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刚看完，安耐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拙劣的简评。

这是一部现在少有的，十分文艺的历史纪录片。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既是影片的副标题，也是影片的开头和结尾的点题之曲。

那些老人，那些上一辈的大家们，那些从西南联大这个抗日战争时期昙花一现的特殊大学毕业的学生们，他们也曾有过青春，他们也曾年轻过。

所以在回忆起那个年代，那些动荡岁月的时候，他们会哭，会笑，甚至还会如同小孩一般，炫耀着自己的成绩比某人好。

是的，青春。

提起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马识途，杨苡，汪曾祺等等前辈，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总不外乎是什么聪颖过人，成绩优异，慈祥和蔼的高山形象。然而通过影片，我们却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他们的另一面。

甚至连他们的老师，那些如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吴大猷等等的大家风采，也随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回忆，生动的展现在我的面前。

原来他们也会想在下课时去假装偶遇一下暗恋的女生；原来他们也会嫌课上学不到知识，喜欢和好朋友泡茶馆，说“文章都是泡出来的”；原来邓稼先生的一副娃娃脸，喜欢缠着人给他讲故事；原来汪曾祺还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过一篇李贺的读书笔记，其中的佳句“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甚至还被闻一多先生评价“写得比汪曾祺还要好”，引得台下的同学哄堂大笑……

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自己不是在看纪录片，而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校园群像剧，很青春，很活泼，也很普通。

（关于这些讲师风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有不少回忆的文章，都挺有趣的）

如果忘记那是1939年的话。

哪怕躲在了昆明，日寇的飞机依旧会不断地轰炸，可就算是如此，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依旧苦中作乐，满不在乎。

影片中引用了两段段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诙谐的文字，配合上历史中被炸毁的残垣断壁的画面，虽然沉重，却又轻松了不少，这种满不在乎，或许正是那时的他们坚持救国的一种真实写照吧。

（题外话：强烈推荐没读过《跑警报》的朋友们去搜来读一下，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详实却又活泼，文章不长，将当时的经历描写的十分生动有趣）

但，仅凭如此，他们是成不了如今的大家的。其实再怎么欢笑，也都仅仅是苦中作乐，那时的西南联大，从上到下，心中都有着一股火，一股救亡图存的熊熊烈火。

“中兴业，需人杰，我就要做那个人杰。”

“在痛苦中创造希望，并把这希望变成事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路。”

他们中有的人，在日寇入侵缅甸后，毅然报名参军，前往前线，或是牺牲在前线，或是从事自杀性质的殿后任务，最后堪堪捡回一条命；有的人则是毕业后出国深造，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为祖国的建设继续拼搏。他们也曾失落过，他们也曾迷茫过，他们也曾害怕过，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心中的那团烈火，那团在西南联大全体师生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火。

 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将一个个的普通人，变的不普通。

在影片结尾处，这些逐渐老去的“九零后”们，又一次报出了自己的学号，N2214，联580……就如同所有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们一样，他们也依然记得当初在大学时的学号，和那些在大学中的时光。在这一刻，他们也变的普通了。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彼时的“九零后”，在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而他们已不再年轻。

现在，我这一辈的新一代“90后”，又该何去何从？我想，这也是我来看这部电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愿我们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为之奉献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