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五）文化的阶级和制度 （上）
序言补充：
要解释中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
要解释工人子弟为何从事工人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
人们通常认为，工作能力和学习才能在不同人群中是逐步递减的，而工人处于底层，从事着糟糕的工作，以至于他们认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
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失败的”工人子弟并不是随便捡个中产阶级及成功的工人子弟不肯做的糟糕工作就去做的。
我们不应当假设在职业、阶级结构中存在一条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文化形式衔接中显现的彻底断裂。
我们应该观察工人“失败”的文化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有何不同，以及两者是如何中断的。尽管处于既定的环境中，它对其他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更成功的群体有自己的过程、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看法。
这种文化不是中立的范式，不是心理范畴，也不是一套外界灌输给学校的变量。它包含了各种经历、关系，以及关系的系统类型的总和，这些不仅设定了孩子们在特定时间的“选择”和“决定”，而且在实际和经验的范畴内设定了这些“选择”一开始是如何出现和被定义的。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二章 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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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学校文化与工人文化的联系并非偶然，它的风格不是独立的，它的文化技巧亦非独特。
这部分以我在“家伙们”离校进厂上班后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及在他们家中采访他们父母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学校文化与工人的车间文化有很多根本的相似之处——大部分反学校文化成员注定成为工人的一分子。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地区和职业的差异，但工人车间文化的核心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上级指导多么苛刻，人们总是在寻求意义，并为之搭建参照体系。他们运用自己的才能，即使在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动中也能寻求到乐趣。
矛盾的是，他们能从死板的工作经历中活出一种生动的文化，这绝不是对失败的简单反映。他们都试图在枯燥的制度下编织出属于自己的兴趣和娱乐。这些文化不只是人人类与不快之间层层叠叠的填充物。这些文化自有其逻辑，使用各种技巧、动作和行为，以达到特定目的。
就如同加入反学校文化一样，仅仅拥有失败者的资格是远远不够加入车间文化的。加入车间文化，需要有一技之长、反应机敏、充满自信，最重要的是能增强，而不是减弱现存的社会力量。正式命名的机构所支持、建构和组织的不是这种进行中的力量，因为那些机构要求按书面规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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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的父亲，一位铸造工，谈论自己的工作。他不善言辞，但这可能更说明问题，他证实了做好艰巨工作所带来的自尊以及名声——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基本上就是男性自尊：
“我在铸造厂工作……你知道吗，落锤锻造……你懂不懂这个……好吧……”
“厂子就在贝斯纳街上，很吵……你走在街上就能听到……我在大锤子上干活儿……是个载重六吨的落锤。到现在为止，我在那儿已经干了二十四年。那儿吵极了，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儿很热……我不觉得无聊……总是有新的流水线进来，你必须想法子把它做好……你总得不停地干……活儿很重，那些经理们都干不了这个，没几个强壮到能一直提着这个金属疙瘩……”
“我一星期赚八九十英镑，不坏吧？……这活儿不容易……你绝对可以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你要知道，你必须跟上机器。总经理，你知道我会对他说“你好”，还有跟进度经理打招呼……他们会来看看，我会说“没问题”［竖起大拇指］……他们都认得你，你知道……一帮人站在那儿看你……工作……我喜欢那样……是那么回事……看着你……干活儿……我喜欢……你必须不停地干才能有足够的产量。”
车间里综合了沙文主义、强硬态度和男性气概，这种独特的综合并不落伍，也不会随着产业生产模式的变化必然消失。
和这些态度最为密切相关的是那些艰巨、令人不快、吃力的工作，这些工作目前仍有很多。从建筑工到煤炉工到深海捕鱼工，这一系列工种依旧要求面对相当艰巨的体力任务。现在，与这些工种最相关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仍旧活跃在工人阶级文化，尤其是车间文化中。
这种态度的普遍性和力度与真正从事繁重工作的人数其实不成正比。即使在所谓的轻工业，或者高度机械化、体力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的工厂中，象征力量、男性气概和名誉的人物形象依旧潜伏在车间文化更为多样、可见的形式中。尽管工厂雇佣了越来越多的女工，其根本风貌依旧是男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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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文化的另一个主题——至少就我在英国中部地区加工制造业所观察记录到的而言——是为了获得对生产过程的非正式控制所进行的大量尝试。
我们可以再次从工人子弟的种种尝试中看到反映：那些孩子借助他们的文化资源，试图控制课堂，用自己的非正式时间表替代学校的正式时间表，并控制自己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空间。
当然，这种相似之处有一定局限，那就是“家伙们”可以完全摆脱学校，但“活儿”必须在工厂里干完，至少要为基本生活费而工作，一定量的工作被视为是必须而且正当的。
下面是一个“家伙”的父亲在家接受访谈时谈及的内容，他在一家工厂操控一条生产汽车引擎的生产线。
“事实上，工头和领班他们管不了这里，是我们工人在管理这个地方。”
“好吧，我是说，你对某个小伙子说：“这样吧，今天你干这个那个。”你不能和他争。领班并不分配工作，工人自己相互交换，轮流着干。”
“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活儿还是都得干完的。如果领班给你活儿，你就得干……他们想要一个早上干完，你知道吧，把活儿交给一个小伙子，但他一直在干这个，你要知道，我想他整个星期都在干这个，他们刚磨过工具（……）这条生产线上有四个难活儿，还有一打那种……你知道的，老实说五岁小孩都能干的活儿，但是每个人都能轮到。这都是我们工人自己组织的。”
车间文化和反学校文化一样，基于相同的组织性团体。非正式群体奠定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文化要素。正是这个团体生成并传播着那些与官方权威争夺符号控制和真实空间的策略。这个非正式组织无处不在，并将车间文化与中产阶级工作文化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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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的非正式群体对循规者和告密者的态度与“家伙们”如出一辙。车间里盛行“赢来”东西，这就好比“家伙们”的偷摸行为，而且都得到了模棱两可的非正式赞同。对那些没能维护、保全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给予的惩罚是放逐，这样他们才能免受正式制度的不断侵扰。
以下是另一个“家伙”的父亲谈论工厂生活：
“工头嘛，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要成功，想要升迁。他们要把每个人都逼急了自己才能成功。工厂里就有这种人。当然，他们都被工人们弄得很惨，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耍很多把戏。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他们不喜欢看到任何人卑躬屈膝（……）”
“就好比，本应该［从仓库里］拿一副眼镜，但吉姆拿了两副，你看吧，他还拿了一对面罩，大概六副手套。因为那个马丁看见了，事实上两天以后我们发现他跟工头说他看见了。工头把吉姆叫到办公室问这事，然后（……）”
“好吧，我的意思是，他不值得活下去了，对吧？哦，没人再跟他讲过话，他们不会给他点烟，没人会给他点烟——好吧，他再也不会干那事了，他再也不会做了。”
“我是说，有一天早上他把他的水壶放在炉子上，他们就把它踢飞了，你要知道，他们把水倒出来，放沙子进去，尽搞这些玩意儿（……）如果他去领班那儿说：“有人把我的水打翻了”，或者“他们在我杯子里放沙子”，诸如此类的，“那是谁干的？”“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他永远都找不出是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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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高度发达、具有威胁性的笑话也和反学校文化极为相似。
车间里很多言语交谈都很不严肃，也与工作无关。他们说笑话、“嘲弄”、“开玩笑”或者“找刺激”。要流利运用这种语言需要真正的技巧：你要能辨认出什么时候你被“涮”了，还得及时给出合适的反应，以免上当被嘲弄。 这种打趣很难靠录音机来再现，但是它给车间谈话交流带来了独特的气氛，车间里的成员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他们在描述车间情形的时候也会重现这种气氛。
以下是另一个铸造工，也是汉默镇一个“家伙”的父亲，他在家里聊他所在车间的气氛：
“哦，我们有各式各样、成千上万种［笑话］。“想听听他是怎么说你的吗？”其实他什么都没说过，你要知道。在那些地方工作，你当然要知道这些话。“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我什么都没说。”“哦，你这个骗人的家伙。”诸如此类。”
与这种具体、极富表达性的口头幽默相配合的是发展成熟的肢体幽默：基本上就是恶作剧。这些玩笑带劲、尖锐，有时候甚至残酷，而且恶作剧经常围绕车间文化的基本信条展开，比如中断生产、颠覆老板的权威和地位。
下面这位在一家汽车引擎工厂做工：
“他们开你的玩笑，把箱子上的螺丝拧下来，他们在他的锤子下边涂浆糊，软糊糊的小玩意儿，他们把他的锤子放下去，捡起来，沾了很多浆糊，你知道的，诸如此类的事。所以他过来拿了个注射器扔进装浆糊的大桶里，桶就那么深，恰好落在桶底部，你不得不伸手进去把注射器拿出来……这个把戏够恶心，但是他们照做（……）”
“他们说：领班叫X去泡茶。好吧，他已经在那儿工作十五年了，可他们还总是让他“去泡茶”。他去厕所，尿在茶壶里，然后用它泡茶。我是说，这是你得知道的事。他说，对吧，“如果我泡茶，我就把尿撒在里边，如果他们让我去泡茶的话”（……）所以他起身，往茶壶里撒尿，然后把茶叶包放进去，然后他再把热水倒进去（……）”
“Y，一个领班，第二天感觉不舒服，“我的胃今天早上不舒服”。之后他告诉他们，他们就把他做的所有事讲了，“你再也不需要给我们泡茶了”。他说：“我知道我现在再也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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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们”拒绝完成学校功课，总感觉自己知道的更多，这种情绪也能在车间里找到；工人文化普遍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一个工人从火柴盒背面抄来一句话，写成很大的标语放在车间里：“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
车间里充斥着关于纯粹理论知识愚昧不堪的虚构故事。实践能力才是首要的，是其他知识的基础。在中产阶级文化里，知识和文凭被视为个人在各种实践中实现提升的途径；然而在工人眼中，理论是附属在特定生产实践上的。理论如果不能维持其相关性，就会遭丢弃。
工人的观点可能才是理性的看法，即理论只有在真正能帮助做事、完成实际任务、改变自然时才是有用的。理论必须与物质世界形成紧密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是，工人对理论的反感和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一种认识，即理论在社会伪装下空洞无物，即使是在这种认识被压制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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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在大城市高级社区的重点文法学校上学的违规生也认同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社会本质。对他们来说，文凭是阶级社会的一种选择和社会流动性。它不仅仅是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能力。
事实上，正是这种核心认识抑制了他们的反学校情绪：
（拉里）“我想做的啊，我想上高中高级课程［他才刚刚完成普通课 程考试，决定继续读高级课程］，然后环游世界，那就好啦，过几年苦日子，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睡，然后再继续，但是至少那时我可以选择到底我是想继续，还是想回去找份体面的工作。如果你有各种文凭，那你就可以选择你想做什么：是想放弃，或者是想继续呆在这个系统里。但是如果你没有文凭，你知道的——如果我没有这些文凭，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只有获得这些文凭我才能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得到文凭了，至少我会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找份稳定的工作、享受养老计划、买车、养两个孩子、讨老婆、按揭房贷这些东西，还是我就是想周游世界。”
当然，更广泛的阶级性在风格和对抗力量上赋予工人反学校文化以独特的气场和共鸣，并作为重要经历使他们为从事工人工作做好准备。
尽管所有形式的制度都可能产生自己的非正式补充，尽管无论什么阶层的学校里都会产生对峙性文化，但是，恰恰是制度性对立与工人背景和模式的关键结合，使“家伙们”的文化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意义。
制度性对立因其阶级处境和表达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尽管重点文法学校里的违规生对学校的态度和“家伙们”的相似，但他们知道自己和汉默镇的“家伙们”不一样。他们不能光靠制度手段来超越自己的阶级地位。最终，他们不仅对文凭的看法不同，而且势必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认知。
（拉里）“和你［在汉默镇］聊天的那些孩子，他们很多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娘娘腔，因为我们上文法学校。不仅因为我们上文法学校，也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来自这个被看做很势利的小区。”
事实上，文法学校里的违规生群体中有一些成员来自于工人家庭。尽管他们出身工人，抱有反学校态度，但是他们的学校文化中缺乏工人氛围，因此他们的经历也与“家伙们”极为不同。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刻意试图在街上和其他人显示团结。
对抗学校的工人文化形式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并由特定的个人和团体在特定的环境里再生产——虽然这些形式具有阶级性，但是突显了这群孩子文化上的笨拙和孤立。
（约翰）“那些小孩（……）随意地把我定义成那种［势利鬼］（……）我住在一所叫“灵克斯”的学校旁边，那里有很多小孩，“哦，他上文法学校呢。哦。”好吧，我的态度是，我永远不想被那样叫，我觉得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努力提高过我的英语。我有一些做事的基本原则。这只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个典型的珀西瓦尔·琼斯（……）他的口音可漂亮了，“老克勒”那种，是拜伦·雷恩夫人［指中产阶级口音］那种人，你知道的，不是我们这种，是特为学校自豪的那种（……）我曾对那些实在让我心烦的小孩说，“我知道我比你们好”，你知道吧，但是当我故意糟蹋自己的时候，我是要确保大家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或许可以说，中产阶级学校里违规生——不管他们各自出身如何——所为之努力的就是把制度性对抗转换成一种更能引起共鸣的工人形式。
文化定位，尤其是在不同模式间转换的文化定位，是解释社会流动性更为有效的模型，要比用机械的、缺乏辩证的“智力”来解释更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