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我认为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问题上，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不应当贪求数量，不应当仓忙急躁。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国家机关的质量，还很少能加以思索与关心，殊不知特别认真准备这种机关，把真正现代品质的人才，即不亚于西欧优良榜样的人才击中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里，这乃是一种合理的关心。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这种条件还嫌过于淳朴。但第一个五年的情况，曾使我们简直充满了不信任的怀疑的心理。我们对于那些过于频繁和过于轻易地侈谈什么例如“无产阶级文化”的人，不由地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若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若命没有资产阶级制度前期特别恶劣的文化，即官僚式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行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与铺张都是最有害不过的。我们年轻的文艺作家与共产党员，对这点应该好好记着。
所以，在关于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应当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是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致使我们必须首先切实加以考虑，怎样来与这个机关的缺点作斗争，同时要记着，此种缺点是源于过去的东西，这些东西虽已被推翻，但还未消灭，还未退到已属悠远的文化阶段上去。我在这里之所以正是提出文化问题，因为在这一事业中，只有那些已深入文化、生活和习惯内的东西，才能算是已达到的成绩。而在我国，可以说，社会制度中好的东西，都未经充分思索、了解和察觉到；只是急忙抓上手，既未经检查，也未考验，既未被经验证实，也未实际巩固起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和使我们在五年内就从沙皇政体尽到了苏维埃制度这个令人头晕的发展速度中，情形本来也只能是这样。
应当及时猛省 [*猛省：猛然醒悟——上传者注] 。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一切夸耀等等怀着万分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来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忙。最有害的，就是以为我们总懂得一点什么，或以为我们总具有颇大数量的成分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即真正配称为社会主义、苏维埃等等的机关。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的成分，都简直少得可笑，所以我们应当记住，为要建立这种机关不应吝惜时间，而应花费多年的光阴。
我们这里有些什么成分可以用来建立这样的机关呢？只有两种成分。第一，是倾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这种成分所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造成优良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怎样做法。他们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本身上至今还没有养成为建立这种机关所必具的知识与文化程度。要做到这点正是需要文化。这里用蛮干猛冲手段，或用奋勇坚毅精神，或用一般任何人的优良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在我国，较之其他一切国家来说，都是少得可笑。
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总还过于想用热情和急性等等，来补偿（或者希图 [*企图，达到某种目的——上传者注] 可以补偿）这种知识。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下定这样来革新我们国家机关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就来检查，要使我们这里的学科不致称为死板的文字或时髦空谈（老实说，这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现象），要使学科切实渗透到机体内部，完全并正变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所应当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其目的在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应分适当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当把这作为改善我国机关之工具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造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能升进到必要的高度，就应当遵守这样的规则：多番计量，一次裁剪。
要做到这点，就应当把我国社会制度中真正优秀的东西，极谨慎地、极周密地、极明确地用来建立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点，就应使我国社会制度中现有的优秀成分：第一，是先进工人，第二是真正开明的，能于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都绝不害怕承认任何困难，不害怕为达到严重目的而进行的任何斗争。
我们为改善我国的国家机关，已经空忙了五年，但正因为是空忙，所以这种行动在这五年期间，仅仅证明了自己是无用的，不为无益，或甚至有害。正因为是空忙，所以这种行动使我们具有工作的外表，实际上却混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现象，终非根本改变不可。
应该遵守这一规则：宁肯数量少，但要质量好。应该遵守这一规则：与其白白空忙，毫无获得精干人才的希望，不如再等两年，甚至三年，倒还要好一些。
我知道，这一规则会是难于遵行，难于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去的。我知道，相反的规则会在我国经过无数孔隙钻进来的。我知道，将要给他们以莫大的反抗力，将要表示顽强的坚定性；我知道，这里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会是极少有成效的；虽然如此，但我深信，只有经过这样的工作，我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目的，我们才能建立真正配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等等的共和国。
大概，许多读者认为我在前一篇论文中引来作为例证的字数太少。我相信，可以举出很多统计来证明这些数目字不是充分的。但我以为，我们应当把真正模范质量的利益这点，提得比所有这一切统计都高些。
我认为，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我们终于应当万分认真地来进行这番工作，这是，急躁就几乎是这工作中最有害的毛病。所以我很加意以提防，不要人们来扩大这些数目字。反之，在我看来，这里的数目字，应该特别吝啬。说句老实话，现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是没有任何威信的。大家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作得更坏的机关，在现时条件下，这个人民委员部是担负不起任何责任来的。如果我们抱定目的，真要在最近几年内，把它改造称为这样的机关：第一，应当是模范的，第二，能博得大家的绝对信仰，第三，要能向所有每个人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好了像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的一个高级机关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牢记着这点。按一般定额招来职员的办法，据我的意见，应立刻永久地根除。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职员，工作马马虎虎，仍得不到任何信仰，说话仍没有半点威信，那末设立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想，在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类改造工作中，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担任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非难的共产党员，我想，对这些人应当加以长期训练，教他们学习工作方法，了解工作任务。其次，这工作中，应有定量的秘书人员来当助手，在任命这种人员之前，定要经过再三审查。末了，凡属我们破例要立刻任命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职员的人，应当具备下列各条件：
第一，他们应有几个共产党员的介绍；
第二，他们应经过考试，证明他们具有通晓我们国家机关的知识；
第三，他们应经过考试，证明他们懂得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理论基础，懂得管理法和文牍 [*文牍：1.公文书札的总称；2.俗称担任文书工作的人；3.村名——上传者注] 手续等等的基础；
第四，他们应与中央监察委员及本部秘书处极协调地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讬这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这些要求应具有莫大的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中大多数“实践家”会宣称这些要求是执行不了的，或者以轻蔑态度来讥笑它们。但我要问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现有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否真心向我说出，像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有什么必要呢？我想，这个问题能够帮助它们去适当地判断。或者，值不得来进行改组（这样的改组我们会进行过很多）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这样无希望的事情，或者，应真正定下自己的任务，用缓慢、艰难、远非寻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真正模范式的，能够引起所有每个人尊敬（而不是因为职衔要求这样做）的机关。
如果不能忍耐，如果不准备花费几年功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要动手。
据我看来，要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院及其他方面也已潦草建成的机关中间，选出最少数的机关，检查它们充分认真的工作，让它们继续工作下去，只要这工作合乎现代科学的要求并能给我们以一切的保证。那时在几年之内，就确能指望会有一个机关能名副其实地工作者，也就是说，能享受着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及我国全体民众的信任，有系统地和一往直前地来改善我们国家机关而工作。
这点，本来此刻就可以着手准备。如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赞成上述的改造计划，那末它现在就可以开始实行准备的步骤，以便由系统地进行工作，直到这些步骤全部实现为止，既不用急躁，也不要拒绝把已做过一次的事在重新改作一遍。
这里，凡属不彻底的觉醒，都是在有害不过的了。凡属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制定出来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定额，其实都不过是依据旧官僚式的理由，依据旧日的成见，依据已经注定作废而只能引起一般讥笑的东西等等。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是如此：
或者表明现时我们国家在建设事业中，是真正学会了一些什么（五年内也应该学会一点东西），或者表明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那时，也就值不得动手去做。
我想，依我们现有的人才看来，如果说，我们已经相当学会能于有系统地、重新地建成哪怕是一个人民委员部，这种假设并不夸张。不错，这样一个人民委员部也就应当决定着我们全部的国家机关。
此刻要悬赏徵求 [*徵求：征求——上传者注] 编制两种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组织管理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著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虽然（要附带说一句）他显然同情孟什维克主义，是不能被利用来编制适合于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的。不久前出版的克尔仁泽夫著的一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末了，现有的一部分参考教材内，也有些可以适用。
要派遣几个有学识修养而又忠诚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会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提到英国，是恐怕没有可能派人到美国或加拿大去。
要指出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职员候选人的初步考试大纲；同样也制定出中央监察委员候选人的初步考试大纲。
这种和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既不会使人民委员作难，也不会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员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感觉困难的。
同时必须指出定一个预备委员会来选拔充当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候选人。我相信现在我们无论从各机关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无论从我们苏维埃大学生中，都能找出过额的候选人来充任这种职务。如果事先排除某一种人，那就未必正确了。大概，要宁可使这个机关具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我们应当使这种成分为多种品质的结合和各样优点的错综，总之，这个要花费一番功夫来解决拟定候选人这个任务。举例来说，如果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色一样的人所组成，譬如，都是带官吏性的人，或者其中没有带鼓动性的人，或者其中没有那长于交际或能深入到为这种工作人员所相当生疏的人群中去的人等等——那就会是最坏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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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我把自己的计划来同学院式的机关比拟，那便能最好地表达我的意思。中央监察委员应当在自己主席团领导下，有系统地来考察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正确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来个别审查我们各机关的文牍手续，，从最小的局部的机关起，直至高级的国家机关为止。末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内，还要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组织他们所要致力的这一工作的理论，并且还要由老同志或由劳动组织高级研究员教授来领导他们做实践学习。
可是我想，他们绝不能只限于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了此项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培养自己去做另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不客气地称之为捉拿——虽不是捉拿拐骗，但总之是捉拿与此相类似的人，并要想出特别巧妙办法来掩护自己的出动和接近等等。
在西欧国家机关中，这样的提议就会引起空前的愤懑与激怒心情等等，但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能于采用这种态度。我国新经济政策还未来得及如此受人尊敬，以致人们当想到我们这里能来捉拿人的时候，竟会见怪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成立得不久，各种陈腐废物还堆积得如此之多，当一想到可以利用某种巧计，可以利用有时是追寻深源，有时是蜿蜒曲折的侦察办法去实行搜掘时，未必有谁会见怪起来，加入有人见怪，那便可以相信到，我们对这样的人定会捧腹大笑的。
我相信，我们新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一定会抛弃这种坏的品质，这种品质，法国人叫做是Pruderie [*Pruderie：法语机翻，假正经、过分拘谨的——上传者注] ，我们称之为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自尊自傲，这种品质只会十分有利于我国苏维埃机关内的官僚分子。附带说说，我们这里，不仅在苏维埃机关内，而且在党的机关内也有官僚分子。
我在上面写过，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院去学习等等，这绝对不是说，我所了解的“学习”是指什么学校式的学习，或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不会怀疑到，我在这里说的“学习”，内中也包含有某种半玩笑式的作法，某种巧计，某种花样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官气十足庄严堂皇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会引起真正的大惊小怪，决没有一个正派的官吏竟会同意把这种意见提出来讨论。可是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十足地官僚化，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引起欢悦而已。
究其实，又为什么不能把快意的东西和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又为什么不利用某种玩笑式的与半玩笑式的做法来揭露那般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等等东西呢？
我以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把这些理由都拿出来考察一下，那时会获益不少的，并且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那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方面的同时所藉以获得过几次最光荣胜利的奇案纪事中，在那些是正式庄重的教科书上不常写出的地方，又将添上我们将来的“工农检察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所作的不少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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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可以把党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不会有什么绝不容许的事情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我在上面暗示过的那些人的名义，我说，我们这里，不仅在苏维埃机关内，并且在党的机关内也有官僚分子，这也就是指那些人说的。
其实，如果是为了工作的利益，又为什么不能把这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大家未必不知道例如外交人民委员部自开始时就已实行这类结合，并受到非常大的益处吗？难道在政治局内没有用党的观点常常来讨论许多大大小小关于我们方面对付外国列强“步骤”的“步骤”问题，以预防它们的（要说的客气一点就是）奸谋诡计么？难道苏维埃机关与党的机关这种灵敏的结合，不是我国政策中非常力量的泉源吗？我以为，在我们对外政策上所已证实和巩固了的东西，在这方面已成了惯例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的东西，对于我们一切国家机关至少也是同样合宜的（我想，还更加合宜的多）。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也就是为我们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毫无例外地涉及一切国家机关：地方的，中央的，商务的，纯粹官厅的，学术的，档库的，戏院的等等，——总之，所有各个机关，一无例外。
为什么对于这样规模宏大，加之还需要有非常灵敏的活动形式的机关，——为什么对于它，就不容许党的检察机关和苏维埃的检察机关有一种特殊式的合并呢？
我不认为在这方面会有任何妨害。并且我想，这样的合并是使工作顺利进行的唯一保证。我以为，关于这点的一切怀疑都是从我们国家机关内沾满尘垢的分子方面发出来的，对于这种怀疑只能置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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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怀疑：把学习活动与职务活动结合起来是否适宜呢？我觉得不但适宜，而且应当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西欧的国家机构虽然取完全革命的态度，可是居然已中了这般国家机关的遗毒，沾染了它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成见，而局部地便是我国那些亲爱的官僚们故意把这种毒物来传染我们，故意投机，以为在这类成见的浑水内，它们往往捞得到鱼；并且它们在这浑水内捞的这么厉害，致使我们人中间，只有盲人才看不见如此广泛的捞鱼勾当。
我们在所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一切关系方面，真是“非常”革命了。但在尊敬上司，遵守文牍手续和礼节方面，我们的“革命性"往往由最腐败的守旧积习所代替。这里也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最有趣的错综现象：一面是最伟大的向前跃进，一面是在实行极微小的变革时却胆怯的要命。
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最勇敢的前进步骤，是出于早已构成的理论范围的这一方面，是出自于主要由理论、甚至几乎完全由理论开发出的这一方面。俄国人因厌烦那种可恶的官僚生活，而在家里构思非常勇敢的理论系统，所以这些非常勇敢的理论系统，在我们这里就常常带着非常的片面性。在我们这里，一般思想系统中理论上的勇气和对于某种最小的办公手续改革上所表示的异常胆怯心理，这两者共居在一块。具有为任何他国所未有的勇敢精神，开创出最伟大的带全世界意义的土地革命，但同时对于某种极不重要的办公手续的改革，则缺少勇气；或者缺少勇气，或者缺少耐性来把在一般问题上已收到”灿烂“效果的一般原则运用到这种改革上来。
因此，在我们现时的实际生活中，既包含由万分勇敢的惊人特质，同时又包含有害怕最微小变革的怯懦心理。
我想，在任何一个真正大革命中，情形也只能是这样，因为真正的大革命都是从旧东西，从力图发挥旧东西的意向与力求新东西（即新到连旧时候的一点痕迹也没有）的及抽象意志这两者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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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实际生活的一般特征如下：我们已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我们曾力求彻底摧毁中世纪式制度，即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并在这个基地上造成了小农和最小农，这些农民因为信仰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成绩而跟随着无产阶级前进。然而我们要靠这种信仰心来意志支持到各较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日，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业和最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下，按着经济的必然性，还处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水准上。加之国际环境也曾使现时俄国后退，使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一般地整个地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一部分还是有意地，一部分是自发地，曾竭力使我们后退，利用俄国内战中的各种因素来尽量破坏我国。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看来当然是有很大好处。这些列强大概曾这样推论，而从它们的观点出发也只能这样推断说：若是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那我们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发展到社会主义。结果，它们的任务只一半的到了解决。它们并没有推翻我国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可是它们也未曾让这个新制度立刻就能如此大步前进，得以证实社会主义的一切资源，昭然若揭地向一切人和每个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蓄有莫大的力量，证明人类现在已经转进到了一个新的、具有非常光明前途的发展阶段。
现在国际关系的体系已经称为这样，即在欧洲有一个国家被各战胜国所奴役——这就是德国。再则，西欧有些国家，而且是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处于一种便利地位，即能够利用这一胜利来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关重要，但终能把国内革命运动推延下去而造成某种”社会和平“局面的让步。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等等，正因为受到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它们的发展已最终循着一般欧洲式的资本主义轨道进行了。在它们那里已开始酝酿着一般欧洲式的事变。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些国家已被卷入到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中去了。
因此，我们面前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处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以及我国这种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哪一天呢？但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过程，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其发展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种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的道路，而是会经过某些国家被别些国家所剥削，经过帝国主义大战中的第一个战败国家被剥削，再加上整个东方被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影响，东方已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再这样的形势下，对我国来说，应规定出怎样的策略呢？策略显然是如此：我们应当极端慎重来保持我国的工人政权，来把我国小农业和最小农维系再这工人政权的威信和领导之下。在我们方面有这样的长处，就是全世界现时正进到一定会产生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中。但我们方面也有这样的短处，就是帝国主义者已经得以将全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并且因为德国这个真正先进、文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时已极难振作起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了。所谓西欧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残害它，不使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整个东方若干万万被剥削得几乎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已被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即它们所有的体力与物力都决不能去与西欧任何一个要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武力作任何比拟。
我们是否能够避免将来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呢？我们是否能希望西方强霸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强霸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给我们以第二次的迁延 [*迁延：1.形容徘徊不前；2.拖延；3.恣意徜徉——上传者注] ，如它们第一次所给过的那样呢？那时西欧反革命派曾出兵帮助俄国的反革命势力，但因为西方与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因为东方剥削者与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因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逐使这次进犯遭受了失败。
我觉得，对上面的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问题的解决要依极多的情况而转移，斗争的结局，一般和整个地来说，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究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在教育和训练他们去作斗争这一事实，才可以预先见到。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种情形。正是这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谋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各意义上来讲，关于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了保证的。
可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要组织西欧反革命国家来抹灭我们起见所应当采取的策略。为要保证我们能够生存到在反革命帝国主义的西方与革命民族主义的东方之间，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与东方式的虽则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之间发生下一次武装冲突的时候，——那末这大多数就必须赶快发展文明。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进到社会主义，虽然文明有了达到这点的政治前提。文明应当抱定这样的策略，或者为了自救起见，文明必须采取如下的政策。
我们所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于他们的信任，并以极大节省办法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遗迹都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国家机关尽量节省。我们必须把国家机关中所有一切浪费现象的遗迹铲除干净，而沙皇俄罗斯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机关所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这种遗迹，尚是很多的。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眼界么？
决不是的。我们只要能保持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就能在我们国家里用极严格节省的办法把任何一点贮蓄都保存起来，藉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加紧开采泥炭，完成瓦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用个比喻来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由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由依靠于破产农民国家的种种节省办法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努力寻求，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去，跨到巨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瓦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去。
我便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的总计划与改组后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诸任务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应当对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这样非常关心，非常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非常之高，使它的领导人能与中央委员会有同等权力等等等等，其理由就在这里。
这种理由也就是说，只有尽量清洗我们的国家机关，充分裁剪其中一切非绝对必须的人事，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我们才定能支持下去。并且我们还不是支持在小农国家的水准上，不是支持在这种普遍狭隘性的水准上，而是定能支持在向巨大机器工业继续不断升进的水准上。
我对于我们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所理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如此。我替我们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计划到，要把最有威信的一个党的上层机关与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目的，就是如此。
一九二三年 三月 二日
刊载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四日真理报第四十九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