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别人添麻烦”与黄仁宇的一个判断

*说明：原文写于2021-2-18。此次重帖，多有删减。至于保留内容，片面、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同时，各种原因造成言不尽意，一些节点无法举例。还请读者多多担待。

引

手上这本《万历十五年》是上大学时买的，当时翻看了一遍便束之高阁，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最近整理书架，偶然来了兴致，又重读此书。

此番重读，感慨良多。结合二十多年间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愈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远超文字方面的字数体现。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好好玩味。

在重读《万历十五年》的同时，我偶然看到了日本的北九州连续监禁杀人案（以下简称“北九州案”），在被此案的黑暗扭曲所震惊之余，也感到，案件中的一些细节值得深入研讨。

围绕这个案件，我有两点特别想谈，其中一个，在整理思路的过程中发现远比我一开始想得复杂，因此，还在思考整理中。

另一个点，就是这里想结合《万历十五年》谈的一个问题。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在中国（以明代为例），由于道德人情替代了法律，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这个判断之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我不再赘言。这里，我想更换一个语境——在日本社会，是否也存在法律制度被“替代”的问题呢？

结合北九州案以及我的一些相关思考，我草拟了这样一个“思考地图”。以下，围绕这张“地图”，结合相关问题加以解说。

特别指出：这张地图，以及本文内容，主要是以日本社会为样本。

1、“不给别人添麻烦”

通常在分析日本社会的总括性特点时，大家都会搬出《菊与刀》，然后援引其中的观点，说日本社会的特质是什么什么。

本尼迪克特的这本名著当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里面的一些分析总结也可谓精到。

但是随着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日益深入和广泛，我时常感到，《菊与刀》中的“大道理”难以解释现实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实际的案例。换句话说，本尼迪克特的总结不适合做微观分析。

与此同时，我越来越觉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作为一种针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和路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一行为守则对于日本人而言可谓深入骨髓。

网络上的讨论资源十分丰富，比如zh的讨论话题：《现如今的日本人不给人添麻烦到什么程度？》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700013

这里我想首先指出的一点是，“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个规则不是道德，也不是人情，而是单纯的人际关系“规则”，它与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不同。

一个验证就是，对于不小心给别人“添了麻烦”的人，我们通常不会指责ta“不道德”，而是会觉得ta做得“不合适”。同理，我们也不会觉得给人添了麻烦的人是亏欠了别人人情。对比起来，对于不仁、不义之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ta不道德。

除此之外，我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不给别人添麻烦”，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自我管理”，再进一步而言，就是一种“自我约束”。

这种解读，已经切近self-dicipline这个概念，进而，已经切近“道德”概念了。

我不想做这个方向的引申，只想止于“自我管理”、“自我克制”或者“自我约束”这个概念。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结合北九州案来谈问题。

北九州案在我看来十分典型，是“日本味”十足的案件，各方面来讲都是。

其中一个典型的日本特征就是它体现出日本社会中家庭的封闭性。

让我先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例一：无人知晓

这部电影说实话当年我看的时候完全理解不能。我的这种理解障碍，今天看来，本质是一种文化隔阂。

因为作为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影片中那种孤岛化的家庭——无人问津、无人知晓。

（*可能会有人举反例来打脸，比如OOOO等等。但我想强调普遍性）

影迷们可能都知道，《无人知晓》来自现实中的真实案件（故事原型是1988年东京西巢鸦弃婴事件），重点是，这种案件、事件并不是个案。

那么，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它产生的根源何在？

例二：家族狩猎

当年带给我很大触动的一部日剧。相当有深度的作品。没有时间看原作的，可以看看zh里的评论主题，有人做了全面的介绍。

这部作品可以视为是日本人对自身家庭观的一次检讨。

剧中那些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家庭内部的事件、案件，再次显现出这样一个日本社会的特征——每个家庭都是一座孤岛。

除了上述例子，与北九州案有很大相似性的尼崎事件也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即家庭的孤岛化。

我在这里所说的家庭“孤岛化”，是指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对外界而言完全封闭的状态，外人对这个家庭内部的状况完全不关心、不过问。

这样一种状况的另一个相反极端是美国社会。比如涉及家暴等问题的邻居报警，在美国会很常见。而人口密度很大的日本，一个家庭内部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人间地狱，而外人完全不愿、不想过问，这种状况，实在不是偶发个案，而几乎就是一种常见现象。

与家庭孤岛化相关的就是人的孤岛化。比如这季的人气新番《奇蛋物语》，第一话就摆出了一个主题——校园霸凌。

最近几年，这个话题在中日两国，都可谓是热门话题。尤其在日本的诸多番剧中，能找到大量的素材。

与霸凌现象相关的另一个常见的日式说法，就是“没有朋友”。

例如Perfume的老诺，在各种访谈里的定番就是被阿酱"嘲讽"当年上学的时候“没有朋友”。

起初，我以为“没有朋友”这个说法只是调侃，但后来见到的次数越来越多，从虚构的番剧，到影视剧，再到真人访谈。。虽然，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着另一个争议性话题——“朋友”的定义，但泛泛而言的“没有朋友”，折射出的是——人的孤岛化。

综合上述人的孤岛化与家庭的孤岛化这些现象，我认为它来源于自我约束、自我克制，来源于自我管理背后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连锁反应。

前面我提到，假如自我管理往良性的方面发展，它会将人引向高尚的道德境界。

在日本社会，这一方向当然存在，这就是思考地图里我后面要谈到的礼仪、教育、人口素质的问题。

但不可忽视的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被推向另一个极端的话，就会造成人的自我封闭、家庭的自我封闭。

同时，正因为对不添麻烦的强调，造成大家互相“尊重”这一点，这种共识形成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氛围，强化了这种孤立。

所以，无论是北九州还是尼崎，无论是无人知晓还是家族狩猎，里面表现出的关起门来就是地狱的状况，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也关涉到最开始我提到的一个点，法律在此严重缺位。

有人可能会反对我的法律缺位说，认为，无论是北九州还是尼崎案，抑或无人知晓表现的那个真实案件，最终都有司法机关的介入和裁判，这表明，日本这个社会还是法治化的。

对此我想说，首先，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其次，这些案件非常明确地表明，法律制度无法跨进家庭的门槛，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一个家庭内部，很显然，法律制度让位于其他行为规则，这是中日韩这种东亚国家一个鲜明的特点。

（*我们国家的一种解释认为，内化于家庭内部的规则被提升为了法律，比如服制。严格来说，中日韩各有各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此处不便多言。）

补1：

前些天网络上有人放出了绿团榉坂的纪录片资源，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自然是“平手问题”。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质疑：“难道没有法律吗？”

我觉得，像绿团这样一个偶像团体就是一个大“家庭”，它的四壁就是“合同契约“，于是，家庭一旦形成，就会瞬间封闭起来，内部事务外人不到万不得已、民情鼎沸，通常社会规则都会认为，还是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不加干涉的好。于是，偶像团内的内部霸凌以及偶像与团体运营之间的各种问题就是日本偶像文化中的常态存在了。

这些问题有些是处在法律的边界，即是否属于法律性质的问题比较模糊，而有些则是典型而明确的法律问题，但无论怎样，因为有“家庭”壁垒，都导致公权力机构的默认状态是不干预。

补2：

在和H君进行交流的时候，他提到了这样一点，即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日本文化以及民族性格具有深刻影响。

我一直是赞成地理气候决定论的，因此也同意这种观点。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他就已经注意到，平原地区和非平原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政治体制。（其中原因兹不赘述）

H君的看法是，日本文化中重家族家庭是为求生存、求安全，因为周遭的自然条件太严苛，后来加上人祸的因素，导致家庭内部团结被格外看重。

这个看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补3：

查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别人拍的一张图，碰巧这本书我也有，也很喜欢，甚至这篇文章我以前讲课也谈到过，这里借用过来：

*图片作者：dyflute。侵删。

杉本博司精准地提炼了两个关键点：“家庭”和“不添麻烦”。（杉本博司：《直到长出青苔》）

2、重视教育

二战之后德日的迅速崛起，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是对国民教育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已是公论。

对教育的重视，产生的正面作用有很多，但也会有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比如日本人对礼仪的特有执着。这些表象背后，其实还是在强化对他人的尊重，对自我的约束这一观念。

其中对他人的尊重带来的效果也有正反两面，正面的效应就是对隐私、人格、权利的高度重视。而负面效果则是加剧了孤岛化。

*注：在和Y同学交流此问题时，她指出这样一点：通过教育形塑和强化了“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之后，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状况，即一方面，人们对个人隐私、个人自由和权利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关起门来的话，社会关系会逐渐变得稀薄甚至崩解，缺失了对立面的权利，就变得无从谈起了。因为本质而言，自由意味着存在约束，权利意味着存在干涉。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取消了对立一极，另一极的存在也就同时被取消了。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同时，这种对教育的重视，对民族性格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日本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已有很多成熟的分析判断，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谦抑”。

这个我一直感觉很别扭的生造汉语词，直接组合了两个概念：谦虚和抑制。

[此处举例省略]

那么，用孟德斯鸠的理论来说，什么样的人就塑造出什么样的制度，民族性格中的谦抑性，忠实地反映在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之中。

3、法律制度的谦抑化

去年，有位同学安利给我一本书：平野龙一的《刑法的基础》

这本小册子的核心观点给我一定的震动。作者认为，刑事法律的最终价值目标应当在于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

这个观点和中国自古以来的刑法观可谓大相径庭。甚至毫不夸张地讲，即使放在今日，这个看法在国内刑法界也会是个“大逆不道”的观点。

中国的情况我不再多说，因为这问题背后的问题接二连三。

结合日本的情况来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形成呢？我认为在日本社会，出现这样一种观点，一点都不偶然。

前面提到的日本文化中“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强调自我管理，各种孤岛化现象实质上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个体独立性，对个人隐私的极端看重。

进而带来的就是，对自由和权利的极端看重。

这一点，在近现代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法律制度到社会文化，各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个之前我讲过的例子是，各类日综街访里常见的，进店之前要先取得对方的拍摄许可）

所以，在中国自古至今都被认为是OOOOOOOO工具的刑法，被日本人认为是人民freedom and rights的保障武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平野龙一的观点并非日本刑法界通说，但至少是有影响力的观点）

法律制度的谦抑性除了表现在刑事制度的价值目标理解和设定上之外，还可以从两个点加以观察：

其一是量刑的轻量化，其二是以执法机关为代表的公权力机构的弱势化。这两点结合这里讨论的北九州案，产生出的问题就是检举、作证难，取证、起诉难，进而“鼓励”了这类犯罪行为的频频发生。

其中公权力机构的弱势化，可以从著名的格力高事件一斑而窥全豹

在这起著名事件的侦办过程中，警方表现出的种种“弱势”，给人印象深刻。

*此处相关的问题不便多言。只能就此打住。

总结

结合北九州案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即法律制度是浮在这个社会的表层的，社会运转是靠内部的一个个单元，但这些单元之间以及每一个单元内部，所遵循的规则都不是法律。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法律被某些东西替代了。

但在日本而言，社会并未陷入到失序状态之中，虽然也有北九州这类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但社会总体还是平稳的。因此对于这个社会的当政者，自然也就没有加以改变的理由和动力。

（*毋宁说，“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与文化，是非常有助于形成社会秩序进而带来社会稳定的，而稳定包涵安全，加上秩序，都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础价值目标。换言之，在其他文化、其他类型的社会中，可能需要借助法律制度来实现的目标，在日本这里，通过一条行为守则就全面实现了。）

再结合黄仁宇的看法来思考，我认为，黄先生的观点是以欧美价值观为基准的，即，一个“好的”社会是法治化的社会。

但我认为，中日这种东亚国家，是不能完全套用欧美经验的。仅以日本为例的话，法律也会被某些行为规则大面积替代，但并没有产生太多的问题。

同时，如何设定“好的”社会也是需要加入民族、文化这些重要参数的。

当然，我认为，黄仁宇提出这个评断有一个很大的上下文脉络，就是他著名的大历史观，将中国置于从宋明直至改革开放的大视野内，以此为背景提出处理社会关系不能再像明代那样遵从道德教条和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否则就背离了“现代化”这一大趋势。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