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律令就是律令”(‘law is law’)

       1.信仰远非“私密的”(intimate)、纯粹的心理状态，它早已物质化(materialized)在我们有效的社会行为中。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节(regulate)着现实。

       2.人们通常说，在卡夫卡的小说的“非理性”宇宙中，他为现代官僚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命运提供了“夸张的”(exaggerated)、“幻象的”(fantastic)、“主观上被歪曲了的”(subjectively distorted)表示方式。

       2-1.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夸张”表达了调节“有效”、“真实”的官僚体制的力比多功能(libidinal functioning)的幻象。（不是卡夫卡夸大了现实、营造了超现实的幻象；而是这种看似夸张的幻象本来就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卡夫卡只不过把它表达了出来。）

       2-2.所谓的“卡夫卡的宇宙”并不是“社会现实的幻象-形象”(fantasy-image of social reality)，相反，它是在社会现实中运作的幻象的上演(mise-en-scène)：我们全都心知肚明，官僚体制并不全能；但我们在官僚机器(bureaucratic machinery)面前做出的“有效”行为(conduct)，已经被对官僚体制的全能性的信仰(belief in its almightiness)所调节。（我们在官僚体制下所做的所有行为都在无意识地、外在地信仰着官僚体制的全能性。）

       3.寻常的意识形态批判总是试图从某个社会有效关系的结合(conjunction)中推导出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此不同，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首先着眼于在社会现实中运作的意识形态幻象。

        4.我们所谓的“社会现实”仿佛成了一个伦理建构(ethical construction)；它由某个“仿佛”(as if)支撑：根据我们的行为判断，仿佛我们相信官僚体制是全能的（虽然主观认知上我们不相信官僚体制是全能的，但由于信仰的外在性，在客观效果上我们就是在把官僚体制当成全能的来行事。恰恰就是这种外在信仰使得官僚体制变得全能。）；仿佛总统是人民意志的(Will of the People)的化身；仿佛政党表达着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

       5.我们不能在“心理学”层面上设想这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已经具身于、物质化于社会场域(social field)的有效功能之中。一旦丧失了这种“信仰”，社会场域的肌理(texture)就会解体(disintegrate)。

       6.帕斯卡是阿尔都塞在确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时的主要参照点。在帕斯卡看来，我们的推理活动(reasoning)所具有的内在性，决定于外在的、无意义的“机器”，即能指、符号网络的自动性(automatism)：

{

       (1)我们和心灵(mind)一样都是“自动机”(automaton)；

       (2)证据(proof)只能说服(convince)心灵，而习惯(habit)提供最强的证据与最为人所相信之物；

        (3)习惯倾向于(incline)是一台领导着心灵无意识地跟随它的自动机。

——帕斯卡

}

       7.帕斯卡为无意识提供了拉康式的定义：无意识即“无意识地领导着心灵跟随它”的“自动机”（自动机即死亡的、无意义的字母）。律令的字母是无意义的，却又是构成性的。我们必须服从律令，不是因为它正义、优秀，甚至有益(beneficial)，而是因为它是律令。

       8.我们必须服从律令，因为它是律令。这个同义反复(tautology)表达了律令权威(Law’s authority)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表达了下列事实——律令权威的最终根基(last foundation)源于它的阐明过程：

{

       (1)习俗(custom)就是全部的公平，这一点的唯一(sole)原因就是习俗早已为人所接受。

       (2)这就是习俗的权威所具有的神秘的基础(mystic basic)。

       (3)任何把习俗带回到它的“第一原则”的尝试都会毁灭它。

——帕斯卡

}

{

       按照通常的观念，习俗之所以能被共同体内大多数人遵守，肯定有其内容上的原因。这些内容无论有多少是习俗成为习俗后发展、补充上去的，总会有习俗形成早期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作为整座习俗大厦的“地基”而被确定下来，后续的内容都是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前提而扩展的。

       于是人们设想，习俗的权威性来自共同体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绝对认同与服从。共同体成员之所以会认同并服从这些基本原则，正因为这些基本原则对共同体以及个人的稳定和发展有益。

       但现实情况与此相反。习俗的推广和权威性的生成与它的基本原则毫无关系，基本原则的挑选完全可能是偶然的。这就是为何我们有时会惊讶于有些共同体的习俗是那样血腥、野蛮、不可思议，而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却能泰然处之。

       共同体成员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脑内被“预装载”的操作系统本身就自带该共同体的习俗体系，此后，他们都是在这一共同版本的操作系统上进行主体间交流的。主体间交流网络和意识形态机器都在不断升级、更新人们脑内的操作系统。人们服从习俗，仅仅因为所有人都在服从。对基本原则有益性的反思和认同不过是回溯性地检查脑内“操作系统”的版本和是否有bug罢了。

       习俗的权威性就像神的神性那样，是被人们服从权威和信仰神明的行为回溯性建构起来的。但已经服从权威或信仰神明的人所体验到的关系总是倒置的，好像习俗本来就自在地具有权威性、神本来就自在地具有神性一般。因此，不是习俗的基本原则带来了习俗的权威性，而是人们对习俗的无意识服从带来了习俗的权威性。对基本原则的符号化和体系化，以及不同的阐释反而是回溯性发生的。

}

       9.因此，唯一真实的服从只是外在的服从。出于信念的服从反而不是真正的服从，因为这样的“服从”已经经过了我们主体性的中介。出于信念而服从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跟随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力告诉我们，只要权威是好的、明智的、仁慈的，它就值得服从。

{

       我们会说：“1+1=2”，而不会说：“我相信1+1=2”。当有人质疑1加1为什么等于2时，我们会回答：“不管你怎么想的，可1加1就是等于2呀？”，把服从的对象当作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加以无条件的接受，这就是真正的服从。

}

       10.这种倒置(inversion)不仅适用于我们和“外在”社会权威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我们对信仰这一内在权威的服从。

       10-1.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因为Christ的聪明和善良而信仰他，那是可怕的亵渎(dreadful blasphemy)。相反，只有信仰Christ，才能使我们洞察Christ的善良和智慧。

       10-2.我们肯定要寻找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们所信仰之物值得我们信仰，证明我们所服从的宗教命令值得我们服从。但至关重要的宗教经验是，这些理由只向那些已有信仰之人现身——我们之所以找到了证明我们所信仰之物值得我们信仰，那是因为我们早已确立了这样的信仰；我们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足够充分的理由去信仰。（信仰和信仰的理由之间存在距离，信仰和对信仰的察觉之间也存在距离。为信仰寻找理由永远是回溯性的，是滞后的。当你试图通过理由来使自己进入某种信仰时，你就已经被该信仰拒之门外了。）

       11.因此，对律令的“外在”服从并非对外在的压力和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残忍力量”(brute force)的屈服(submission)，而是对命令(Command)的服从。只要这命令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理解的，只要它还保留着“创伤性的”、“非理性的”的品性，对律令的服从就是外在的服从。

       12.律令创伤性的、不可整合的品性不仅不会隐藏它完整的权威，反而正是律令具有权威的积极条件(positive condition)。这是律令的“超我”(superego)概念的根本特征：超我是一种被体验为创伤性的、无意义的强制令(injunction)，它无法被整合进主体的符号性宇宙。

       13.但是，律令想要“正常”地发挥功能，那个创伤性的事实（“习俗(custom)就是全部的公平，这一点的唯一(sole)原因就是习俗早已为人所接受。”）——律令对其阐明过程的依赖，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确立的概念说），律令的彻底偶然性这一品性——就必须受到压抑、沉入无意识。

{

       这就是为何人们在早已进入某种信仰或服从某种权威后总是想着为自己的这种信仰和服从找一个在信仰和权威之外的理由。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种过于创伤的、无意义的纯粹偶然性，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居然无意识地进入了一种状态，而该状态与该状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对于自己的信仰或服从，人们通常会说：“我之所以信仰，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救赎”、“我之所以服从，是因为这种习俗能让我过得更好”、“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有深邃似海的双眸和绚烂如春的笑容”……而不会说：“因为我无条件信仰，所以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救赎”、“因为我服从，所以我过得更好”、“因为我爱她，所以她是我的大海和春天”……

}

       13-1.压抑的方式是，对律令的“意义”以及律令的正义根基和真理根基进行意识形态性的、想象性的体验：

{

       (1)对于我们而言，服从律令和习俗是一件好事，之所以服从，是因为它们是律令；

       (2)但人们没有顺从（之所以服从律令，是因为律令是律令）这一教条(doctrine)的义务，因此他们相信真理就在律令和习俗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找到；

       (3)他们相信律令和习俗，并把它们的古代形式当作证明“它们之中有真理”的证据。（他们不是要证明律令和习俗是没有真理也能成为权威的权威）

}

{

       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The Trial)的结尾，K与牧师有一段谈话。在此段谈话中，我们发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公式：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Ｋ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Ｋ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

       14.被“压抑”了的不是律令的模糊的起源(obscure origin)，而正是下列事实：律令为人所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它的权威是不包含真理的。

       15.驱使人们相信可以在律令中发现真理的，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幻觉(structural illusion)。该结构性幻觉精确地描述了“移情”(transference)的机制：移情就是假定存在着真理，就是假定在愚蠢的、创伤性的、不一致的关于律令的事实背后，存在着意义(Meaning)。（参见一.VI.5：仿佛“事物的状态-意识形态歪曲景观=事物的真实状态”——移情就是对这种藏在“面具”背后的东西的向往。）

       16.换言之，“移情”是对信仰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belief)的命名：我们相信某人某事的理由只能让那些已经相信的人们信服。（所有形式的争辩最终还是导向各执己见，基本信念无法仅仅通过不涉及现实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语言交流而发生扭转。语言无法扭转信念，能被语言扭转的一定不是真正的信念。能彻底改变信念的只有个人或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利益格局的根本改变。）

{

       帕斯卡《思想录》的第三编“必须打赌”中的233号片段极其重要。这个片段用了很大篇幅对“为什么为God是否存在而打赌从理性上说是明智的”这一问题进行说明。但这个观点随后被帕斯卡假象出来的对话伙伴宣告无效：

       “是的；但我的手被束缚着，我的口缄默着；我被迫不得不赌，我并不是自由的；我没有得到释放，而我天生来又是属于那种不能信仰的人。然则，你要我怎么办呢？”

       确实如此。但是你至少可以领会你对信仰的无力，——

       既然理智把你带到了这里，而你又不能做到信仰。因而，你应该努力不要用增加对上帝的证明的办法而要用减少你自己的感情的办法，来使自己信服。你愿意走向信仰，而你不认得路径；你愿意医治自己的不信仰，你在请求救治：那你就应该学习那些像你一样被束缚着、但现在却赌出他们全部财富的人们；正是这些人才认得你所愿意遵循的那条道路，并且已经医治好了你所要医治的那种病症。去追随他们所已经开始的那种方式吧：那就是一切都要做得好像他们是在信仰着的那样，也要领圣水，也要说会餐，等等。正是这样才会自然而然使你信仰并使你畜牲化。——“但，这是我所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呢？你有什么可丧失的呢？

       但是为了向你表明它会引向这里，它就要减少你的感情，而你的感情则是你最大的障碍。

       本篇讨论的结束——现在，参与了这一边会对你产生什么坏处呢？你将是虔敬的、忠实的、谦逊的、感恩的、乐善的，是真诚可靠的朋友。你确实决不会陷入有害的欢愉，陷入光荣，陷入逸乐；然而你绝不会有别的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将因此而赢得这一生；而你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将看到你的赢获是那么地确定，而你所赌出的又是那么地不足道，以致于你终将认识到你是为着一桩确定的、无限的东西而赌的，而你为它并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

       17.帕斯卡的最终答案是：丢弃理性的论证，投身于意识形态仪式(ideological ritual)，通过重复那些无意义的姿态使你自己麻痹(stupefy yourself)。假装你自己已经相信了什么，信仰它自己就会降临。

       18.不仅限于Catholicism，这一实现意识形态皈依(ideological conversion)的程序有普遍的应用。这也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epoch)，它在Frech Communists中特别盛行的原因。

       19.关于“打赌”(wager)这一主题，Marxism的版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被束缚着，口缄默着。表面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由的，只受理性论证的约束，但实际上他的思想被资产阶级偏见(bourgeois prejudices)所渗透。这些偏见让他们无法前进，因此他们不会相信历史的意义和class of workers的历史使命。

       19-1.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做的事就是：首先，他至少应该意识到他在相信历史的意义这方面的虚弱(impotence)和无能(incapacity)；即使他的理性使他倾向于接受真理，但由他的阶级立场所派生出来的激情和偏见会阻止他接受真理。

       19-2.因此，他不应该竭尽全力地证明class of workers的历史使命，相反，他应该学着去制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petty-bourgeois)激情和偏见。（不要去做被资产阶级学术体系所豢养的“Marxist Intellectual”，因为对Marxism真理性的研究和证明不能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他只会成为一个“researcher of Marxist theory”，永远成为不了“Marxist”。要先试着不再做小资产阶级，才能接着谈去做Marxist。）

       19-3.他应该向这些人学习：他们一度也像他这样虚弱，但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冒着牺牲一切的风险投身于revolutionary Cause。他应该效仿他们当初的样子： they behaved just as if they did believe in the miss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y became active in the Party, they collected money to  help strikers, propagate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so on.

       19-4.这些行动使他们麻痹，也让他们相当自然地(quite naturally)相信了什么。选择这条道路真的对他们有什么危害吗？他们变得忠诚、常做善举(full of good works)、真挚、高尚……的确，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害的(noxious)小资产阶级快乐，放弃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琐事(trifling)、放弃他们虚假的个体自由感。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获甚多：过上了有意义的生活，摆脱了怀疑和不确定性；他们全部的日常活动伴随着这样的意识：他们正在为伟大、高尚的事业(Cause)做着微小的贡献。

       20.把帕斯卡的“习俗”和枯燥乏味的(insipid)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实际行动决定你的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 before belief)的悖论性身份：通过跟随某种习俗，主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信仰了什么。

       21.因此，最终的皈依(final conversion)只是一种形式行为，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行为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相信了什么。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所谓“习俗”的解读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是物质支撑物，它总在支撑着主体的无意识。

{

       外在的习俗的目的是通过影响主体的无意识来改变主体的信仰、让主体服从某些权威。主体后续行为的转变只是无意识的改变带来的结果。主体有意识地发现自己进入了某种信仰、服从了某种权威后，会再用因果性回溯性地赋予它们真理和意义。

       行为主义则直接忽略整个主体性的维度，它不是通过引导主体的行为而是强行“矫正”主体的行为来试图让主体服从。所以主体只会在原有的信仰下迫于压力而屈从(一种形式上的服从)，而难以陷入信仰或服从。就像一.VIII.10的例子里那个认为自己是一粒玉米的精神病患者那样，无论精神病医生如何试图用行为主义矫正术让他“认为”（其实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自己是人而不是玉米，他在无意识中仍然把自己当成玉米来行事，建构自己的整个世界。

       所以，行为主义的方法以扭转主体的行为为目的，最终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把人比作机器，行为主义要矫正机器的“错误”运作方向，它的方法是在机器外部额外安置一台“矫正机”，机器每次“错误”的运作都会被“矫正机”矫正到“正确”的方向上。但是，一旦把“矫正机”撤走，机器的运作方向又会返回“错误”的方向；如果一直把“矫正机”安置在机器上，机器的最终结局便是导向自我毁灭。

}

       22.马雷克·卡尼耶夫斯卡(Marek Kanievska)执导的电影《同窗之爱》(Another Country)的主要成就，就是它以敏感(sensitive)和微妙(delicate)的方式指出在关于(apropos)Communism的皈依问题上“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具有的不稳定(precarious)身份。

{

       《同窗之爱》由真人真事改编(à  clef)，关于两个剑桥学生的关系。一个学生是Communist贾德(Judd)（原型是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他是剑桥leftist students的偶像，1936年死于西班牙），另一个是富有的同性恋者盖伊·贝内特(Guy Benet)（原型是“剑桥五杰”之一的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盖伊·贝内特后来成了Soviet spy，电影的整个故事是他在流亡地向采访他的英国记者所回忆的。

       这两个学生没有发生性关系，贾德是唯一一个对盖伊的魅力毫无感知的人（如盖伊所言，贾德是“贝内特规则的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贾德成了盖伊的移情认同点(point of his transferential identification)。

}

{

       故事发生在1930s的“公立学校”环境中：弥漫着爱国的空谈，充满着普通学生对学生领袖的恐惧；然而恐惧之中也有无拘无束(non-binding)、轻松惬意(not quite serious)的事物；那里有一个喜欢有趣的嘲弄(amusing travesty)的团体(ring)，它掩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宇宙：淫荡的享乐盛行(reign)，它首先表现为盘根错节的(ramified)同性恋关系网络——真正的恐惧更多地来自于这种享乐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压力。

       因此，1930s的牛津和剑桥才为KGB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人才资源：不仅因为富家子弟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期间过得非常好而因此生出“负罪情结”(guilt complex)，而且因为这种令人窒息(stuffy)的享乐氛围(atmosphere)以及一种创造了难以承受的紧张感的惰性(inertia)。只有通过对这种享乐的弃绝(renunciation)（这也正是极权主义/总体主义的呼吁(appeal)），才能消解上述的紧张感。在德国，知道如何占据这一“呼吁”的位置的是Hitler；在英国，至少在精英学生中间，KGB的猎手们精通(be versed in)于此。

}

       23.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没有直接描绘(depict)盖伊皈依Soviet的方式，而是铺设(lay)了他皈依Soviet整个过程的所有要素。这就是说，占据了电影很大篇幅的那段盖伊对1930s的倒叙在他皈依Soviet后就停止了，虽然盖伊对自己的皈依一无所知。

       24.这部电影非常微妙地省略了(leave out)形式性的皈依行为(formal act of conversion)。它在某种情形下停止了倒叙，该情形就和下列情形极其类似：某人已经坠入爱河，但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为自己的爱意赋予了这样一种形式：对她所爱之人采取极端的狗智态度，并对所爱之人发起防御性的攻击。（影视作品中的“欢喜冤家”、动漫作品中的“傲娇”都带有这种机制的色彩）

{

       对上述那种令人窒息的快感的情形作出的反应有两种，而且它们是截然相反的：

       (1)贾德放弃快感，公开承认自己是Communist（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反而不可能成为KGB agent）；

       (2)另一种反应，盖伊成了极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游戏开始分崩离析(fall apart)（学生领袖通过“例行公事的殴打”(ritual beating)令他蒙羞。他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的一位仇人揭露盖伊和一个年轻学生建立了同性恋关系。盖伊因此丧失了来年成为学生领袖的机会。）

       这时，盖伊意识到这一事实：要摆脱这种无法维持的(untenable)情形，关键在于他对贾德的移情关系。

       （我们为了逃避无法直面的现实，会选择遁入幻想；而随即我们又会发现幻想的无能为力和不可能性，我们所遁入的幻想和现实的差异会更加折磨我们。于是为了逃避幻想的不可能性，我们又遁入现实之中——装作无视自己的欲望、故意做与自己的欲望相反的事情，用现实中的忙碌或放纵来压抑不可能的欲望，对欲望采取防御性的攻击。

       所以真正的逃避是二阶的。我们用现实逃避幻想、麻痹自己，用“另一种现实”遮蔽自己所渴望实现的现实，用疏远、漠视、攻击来逃避自己的移情对象。直到我们最终彻底丧失实现欲望的机会，这一创伤性的事实会刺穿我们的二阶幻想，把绝望和追悔莫及留给我们。所以拉康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不要在你的欲望上让步。”）

}

{

       有两个特征微妙地暗示了这一点：

       (1)盖伊责备贾德没有从资产阶级偏见中解放出来。尽管盖伊满口平等和友爱(fraternity)，但他依然认为，“某些人因其sex方式的不同而优于其他人”。简言之，他捕获(catch)的主体是已经对之移情的主体（即贾德）；他之所以要移情，是因为他自身存在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和匮乏(lack)。

       (2)他向天真的贾德揭示了(reveal)移情的机制。贾德认为自己对共产主义是真理的信仰来自于对历史和Marxist著作的深入研究。盖伊回答道：“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因为你理解了马克思；你理解了马克思，恰恰是因为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贾德理解了Marx，是因为他预设Marx是某种知识的持有者，这种知识能通往历史的真相。

       这和Christian信徒是一样的：Christian信徒信仰Christ，不是因为他被theological论证说服；相反，他容易受theological论证的感染(susceptible to theological arguments)是因为他已被信仰的恩宠(grace)所照亮(illuminated)。

}

       25.初看上去，情形似乎是这样：上述两个特征告诉我们，盖伊已经即将要使自己摆脱对贾德的移情了（他以自己的不一致性捕获了贾德，此时甚至揭示(unmask)了移情的机制）；

       25-1.但真实的情况却仍然(none the less)与此相反：上述的特征只能证明“知情者迷”(those in know are lost)，（即拉康所谓的“les non-dupes errent”）是怎么回事。恰恰是因为作为一个“知情者”，盖伊反而坠入了移情的陷阱：只有在他与贾德已经建立了移情关系的背景下，他对贾德的两次指责(both reproaches)才有意义。（这与接受精神分析者如出一辙：精神分析师微不足道的弱点和失误都能让他感到快乐。这就是因为移情已经在发挥作用。）

{

       就在盖伊皈依Soviet之前，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

       先是贾德指责盖伊，说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如果他在行事时能稍微谨慎一点，能够遮掩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而不是以一种挑衅(provocative)和反抗(defiant)方式炫耀，那么他就不会被这种令人不快的暴露(disclosure)所摧毁(ruin)。

       盖伊对指责的回应是：“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有什么比完全的不检点行为(indiscretion)更能掩人耳目的？”这正是拉康给“具有特定人性维度的欺诈”(deception in its specifically human dimension)所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我们通过真相来欺骗大他者：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掩藏在面具下的真实面孔的世界里，引导别人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就是戴上真理的面具。

}

       26.但是，维持“面具”和真理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把“真相”以“面具”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作为“虚假的表象”的“面具”和作为“真实的本质”的“现实”的二分同时也被派生了出来。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保持“真相”和“作为面具的真相”之间的一致性，这一派生出的二分都会“真相”本身）：这种一致不仅无法使我们“与同伴直接接触”（很多人会报有这种想法：既然我的真实想法一旦暴露，（以爱情为例）对我和别人而言可能都是创伤性的，那么我何不把它当作“面具”呢？这样当我接触我所爱的人时，她会想：“反正他一定又在逢场作戏，他真正想接触的、他真正爱的人不是我，我就暂且陪他演下去吧。”；而我也可以自我欺骗：“就算这是一场戏又如何？无论她怎样想，反正我在这种互相不戳破的双向谎言中实实在在地直接接触了她。这段美好的时光已足够我珍藏，我已不敢奢求太多。”），而且会使情形变得不可忍受；所有的交流都会变得不可能，因为通过这种暴露，我们被完全地孤立了起来。（这种双向逢场作戏带来的后果要么是暴露，带来更大的创伤性结果；要么是隐藏，随着逢场作戏的结束，暗恋者失去了这种可供幻想暂时凭依的虚伪关系。前者带来多方感情的纠葛与人际关系的混乱，后者导向两个方向：暗恋者要么压抑欲望，给自己带来更深的创伤；暗恋者要么如法炮制，最终被对象察觉，陷入暴露后的情形。这种例子在现实以及文艺作品中非常常见。）

       26-1.成功交流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是，表象与表象所隐藏的背面(hidden rear)保持最小的距离。（不能试图将表象和真相直接短路起来）

       27.因此，唯一敞开的大门只有遁入对超验的“另一个国家”（Communism）的信仰，遁入阴谋(conspiracy)（become KGB agent）。这扇大门引入了面具和真实面孔的彻底的断裂(radical gap)。

{

       在电影倒叙的最后一个场景中，贾德和盖伊一起穿过学园。这时，盖伊已经成为一位Communist believer：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即使他现在对此一无所知。他的导语：“Wouldn't it wonderful if Communism is really true?”揭示了他的信仰。当时，他还在把这种信仰传送(delegate)、转移(transfer)给别人。

       然后我们直接通向了盖伊几十年后的流亡地Soviet，在那里，把又老又瘸(crippled)的盖伊和他祖国联系起来的仅剩的享乐的残余(leftover of enjoyment)是他对板球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