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重塑与回归，必然导致西方文明的没落与倒退。心理重建
（引文行先生文）
西方这种抽毁、调换、增加“序”的情况，就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的工作一样：对旧报纸、书籍、期刊、小册子、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照片进行修改、销毁、重印、存档。这颇为符合蔡正元总结的“美国外交七定律”中的“第二定律”，即“如果美国怀疑你做了什么坏事，那它自己肯定做过”；既然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这么详细，言之凿凿，说明西方曾经做过。看来，要全面审查所有明末清朝所谓传教士著作的各种类型、性质的“序”，我在《《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中已对《几何原本》序提出质疑。
（引文行先生文）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明代书籍逃过《四库全书》的编撰。王文素的《算学宝鉴》就是这样一本书，因此保留着本真面目，而该书水平之高超乎想象，可谓惊为天人，远超中国历代数学水平和同期世界水平。我们可以通过该书“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明代文明成就。据考证，《算学宝鉴》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晋商数学家王文素的数学著作，完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书分12本42卷，近50万字。其自成书后“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正是这一偶然发现，才得以将明代数学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明示天下。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牛顿、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我在《中国是世界数学之源》中论证中国数学是世界数学之源及其通过印度、阿拉伯西传欧洲的路径，并提醒道，不能认为中国比西方早，而应认为西方系源自中国。
不仅如此，李兆良考证发现，明代中国在郑和下西洋年间就已经绘制了酷似今天的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
李兆良比较了14 - 19世纪间六百多份地图，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分析地名、语源、地形、按语。数据显示：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信息与利玛窦时代的欧洲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国已有的信息，且《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信息最精确。由此得出难以反驳的惊人结论：明代中国人首先到达美洲和澳洲，并绘制地图，是明代中国人开拓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局面。西方15、16世纪的世界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来自郑和时代中国散佚在外的地理资料。
李兆良先生挑战了传统认知，颠覆了近代六百年的世界史，即：
1.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
2.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3.利玛窦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带来中国。
李兆良先生的考证结果与《坤舆万国全图》所载信息严重不实，证明了《坤舆万国全图》上所载信息不实，被篡改了。
《坤舆万国全图》所包含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超，测绘实践实力之强大，就是在当代，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完成。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之先进，刷新了世人的认知。通过《坤舆万国全图》，我们窥见的不是“一斑”，而是“豹脸”。
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馆所藏的《崇祯历书》、李兆良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结论和王文素的《算学宝鉴》，改变了我们对明代中国在天文学、地理测绘、数学上的辉煌成就的认知，也改写了近代世界史，让我们见识到了明代中国的文明昌盛。此三个例子分别以不同的逻辑方式证明了明代文献被篡改了：《崇祯历书》被删改、《算学宝鉴》逃过《四库全书》的编撰、《坤舆万国全图》与几百幅世界地图、相关历史信息矛盾。
在上述明代文献情形（销毁、删除、篡改、伪增等）的背景下，如果哪个学者认为现有文献所反映出来的证据事实就是客观事实，那么他/她一定智商不健全。尽信书不如无书，此当其时也！
明代中国是极其辉煌的，其经济之繁荣、社会之发达、知识之丰富、科技之先进、思想之深邃远超我们现有认知，现有认知是被满清阉割的，其真相有待于我们去重新发现、研究、还原、认识。
明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最高峰，而不是宋代。
现在有股歪风，即拔高捧高宋朝，这是陷阱，居心险恶。
（引文行先生文）
（副标题）《算学宝鉴》与重写明史
以上阐述是钱宝琮于1951年、吴文俊在1975年的研究结论，即在王文素的《新集通证算学宝鉴》真正得到重视和研究之前。《算学宝鉴》系“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虽然“抗战前，中算史家李俨曾看过此书，《中算史论丛》中有文提及。六十年代，数学史家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也提到此书”，但是当时谁也没有见过或真正了解此书。王文素的《算学宝鉴》真正得到重视和研究是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赵擎寰教授推介之后。
从目前研究来看，《算学宝鉴》代表着中国历代数学的最高水准，也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算学宝鉴》研究了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内容详实可贵，这充分说明一元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及天元术、四元术在明朝并未完全失传。王文素在解法中所用名词术语、演算程序，基本上与宋元数学一致，并有所发展和创新。王文素的数学成就是中国数学史连续性的有力证据。”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17世纪牛顿（I．Newton，1642—1727）、拉夫森（J． Raphson，1648－1715）的前面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为中国数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因而，只从微积分的角度探索导数的起源是不够的，由此看来王文素对世界数学的贡献还应更深入的研究。”
这些最新的研究发现极大地强化了吴文俊院士关于“近代数学的发展主要靠中国数学”的结论。有些贬抑中国的人还在“纠缠”吴文俊教授的“中国式数学”和“中国数学”，而《算学宝鉴》的出现使得“式”字可以拿掉了。
我在拙文《传教士盗取中华文明、颠倒世界历史》谈到，“王文素不是‘早’、‘率先’，而是欧洲的近代数学完全系中国数学通过传教士西传的产物，是‘中学西渐’，包括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系源自明朝王文素的‘导数’，根本不是欧洲的发明。”当然，发生了“南橘北枳”的效应了——用阿拉伯数学的瓶子装中国数学的酒。
（引文行先生文）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最新研究显示，传教士刚到中国时的很多知识并非是西方的，并非是所谓古希腊的，而是源自阿拉伯人的，包括哥白尼、第谷的成就。但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阿拉伯的，最终都没有中国的博大精深，因为随着传教士来华，欧洲刮了两个世纪的“中国风”。
实际上，当今的世界史是伪史，世界近代历史是“东学西渐”，而不是“西学东渐”。（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休·昂纳《中国风》、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乔杜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等）
西方文艺复兴的进步主要是受益于“东学西渐”（阿拉伯为主，中国次之），西方17、18、19世纪的进步则主要受益于“中学西渐”，直到西方出现工业革命，西方才在总体上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实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完全依赖于蒙古西征、郑和下西洋、奥斯曼帝国崛起、欧洲大航海时代所开启的“全球视野”，全赖于其野蛮、愚昧、落后的出身而赐予其“谦卑”的态度，以至于能够从全球吸取先进的知识、技术、思想、制度等，荟萃全球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最终导致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引爆工业革命。
可以说，西方近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