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佩鏗鏘之漢家本色 ――漢代佩劍風氣與尚武精神淺談

美玉生磐石，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劍是先秦三代以來一直廣泛流行的兩刃短柄格鬥兵器，伴隨著漢初青銅劍的迅速淘汰，鐵劍迎來了最為光輝燦爛的時代。漢鐵劍繼承了東周青銅劍、戰國鐵劍的樣式並有所發展，鐵劍變得更為窄長，擊刺性能大為增強，從防檢非常的自衛性武器轉變為殺敵致果的攻擊性武器。漢初，百廢待興，人心思定，然而漢人並沒有因為國家逐漸安定下來而喪失了尚武精神，劍不但是西漢軍隊的主要短柄格鬥兵器，而且佩劍的風氣在高層和民間仍然流行甚至更為發揚。

    劍在漢朝因為高祖斬蛇起義而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西京雜記》中說，“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劍上有七朵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 說明漢朝皇帝的傳國之寶，除人們熟悉的傳國玉璽之外，還有這口斬蛇劍。

漢高祖劉邦常言提三尺劍而得天下，斬蛇劍已成傳國之寶，劍對漢朝就有著特殊的意義。曹植詩：“美玉生磐石，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皇帝佩劍凸顯出無限威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佩劍風氣在漢代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漢朝專門有個機構叫做尚方，專門執掌製造皇帝御用刀劍等玩物。皇帝御用劍出自尚方，因為被稱為尚方劍。人們熟知的改進造紙術的蔡倫，曾任尚方令，就是專門負責監製皇帝所用之尚方寶劍的。西漢成帝時，朱雲上書：“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佞臣是指帝師張禹。朱雲請皇帝賞賜尚方劍誅殺佞臣，雖終究也未得其請，然則其時尚方劍作為權力的象徵是毫無疑義的。自漢始，後世皇帝賜大臣尚方劍，就象徵賦予生殺大權了。這就是“尚方寶劍”的來歷。

    皇帝以下皆好佩劍，因此，皇帝常把劍作為賞賜的禮物。如《漢書》和《後漢書》記載，漢文帝曾賜衛綰六口寶劍，漢昭帝曾賜劉胥“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漢宣帝曾賜呼韓邪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戾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漢和帝曾賜於除鞬單于“玉劍四具，羽蓋一駟”。其中皆有賜劍的記錄，以禮單中與劍並列的其他幾樣禮品的價值來衡量，可見劍的分量不輕。

    漢人的佩劍禮儀甚至上升到制度層面。《晉書》載，“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在此，“朝”非特指上朝，也應指百官坐堂聽事或百官之間的拜會。《開元禮儀纂》載：“漢制，朝服帶劍。”周遷《輿服雜事》載，“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雖然自天子至於百官都佩劍，但漢承秦制，在朝堂之上大臣一般是不允許佩劍的，不過也有特例。首開先河者是蕭何，因在創建西漢政權中論功為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大臣在朝堂之上佩劍是象徵著地位之尊崇，唯有居功至偉或大權獨攬者方可為之。自蕭何之後直到漢末，才又有臭名遠揚的董卓特許劍履上殿，董卓是因緣際會憑藉兵威而竊取朝政大權的，當權其間廢立皇帝，殘暴不仁，權傾朝野。

    漢朝官吏互相見面，可以佩劍亦可不佩劍，但也有嚴格規定必須佩劍的，比如漢武帝時，魏相作為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而且規定必須帶劍才可以奏事。沒帶劍的，得先借劍而敢入奏事。當時可能受了延續戰國時期“帶劍不能見至尊”的傳統的影響，有的世俗觀點認為地位低的見地位高的應該自覺解下寶劍以示尊重，當然不解劍也應無不妥。但若強制解劍，則有輕侮之意。西漢名臣雋不疑未發達之前，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去謁見暴勝之。暴勝之的門下讓雋不疑解劍才可進門，雋不疑拒絕道，劍是君子武備，用來防身的，不能解劍，大不了我回去就是了。暴勝之聽說後，趕緊開門迎入，言談中感覺雋不疑確有才學，乃舉薦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所謂櫑具劍，是造型壯大的木摽、首為裝飾的劍，現有實物藏於大英博物館。漢末，有位侍禦史叫做擾龍宗向董卓彙報工作時沒有解劍，董卓為了樹威，故意找碴，當即就把擾龍宗打死了。其實擾龍宗不解劍也並沒有禮儀上的問題，只是習慣於作威作福的董卓把自己當作了至尊。

    不只是官僚上層和士人流行佩劍，就算普通老百姓也喜愛佩劍，甚至有的因為熱衷於佩劍而影響農業生產。

    《漢書·循吏傳》記載了一則賣劍買牛的故事：（龔）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龔遂曾輔佐劉賀，劉賀被霍光廢掉時龔遂受了牽連，漢宣帝時得以起複。龔遂發現齊地風俗奢侈，不愛從事農業生產，還有不少喜歡佩帶刀劍的，便要求他們把刀劍賣掉，然後購買耕牛和牛犢，從事農業耕種，人們生活逐漸富足起來。

    漢人喜愛佩帶長劍。限於材質，青銅劍不能做得太長，否則太脆容易折斷，秦兵馬俑出土的青銅劍90多釐米，基本達到了青銅鑄劍的長度極限。鐵劍就不同了，因為韌性及延展性較好，鐵劍在保持強度的同時可以做得更長，從出土的實物來看，漢代鐵劍一般在80－120釐米之間，廣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一口長達146釐米的劍，這在出土的劍中迄今已知是最長的。在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的陶俑中，有不少是佩劍的，只不過是把劍直接畫在俑身上，這些劍基本上都是雙手長柄劍，從劍長與身高的比例來看，劍長約為120釐米左右，劍鞘上有紅色或黑色的彩繪，劍柄的裝飾也各不相同，有平續纏繞的，有纏出柄箍形狀的，也還有的疑似是包的鮫魚皮，還有的可能是套有多個金屬環。另據《漢書》記載，劉秀曾賜給馮異七尺玉具劍，廣川王劉去因仰慕古代勇士，曾製作七尺五寸劍佩服，漢七尺五寸相當於現在170多釐米，這是記載中最長的佩劍。

    那麼漢人的佩劍，僅僅是一項佩飾嗎？

    答案是否定的。

    東周至兩漢，是我國歷史上擊劍最為盛行的時代。西漢淮南王劉安的太子劉遷，喜愛擊劍，且自以為無人能敵，聽說郎中雷被善於擊劍，就要求比劍，雷被儘管一再辭讓，還是誤中太子，差點招來殺身大禍。看來西漢的雷被也確實是劍術高手，而劉遷儘管水準不太高，但也不失是一位尚武的貴族少年。在史書中還常可以看到某人“好擊劍”、“學擊劍”這樣的記載，如西漢東方朔“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尹翁歸“喜擊劍，人莫能當”，漢末田疇“好讀書，善擊劍”，崔琰“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曹丕“善騎射，好擊劍”，曹彰“好乘汗馬擊劍”等，不一而足。這裏說的“擊劍”是指我國古代以劍實戰的擊刺技術。

     因為擊劍的興盛，漢代已形成了成熟的劍術理論，如《漢書·藝文志》記錄了一本名為《劍道》的書，共三十八篇，可惜已亡佚；因為學劍者眾多，也相應出現了一些劍術名師，形成了一定的師承關係，如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說“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精熟。”也就是說，史阿學劍於王越，曹丕學劍於史阿，從而掌握了全國劍法最高的“京師流派”的擊劍技術。可見，擊劍是佩劍者普遍學習且引以為傲的一項技術，佩劍之風的養成，決非是葉公好龍之舉，而是尚武精神的直接外在體現。

    在流傳至今的漢代畫像石中，動感十足、張弛有度的擊劍比武的場景亦是屢見不鮮，其中所描繪的執劍人物形象，有以短入長者，也有以劍對劍者，還有劍與鉤鑲所搭配使用者。這些畫面正是當時社會中人們佩劍、擊劍風氣盛行的生動寫照。

作者：裝束復原 劉在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