性的，教会对非宗教的知识传播采取敌视态度。17世纪下半期像在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居民中识字的人数也仅占总人数的23.6%。甚至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仍目不识丁。特别在妇女中识字的人更少，就连在著名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中所有的妇女几乎全是文盲。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看出这种落后状态对俄国的严重危害，也曾有人试图进行改革但未能大胆果断地进行，因而成效甚微。彼得大帝执政后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毅然决然地抛弃俄罗斯自大守旧的传统，亲自率团出国考察学习西欧，实行自上而下的、大胆果断的全面改革。

（三）彼得大帝的改革活动主要是在大北方战争期间（1700—1721）进行，这就决定彼得大帝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围绕着军事改革而展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彼得大帝的全部事业都是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为了击败堪称欧洲强国的瑞典夺取出海口，早在北方战争前夕彼得大帝就着手改组军队。1700年彼得大帝下令废除射击军，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各阶层不分贵贱，服兵役一律平等。彼得大帝在位期间先后征兵53次，约有28.4万人被强征入伍。为了提高军队干部的技术和指挥能力，彼得大帝把大批贵族青年派往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去学习军事，并以重金聘请外国人在俄罗斯军队中担任要职。1721年在俄罗斯著名将领中有14名是外籍人 ，同时彼得大帝在国内还开办各种军事学校、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大力培养军事人才。为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彼得大帝亲自主持制订重要的军事条令和章程。1716年彼得大帝颁布著名的《军事法规》，它总结北方战争的经验，包含队列和战术训练的基本原理，确定军队的编制和组织原则。1720—1722年彼得大帝又陆续颁布《海军章程》，对海上舰队的编制、战船的等级、海军官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作明确规定。彼得大帝在领导海军建设的同时注意对陆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他根据北方战争的形势发展几次调整统帅机构。1720年彼得大帝成立以缅希科夫为院长的“陆军院”，加强对陆军的领导。同时注重兴建各类兵工厂，生产新式火炮，修筑国防要塞和海军基地。

（四）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早就引起彼得大帝的注意，为了满足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愿望，彼得大帝于1699年下令在莫斯科成立市政院（不久改为市政厅），在其他城市建立地方自治署。为了巩固地方政权机构，1708年12月8日彼得大帝下令把全国分成8个省，1714年又增设3个省。各省设总督1人，拥有行政和军事大权。同时各省还成立参议会，其成员从地方贵族中选任。1719年彼得大帝在保留省的建制的同时将全国划分为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1720年彼得大帝在新都圣彼得堡建立市政总局，在其他城市成立市政局，根据市政总局的规程，城市居民分为“正规”公民和“非正规”公民两大类。对于国家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彼得大帝予以特别的重视，1711年2月22日彼得下令建立参政院，取代原来的贵族杜马。新建立的参政院由9名参政员组成，参政院拥有很大权力，从国家中央机构到地方行政系统，从财政预算、贡赋征收到陆海军的编制，都属于参政院管辖范围。参政院成立后1718—1721年间又相继建立起11个院（分管陆军、海军、外交、税务、开支、矿务、手工业、商务、监察、领地、司法）以取代旧衙门机构，每个院由10名重要成员组成，重要问题不是由个人决定，而是采取投票的办法解决。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完成，为了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彼得大帝政府于1722年1月24日颁布“官秩表”的法令，官秩表把全部文武官员分成14个等级，在文职方面，从14等文官到1等文官；在武职方面，从准尉和炮长直至大将、元帅。这是一种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利于刺激文武官员的上进心和积极性。在此法令颁布之前彼得大帝还颁布“一子继承法”，其目的除扩大国库收入外还旨在保证文武官员的来源。

（五）彼得大帝不仅在军事、行政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不顾教会势力的反对大胆地进行宗教改革。1701年彼得大帝下令将部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主张由世俗官员来管理修道院的领地。彼得大帝不仅限制教会经济实力的膨胀，而且还限制教会的权力，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1721年彼得大帝颁布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总主教的职衔，政府根据管理世俗事务的委员会的形式建立管理教会的宗教委员会，以此取代总主教的权力。这个宗教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总局长一职从非宗教人士中挑选。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局长及局内其他高级官员，像世俗官员一样由沙皇政府任命，于是沙皇被称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为了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彼得大帝指定各级政府直接管理教育，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全俄各县普遍建立小学，对贵族子弟实行强化教育，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各国学习。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各种途径，把西欧近代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俄国来。在改革期间彼得大帝非常注意扶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国内发展矿业和创办有如外国通常开设的那些工厂企业，为此彼得大帝以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力量为指导，对全国地下资源、铁矿、铜矿、银矿和煤炭等进行勘察和开采。在巩固和扩大原有的场矿企业，把国家创办的一些手工工场转让给私人经营的同时，政府又以提供劳力和贷款等优惠办法奖励本国商人和外国企业主投资，建立起一批炼铁、炼钢、造船、兵工、采煤、制鞋、纺织、锯木等近代场矿企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基础。

（六）彼得大帝为保护和刺激年轻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制定很高的进口税，同时规定凡开办工场的场主及其亲属均可免服兵役和免交人头税。1721年彼得大帝规定工场主有权向贵族领主购买农奴充当本场的劳动力，凡领主拥有的地下矿藏加以隐瞒和迟迟不开采者均处以死刑，以此促使领主兴办场矿，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转化。彼得大帝为了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颁布一系列敕令，并将城镇居民分为3个行会，第一类是钱庄老板、豪商大贾、医生和大工场主；第二类是小手工业主和商贩；第三类是普通工人、粗活工和自由小市民。指令各城市建立起有利于商人和工场主的市政制度，规定从第一行会中选出市政长官，由商人管理工商业、税收和民事纠纷，借以提高商人和工场主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又授予商人有贸易特权。彼得大帝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他认为对外贸易是俄罗斯吸收西欧文化和发展国内生产力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为此他鼓励商人组织公司发展对外贸易。在国内则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优势。此外彼得大帝还大力整治交通，兴建通商港口，开凿维什尼、沃罗察克运河，使伏尔加河与涅瓦河互相沟通，从而加强国内市场联系，使俄罗斯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七）彼得大帝改革对俄罗斯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把俄罗斯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彼得大帝改革大大增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保证俄罗斯在北方战争中击败当时欧洲的军事强国瑞典，从而使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脚跟并进入强国的行列。1725年俄罗斯已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20余万人的近代化常备军，以前俄罗斯没有海军，到彼得大帝执政末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已拥有各种舰只895艘、水兵2.8万人。彼得大帝改革刷新俄罗斯政治，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管理效能。1722年颁布的“官秩表”体现彼得大帝的量才施用、论功取仕的思想，它是对按贵族门阀取仕的腐朽传统的挑战，使一大批出身寒微、德才兼备之士脱颖而出，这对革新政治、广罗人才、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一子继承法”迫使众多功贵族子弟去从商、从军、从学去自寻饭碗，这是对俄罗斯旧贵族势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皇位继承法”革除旧的皇位继承原则，沙皇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后继人，这些都对整饬政治、强化皇权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八）彼得大帝改革推动俄罗斯逐渐向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迈进，客观上为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彼得大帝改革打破俄罗斯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18世纪初叶俄罗斯的近代工商业开始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与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出现的同时在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中发现工业无产阶级的萌芽。通过改革俄罗斯近代场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725年俄罗斯已建立起240多个近代工场，工场内部已有较细的分工，而且有不少工场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莫斯科的官营造帆工场拥有工人1162名，谢郭林制呢工场的工人为730名，官营米克连耶夫制呢工场的工人为742名。同工场手工业发展初期相比工业中私人资本的比重增加，雇佣工人人数也有了较大的增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一定的发展，俄罗斯的工场手工业已基本上赶上英国。俄罗斯冶金工业发展迅速，1718年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已达到160万普特，跃居世界前列，俄罗斯生产的铁和麻布已输出到英国市场。俄罗斯工场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城乡商业贸易开始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俄罗斯已能积极地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业竞争，到彼得大帝执政的晚年俄罗斯每年输出的商品额达420万卢布。

（九）彼得大帝改革促进俄罗斯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彼得大帝改革期间乌拉尔和卡累利亚等地设立矿业学校，莫斯科、彼得堡等城市相继开办军事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到18世纪20年代彼得大帝在40多个城市里开办算术学校。1703年1月2日莫斯科出版《新闻报》，这是俄罗斯第一份正式印刷的报纸，它报道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消息，也刊登国内经济建设的消息，如各地手工业工场的建设、金属矿藏的发现等等。1710年彼得大帝下令采用简易的新字体，代替以前比较复杂的教会斯拉夫字母，由于采用新字体使印刷书籍更为方便，各种书籍得以大量印行，西欧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书籍（如军事学、造船学、建筑学、数学著作等等）陆续被译成俄文出版。彼得大帝当政期间俄罗斯还建立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和第一批公众剧院。1724年1月28日彼得大帝发布关于建立俄罗斯科学院的命令，这对俄罗斯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科学院于1725年成立，下设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三大部。它不仅是一个研究中心，而且是一个教学机构，附设大学和中学，直接培养科学研究工作者。罗蒙诺索夫就曾在这里得到深造，后来成为著名的俄罗斯科学泰斗。彼得大帝改革具有近代化意义，它反映时代的要求，为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十）彼得大帝改革对俄罗斯影响是：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通过俄罗斯与瑞典的两次战争结果的比较可清楚认识到，俄罗斯通过彼得大帝改革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欧洲的影响力也得到增强；保留封建农奴制，走上扩张道路。彼得大帝改革是在加强农奴制基础上实行的，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这决定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彼得大帝生活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作为贵族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而活跃于政治舞台。他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想让俄罗斯摆脱落后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一事业。同时广大农民从这次改革中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彼得大帝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此外彼得大帝改革所使用的手段是野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俄罗斯的野蛮。”列宁也指出：“彼得大帝迅速地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迅速采用西欧的成果，决不惜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

帝国文化

（一）彼得大帝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新旧杂陈，具有过渡性质。沙费罗夫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18世纪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康捷米尔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至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罗蒙诺索夫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8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主编的《雄蜂》和《画家》，70年代末杰尔查文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从而多少突破古典主义的模式。冯维辛在其优秀喜剧《纨袴少年》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点出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一步。18世纪末叶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罗斯勃兴，反映1773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虽然遵循古典主义的诗艺规范，但所展示的俄罗斯社会冲突、情节、形象和生动语言，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感伤主义迅速为浪漫主义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诗歌脱胎于卡拉姆津，追求内心自由和谐，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雷列耶夫（1795-182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和小说更多继承拉季舍夫的传统，洋溢着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二）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和专制农奴制统治的强化，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又很快让位给以强调冷静客观地观察和描写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原来和十二月党人一起同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普希金，从这时起先后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因此被尊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稍后的莱蒙托夫首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果戈理也起步于浪漫主义并始终保持着浪漫气质，但前者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后者的剧作和小说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之作。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和幽默讽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巩固普希金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主要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分析评论，为现实主义（当时叫自然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从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里俄罗斯文学的主潮。此后涌现的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说、诗歌、戏剧巨匠。当时属于或接近这个主要流派的，还有杜勃留罗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评论著作，丘特切夫、柯里佐夫和尼基金的诗歌，以及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格·乌斯宾斯基等的小说、特写。

（三）18世纪末在俄国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作曲家学派形成，代表人物有别列佐夫斯基、博包尔特尼扬斯基、帕什克维奇、福明、汉多什金等，他们的创作共性是对俄罗斯民间生活题材的关注，采用俄罗斯民歌素材，音乐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歌剧最集中地反映出他们的创作面貌，代表作品有索科洛夫斯基的《磨工、巫师、骗子和媒人》、京斯基和帕什克维奇的《善有善报》、福明的《马车夫》等。19世纪初的俄罗斯音乐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倾向，歌剧题材偏好童话和民间传说，追求豪华的舞台效果，音乐充满多愁善感的情调。30～40年代米哈伊尔·格林卡的创作标志俄罗斯音乐古典主义传统的确立，格林卡吸取欧洲古典和浪漫乐派的成果，钻研俄罗斯的民族民间音乐，将专业的音乐技巧与质朴的俄国民间音乐结合，使俄罗斯音乐文化提高到欧洲先进水平，奠定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坚实基础，他的爱国主义的歌剧《伊万·苏萨宁》（原名《为沙皇献身》）、神话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管弦乐幻想曲《卡玛林斯卡雅》以及用普希金诗谱写的声乐浪漫曲《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夜晚的和风》等成为俄罗斯音乐典范之作。18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随着社会运动和进步思潮的高涨，俄罗斯音乐文化获得更为广泛的发展。在音乐演出活动和专业音乐教育方面鲁宾斯坦兄弟作出卓越贡献，1859年鲁宾斯坦、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创建俄罗斯音乐协会，鲁宾斯坦次年在莫斯科成立分会。他们广泛举行交响音乐和室内乐音乐会，开办音乐训练班，后来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音乐学院。

（四）处在同一时期的柴科夫斯基则重视音乐艺术的思想性和民族传统方面，他和强力集团并无多少差异，但是在创作实践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深刻地反映19世纪80～90年代在沙皇专制高压政策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苦闷心理，作品的音调更多来源于城市歌曲，创作领域扩大，涉及几乎全部音乐体裁和形式。作曲技术更加全面和完善，他的作品交织着戏剧性冲突、抒情性表白和风俗生活的描写，委婉的旋律，真挚的感情和生动的形象给人以深刻的感染。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悲怆》)，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第一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悼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声乐浪漫曲《祝福你们，森林》、《是白日笼罩吗》等。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专业音乐的发展出现新局面，本国的传统和外来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产生多样的创作风格和个性。19世纪以来俄罗斯音乐表演艺术蓬勃发展，建立俄罗斯学派，涌现许多著名的人物。其中有歌唱家O.A.彼得罗夫斯特拉文斯夏里亚宾'、夏里亚宾、涅日丹诺娃、索比诺夫、叶尔绍夫，钢琴家 鲁宾斯坦、拉赫玛尼诺夫，小提琴家格尔日马利，大提琴家达维多夫，指挥家S.库谢维茨基等。

（五）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的整个18世纪，这是俄罗斯的改革和欧化时期。俄罗斯文化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下迅速发展，俄罗斯艺术开始纳入欧洲文艺发展的进程，欧洲流行的古典主义这时在俄罗斯也被效法和模仿。19世纪上期是俄罗斯民族艺术的奠定时期，18世纪中期成立的皇家美术学院，在半个多世纪中逐步培养一批本民族的艺术家，他们呼吸本民族的空气，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艺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以后至20世纪初，即从批判现实主义到含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因素的新流派的出现，其中批判现实主义最为辉煌。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在关注现实和在与西欧广泛的交流中以其题材、体裁 、风格和手法的多样性与独创性，在世界艺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与当时的法国文艺并驾齐驱、各领一方风骚，各自推出世界级的大师，组成文艺史上璀璨夺目的一串明珠。

东方扩张

（一）早在17世纪俄罗斯帝国已积极向远东扩张，并与中国清朝发生冲突。中俄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立边界才缓解矛盾，但这并未阻止俄罗斯帝国的野心。1689年9月7日的（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为中俄东段边界，乌第河地区为待议地区；两国严禁越界入侵和收纳逃人；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通商贸易；划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布连斯奇条约》是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订立的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还包括通商、遣返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内容。该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管辖，维护中国北疆的稳定。1728年（雍正六年）的《恰克图条约》主要内容是：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俄商每3年可以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名，此外可以在尼布楚、恰克图通商。此条约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

（二）1858年5月俄罗斯帝国乘英法联军侵略清朝之际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署《瑷珲条约》，此时，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使天津告急、北京震动，黑龙江将军奕山为缓解国内危机擅自签订不停等条约。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的《瑷珲条约》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俄罗斯，瑷珲对岸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保留大清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后来又被俄罗斯吞并）；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准允许清朝和俄国船只航行。当时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清政府始予认可。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刚过几天后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的苛刻条件，清政府代表在谈判中受尽屈辱、任人宰割，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11月8日咸丰皇帝下谕准许奕䜣签字，14日奕䜣被迫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罗斯。原住这一地区的清朝人仍准留住；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大清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俄罗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俄罗斯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使中国彻底失去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俄罗斯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依据”。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多个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

（三）俄罗斯帝国企图将势力染指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与日本展开争夺，1875年5月7日日本与俄国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俄罗斯将所占的千岛群岛给予日本，换取日本所占的库页岛南部。1858年至1911年俄罗斯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界约，又伙同英国对中国帕米尔地区进行两次私自瓜分，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武装侵占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1944年被正式并入俄罗斯）等地区，共计使中国丧失33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向清朝租借大连后成立关东州，俄罗斯亦藉得到东清铁路的建筑权对内满洲（即东三省）进一步侵略，意图建立所谓“黄俄罗斯”。旨在将土地广袤、人口稠密的内满洲也转变为俄国的殖民地，此为俄罗斯远东大战略的最终目的。1900年的庚子俄难（即俄罗斯帝国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制造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外交事件，洗劫内满洲诸多城镇）后该战略的实施步伐被大幅度的加快，但由于俄罗斯帝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并且本国也爆发革命，因此该项战略计划遂成画饼。俄罗斯帝国在北美洲也曾经于1787年占有土地，但在1867年将其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即当代的阿拉斯加州。在中亚方面俄罗斯帝国最早向中亚的活动是彼得大帝时代，当时已向希瓦汗国扩张。克里米亚战争后在伊格纳契夫怂恿下向中亚扩张，由咸海出发前往希瓦汗国与布哈拉，用武力迫使这二国成为附属国。

（四）1864年俄军攻打浩罕与塔什干，1877年俄罗斯帝国占有全中亚。沙俄还企图通过支持浩罕汗国的侵略者阿古柏染指新疆，并出兵攻占伊犁，最后在左宗棠击败阿古柏和曾纪泽坚决交涉的情况下离开伊犁，但还是试图割走中国在新疆的不少领土。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迫于俄罗斯帝国的压力于2月24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伊犁条约》，《伊犁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朝争回之前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的2万多平方千米领土，但仍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俄罗斯帝国在肃州（嘉峪关）、吐鲁番二城增设领事，准许俄罗斯帝国在伊犁、喀什及天山南北两路各城免税贸易。；清政府偿付俄罗斯帝国900万卢布。该条约重新勘改中俄西北边界，明确斋桑泊（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附近和黑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边界线。通过该条约和《伊犁界约》（1882.10.29）、《喀什噶尔界约》（1882.12.7）、《科塔界约》（1883.8.12）、《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10.3）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1884.6.3）等5个子约，俄罗斯帝国将7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入其版图。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第一个因中国反对而推翻前约并收回部分主权的条约。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后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沙俄又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俄罗斯帝国在华的经济扩张，由边境地区延伸至中国腹地。此外沙俄还利用《中俄伊犁条约》在1881—1884年间胁迫中国新疆居民10万多人“迁居”俄境，该条约严重地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给西北边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东北抗俄斗争

（一）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时沙皇俄国的侵华野心正日趋膨胀，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誓不相容、坚决反抗。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自清兵入关后清政府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分别设置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朝贵族享用。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清朝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沙俄的入侵，康熙年间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经过百年闭关锁国的清朝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俄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即将长江以北划归俄国。俄罗斯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二）俄罗斯帝国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中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上游和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俄罗斯帝国的枪炮打破他们原有的平静，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俄罗斯“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沙俄政府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政府展开打击报复。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国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罗斯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沙俄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

（三）在鄂伦春人民奋起歼灭以瓦尔诺夫为首的“考察队”的同时，费雅喀人对俄罗斯侵略军的入侵也展开英勇的抗争。费雅喀人崇拜大自然、动物以及他们的祖神，沙俄侵略的入侵打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这群纯朴善良的人们开始保卫自己家园的反抗活动。咸丰元年（1851年末）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左岸沃依德屯的费雅喀人和满族人不堪压迫，商定于第二年夏季举行起义将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土，不料计划暴露，被俄军总头目涅维尔斯科依派兵镇压。俄军来到村子里大叫大嚷，命令村民们交出组织暴动的带头人。村民们拒不交人，还将俄军团团围住。俄军见村民企图反抗便以武力强行带走企图围攻俄军的几个带头人，押解到彼得冬营。接着又派大队人马将附近3个村屯的居民驱赶到那里，当着村民的面儿抽打带头人并将其罚做苦力，为他们抬木头以示杀一儆百。虽然这次暴动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但也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

（四）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乌苏里江构成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一带。这里有驰名中外的特产，如蝗鱼、蛙鱼、三花五罗、貂皮、麝鼠，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天然渔场和逐猎之地。人们常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描述这里的富庶，这富庶之地自然也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十余年间曾多次入侵。在俄罗斯侵略者入侵时赫哲人拒绝为其引路、拒绝供应食物，监视沙俄侵略者的行动，随时向当地清朝地方政府和清军汇报，协同清军守卫江卡。赫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打击俄罗斯侵略者贡献力量。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小股沙俄军队侵入到黑龙江口的特林村，被满族和赫哲族的居民200余人包围。村民们警告沙俄侵略者不经清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都无权踏上这片土地，遂将他们驱赶出去。咸丰四年五月四日（1854年5月30日）穆拉维约夫率1000余名“远征军”，携带大量枪支弹药并分乘70多只舰船闯进黑龙江流域。当他们进抵松花江口时春雨淅沥，由于不熟悉路途而不辨方向，俄军前进不得。此时赫哲渔民乌尔桑阿等人正在河岸叉鱼，穆拉维约夫随即派人将他们强行拉到船上要求带路，乌尔桑阿等人严词拒绝俄罗斯人的要求，结果被俄军关押数日之后才放回。

（五）乌苏里卡伦和黑河口卡伦是从黑龙江进入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门户，也是往返黑龙江的必经之处。咸丰四年（1854）夏三姓协领富尼扬阿向赫哲人借来桦皮小船，并在赫哲人的指引下带兵前往黑龙江下游侦察俄军动向。经过侦查他们发现俄军正向两个卡伦驶来，情况紧急下他们立即上报地方政府请求定夺。怎奈清政府提出“勿启衅端”的指令，因此守卡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对俄船的入侵也无能为力，作为边防哨所的卡伦形同虚设。咸丰七年九月（1857年10月）一股俄军闯入松花江，当他们接近黑河口卡伦时守卡清军一面竭力拦阻一面派人飞速上报吉林将军景淳。俄船对清军拦阻置之不理，继续在中国的内河航道上横冲直撞。景淳接到飞报立即命令三姓副都统派兵“驾船迎阻”，当地的赫哲人得到消息后也纷纷驾船赶来，协同官军阻拦俄国船只。赫哲人的桦皮小船轻便灵活、航速较快，赫哲人同官军一起狂追60余里，很快便赶到俄船前头。随即赫哲人将桦皮船在江面一字排开，形成一道水上封锁线，以阻俄船的前进。清军将士趁势将俄军船帆扯下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中国，俄军见势不妙匆忙驶出松花江。俄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军。

（六）咸丰十年（1860）对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彼时俄军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条件说自己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军事务，俄军答应他的要求。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罗斯士兵那里得知俄罗斯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赫哲人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新的血液。

（七）就在黑龙江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揽头”组成的抗俄力量。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俄罗斯帝国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俄罗斯帝国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吉林当局正是看重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罗斯人测绘勘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国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如“采参营”、“定碓营”、“菜营”、“木营”、“棒槌营”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和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八）沙俄侵略者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强行割占，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也相继组织民团，黑龙江江左江右参加团练的共有3900余人。驻守瑷珲附近的清军爱国官兵也加入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列，他们在通告中警告俄军必须撤离该地，否则将亡于中国军民的利剑之下，表明中国军民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1868年爆发的青岛淘金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青岛是位于海参崴东南海面的一个小岛，以盛产砂金著称。俄罗斯殖民者占领这一地区后便下令驱逐在这里定居的中国淘金工人，掠夺这里的宝贵资源。1867年沙俄侵略者强行登岛，将金矿大肆劫掠一番。1868年5月满载俄罗斯士兵的军舰又在青岛登陆，企图赶走这里的中国工人。然而中国淘金工人早已设好埋伏，俄军一登岛后数百名淘金工人一齐冲杀过来，打死打伤俄军过半。沙俄侵略军从海参崴调来军舰才解除围困，这次战斗后淘金工人的抗俄斗争开始向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发展。起义军转战到苏城后苏城的刨夫立即响应，起义军在青岛、苏城、黄岛、石庙子等地到处打击俄军，起义队伍发展到三千人，抗俄烽火燃遍南乌苏里大地。他们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极大地震动俄罗斯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少俄罗斯人后来谈起这次抗俄起义还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而移居这里的俄罗斯人更加惶恐不安，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抗击俄国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软弱无能又居心叵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

俄国1905年革命

（一）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着手实施多项改革政策，改革涵盖法律、地方政府与军事等，废除农奴制。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反对势力民意党党员炸死，其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相对保守。他反对政治改革，施行俄罗斯化，并以铁腕治国，国会与东正教会都伏应在他的独裁统治下。1894年亚历山大三因病去世，由其长子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正值列强争战的动荡时代。自彼得大帝建立工业制度以来到亚历山大二世施行改革后，俄罗斯紧追西欧展开快速的工业化脚步，但社会的变迁却与西欧截然不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没有发展出具足够影响力的规模，而是向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两个极端发展，遂形成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形势。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土扩张使俄罗斯帝国横跨欧、亚、北美3洲，国境内包括许多民族，各民族除与俄罗斯文化有差异外，而且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历史、地沿或文化的各种冲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反沙皇势力，可区分为右翼自由派与左翼社会主义派。右翼自由派人士于1903年组成地方自治会，1904年成立解放联盟，1905年成立宪政民主党，具体要求实施君主立宪制。左翼社会主义派人士分处于两个阵营，1898年成立，袭自民粹主义的俄国社会革命党，1897年成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皆主张以革命手段来诉求社会改革。1904年秋天自由派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庆祝自由派国会规章订定40周年，并借此时机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与立宪。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尼古拉二世提出许多措施以满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政部长，以接替被暗杀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1904年12月12日沙皇发表一份诏书，包括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为工业劳工建立保险制度、解放异族阶级、以及废止审查制度，意图向反对势力妥协，但关键的全国代议立法权仍未被纳入。

（二）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入意图瓜分清朝的列强行列，俄罗斯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等地与日本屡起争端，1904年日本因与俄罗斯对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谈判未获回应，同年2月6日日本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员。2月8日日本对俄罗斯开战，俄军虽有较日军先进的军备却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引起俄罗斯军政的震撼与自信心受创，民间亦对沙皇的领导产生疑虑及不满。1904年12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1905年1月22日清早东正教神职人员盖庞神父带领一个为数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大家手拿着圣像、沙皇图像，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士兵后来对空鸣枪示警，不久之后便向群众射击，民众在惊慌中逃亡而争相推挤。官方宣称伤亡人数为96人死、333人受伤，反对势力宣称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此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怒，俄罗斯人民不再寄望沙皇，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在各地发生。

（三）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新征服领土，有多个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虽然比邻而居，却因宗教与文化差异而时有冲突。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传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员杀害，引发两族的对立，于是在巴库发生大规模的族裔攻击事件，接着5月在纳希切万、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贾。以沙皇为共主的波兰会议王国深受日俄战争带来的不景气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过10万波兰工人失业。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后不久，在波兰的工业重镇罗兹工人以“打倒独裁！打倒战争！”为口号进行大罢工，同一时间在华沙与其他工业中心陆续发生罢工、示威或游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兰社会党与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策动下呼吁大规模罢工，波兰全境超过40万工人加入，持续4个星期。当时示威民众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环境以及给波兰人更多的自治，2月开始波兰的大学生加入示威，后来甚至有中学与小学的学生加入，学生抗议俄罗斯化并要求学习波兰语的权利。沙俄政府向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让步，但部份示威民众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满，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华沙的一场游行中沙俄警察开枪镇压，有30名工人被枪击。到6月中旬在罗兹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场示威游行中开枪杀死约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殡时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1日当天游行群众与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相遇，游行群众向骑兵投掷石块，哥萨克骑兵开枪还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当天晚上愤怒的群众开始攻袭警察和巡兵，并杀死不愿投降者，遂演变成暴动，波兰历史称之为罗兹暴动事件。6月23日沙皇签署戒严令，俄罗斯步兵军团进入发生动乱的城市，逮捕部份滋事民众，当时的民族运动团体认为不敌军队而自制，动乱终在6月25日平复。

（四）面对国内的动荡下沙俄政府回应迅速，1905年1月18日沙皇解去内政部长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职务，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又任命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令其调查圣彼得堡与邻近地区工人们不满原因。该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辛德洛夫斯基带领，成员有政府部门人员、国营工厂厂长、以及民营工厂老板，并邀请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会主义人士抵制下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社会主义人士更试图转移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到2月20日调查委员会在从来没有开始运作情况而瓦解。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于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2月17日当天尼古拉二世决定同意作出新的让步，3月3日颁布《布雷金诏书》，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1905年5月24日至25日约300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代表齐聚在莫斯科召开3场会议，会后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一名郡县议会代表，会后由谢尔盖·特鲁别茨可伊王子与费奥多罗夫代表沙皇回应，表示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1905年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诉求大规模的罢工、抗税与提领银行存款。

（五）1905年8月19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即俄罗斯国会），惟因限制选举方式，并仅授予轻微的权力，当消息透露后动乱加剧，引发10月的大规模罢工。10月份由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等人所撰写的十月诏书呈给尼古拉二世批阅，内容大致沿自9月份地方自治会所提要求，允许多项基本公民权利，还包括组织政党、延伸普选权、赋与国家杜马作有中央立法权。尼古拉二世与大臣争论并考虑3天，一来基于避免再度发生杀戮，二来是没有优势军力足以掌控全局，尼古拉二世最终在10月30日签署此一诏书。当诏书公告后各主要城市舆论随即表示支持，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动乱要不宣告结束又或迅速地瓦解，政府在同时间特赦政治犯，让步接踵发生。社会上虽仍有反对变革的保守份子，但整体政局的发展已不可复返。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满意10月诏书的结果，与准备国家杜马选举，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与革命人士则遣责选举，并呼吁武装起义以终结沙皇统治。

（六）1905年11月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海军少校彼得·施密特公开演说，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民众响应他的号召，在监狱前示威但受到机关枪开火驱散。随后几天施密特到议会与墓园演说，最后在墓园被逮捕，并令其退伍。11月26日巡洋舰奥恰科夫号兵变，舰队其他船只陆续加入，施密特受邀出任叛军指挥官，叛军人数最后达8200人。11月28日施密特登上奥恰科夫号，并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要求召开宪法会议，1万人的沙俄军队向叛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3小时后仍未获回应，沙俄军队遂向叛军的军舰与军营开火攻击。90分钟的时间叛军中队便被沙俄军队击败，施密特的儿子与其他生还者被捕，1906年2月施密特与其他叛军首领判决死刑，同年3月19日伏刑。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发生的同一时间刚完工的环贝加尔湖铁路被抗议的群众以及因日俄战争结束而解甲的士兵们所控制，沙皇派效忠的特遣部队沿西伯利亚铁路清剿收复。最后的起义事件发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18日至20日间由布尔什维克党员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罢工，12月20日政府派军队入城，以扫街方式驱散示威民众演变成街头暴力斗殴。一个星期后沙俄护卫队派驻部署，并使用大炮来驱散示威民众与炮轰工人守区，到12月31日计已有1万民众死亡，部份的城市变成废墟，布尔什维克宣告投降。

（七）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颁布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订于1906年3月进行选举，限25岁以上男性国民为合格选民，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选票给以不同的权重，例如地主就比农民与工人有较高的选票权重。有多个参选的政党因应选举而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宪政民主党、农民代表的劳动团体、另一少数自由派联盟10月17日联盟（又称十月党）、以及由地主组成的保守联盟等。最后当选共566人，主要有179名宪政民主党员、136名劳动团体党员、121名非俄罗斯民族代表、18名社会民主劳动党员、17名十月党员。其他左翼社会主义人士、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选举。1906年4月23日国家杜马开始运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定义政府架构，沙皇为绝对的领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务以及军事武力，限定国家杜马的政治位阶。国家杜马议员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大臣会议指派，法律制定必须经由国家杜马与大臣会议核准，惟最终必须由沙皇核准才能生效。若国家杜马在休会期间允许立法程序可由大臣会议转给沙皇核准，无需待国家杜马开议。

（八）1906年4月，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负责筹措近9亿卢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罗斯财政，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由伊万·洛吉诺维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当时倡导革命的激进份子发动多起的刺杀行动，多名警务人员与官员被杀，为能可以压制恐怖主义。斯托雷平导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许迅速逮捕和审判，1906至1909年间超过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绞刑，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领带”。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农阶级，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从1906年10月开始至1917年沙皇被推翻其间俄罗斯农村的面貌不断改变，农地持续私有化，农民可以世袭农地，原本零星的土地变成大面的农地也因此大量提升农业产出。1904至1907年间除了频繁的社会运动外也是恐怖暗杀的高峰期，社会革命党格斗组织、波兰社会党格斗组织与布尔什维克格斗组策动多起针对大臣、公务员与警务人员的刺杀或抢劫案件。

（九）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在沙俄附属国芬兰大公国s的芬兰社会民主党组织大规模罢工，由约翰·科克领导的第一代芬兰赤卫队成立，罢工期间在坦佩雷发表红色宣言，要求解散参议院、实行普选、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审查制度。宪法专家们的领导人物芬兰裔的利奥·梅彻林参与撰写十月诏书，因此终止芬兰大公国从1809年开始运作。由各国民等级代表组成的波尔渥国会于1906年筹办芬兰议会，1907年举行人类史上第一次不分男女的普选，选出第一届议会议员。爱沙尼亚为沙俄在大北方战争取胜后1721年从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后成立爱沙尼亚省，19世纪因抗衡俄罗斯化政策导致爱沙尼亚民族意识萌发。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发生后爱沙尼亚人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普选以及国家主权，10月16日沙俄军队在塔林的街上市场向集会开火，造成94死200伤。十月诏书发布后爱沙尼亚人表示支持爱沙尼亚旗帜首次公开，亚安·托尼森借机扩大爱沙尼亚人的权利成立爱沙尼亚民族进步党，为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政党，另一个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11月27日民族进步党在塔林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800名代表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进派则支持亚安·梯孟特，最后投票决议通过向沙俄要求实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以及终止俄罗斯化。1905年12月社会主义社团领导人物康斯坦丁·帕茨在戒严中的塔林召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引发工人在郊区抢劫或焚烧庄园房屋，共有160处庄园被洗劫一空。沙俄军队奉命前往镇压，328名爱沙尼亚人被当场枪毙或被捕后绞死。帕茨与梯孟特分别逃往国外，两人后来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处死刑。在第一届和后来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爱沙尼亚民各选出5名代表派往议会。十月革命后爱沙尼亚于1918年2月24日宣布独立，实际上被德国所占领。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苏俄军队再次进入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9年1月苏维埃政权被颠覆，苏俄军队退出，爱沙尼亚于1919年2月24日再次宣布独立成为资产阶级国家。1920年2月2日苏俄政府同爱沙尼亚签订和约，正式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外交关系。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一）1905年革命后俄罗斯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日益强烈，为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发展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并防止革命，俄罗斯首相斯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制定新的土地政策。1906年11月22日公布《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村社拨给退社农民的土地必须在一个地段内，使之可以成为独立田庄或独家农场。政府通过农民银行贷款给富裕农民，作为购买土地和建立农场之用。这个法令经过修改和补充，分别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并于1910年6月27日由沙皇签署成为正式法律。1911年6月11日斯托雷平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1906年～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于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斯托雷平广泛实行移民政策把不满沙皇统治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自1906年～1910年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破坏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农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因此未能防止俄国革命的爆发。

（二）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他声称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就要进行以毒攻毒的治疗，对恐怖分子的血腥暴力行为绝对不能姑息。针对农民再次挑起的“分家不公”的诉求和反抗时斯托雷平毫不手软坚决镇压，绞死或者流放数千名暴乱者，“斯托雷平的领带”（代指绞索）在俄罗斯帝国飘扬。当第二届国家杜马不通过土地改革措施的时候斯托雷平策划“六三政变”，直接驱逐国家杜马议员，将65个代表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斯托雷平轻蔑地谈论：“他们议员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大俄罗斯。宪政、人权并不能带来秩序，铁腕手段才是解决之道。”他还把选举权的门槛提高，仅仅限制于富人以及贵族之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穷人逃避那些他们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情，政治上的稳定才有可能。斯托雷平拒绝向追求宪政的自由派妥协，代之以推动省和县行政机构的改革，来扩大省长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和扩大县长的权力来取代地方自治领袖。斯托雷平在1909年10月1日对《伏尔加报》说到：“给国家20年的安定，俄国会变得你们辨认不出来”。

（三）斯托雷平将最大的热情投向村社与土地，在他看来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心头肉”，而村社土地则是“眼前疮”，并且是切不可“剜肉补疮”。如果每个人都是私有者大家就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农民不满的根源也就消失。换言之既然“家长”分家分得不公正，那干脆让“长子”（富农）带头分家站在家长这一边，这样其余子女即便有意见也无力反抗。为了扶持“长子”斯托雷平于1906年11月22日发布法令，允许各农户退出农村村庄，自己份地通过赎买归其个人所有。针对贫户农民破产无力偿还的土地国家将其集中起来，通过成立农民银行向富农贷款鼓励其兼并。而且按照1906年8月12日和27日命令，农民银行卖给富农的土地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国家鼓励成立集体农庄和单独田场，并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针对无地的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斯托雷平的改革受到巨大的压力，在上任总理一个月后就在总理别墅遭到严厉的恐怖袭击，最后死亡27人，重伤32人，包括他的三岁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秉承“我们痛苦地处决少数人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的理念，依旧坚持改革，继续深化严苛的政策，创造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恐怖时代。

（四）不可否认斯托雷平的铁腕措施确实收到经济上的奇效，其中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超过整个斯大林时期。而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粮食产量的总合，成为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诚然斯托雷平通过“先稳定、后改革”创造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奇迹，但是他认为经济的富足自然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他阻碍宪政进程，试图通过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的秩序来换取人们的支持，但却心愿落空，因此在俄罗斯尝到甜头的同时却种下酸果。实际上经济的发展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村社的解体让封闭的农民逐步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们对政治生活更加关注。但是斯托雷平拒绝根本的“政治改革”，漠视民众的诉求，各项措施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实际上是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农民的又一次剥夺，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苦难。而贵族和地主也认为改革剥夺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地主、民主宪政派、革命派、民粹派、农民等左右各派均反对，甚至连沙皇也不满意他的改革，与之关系紧张。每次觐见沙皇时斯托雷平在公文包上都写好印上当日时期的辞呈，时刻准备接受圣上旨意的突然改变。如果不是皇太后的干预，斯托雷平在1911年春就被沙皇赶出朝廷。

（五）然而由于社会中固化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在斯托雷平的铁腕下原有体制下的继续改革也变得越来越难，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群众中产生不满和敌对情绪激烈。斯托雷平在剧场陪同沙皇看戏时被一个对社会心存怨恨的民粹分子杀死，最终未能逃开他人生的第11次刺杀，在遗憾中饮恨而终。在他死后社会控制骤然弱化，兵营之中革命学说流行，士兵人人思变.知识分子远离政治，而一个粗俗淫邪、不学无术的农民却堂而皇之成为沙皇夫妇的座上宾，甚至能够决定俄国在一战中的军事决策。俄罗斯军队在一战中直接使用明码传播军事信息，并对采取暗码感到无法理解。凡此种种都反映俄罗斯统治制度的衰朽和管理的混乱，也预示着一场更大烈度的暴风雨即刻来。斯托雷平的改革没能解救俄罗斯帝国，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同样悲剧的还有他自己以及俄国的历史与人民。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形成强大的军事帝国，但没能真正的解决俄罗斯穷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农奴制也没能真正的被废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俄罗斯帝国联合英法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1917年3月俄罗斯帝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的专制统治被推翻。1917年俄罗斯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与二月革命中建立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存在，因此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罗斯临时政府掌握着主要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顾人民死活继续进行世界大战，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大肆逮捕和杀害布尔什维克党人。布尔什维克党被迫转入地下状态，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8月确定武装起义的方针。1917年11月6日晚列宁秘密来到彼得格勒的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领导起义，1917年11月7日晚9时45分随着停泊在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附近的军舰“阿芙乐尔”号的几声炮响，起义军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冬宫发起总攻，最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月革命”。

万历朝鲜战争（下期）

（十二）之后日军于2月派2万兵力转攻京城西北方的幸州山城，朝鲜城将权栗以少数兵力击退日军，日将石田三成、吉川广家等负伤。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于3月初焚烧日军于龙山的粮仓粟数十万，逼使其撤退。此战拖住日军的大部军队，为明军突袭龙山粮仓赢得时间。19日日军因为缺粮，被逼由汉城撤退。5月四川参将刘铤率军五千赶赴援朝，并被任命为副总兵。日军撤退至釜山，此后陆战皆集中在朝鲜南部四道，并以朝鲜勤王军与倭军的战斗为主。日军于6月中旬又攻打朝鲜南部的晋州城，为第二次晋州城攻略战，日军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以部下饭田直景、庄林一心、后藤基次以龟甲车破坏城壁，大部日军涌入晋州城而攻陷，城将金千镒战死。自从日军登陆以后朝鲜水军随即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率领下展开一连串的反击，依宣祖实录的纪载列表如下：五月初六日闲山岛，庆尚右水使元均与全罗左水使会师有战舰80艘，进到玉浦，遇敌船30余艘，击破3艘。五月初七日再度会师，听到国王西幸的消息，诸将放声痛哭。廿九日露梁会师，遇敌1艘，击毁.又遇敌战船12艘，悉数击毁。六月初二日唐浦，遇敌舰20艘，中卫将权俊撞破敌指挥舰。六月初四日唐浦，全罗右水使李亿祺领战舰25艘会师。六月初五日出外洋，后移泊固城唐项浦中洋，派三艘船侦查，一出海口即遇敌舰26艘，会战，焚敌舰10余艘。六月初六日追敌外洋，焚一船。七月初六日舜臣与亿祺会师露梁，元均修理破船7艘先来，敌舰70余艘自永登浦移泊见乃梁。七月初八日舟船至中洋，敌退我追，敌舰70余艘列阵内洋不出，以佯退引出至闲山洋前，以鹤翼阵。先破3艘，焚1艘，400余日军弃舟上陆潜逃。七月初十日安骨浦，敌40艘，列泊洋中，鳞次列阵不出，我舰反复冲杀，尽毁敌舰。在明军驰援的同时朝鲜水师在海战中与日本水师对抗，1592年5月4日当时的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75艘舰船驶出全罗南道丽水港，准备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则派藤堂高虎率领50艘木制战船迎战。

（十三）5月7日朝鲜水师偷袭日军，日军被杀个措手不及。一轮激战过后日军损失惨重，被朝鲜水师消灭26艘战船，剩下的舰船只得撤退，李舜臣继而在合浦、赤珍浦海面再歼灭余下的日军。5月9日这场海战最终结束，虽然日本水师受到损失，但并未丧失制海权，全场海战日本水师约损失44艘船。玉浦海战是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军队的首场大捷，大大振奋朝鲜军民抗敌的决心。1592年5月27日日本水师不甘失败，转而向庆尚南道的泗川进攻，李舜臣得知消息后立即于5月29日率龟甲船队23艘出发，迅速驶至泗川海湾外面。日军对上次海战失利犹有余悸，因此当他们见到朝鲜水师驰援，便迅速逃至陆上，在山上布防。李舜臣于是命朝鲜水师假装撤退，以引诱日军登船追击，结果日军中计。这时正好潮涨，大大有利于朝鲜水师的板屋船活动，因此当日舰出动时李舜臣即下令众舰船迎击，12艘日舰被击沉。1592年6月2日李舜臣统领的朝鲜水师龟甲船队主动出击，进攻在唐浦港内停泊的21艘日舰，日舰被朝鲜水师两面包抄，最后被击败。唐浦海战获胜后李舜臣稍事休整，1592年6月4日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会师，并于6月5日清晨齐其一起率领51艘战船，向固城唐项浦的海湾内的26艘日舰进攻，并从两面对其包抄围攻。6月7日朝鲜水师再度出击，向栗浦的日舰进攻，日军不敢迎战，掉头便跑，但仍然受到很大损失。这三场海战后日本水师受到损失，决定集结兵力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为了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日本水师在巨济岛一带集结，准备兵分三路向朝鲜水师发动进攻。而李舜臣则将其全罗道的舰队和庆尚道的部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准备迎战。1592年7月6日李舜臣进兵出唐浦附近水域，并于7月7日清晨将集结于巨济岛的日本水师引至闲山岛附近水域决战。李舜臣选择在此地决战是因为这里有着较为宽阔的深水环境，易于设置埋伏，可以向日本舰队进行包围歼灭。在决战开始不久后朝鲜水师的战船即将日军包抄起来，而朝鲜水师则向日本水师直撞过去，很快便撞翻日军舰队前列的几艘大船。其余朝鲜战船也奋勇杀敌，与敌作殊死战，结果日本水师40艘船被击沉，这就是“闲山岛大捷”。

（十四）自从日军占领釜山之后大批的日军物资便源源不绝的从对马与九州的名护屋城送来，经由釜山送抵在朝鲜各地作战的日军。为了切断日军的补给，拯救全面溃败的朝鲜军，李舜臣打算主动出击占领釜山。李舜臣率左水营出发，次日抵达釜山海域，但日本水军已做好防御的准备，朝鲜水军奇袭失败，朝鲜将领郑运被杀，李舜臣占领釜山的计划失败。釜山浦海战的胜利使日本水师得到对付朝鲜水师的方法，日本水师的将领们建议丰臣秀吉转换战术，以固守据点的方式对付朝鲜水师。几周后在长门浦海战中李舜臣再次进攻日军基地，但又被日军击败，其陆上进攻部队遭到一定损失。之后丰臣秀吉下令转换战术，实行陆海防御战，李舜臣后来所有的攻击（熊川，唐项浦，永登浦等）均被日军击退。1593年6月战况陷入僵局，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丰臣秀吉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綎及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兵，结果只留刘綎兵防守。9月朝鲜国王李昖虽上表答谢朝廷援救及助其复国，但是暗中对中日议和却排除朝鲜有所不满，此时日军仍然占据朝鲜南部四道，并牢牢握有釜山城。12月明朝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1593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谢用梓、徐一贯），丰臣秀吉提出“明日和平条件”七条：远嫁大明公主为日本天皇后；发展明日贸易；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京城及北部四道归还朝鲜，南部四道割让于日本；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谢、徐二人将此七条带回，但似乎未告知宋应昌，只说日本恭顺，愿意议和。

（十五）石星、宋应昌就在日本“恭顺”的印象中与日本开展封贡活动，但明廷议论结果是许封不许贡，而且日军必须全部撤兵、上表称臣。不久小西行长获知明廷之要求，感觉明、日双方要求相差甚巨，于是约见沈惟敬，两人担心谈判失败，遂共同伪造《关白降表》。1594年1月日本派小西飞与明朝使团到北京，小西飞信口答应明廷所提的三项条款：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详细的对谈，小西飞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万历帝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日本国大臣。其后于1595年1月明朝遣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令沈惟敬一同前往。十二月明朝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前往日本。李宗城乃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后，李宗城在釜山居留很久，要求日军全部撤回，他才能渡海赴日。但是他在跟日本人接触过程中有一晚终于获悉丰臣秀吉和谈真正的七条要求跟他原本所了解的大相径庭，极为震惊，他感觉根本不可能完成册封任务，甚至可能性命不保，次日凌晨便从倭营中逃跑北返。明廷只得改派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以完成册封之事。丰臣秀吉原本很高兴接受明朝金印、冕服，但当他听到西笑承兑翻译万历皇帝谕旨中称封他为日本国王时才感觉到这跟他自己的主张完全南辕北辙，当即恼怒，随即驱逐明朝使臣，并要将小西行长处死，这次册封也以失败而告终。次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战事重起。 在1597年1月日军拒不退出釜山，朝鲜得知日军再次入侵，于是遣使再至明朝求援。这次再侵朝鲜，日本使用反间计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使得李昖将李舜臣下狱，其后将其贬为士兵，只能白衣从军。1607年正月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对朝战争。1597年初日本出动陆军141490人、水军7200人，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

（十六）2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在3月明朝以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并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5月邢玠赶至辽东，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3万余人。在第二次战争前总兵麻贵率1.7万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衷率兵2千人驻守全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吴惟忠率南兵4千人进至忠州；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后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彻底围歼釜山日军。6月日本兵船数千艘停舶于釜山，逐步向梁山、熊川逼近。8月日本攻破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为全罗道外藩，一旦失守后天津、 登、莱皆可扬帆而至）。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孤军坚守数日后被迫突围撤出，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南原失守。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衷因南原失陷而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 汉城的屏障尽失。南原和全州的失守不仅彻底的打乱明军的战略部署，也给明军后来的反攻造成很大的麻烦。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人数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14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7万，实际上是4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11万人，不过这些数字是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事了，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此时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在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明军不断的开赴朝鲜战场。

（十七）6日麻贵为了拖住日军北上的攻势，为明军动员争取时间，决定伏击日军，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600人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7日于稷山附近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日军先头部队被击溃，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击败黑田长政。后因毛利秀元大军赶到而从容撤退，黑田长政占领稷，但未能北上汉城，此战为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虽然日军最终占领稷山城，但日军却慑于明军的野战能力而未敢前进，永远的丧失战争主动权，对中朝双方战略意义重大。不久日军全线撤退至釜山，而明军阻滞日军攻势，为明朝增兵朝鲜赢得时间，战略目的完美实现。是役明军伤亡两百余人，日军伤亡六百余人。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加藤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稷山之战结束后于10月麻贵以李如梅率数千攻向星州谷城，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起先死守，之后迎接小早川秀秋派出的援军山口正弘、南部无右卫门后转守为攻，李如梅遂退去。同10月攻打青山的日军毛利秀元等则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幸蔚山城将浅野幸长、宍户元续、太田一吉的接应援护才撤退。12月援朝明军与日军大战于蔚山，日军遭受惨败，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于23日又攻打蔚山，是为第一次蔚山城之战。明军以茅国器率领的南兵作为先锋，展开凌厉的攻势，并迅速突破蔚山倭城，把日军将领加藤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城。然而杨镐徇私，将马上突入岛山城的南军部队换成辽东军去攻城，结果失败，丧失最佳战机。

（十八）此时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明军火器无法使用，解了加藤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明军遭受极惨重的损失。日军方面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役》中204页记载加藤清正守城所用兵力一万三千，206页记载战后所余一万人，减员在三千，推算死者应当超过千人。1598年1月明朝攻打蔚山的军队因为日本的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等日军的援兵突然赶至而大为震惊，杨镐赶不及下令便策马率先赶奔汉城，麻贵亦继而赶之，一时间大部军队皆溃败，只有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日军在解围后暂退以保住胜果。杨镐与邢玠却向明朝朝廷谎报前线大捷，但当时各营欲向明朝朝廷回报称士卒死伤二千，这使杨镐大怒，按而不报，只称死伤百余人。赞画主事丁应泰得知战败，至杨镐处商议应对计略，但杨镐竟出示张位、沈一贯的手书，扬扬自得。这令丁应泰愤而向朝廷回报战败事实，明朝首辅赵志皋欲保杨镐，决定暂时不逮捕他，但亦遣官查察。2月邢玠招募江西水军，并以海路运兵以作持久之计。5月明朝叫回攻略蔚山失败的杨镐，新增兵力给于刘铤、邢玠，并调派水陆约5万军力进朝鲜。于是都督陈璘以两广之兵，刘铤以四川之兵，邓子龙以浙江、南京之兵赶至增援，明将张榜、蓝芳威等于此时参阵。6月杨镐罢职候查，万世德代之。战事再起之初朝鲜水师在漆川梁之战几乎全军覆灭，无奈之下朝鲜再次起用李舜臣。李舜臣到任时原来苦心经营的水师只剩下数艘舰只，但他因为身系救国重任，唯有在这个逆境里尽其全力，在全罗道右水营着手重建海军。1597年8月28日李舜臣指挥着这支刚重建的水师再度与日本水师决战，而决战地就是在鸣梁海峡。李舜臣守在鸣梁海峡，但因兵力薄弱，所以决定设陷阱，派人乘退潮时在岸边设置铁索与木桩。1597年10月26日 日军统帅藤堂高虎率领133余艘战船出发，欲趁涨潮时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李舜臣首先将海峡内的民用船只侨装成战舰，以扰乱日军，使其以为朝鲜水师已恢复过来，他自己则亲率14艘战船引敌深入鸣梁海峡。

（十九）在成功引诱日军进攻后李舜臣随即发起集中的攻击，对准日军指挥舰攻去，结果歼灭日军指挥舰和其他战船2艘，并击毙日军主帅来岛通总。同时间潮水开始退却，朝鲜舰船趁势进攻，日舰因失去主帅而军心散涣，只得顺潮向东撤退。但却遇上李舜臣事先埋下的铁索和木桩，无法退却。结果朝鲜水师全力拼杀，击毙日军十数人，击杀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击败日本水师。1598年日军小早川秀秋等部7万多人回国休整，以加藤清正，岛津义弘等6.4万人防守占领区。邢玠将明军兵力分为水陆四路，每路置一名大将，中路为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东路为麻贵，西路为刘铤（外加朝鲜都元帅权栗），水路为陈璘，各自负责握守要地，相机而动。进攻之时各率约五万分三路，以麻贵攻蔚山、董一元、刘铤进攻泗川、顺天。9月底明将麻贵再次包围加藤清正于蔚山，两军互有胜负，但最后遭到为了援救清正而前来的立花宗茂先以千人夜袭后以假营伏兵击之而败退。10月总兵官刘綎、麻贵分道出击进攻日军并大败之，然而董一元率兵3万余攻打日军新起的泗川城寨，由日将岛津义弘率7000兵力驻守，却因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导致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后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乱，泗川又被日军夺回。据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记载：“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擅火器。忽木杠破，药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是为泗川之战。另一路作战顺天城之战后来也以失败告终，顺天城之战又称倭桥城之战，是明、朝联军发动的攻打顺天倭城（遗址位于今全罗南道顺天市）的失败战役。1598年九月明、朝联军计划同时攻取顺天、泗川、蔚山三座倭城，十九日明、朝联军对顺天倭城发起进攻。明军分为水陆两军，陆军由刘綎率领、水军由陈璘率领。朝鲜军亦分为水陆两军，陆军由权栗率领，水军由李舜臣率领。

（二十）守城的小西行长得知后向刘綎求和，刘綎接受其求和，并约小西行长到顺天旧城附近会面讲和。在会面期间刘綎试图逮捕小西行长，但被其逃脱。在行动失败后刘綎便率陆军攻城，被日军击退。十月二日陆军建造攻城器械完成，再次攻打顺天倭城，又被日军击退。十月三日刘綎约水军夹攻顺天倭城，陈璘、李舜臣率水军迫近顺天倭城，但因战斗期间突然退潮而失利，陆路和水路的战斗都处于僵持阶段。七日，刘綎得知中路军攻打泗川倭城大败，便率陆军向富有方向撤退。九日陈璘、李舜臣也被迫解除海上的封锁，撤往古今岛（莞岛郡古今面）。10月丰臣秀吉于8月死于京都伏见城的消息传至朝鲜，日军士气因而受挫，开始准备撤退。11月日军无心恋战，由蔚山撤离，明军分道进击，加藤清正率乘船撤退。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在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就在日军将领撤退之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立花宗茂、岛津义弘、小早川秀包、宗义智、寺泽广高等部。邓子龙率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阵亡。而李舜臣领兵来援，率船队冲入敌阵，却被日军包围，不幸中流弹牺牲，明军继续战斗。随后副将陈蚕、季金等领军赶至，夹击日军，日军则因为成功让小西行长脱困而且战且退，而得以逃脱登岸的日军后为小西行长救走。这时刘綎方进攻小西行长，并夺取桥寨，陈璘以舰队一同攻击，再焚烧日军战舰数艘。小西行长的友军岛津义弘引舰队来援，陈璘亦将其击败，结果来援日军只得扬帆退去，立花宗茂则作为殿后，接应小西行长使其成功逃离朝鲜。12月仍然留在朝鲜的日本残兵再次由乙山偷渡，但因为崖深而道浅，将士不敢进。结果陈璘在夜里潜入，向其连珠炮发，日军只得逃去，陈璘更领明军追击。1599年四月明军班师回朝，万历帝升座午门，接受都督邢玠等献上的日本俘虏61人，都付所司正法，砍下来的敌人的头颅传送天下。同日万历帝接受百官朝贺，祭告郊庙，把献祭祖先的果酒都分赐给内阁官员们，次月颁《平倭诏》诏告天下。

（二十一）万历朝鲜之役持续七年之久，最后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次战争是中朝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夺取胜利的一役，体现中朝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通过这次卫国战争后朝鲜人民维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中国也成功粉碎日本侵略者侵吞朝鲜、染指中国的侵略企图，到清乾隆年间到访中国的朝鲜人洪大容还曾对潘庭筠和严诚称道明王朝的再造之恩。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影响，由于此役让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沉重代价。日本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元气大伤，为其不久后的垮台埋下伏笔，日本随即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明朝由于辽镇精锐遭到损失，短期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只能坐视努尔哈赤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致命的威胁。朝鲜惨遭连年兵祸，遭受重大损失，国势一蹶不振。日本丰臣集团在这场战争中也元气大伤，丰臣集团遭到削弱，在后来的关原之战中不敌德川家康，最终为其所灭，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丰臣秀吉的大陆征服计划失败后日本国内不少人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对外扩张思想在此后300多年间日益猖獗。7年的战争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严重的后果：削弱辽镇的军事实力。此战后辽镇的战斗力开始下降精锐损失殆尽，短时间无法恢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万，至1600年只有4万，也就是说减少60%，壬辰战争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

（二十二）这恰恰成为一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提供扩展势力的良机，蛰伏已久的插汉部蒙古开始猖獗骚扰明朝边境和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便是明证。根据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的记载：明朝全国军队定额为313.83万人，而实际上仅有84.5万人。推测北边服役的军士为50万人、马匹10万匹，这些数据是根据黄仁宇所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引述大明会典与皇明经世文篇所推估的。就支出的经费方面对于明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明朝税收有一个特性是税率极低，据统计税率在5.5%~12%之间，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政府税收是无法支应突发状况。而援助朝鲜的支出在实质上是由太仓库支应的，太仓库在1592年时有700万两，每年流入是约当209.2万两，以军费而言一年支出平均是240万两左右，也就是援助朝鲜的支出造成太仓库的赤字。再考虑到万历三大征发生的年代几乎都接近，这也就是为何在万历过世后根本上太仓库是已经完全匮乏的原因，也造成财政的紊乱。朝鲜在战争里被日军侵略，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在战争期间大量人口死亡或被日本军队掳掠。首都汉城的户数从战前的8-9万户减到战末3-4万户，战后全国户籍人口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数十万人口被日本掠夺。战后百业萧条，农业产量更大减，使得朝鲜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在战争之后朝鲜断绝与日本的邦交，直到1604年时朝鲜高僧惟政访日，此为与日本和解的破冰之旅。至1609年朝日签订《己酉约条》，宣告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日本的丰臣家侵朝失败使其嫡系部队受到损失，此事遭到五大老之一德川家康的利用，于1600年展开关原之战，即反德川联合军与丰臣文治派的联军（史称西军）同德川军与丰臣武功派的联军（史称东军）间的战争。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虽然尚年幼，其母淀夫人实际掌权，在东、西两军中保持中立。但此战之以德川家康的大获全胜而结束，故使丰臣家的威信大不如前。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1615年大坂夏之阵德川家康彻底歼灭丰臣家。这场战争中日本掳掠朝鲜大量的学者、知识分子、陶工、手工业者、技术工人到日本，这些朝鲜被掳人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朝鲜陶工李参平就是日本著名陶瓷品牌有田烧的陶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