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自杀，女子变卦，构成杀人？生命权之论

江苏海安一对夫妻相约自尽，男方投河溺亡，女方未赴死约，被法院判故意杀人罪。之所以女方构成犯罪，不在于其爽约，而在于其对丈夫相约赴死没有积极主动劝阻，且其作为妻子有救助丈夫的法定义务，明知道丈夫死亡结果极可能发生，反而放任甚至希望其死亡结果发生，主观上是间接故意，最终发生丈夫自杀身亡结果，女子构成故意杀人罪一点也不冤。借这个案件，我们可深入思考关于生命权的相关问题。        生命权是《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中规定的首个人格权，也是最重要的人格权。每个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要理解生命权，无法避免回答几个我们常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是，人们有权自杀吗？换言之，生命权既然是每个自然人的一项权利，那人们是否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权？目前我们国家尚未有任何法律支持个人可以放弃生命，哪怕在人身患重症、生存质量极低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亦不允许个人实施“安乐死”。曾记得，在人民大学的宪法专题课上，时任人大法学院院长的韩大元教授告诉我们：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需要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国家有保护生命权的义务。      有人站在高楼或桥上自杀，负有救助义务的消防队员要奋不顾身地施救。反观一些自杀现场，还有群众高呼怂恿跳楼者“赶紧跳”的，实属违法行为。旧时代中，以生死由命的武侠决斗方式解决争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如今已经不再被任何法律允许，其本质也是现代国家不会放任任何人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权。        二是，生命权的起始与终止。《民法典》赋予每个“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这些权利起始自出生、终结至死亡。生命权享有的主体不限于享有本国国籍的“公民”、也不限于本国政治概念上的“人民”，而仅以自然科学角度的自然人为享有主体。以这样的标准就比较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      胎儿是否享有生命权？在我国，胎儿被分娩出母亲身体前不享有生命权，所以即使行为人造成了即将分娩胎儿的死亡，也不以故意杀人论处，而转追究其对怀孕的准母亲故意伤害的犯罪责任，怀孕胎儿周期作为故意伤害罪量刑考量的情节。      死刑犯是否享有生命权？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已经存续了很久，这里不加讨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是被剥夺政治权利，死刑执行时间到来之前，死刑犯与其他任何公民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并无区别，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对其羁押、看管的机关依然有法定义务保障其享有生命权和健康权，在执行死刑前仍需对死刑犯的绝症进行积极治疗，这不是人道主义和道德关怀，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生命权的本来面目。        三是，教唆、引诱、欺骗、帮助自杀的，构成故意杀人？行为人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教唆、引诱、欺骗他人自杀，是一种积极主动追求他人通过自杀放弃生命的行为。如果教唆、引诱足以引起行为人自杀意志坚定，比如有些非法网站通过长期洗脑方式支配他人作出自杀行为；欺骗自杀，比如妻子谎称“相约自杀”骗取丈夫意志坚定地自杀，均构成故意杀人。      教唆、引诱有别于，在争吵过程中一时激情出言“你怎么不去跳楼啊”，则他人自杀意思并非受这一语言教唆、引诱而起，则不能将此定义为主动追求自杀者死亡结果，因此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回过头来看，群众高呼怂恿自杀者“赶紧跳”的行为，主观动机系追求他人自杀身亡带来的感官刺激，可能仍需考量其是否构成教唆他人自杀，而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帮助自杀，为他人自杀提供客观物质或行为上的帮助等，虽然主观动机不是世俗的“恶意杀人”，但其依然是非法剥夺（至少是协助）法律保护的“生命权”，也同样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观和客观等构成要件，主观动机的“善和恶”不影响故意杀人的法律评价，仅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