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被过度吹捧的南明将领

正如题目所说，我认为李定国是一位被过度吹捧的南明将领。

大概在这两年吧，我感觉南明史的知名度上升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云读者，比如一谈到的南明史，就一定会扯出一个词“高血压”。一两个人用也就罢了，结果却有这么多人在谈到南明史的时候喜欢用这个词，我想这些人中肯定有一部分是人云亦云的“云读者”吧。这些问题还体现对于一些南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对李定国的评价，另外一个是对何腾蛟的评价，何腾蛟的问题以后再说，今天先说晋王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应该出生于天启年间，早年的事迹十分模糊，目测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起义军，后来成为张献忠四大义子之一，张献忠死后和其他三位兄弟一起平定云南，拥明抗清被封为安西王，大哥孙可望的叛乱被平息后，李定国被皇帝封为晋王，权倾一时。

有关这位晋王殿下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我估计不少对于南明史十分熟悉的人，那是倒背如流，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直接切入正题。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我愿称之为“赵构岳飞模式”这是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的塑造模板：岳飞北伐连续大败金人，在即将直捣黄龙之际，昏君宋高宗赵构十二道金牌将其召回临安，致使北伐大业功亏一篑，看到这里真的不得不感叹一声“昏君误国”或者是“扶不起的大宋”。李定国或者一些别的明朝将领经常在这个模式中扮演“岳飞”，而“赵构”则由南明皇帝以及一众公卿扮演。于是大家伙对“昏君”的仇恨就又加深了一层，对李定国等悲情英雄的同情也又加深了一层。同时不论李定国也好，孙可望也罢，甚至包括李自成，他们的农民军身份让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更加完美。

但是做出判断之前，首先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去理解，同时还要搞清楚基本史实。如果做完以上两件事，你就会发现两点：“赵构岳飞模式”不能应用到明末的历史之中，李定国也确实是一个被过度吹捧的将领，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李定国是一位尚可的军事将领，同时也是一位极其糟糕的统治者。

为什么说“赵构岳飞模式”不能被应用到明末的历史之中呢？因为南明政权的权力结构和当年的南宋朝廷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还是在浙东坚持了不到一年的鲁王监国政权，其结构都可以概括成孑然一身的君主配上强悍的武人。永历朝廷从1650年在安龙住下到1656年李定国把皇帝接到云南，这六年的时间名义上朱由榔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但实际上南明朝廷的权力交替已经一种极其别扭的方式完成了，挟天子之人已经从孙可望变成了李定国。明末史料《明末滇南纪略》记录说王自奇的叛乱被剿灭之后“官员悉由晋王擢用，帝惟端拱无为而已”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事实上的君主成了实力强悍的异姓亲王，而真正的皇帝朱由榔早就变成了形式上的君主。

但是享受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要肩负起义务，也就是说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责任人并不是早已沦为木偶泥胎的皇帝朱由榔，而是事实上的掌权者：秦国主孙可望以及晋王李定国。而岳飞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一直到他被冤杀，都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宋高宗赵构在大多数时候都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评价岳飞的这套逻辑是不能套用到将近五个世纪之后的南明王朝上面的。和宋高宗赵构不同，永历皇帝朱由榔真的只是一位毫无权力的“虚君”而已。空顶着一个皇帝头衔，却无任何权力，如果将大厦倾覆责任全归咎于他，那肯定是大不合理的。

李定国于1657年九月击败孙可望的六万大军，到1658年出滇反攻贵州，掌权的时间不到一年，他的表现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除了前文所叙述的纵容奸人横行无度让小朝廷的政治迅速腐朽之外，李定国本人还展现了不逊于孙可望的权力欲：蜀王刘文秀曾经请求永历皇帝将都城从昆明迁到贵阳，永历皇帝本来已经同意，但李定国听闻此事之后十分愤怒，直接上书以自己生病为名请求辞职，朱由榔敢忤逆自己手下的这位权臣吗？所以迁都贵阳之举就此作罢。不仅如此李定国还把刘文秀本人调回了昆明，解除了兵权，还把一大批原先的秦王和蜀王旧部将领也调回昆明“核功罪”，这个行为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孙可望滚蛋了，现在是我李定国的天下了，所以他把一大批非嫡系人员前线调回昆明。这些重要的职位李定国肯定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是这个腾笼换鸟的过程被1658年年三月清军的进攻给打断了。

如前文所说，1658年三月末，清军正式发动进攻，到五月份三路大军已经齐集贵阳，贵州沦陷不可避免，一直到这一年的七月，李定国才从昆明出兵。在这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干了什么呢？明末史料《安龙逸史》曰“可望降清封义王，统兵规取滇黔，报至行畿，上下震恐，定国忧虑可望熟识关隘，而各汛守将皆可望旧人，更以调之，于是人心离异，新调之兵未至，而紧报已急矣，黔巡冷孟饪派遣标骑邢高明，清师将抵贵州（冷孟饪）请发兵援堵，君臣闻之，束手无策”冷孟饪随后便被洪承畴俘虏，他拒绝了洪承畴的招降，于是被押解到贵阳市曹处斩，其尸体也被清军肢解。李定国和朱由榔二人在昆明“君臣闻之，束手无策”。

不得不说到这时候，他本人和衡州战役实际相比简直如同换了个脑子一般，想当年衡州战役，内有孙可望使坏，外有爱新觉罗尼堪大军压境，结果李定国依旧能在主战场战败的情况之下，迅速调集部队反杀了追击而来的尼堪部两三千人，并且将尼堪本人击毙，将一场大败化作一场辉煌的胜利，结果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只能在昆明和皇帝大人一起看着清军攻城略地毫无办法，这反差实在是有点大。

到七月份，南明朝廷终于从混乱中反应过来，调集军队出滇，但是李定国的指挥仍然是一团糟，明末史料《明末滇南纪录》记载“兵未出而人民惶惶，其机概可见矣，且晋王在交 水一胜，有骄志，兵分彼此，而不知矣，而不知已”明军分三路出兵“骈未战，唯听晋王一路声息，晋王至地名一碗水交战，原誓师一家去战，别家不许助，恐日后争功，故坐视力屈，不 之救。及传令齐出，左右尽皆孙可望旧日之兵，兵正奋勇战，晋王怀疑，先走，众见晋王奔 溃亦走，各不相顾”李定国本人跑到曲靖之后，这才下令左右两路退兵，此时贵州全省已无抵抗之力，清军大举杀入云南。

所以说结论已经很明显了，李定国本人就是西南崩溃以及最后永历朝廷灭亡的第一责任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此人表现之拙劣，行为之愚蠢，令人发指。所以他作为一个统治者是极其糟糕的，远远担不起“南明政权的擎天大柱”的称呼。而且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可望经营云贵，谁来为李定国的反攻提供兵员和物力呢？更何况孙可望本人的军事才能也并不算差。如果要说谁是“擎天大柱”那1656年之前的孙可望明显更有资格得到这个称号，只可惜此人心术不正，将自己由称霸一方的枭雄生生玩成了寄人篱下的奴才，纵使“义王”是王爵又能怎么样呢？在北京的他连照顾一下自己多年未见的弟弟都要被清廷的官吏上书弹劾。

但是如果从个人的品行来讲，李定国在武将中也是难有人望其项背，虽然他自己也专权，但是对皇帝的态度要比大哥孙可望好多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656年的七月份，明光禄寺卿高绩，御史邬昌琦弹劾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这两位老兄胆子是真大，不但弹劾了朝廷武力支柱，而且一弹还弹俩，所以理所当然的吃了廷杖，高绩老兄不太走运，身子骨应该比较弱，居然直接被打死了，邬昌琦被李定国带人救下，最后官复原职。

很明显这打这两个人的屁股应该是永历皇帝朱由榔直接下的命令，和刘、李二人无关，而李定国愿意去搭救之前弹劾自己的人，足见其品行还是不错的。而之前在安龙，御史李如月弹劾孙可望擅杀勋贵（指诛杀叛将陈邦傅）结果被孙可望派人抓到贵阳剥了皮。虽然说李如月的弹劾很扯淡，甚至有故意挑衅之嫌，但是以剥皮这种残酷的刑罚去惩罚一个冥顽不灵但是却毫无危害的小官，这一行为将孙可望自身的跋扈以及残暴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同样的弹劾，李定国却选择以德报怨，赢得了更高的声望。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道德和品行再高尚，没有相应的才能和智慧以及武力去支持，那道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所以咱们最后给这位晋王殿下就下个结论吧：李定国是一位在军事上颇有建树的将领，同时愿意去尊重朝廷，为皇帝效忠，但其作为执政者实在是过于糟糕，是南明王朝灭亡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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