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国会

（一）因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过程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故称为安福国会，1917年7月段祺瑞再造共和打败张勋，没有恢复民元国会，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安福系获得多数。1918年8月12日临时参议院解散，安福国会正式成立，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1918年9月4日国会正式选举徐世昌任中华民国总统，接替代总统冯国璋。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被解散。安福俱乐部是中华民国初年政治组织，成立于1918年3月8日，源于“中和俱乐部”。因俱乐部场所设在北京安福胡同，故名安福俱乐部，成员称为安福党人。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心腹徐树铮所筹划组织，皖系外交官曾宗鉴亦有参与。该俱乐部操纵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故该届国会称为安福国会。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解散，安福俱乐部也随之消散。民国初年依附于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活动场所，1917年7月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为抵制孙中山在广东召开的非常国会，控制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指使其亲信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利用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借款来收买议员政客，操纵选举，致使1918年8月的国会中安福系成员多达330余名，被称之为“安福国会”。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被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前身“中和俱乐部”成立于1917年3月27日，由靳云鹏、李国筠等联合合平社、澄社、宪政会、新民社、衡社、静庐、正社、友仁社、宪法协议会、苏园等十一个政团组织所组成。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锋、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翰、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式堂的住宅开会，正式成立安福俱乐部（因他们的活动地点在安福胡同故名），并定于次日正式开会成立。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以政党面目出现。

（二）后来参加人数逐渐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邮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语，所以一般仍叫安福俱乐部，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在成立后逐渐扩充，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座务、游艺5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田应璜、吴文翰、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锋，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维形，特别是研究会制度更为完备，凡有重大议题均须该会议决才能成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已加入安福俱乐部的国会议员均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持同样主张。安福俱乐部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是皖系军阀头目和一些官体、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而结成的政治集团。首领为徐树锋、王揖唐，除议员外不招收一般会员。1918年8月该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占据国会的大部分席位，王揖唐当上众议院议长，因此人们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9月“安福国会”秉承段祺瑞的意图，排斤直系总统冯国璋，另选没有实权的老官（像徐世昌）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王揖唐曾在安福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谈到该组织的成立过程：“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在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树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

（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安福俱乐部遗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坪击。1920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锋等首要分子，但该组织仍在活动，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后安福系始瓦解。安福国会对于1918年以后南北霸权主义战争过程与和议过程中以及北洋霸权分割过程中的政治派别再分野有着重要影响，配合政治权力结构“袁世凯模式”继续化整为零过程，洁身自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或被安福系朋党排挤成处于在野地位的政治派别（如旧交通系人士），不再将国会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而选择院外活动方式；或分散开来，直接与更小规模的地方霸权主义或军事霸权主义结合，冀求政治理念的实现。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申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梁启超还指出：“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时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四）《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北京政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来控制局势，于是组织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并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横、曾敏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翰、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大家表示赞成。

（五）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树铮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六）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树铮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祺瑞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安福俱乐部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怜于“财神”梁士诒。梁士诒曾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此时正想借段祺瑞、徐树铮的帮助，重振交通系之势力，为卷土重来之计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三百万元巨款的援助。徐树铮将这笔钱交王揖唐，包揽选举。其时徐树铮正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出任奉军副司令，先后又挪用奉军军饷二百余万元交王揖唐支配使用。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的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于是派员分赴各省活动，演出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选举丑剧。中央和地方参议员、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从5月下旬开始进行的，在选举中安福系通过中央派员和地方长官干预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违法作弊，其丑闻层出不穷。中央选举会选举参议员，6月20日第一部（有学识者）投票选举时事先安福系用金钱贿买选票，每张约定二百元。山西大学派投票团55人晋京，临时忽要求每票增加至四百元，并须加付来京川资，另有某大学亦作同样的要求。王揖唐等经多方奔走交涉，最后仍不得不同意。投票时选举人按安福系“预先印就的投票次序名单”投票，上印有“阅后即毁”的字样。张玉崑以八千元收买林建伦所有之二十票，被安福部以二万元高价夺去。张玉崑与林建伦交涉，林建伦贪安福重金，与张玉崑废约。6月21日投票选举时上午到会者二百余人，不足《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规定“选举非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到会不得投票”的法定人数，即行开始投票选举，随到随投，随投随去。

（七）安福系指派负责监督投票的人并任意延长时间，直至下午6时仍不满法定人数。当场有人指出此种投票实属违法，应立即停止，另行依法办理，监督人不允。更有甚者，监督人竟于22日继续举行投票，与先一天之投票人合并计算，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张玉崑、何竣业等向京师高等审判厅起诉，揭露中央选举会选举的种种违法舞弊情形。因当时司法总长朱深是安福系的党魁之一，北京司法界的要人又均与徐树铮有关系，朱深乃密令高检厅以政治手腕办理。张玉崑、何竣业等的起诉虽经开庭审理，但均被驳回而败诉，类似上述黑幕在其他各地选举均有。安福系通过金钱收买和权势干预，在全国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很大胜利，对此徐树铮不免喜形于色。6月29日他在致各省督军的密电中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俟得续报，再行奉闻。”7月底选举全部揭晓，除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护法五省及川边一特区抵制选举外总计共选出参议员147名（按总额为168名，西南五省一特区21名未选出）、众议员325名（总额为406名，西南五省一特区81名未选出）。两院合得472名，其中属于安福系的议员总数为384名，占百分之八十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只得二十余名，遭到惨败。7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在8月1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以便正式成立新的国会。随又指派曾毓隽为参议院会议筹备处处长，王印川为众议院筹备处处长，积极着手筹备两院开会事宜。8月12日上午10时新国会在虎坊桥众议院开会，到参议员106人、众议员358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开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局长于宝轩登台报告召集国会之由来，并由年长的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

（八）主席就席宣读开会词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就于这一天宣告正式成立。由于新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同日下午也开会宣告解散。安福俱乐部为了收买议员，供其驱使，8月18日在太平湖中华大学旧址召开欢迎所属两院议员大会，由王揖唐在会上宣布。政府对于安福系议员实行永远津贴，每人每月现洋支票三百元，票面上印有“任重致远”四字。是日安福议员到者颇多，皆欣欣有喜色。安福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贩卖议员，所以当时人们“以鱼行老板称之”。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王揖唐、曾毓隽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段祺瑞建议推北洋军阀集团中处清客地位的徐世昌为下届大总统，如冯国璋愿意时可退为副总统，如冯国璋不愿作副总统时段祺瑞表示愿意陪冯国璋一起下台。6月19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一致同意推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意见，9月4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是段祺瑞扶植的傀儡，但他并不愿居傀儡地位，他在对待西南的问题上打算继续推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留副总统席于西南，换取西南对自己的拥护；在对待北洋派问题上拟继冯国璋之势力，团结直系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在对外政策上他企图改变只依靠日本一国之方针等等。这与段祺瑞的投靠日本，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有一定的矛盾。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当天徐世昌发布命令，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12月20日经安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次日任命各部总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安福国会被解散，但安福系仍继续活动。1924年11月段祺瑞又上台临时执政，至1926年4月段祺瑞垮台，安福系始瓦解。

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伟大的五四运动。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时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思想基础。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组织基础。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并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开放的学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后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协约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时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三）“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同时受党派斗争之影响。“六三”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新阶段。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京政府媚外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行为纷纷上街讲演，170余人被捕。4日学生再次出动讲演，又有约800人被捕。北京政府的镇压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罢工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5日上午上海由日本人开办的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工人全体罢工，揭开上海工人罢工的序幕，到10日上海各工厂工人罢工进入高潮，罢工人数达6万余人。接着沪宁、沪杭等铁路工人也举行总罢工，上海水陆交通全部断绝，工业陷于瘫疾。与此同时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也纷纷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6日至10日军阀政府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四）“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它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五）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学生代表32人。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六）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上海。

（七）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时曹汝霖、陆宗舆、章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时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八）附约中规定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一定效果。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五四运动表现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为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九）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外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孕育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五四运动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

（十）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中国的内乱。1921年到1922年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战后的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首先大战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崩溃了，欧洲最古老的奥匈帝国被革命推翻，德意志帝国也发生了革命。获胜的协约国方面则是战债山积，忙于善后，已无法再在远东推进强硬推进政策。其次大战也破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性，德意志帝国暂时陷入衰运中，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美国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表示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采取单独行动的趋势，曾经成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团已没有往日的显赫声势了。第三中国因签署《对奥合约》而得以加入国联，随即又先后签署《对匈合约》和《对土合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十一）第四日本虽然利用大战扩展在华势力，并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取山东权益，打破外国在华“均势”。但由于中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与中国交涉山东问题，而一再遭到中国的拒绝。第五在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后各种国民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的潮流空前高涨。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五四运动开创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5月1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十二）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来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兴起背景：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并改名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成为主要撰稿人。

（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1917年爆发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震动全世界，也照亮中国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9年1月《新青年》发表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反映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三）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思想准备。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按照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最初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这表明初期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会改造。

（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当辜鸿铭站出来为孔子辩驳时陈独秀在一边冷笑，称其为诡辩，但难掩才华。据北大教授王东考证，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到最激进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要“打倒孔家店”，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只是提出要“打孔家店”，至于说“打倒孔家店”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有一班青年却误解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新文化运动的意思。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从这样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实陈独秀并非要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只是觉得太过狭窄了，需要进行扩充。同样的态度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1917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五）可以想见李大钊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孔子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就新文化方面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这样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和李大钊等人举行新文化运动。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陈独秀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陈独秀举起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是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六）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颀，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他又是中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中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文字、音韵学家。

（七）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作出开拓性贡献，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民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封建专制思想，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重大贡献。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进步性：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后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道路，也推动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八）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局限性：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终导致西方文学不彻底，东方文学被否定，是中华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九）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一）《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军事协定，包括1918年5月16日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同年5月19日签订的《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该协定规定中日共同防敌，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中国领土等。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助其名义大举入侵中国，大大强化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该协定是段祺瑞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出卖中国的佐证，尽管该协定为秘密签署，但其内容在签订前的谈判阶段即泄露，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掀起反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高潮。1921年1月27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项善后事宜业已结束，且受到来自中国国内各方的压力，中日双方签署换文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自顾不暇之机企图在“中日亲善”和“共同防敌”的幌子下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16年10月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即提出日本有责任尽全力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并声称中国必须采取与日本一致的对外政策才能称之为“亲善”。寺内内阁将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纳入日本轨道的野心，是“中日共同防敌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与此同时日本觊觎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对俄政策也推动“中日共同防敌”问题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其中，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在这一时期日本一面在与英、美、法的交涉中谋求其他列强对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允诺，另一方面又制造苏德和约缔结后德国将东扩的谎言，以此恫吓、胁迫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追随日本“共同出兵”，试图通过绑架中国的对外政策、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来实现驱逐俄国势力、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

（二）1918年2月5日苏德和平谈判开始不久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即会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田中义一声称苏德谈判即将成功，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名德军俘虏必将成为远东的劲敌，因此维持东亚和平，其责任全在中日两国。并声称中国国防吃紧即日本国防吃紧，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授意其在华官员向中国政府多次探询是否愿意“与日本提携，共同干涉”中国境外有关事宜，至此日本正式提出“中日共同防敌”的问题。在日本提出“共同防敌”问题的同时实际控制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正急于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扩充实力来实现消灭其他各派系军阀、统一全国的野心，日本政府洞悉段祺瑞的目的，也予以各种名目的大额借款，并提出日本政府将全力援助段祺瑞政权，但条件是中日必须正式地确定“同盟关系”。因此段祺瑞对日本“共同防敌”的要求予以积极响应，指示外交部电告章宗祥按日本要求“照办”，并决定开始就此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如同意“共同防敌”，可立刻向日本发表一项“非正式声明”，具体办法可由两国军方谈判规定。2月23日日本政府又恫吓：“非中日两国提携，不足以防御德、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要求予以积极响应。2月22日中国参谋总长荫昌提出所谓“预筹中的联合出兵防俄计划”，附和日本政府关于俄、德两国可能构成军事威胁的论调，要求中国与日本共同审定防线、配备兵力、设立兵站、筹划军费、协商指挥等，并向外国借款编练6个师，这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同意日方的提议。 3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交换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声称：“敌国势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不能不及早协同考量应行之处置。”随后中日双方开展秘密谈判，至5月16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其随附说明，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其随附说明，总计七件二十八条。

（三）《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的内容基本一致，其主要内容如下：签订协定的目的在于中日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其结果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为适应此项情势及实行两国参加此次战争之义务起见，取共同防敌之行动；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同时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关于协定的有效期问题，规定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事终了时即由中国境内一律撤退，中、日两国对于德、奥的敌国状态结束后该协定失效；规定中日“协同防敌”的具体办法，包括两国协同作战区域、计划和任务，在北京、东京和作战区域的各军政机关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运输、通信、情报、卫生、军用设备建设等事宜由两国共同协定；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两国应互相供给，且不得供给他国；该协定为秘密协定，不对中国人民公布。但由于协定的签订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国际压力，中国政府仍然向英、法、美、意等国驻华公使抄送协定的内容。1918年8月4日日本正式出兵西伯利亚，并迫使中国一同出兵。1919年8月22日随着日、美、英、法组成武装干涉苏俄“联军”，段祺瑞也签署宣言，宣布出兵海参崴，并从1918年下半年起分五批派出1000多人和少数舰队。1918年9月6日又根据日本的要求向后贝加尔地区派出少量军队。中国军队在海参崴遵守中立原则，不干涉俄国内部事务，主要负责守卫铁路、矿山等，没有积极参与武装干涉活动，甚至与日本军队发生多次冲突。1920年1月随着武装干涉的失败，中国驻西伯利亚军队开始撤出。与中国象征性的出兵相反的是日本在协定签订后大举向中国东北地区出兵，并迅速占领其东北部和满洲里、绥芬河等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枢纽。

（四）到1918年9月28日为止长春以北的日军总数达2万人，长春驻扎有日军3000人。到10月末整个东北地区东北部（北满地区）的日军已经达到6万余人，另有7.5万人散驻东北地区各地。日军所到之处骚扰中国民众，设立警察和特务机构进行各种“调查”，强行发行“军用票”，抢劫杀害无辜百姓之事横行。日军甚至支持土匪滋事，企图以中国护路不力为借口谋取中东铁路。然而北洋政府对此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纵容日军入侵和强占东北。协定签订后日本如愿扩大了对华的侵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协定的签订使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合法地进一步入侵中国，并扩大在华的势力和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所谓“共同防敌”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有自由向中国领土内必要方面出动帝国军队的方便，并以军事协助之名，日本有切实控制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重要武器制造的方便条件。在政治上也得以同盟关系为基础，积极干预内政，在各个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事实证明协定签订后段祺瑞进一步向日本靠拢，日本政府也积极给予段祺瑞贷款援助，仅1918年4月至9月就多次提供贷款累计超1.2亿日元。在日本的支持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实力迅速扩大，加剧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日本政府趁机部分地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军队；其次随着日本军队推向中国东北，日本的经济势力也开始迅速在中国东北扩张。以“拓殖会社”为代表，日本的各类会社和金融团体大肆入侵，各种“投资”迅速增加，并大量买地建房、建立永久设施，还计划在吉林、黑龙江经营各种实业。日本银行还操纵东北的金融市场，并蓄意在哈尔滨发行日币以取代俄币，移居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也与日俱增，以上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准备借助“共同防敌”的幌子长期占领东北的企图；最后日本对华的军事占领在“共同防敌”的旗号下也得到加强，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将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并设立关东军司令部。

（五）在对西伯利亚的干涉失败后日军将其军事目标改为“固守中国东北”，这些事实表明日本试图将其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固化下来。关于中日“共同防敌”的内容早在中日秘密谈判开始时就在京沪各报上披露，1918年4月20日《晨钟报》披露双方谈判的内容，指出日本防敌是假、军事统治中国是实，呼吁国人速醒迟则莫及。上海《民国日报》从5月1日起开辟“救国之声”专栏，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激烈抨击“共同防敌”，并将协定与日本吞并韩国的《日韩条约》相提并论。国内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共同防敌”是日本进一步侵略并试图灭亡中国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一致反对北洋政府参与“共同防敌”和出兵西伯利亚。在北洋政府不顾全国反对执意签订协定后《大中华报》于6月19日首先刊登协定全文，国内舆论哗然。全国商会联合会致电段祺瑞，表明“全国商人誓不承认”协定。各地、各团体、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均表示反对，协定在其他军阀中也引起不安和波动。广大爱国学生在这场救亡运动中站到第一线，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发起罢学回国运动。1918年5月5日东京各学校的留学生同乡会、同窗会集会，成立五四运动前中国最大的学生团体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并决定全体留日学生罢学回国，以期“警觉当局，唤醒国民，抵制日人谋我之野心，打消其亡我条件”。到8月已有2556名中国留学生回国，留日学生回国后积极开展请愿、宣传、办报等各项活动，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各界抵制中日军事协定，并试图筹办学校安置回国留学生。尽管其活动遭到很多挫折，但留日学生仍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活动，直至1921年8月留日学生救国团改名留日同学会。留日学生的活动在国内学界产生强烈反响，使1915年来寂无声息的国内学生运动也掀起一个高潮。1918年5月21日包括北大全校学生在内，北京各大高校约2000名学生在新华门前集会请愿，并推举13名学生与总统冯国璋会面。

（六）冯国璋谎称外界所传的中日协定内容均为谣言，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走向高潮，遍布天津、上海、南京、武昌、广东、四川、云南及东北等各地。东北学生在沈阳建立“铁血团”反对日军占领，并上书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表示抗议，旅欧美留学生和华侨也队留日学生和国内学生的活动表示支持。面对中国风起云涌的反日救亡运动形势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声称外界所传协定内容均系谣言、日本提倡“共同防敌”乃是为了“中日亲善”等；另一方面又阻挠和破坏留日中国学生的救亡活动，阻止留日学生回国，甚至出动警察对其进行监视、殴打和逮捕。北洋政府面对国内高涨的学生运动时一方面试图平息事态，如许多北洋政府官员主动接见学生代表加以劝慰；但另一方面又以不发给路费、开除学籍等相威胁，如教育部曾七次下达通令勒令留日学生返回日本，并要求各地学校严加管理学生，不得使其参与政治，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警察跟踪、监视、逮捕学生的情况。由于日本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联合绞杀，加之社会各界普遍不赞成学生抛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以学生为主导的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失败了，其要求北洋政府公布协定内容和废除协定的呼声没有实现。但此次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波及全国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为目标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涌现的学生领袖，许多在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其中如李达、李汉俊、恽代英等日后都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它促进全国人民的觉醒，为后续的救亡图存运动打下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按照《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规定战争结束后“共同防敌”即应终止，但直到1919年初中国政府才提出废约问题。日本政府借口“战事终止”应指巴黎和会签署对德、奥和约，拖延废约，中国政府对此妥协。直到1921年欧洲各协约国全部对德、奥签署和约，西方各国对俄交涉亦停止。在南方政府要求废约、否则拒绝南北和谈的压力下，1921年1月27日中日两国分别签署换文，以“共同防敌之必要业已消灭”为由正式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直皖战争

（一）袁世凯死后恢复民初法统。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冯国璋当选副总统。但是政府实权控制在以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引发府院之争，继而引发张勋复辟。1917年8月1月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辞职，副总统直系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北洋系分化为冯国璋直系与段祺瑞皖系，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取消老国会，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派兵讨伐孙中山与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联合的护法运动，占领湖南，趁机扩张皖系势力。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祺瑞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前线军官罢兵反战，直皖两系矛盾公开。1918年8月北京安福国会开幕，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取代直系冯国璋。段祺瑞也同时辞去总理职务，在幕后控制。直系将领吴佩孚北归，段祺瑞强迫徐世昌取消吴佩孚职务。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继承直系军阀头领，直皖之争逐渐尖锐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日本通过“西原借款”等方式扶植皖系段祺瑞政府，并通过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方式扩大在华利益，使日本在华侵略势力迅速膨胀，加深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加剧国内军阀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局势带来重大影响，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

（二）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时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这里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所谓“防敌”是指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当时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日本企图乘机侵略俄国，并独占中国东北地区。“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日本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通过“协定”后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取代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中国面临被日本独占为附属国的危险。留日学生彭湃等在东京游行抗议，继而罢学归国，在各地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爱国宣传。北大等校学生2000余人赴总统府要求废约，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起而要求废约，全国各地工人和工商业者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卖国。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通电请求从湘南撤防，随后吴佩孚便与南方的“护国军”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计划在推倒皖系之后驱逐徐世昌，另组南北统一的政府。

（三）1月30日吴佩孚与南方军政府相约，直军开拔时由湘军接收其防地。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25日吴佩孚率所部第3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3个混成旅从湘南撤防，31日抵达汉口。接着又挥师河南，将部队分驻在京汉铁路沿线的驻马店、许昌、郑州、新乡等地。吴佩孚本人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曹锟也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作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15日吴佩孚到保定，同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一起参加曹锟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7月8日段祺瑞也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1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2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3路司令，并强迫徐世昌宣布惩办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命令。同日段祺瑞从团河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决定举兵讨伐曹锟、吴佩孚。与此同时驻河南的吴佩孚部开始向北开进，曹锟的部队由保定开赴高碑店，表面“中立”的张作霖在7月8日也参加曹锟、吴佩孚及8省同盟的代表在天津讨论对皖战争问题的紧急会议。7月9日曹锟在天津组织“讨逆军”，以吴佩孚早为前敌总司令。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决定以其第27、第28师各出兵一旅入关，保护京奉路；以卫队旅一部协同第28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并宣布关内奉军以张景惠为司令。7月14日晚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皖军以西路（北京至保定的京汉铁路沿线）为主攻方向，由段芝贵指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1师、刘询的陆军第15师、边防军第3师第5混成旅，第9师两个营、第13师辎重营部署于涿州、固安、涞水以北，企图沿京汉路南下，首先夺取保定，然后继续南进。

（四）直系组织的“讨逆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将其主力第3师及第2、第3混成旅部署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抗击皖系的进攻。14日夜吴佩孚亲率其第3师的第5旅，企图出其不意的直捣团河来捉拿段祺瑞。因机密泄露，段祺瑞一面急调援兵，一面逃回北京。吴佩孚捉段计划落空后便指挥部队在琉璃河、涿州一线面对皖军的进攻，避其锋锐，主动撤出高碑店，并将其所部分左三路：以固安为中路，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坚守待机，阻止皖军南进。同日东路皖军在总指挥徐树铮指挥下的西北边防军第2混成旅、边防军第3师两个团，第9师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以曹瑛为总指挥的东路直军阵地发起进攻，直军在铁路桥架设大炮，向进攻之皖军发炮轰击，双方一时胜负未决。16日驻防天津的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2英里以外，直军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西北边防军乘虚而入。直军不支，遂放弃杨村，退守北仓。16日西路直军在退出高碑店后吴佩孚亲率其一部精锐，采取侧翼迂回战术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实施突击，直捣边防军前敌总部。战至17日吴部攻占松林店，生俘曲同丰与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向高碑店一线进攻的皖军因失去指挥而迅即败退，当天直军攻占涿州，并向长辛店方向攻击前进，西路指挥段芝贵在兵败之后只身逃回北京。18日直军进占琉璃河，20日直军大队进至长辛店和芦沟桥，将溃散的皖军基本肃清。在东路中直、皖两军相持于北仓以西，奉军的第27、第28师数千人于7月17、18日抵达天津，并迅速投入支援直军的战斗，收复杨村，直趋廊坊。皖军纷纷溃退，徐树铮于当晚逃回北京，东路战事也以皖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五）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授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散，以谢国人，共谅寸衷。”24日徐世昌派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以代弃职逃走的段芝贵，至此直皖战争宣告结束，直奉两系控制北京政权。这次直皖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北京政权。1920年7月14日到19日发生的“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只用了5天时间就将皖系军阀彻底打败，不过双方的另一场战斗“互相中伤的口水”战却远比他们的地面战要激烈，且持续的时间和波及的范围更广，让皖系、奉系、直系、北洋政府首脑、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都卷入其中。直皖大战前皖系军阀咄咄逼人的态势让其他军阀感到不安，除了纷纷调兵遣将加紧布防外还利用当时的社会传言发动宣传战，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六）战斗开始前两派军阀为了标榜自己站在道义的一边均做了大量“揭露工作”来攻击对方，1920年7月12日在“直皖战争”开战前夕直系悍将吴佩孚发表宣布段祺瑞罪状通电，认定民国成立九年以来海内分崩，追原祸始，段为戎首。段祺瑞是一个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的人，他搜刮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搞得民不聊生。且在巴黎和会上卖国，并私自大借外债，不下六亿万元。段祺瑞曾经参与推翻清朝，推翻袁世凯，推翻黎元洪，又推翻冯国璋，而今又要推翻徐世昌，俨然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段氏之肉，其足食乎？听到直系军阀的骂阵后段祺瑞当然不能示弱，他先让总统徐世昌免去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官职，然后于第二天发表讨伐直系檄文。在文中段祺瑞尽量宣传自己“三造共和”（致电迫使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的政治资本，并指责曹锟、吴佩孚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由于吴佩孚的奇袭作战，致使皖系在5天内迅速败北，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北京政权。但段祺瑞揭发直系军阀“企图复辟”还是在社会上掀起不小的波澜，以致让获胜的直系军阀花了“漫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消除其影响。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首场大规模战争，是决定直系和皖系政治命运的关键之战。段祺瑞及其将帅在军事上的失误是导致皖军战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战前谋局布势严重失当；武力使用轻率，缺乏对行动的总体筹划，随意性大；将帅私心过重，盲目轻敌，缺乏作战决心和吃苦、勇敢精神。这些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皖系在作战与建军方面的基本水平和缺陷以及当时军阀在作战中的一些基本手法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