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曲行淹屈子宅，云深待化华亭鹤。

六十年，驿路乱山中，长颠簸。

——邵燕祥

一、我是怎样作出政治选择的？

我从1937年初自发从事农民工作，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政治之路，到1990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再加上退下来后从事写作的若干年，共60余年。算是走了一条不短的人生之路，如今已快到尽头了。述往事，思来者。回首前尘，觉得有些事还值得写下来——非独为个人，亦为历史也。就个人来说，这里也可以套用别人的一句话：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

我个人无论出身、家世、学历、工作经历均微不足道，唯所涉及的环境与事务有些还足以自省，足以警世。我于旧历乙巳年年底（阳历就是1918年2月初了）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个大乡——明镜乡（原名墨城湖）所属的小山村里。早在秦时浙江就设郡置县，诸暨县属会稽郡，浙江南部则设一个闽中郡，汉时曾演变为闽越国。诸暨山多地少，经济不振，教育却较发达。父母只养活我一个孩子。家父从我记事起就是这小山村所办的初级小学的校长兼教员，他在杭州念过四年旧制中学。那时当教员就得加入国民党，但他离政治较远，除教书外，只养马养鸟并和这类人（带点游民性质的人）交往。他生性浪荡，不事家业，也不管乡务。但在乡里仍算是一个有面子有身份的绅士类人物。家有田十余亩，几亩自种（雇半个人），几亩出租，故“土改”时划为小土地出租者成分。当时这样的家境充其量只能供我读完初中。我出生在中国发生新文化运动期间。江南地区早于晚清“新政”时就废旧学兴新学，所以我自幼就与四书五经无缘，一开始就学白话文。少时多病，因此常荒废学业，到14岁才考上杭州一家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当时也算是一所“名牌”中学。

我进中学那年正是1931年。暑期入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全国震动，群情激愤，到处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我们这些刚进中学的孩子也群起到省教育厅门前广场上静坐、请愿，当然，没有人理睬。这在我思想上产生了第一次震动。第二年，又发生“一・二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上海，中国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算是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但最后国民党屈辱退让，签订了有利于日本人的条约，对敌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我记得，我刚进中学的时候还用功读书，各门功课都还不错。但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思想突然发生了变化。虽少年，亦感国难当头，国事日非，危机深重，学校的那些课程毫无用处。不知怎么一来，我的心思完全转向文学方面去了，几乎用课内外的全部时间大量阅读小说，外国的、中国的，尤其是翻译的高尔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苏俄著作以及中国的鲁迅、茅盾等人的文章（但我很少读巴金所写的那类以封建大家庭为对象的小说）。阅读的范围和速度惊人。我完全沉浸在文学和这些文学作品所寄托的思想和激情之中了。杭州一中临近涌金门，傍吴山脚下，登山可以望见钱塘一湾水，那是个僻静可读书的地方。第二年我便自动辍学了，我想这主要是受左翼小说（尤其是高尔基那本《我的大学》）的影响。也不曾和家人商量，征得家庭同意，这大概与家父对我的不干涉主义有关。

我辍学后并不回家，继续留在杭州，在火车站附近（我记得其地名叫“城站”）找了一家小寄宿店住下。那里住的都是下层劳动人民，黄包车夫、车站搬运工等，不少是从外地到杭州来打工的。小寄宿店每月寄宿费连同膳食费不过六七元钱，比学校一个月的食宿费还少。我住在那里和下层群众交往，了解、记录他们的身世，有时也随他们去车站帮他们搞搬运，体验他们的生活。此外，就是读书和尝试写东西。记得不到一年，引起了当地警察局的注意，将我叫去盘问了一次。我据实以告。确实，那时我无任何政治背景和政治追求，只想当一个作家，不看政治理论书。警察在我读的书籍中并没找到这类书，但读苏俄小说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场盘问就由此而来。这毕竟也算是一个警告。我有一个同班并同时辍学的同学叫俞鹏，他是有钱人家子弟，住公馆，辍学后在家请家教学音乐，主要学二胡和提琴，有时也学唱京戏。他听说我遇到盘问的事，为防止发生麻烦，出于好意邀我暂时搬到他家里去住，他家恰有房子闲着。我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也只好同意了，想暂寄住一段时间再想办法。好在他家主事的兄长对我也表示关怀与同情。我住着，只付伙食费。有时仍到那个小寄宿店去会会那里的朋友，询问他们的生活和遭遇，去的时候多是晚上，而他们是不便到我的新居去的。这样一晃又是一年多。1935年初家父找到我，劝我还是去上学，主要是怕我出事，并说为我借到了一张高中一年级的肄业证书，可以去试试。作为权宜之计，我就于当年夏季到上海插入正风文学院附属的一家高中，这个学校只需缴费，不必考试，进去后也可以不读书。这样的学校当时在上海是不少的。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我要感谢那位俞姓同学及其家人，这次离去后我同他们再无联系，成了永诀。不知道他们以后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尤其当1937年12月杭州被日军侵占后他们的去向如何？至今还有没有他们的后人在？思念故人大概是老年人的一种常态，特别是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我大概总是与学校无缘。当时又恰逢“一二・九”运动爆发，那时日本继续向华北扩张，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935年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眼看整个华北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于是在北平激起了一场自发的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临近寒假，我又生病回乡，这一病就把我的上学之路彻底隔断了。我虽身居乡村，这场运动对我思想的促动仍是很大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想走文学之路的志趣没有变。因此，我并不想去谋其他的职业，像当时家庭寄希望于我的那样。我除了帮家庭干些农活外，还是看书、写东西，写点小品文，试着向报刊投稿，并着手写一部中篇小说，题为“西边的月亮”。主人公就是一个有着朦胧理想的流浪青年。此外，就是在家乡各处奔走，结交一批朋友。我所结交的多是一些小学时的同学，这时他们多已成为小有知识的农民了。还有当地的小学教员，原在上海做工、“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的工人，以及暂时无职业的农村知识青年等。走动的地区先是两个大乡，即我所在的明镜乡和相邻的江藻乡。这两个乡之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西斗门，它虽不起眼但很有些名气，因为1927年这里曾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过一次农民暴动，失败后，一些人被杀，一些人逃亡。当时我还不到十岁，对乡人传说有些模糊记忆。

据我当时大致的见闻，我所居乡村虽然户口不少，但已没有什么大地主，只有几家富农，多数是自耕农和贫农（佃农在内）。大街上有几家商店，已颇有些商业气氛。外出做事的人也不少。乡里有大宗族，有一个相当大的宗族祠堂，就在我所住的小山村和大乡之间的山坡下。我所接触的总起来说是三种人：小知识分子、农民、从城市回来的失业工人。我们相互间传递一些外边的信息，互相借阅书籍。我介绍他们读苏联小说，其中有一本肖洛霍夫写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写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大家都喜欢看这类书，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肖洛霍夫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有关揭露苏联集体农庄种种黑暗面的文稿）。1936年5月鲁迅为瞿秋白编的两册《海上述林》出版，我也直接从上海邮购到（时间约在1936年末，这时鲁迅刚逝世），还有一本就是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杂文集》。那时我并不知道瞿秋白其人，《海上述林》只是因为是鲁迅编的书才买的。这部书战争期间幸而没有遗失，至今仍保存在我手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这伙人，用现代话来说，可说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民族主义启蒙”，它来自日本的侵略；一种是“共产主义启蒙”，它来自左翼文艺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之类描写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理想。在中国相当一部分青年中，前一种启蒙往往是后一种启蒙的前奏。因为当民族蒙耻、外患日亟、国难当头之际，在人民大众面前势必出现民族如何雪耻、独立，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当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就到了一个转折点。

尽管农村信息不畅，但像“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件还是很快便传遍了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对于蒋介石被扣，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有人戏言：“这次可真成了‘萎座’了。”毫无疑问，这是表示对于统治当局的不满，同时也是对解决民族危机表示出一种期待。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乡里几个较贴心的同伴商量组织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对外称“农民读书会”，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协会的章程和纲领由我草拟，里面除写明反对日本侵略的目标外，还写明将来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乃至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因为是秘密组织，协会主要成员只有六七个人。进行什么活动呢？首先想到的是举办农民夜校，以此作为协会的依托，汇集一批成年农民。

但那时，即使在乡里要办农民夜校这样的举动，起码也要经过区政府的批准。我向家父提出，由他向政府写信报批，因为他在区里有熟人。家父望着我想了想，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或者有所顾虑，但最后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并托人把报批事情办成了。既然有了区政府的批准，我们又扛着抗日的大旗，这就使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启用那个宗族大祠堂作为农民夜校的校址。这个大祠堂有一个大平台，里面有三个大厅，最后那个大厅又长又大又阴暗，密密麻麻地排满着神主牌位，派不上用场。其他两个，连同二三十间房子，都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容纳不少人。这个无比威严的大宗祠代表着旧宗族制度和宗法思想，是一个庄严的场所。启用宗族大祠堂作为农民夜校及从事群众活动的场所，这可是一件大事，祖祖辈辈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冲破宗族规矩，等于是向几千年的宗法习俗和宗法思想挑战，乡人为之侧目。我们为办学首先在乡里进行募捐活动，筹得一笔经费。夜校正式开学是在1937年2月至3月间，课程主要是讲中国受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人侵略的历史以及现在面临的亡国危机，开爱国救亡课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也开文化启蒙课程。讲课的有两位义务教员，他们是从上海逃亡回乡的大学生，一对二十来岁的青年夫妇，一叫何萍，一叫孙瑞。他们是南乡人，慕名而来，自愿效劳。实际上我把夜校的教学工作交给了他们。他们就住在大祠堂内，膳食由管理祠堂的户主供给。

夜校活动大受农村青年男女的欢迎，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农民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得到了解放。外乡外村来参观的人日益增多，活动分子也有了日益紧密的联系，我们的活动及其影响很快便波及区内外。但是这样一来，各种谣言乃至毁谤也流传开来了，说这是“戴红帽子的人”干的。甚至发生土豪劣绅子弟身藏驳壳枪到夜校来窥探的事。但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8月13日，日寇又不宣而战，占领了上海。这样，毁谤之声暂息，而农民协会则乘势办起了农民自卫队，公开打造刀枪，征集枪支。报名参加自卫队的一开始就有20多人。

一天晚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客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是西斗门人，在上海纺织厂做工，现在失业回家了。他就是我后来的入党介绍人，名叫马行健，一个看上去相当沉着稳重的人。他来过几次，谈对于当前时局的看法。说是西斗门人，我就意识到他有来历。看来他观察我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最后，他终于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问我对于共产党的印象如何。从他的口中，我得知这时诸暨县的党组织刚恢复（事后获悉，当时的省委称“江浙省委”，是1937年10月以前成立的）。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农民问题，我问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告诉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工农联盟的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工农联盟”这个词），但现在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抗日，并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当然赞成这些主张，因此同意加入共产党，并介绍农民协会另两个成员一并加入（后来他们只是作为考察对象，未立即加入）。他也介绍给我乡里已入党的另两位（记得一个叫仲学，一个叫尧兴），这样就正式组成一个乡党支部，并推选我为乡党支部书记（那时我入党并无候补期）。时间是在1937年11月，具体日子则已记不清了。

我就是这样作出了一生的政治选择。这时我已略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耳闻延安的大名，然而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却完全是一片空白。

二﹑入党后的最初一小步

事有凑巧，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也恰是延安的一个盛大节日。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三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并在远东局主管中国事务。根据1937年初的形势，王明协助共产国际确定国共两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这是一功。王明这次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显然与实行这一方针有关。但王明这一共产国际大人物回国，却几乎改变了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格局。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由他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王自称是传达和阐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力合作，尤其对于领导权问题，王明提出现在不是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领导的优势和力量”现在是在国民党方面，因此现在“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只能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现在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王明的讲话自然是同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方针相对立的。然而，王明的意见一时却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的赞同。这次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有人说，1937年12月后，中国共产党内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由王明等人组成的武汉长江局。王明在那里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如果不是1938年3月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内的实际情况，不久王稼祥又从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处获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意见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王明不要再争了），显然，中国共产党的局面将会大变，其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任弼时、王稼祥回国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后，王明这才有所收敛。以后就有中国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发生。

以上这段史实自然是我在许多年后才获知的，这里提前敍述只是为了先交代一下我入党时的政治环境。那时浙江的党属长江局管辖。我在1937年11月正式入党，看到的第一个党内文件正是王明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个报告。我看了报告等于没有看，因为那时我对党内的事毫无所知，不但不知道王明其人，就连毛泽东的名字也是在“朱毛”连称中记下的。如今回过头想想，那时仿佛只模糊记得报告中说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句话，因为关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已向我提过。而且现在仔细回想，我当时所接触到的党的一些活动，实际上确是照着那句话的精神办的。所以，不久我县党组织又遭受了一次大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这事是在我前往延安约一年之后发生的，详情不得而知。

现在就可以说我入党以后的事了。1937年12月，我入党不到一个月，日寇即攻占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杭州。从杭州渡过钱塘江就是我的家乡了，所以形势骤然吃紧。那时我们最紧急的任务就是为农民自卫队筹集枪支。我们无钱买枪，也无处买枪，只好设法收集土枪，打造刀矛，并动员有枪的私人暂时把枪借出来。但这件事很难办，因为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有枪支。我们乡的地形尚可，背后是大山，由乡里通往大山有一条纵深度很大的山沟，可算是自卫的依靠。我乡离铁路线则有15里之遥。幸亏敌人在杭州暂时按兵不动（日军占领杭州看来首先是为了掩护由南京西进直取武汉）。正在这时，县里要举办一个政治工作训练班，准备训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以应抗敌急需。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上级领导人指定我去参加。我只好将筹集枪支这件急事同另两位党员商量，交给他们当做头等大事去办。因为已成抗敌前线，当时浙江省主席为国民党桂系将领黄绍竑，黄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还算积极，获得人们好评，并寄予希望。敌人占领杭州，他派一位旅长担任我县县长。政治工作训练班的主任就由县长兼任。另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国民党特派员钱某，另一位我看出来是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叫郦咸明（他后来在国民党的一次反共运动中幸免于难，转到了新四军）。所以，这个训练班是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而从后来各方面的事实看，实际主持事务的是国民党特派员钱某，主任则持超然态度。训练班课程除军事训练外，就是各种固定和非固定的政治性报告（其中包括游击战、情报工作等）。来作报告的人各式各样，各有来历，有的明显负有特殊使命。在各种不同的面目中，给我较好印象的是一位年龄与我相当、教唱救亡歌曲的年轻人，他叫余宗凯，文雅倜傥，一表人才。他是本县著名望族、大士绅余重耀之子，正因为他是世家子弟，所以人缘不错。他的一个哥哥余宗彦，是我较早认识的一位朋友，还在我举办农民夜校之前，他曾专程到我家来访问我一次，我们谈得很好，但此时他已去延安，后来正是他写信来催促我赴延安的。我离开家乡时，余宗凯已任南乡区民众教育馆馆长，我路过那里，曾去探望他。余宗凯后来不幸在肃反中被错杀，很久以后才获平反。这一期受训者约300余人。经过考试，我以第三名被录取。诸暨县虽贫困，但自古以来也是文物之邦，历史上就有“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邦”的声誉。共产党的建立也较早。早期著名共产党人俞秀松就是诸暨人，他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团书记，1925年赴苏联学习兼教学，1935年奉派赴新疆督办盛世才处做统战工作，1937年王明等回国路过新疆时诬俞为“托派”，被遣回苏联处死（已获平反）。诸暨党组织于1927年曾举行过暴动，被镇压后长期消失，抗战后才恢复活动，上面已提及。我入党时诸暨县党组织受以王明为领导的长江局管辖，虽然当时我只是一名基层党员，不明白上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但从后来接触到的种种事实看，党的活动的确没有超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范围。

在受训的三个月期间，记得我所在的党小组（不公开）只开会两次，并未传达或讨论什么重要问题，更不涉及训练班的活动，个人顾个人，“统战”成一片。只是台上的负责人和授课的人表现出一点倾向性。班中平静无事。但是我在无意中闯了一场祸：不知是谁指定，由我负责班内壁报编辑，每周一期，无人审稿，由我独自操办。大约在第二期上，我自己写了一篇谈论统一战线的文章，其中提到国民党于大革命时期毁弃国共合作导致革命失败，这个教训应当记取（大意如此）。训练班每周一次全体集会听班主任讲话，主任县长很少出面讲话，作为共产党代表的副主任郦咸明（他是我唯一察觉的县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也从未见他讲过话。每周讲话的都是另一副主任即国民党特派员钱某。第二期壁报贴出后，钱某就在训练班的全体集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我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措辞严厉，甚至扣上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并当场宣布撤掉我的壁报编辑职务。大家听了鸦雀无声。我自己当然也不好争辩，就此散会完事。因为这件事，我在班内倒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实际上也等于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不管我在当时情况下应不应该擅自发表这样的言论，问题在于事情发生后党组织并未过问此事，党内也无人找我说明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隔了几天，倒是钱某找我去谈了一次话。他也没再提那件事，只是说了一些客套话，最后向我提出：现在姚江区（就是我乡所在的那个区）的民众教育馆尚空缺一位馆长，问我愿不愿意去干这个差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我的志愿是从事文艺工作，不适宜干这类事。他听了也未说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恰于此时，余宗彦从延安给我来信，催我尽快上延安，并告诉我，过武汉可以去找潘梓年，由他做介绍人。这里我且插一件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成功以后，国民党释放了一部分狱中的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潘梓年（即潘汉年的哥哥，20年代末期曾和“创造社”的人们一起，但写的文章不多；解放后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副主任之职，协助郭沫若工作）。在日寇侵陷上海前，潘在上海奉命筹办《新华日报》，余宗彦也在上海，与之相识。我亦于此时将《西边的月亮》这部中篇小说写毕，将稿子寄给余宗彦，余则将此稿交给潘梓年，由潘介绍给他所认识的出版社。后来因上海迅速失陷，潘梓年撤到武汉筹办出版报纸，余宗彦则去了延安，我那部稿子从此也就无下落了。现在余宗彦从延安来信向我介绍潘梓年这个关系，倒坚定了我速去延安的决心。在当时，志在抗日并有理想的青年把延安当做革命圣地是很自然的。

1938年2月间，训练班即将结束，党组织（这次是由我的入党介绍人出面）约我谈话，拟派我到绍兴专区一个正待筹办的好像是同样性质的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去工作。老实说，那时在我脑子里尚无严格的“组织观念”，所以我直接提出去延安的要求。我的理由是：我个人志愿是上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学校的学习期一般规定为三个月，学习完了要回来还可以回来。开始组织不同意我的要求，由于我的坚持，最后组织上经过正式谈话（谈话地点在县民众教育馆，由我从未谋面的一位党组织的领导人出面），同意了我的要求，并答应我到延安后若暂时不能回来，可以写信来再将组织关系转去；只是单人走不方便，必须凑齐一些人同行。不想只隔了两三天，就凑足了六七个人的小队伍。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队伍中的多数人都是党员，其中有我认识的钱氏兄弟两人，江藻乡人，他们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失业回乡的上海工人。可见那时迫切要求上延安的人是不少的。

我将乡党支部的事（主要是为自卫队筹集枪支事）交给另两位党员去办理，并委托马行健照料。我相信三个月后定能归来。谁料这一去，竟不能再回头了。

三﹑延安行

这次奔赴延安是一次冒险的旅程，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2月下旬启程，从浙江金华到武汉这一段，组织上为我们弄到了难民证，我们作为难民乘火车和吃住都不付钱，但是一路上屡遭日本飞机轰炸，险情迭出。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又遇上两次大空战。武汉原来是个被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现在则变成了天上敌机地上难民的危险场所。到了武汉，难民证失效，我们这几个人也就分散，各找关系，各奔前程。我到新华日报社找到了潘梓年，出示余宗彦给我的信件作为“身份证”。潘略加询问就开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罗炳辉将军，罗将军亲自找我谈话，告诉我，今年鲁迅艺术学院不招生，要去只能去抗大或陕北公学。他亲自写信将我介绍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这样，手续齐备，只待走路。这时才真正碰到难题了：不仅身上无钱，而且路途遥远。原来我们这伙人，多数人（包括钱氏兄弟）是走陇海线北上，我则西走重庆、成都，然后由川陕公路北上。我之所以走这条路，是因为我在汉口带了一位原中学同学俞亚挺共赴陕北（俞后来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不幸牺牲于平北根据地），到成都后还要再带上一个同乡青年（此人到陕北后进抗大，其后就失掉联系了）。走这条路困难重重，因此时占领南京的日寇正威胁武汉，空袭不断，原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大批人员像逃命一样纷纷撤往重庆，路上拥挤不堪，尤其是宜昌这个转船码头成了严重的“肠梗阻”（当时长江航运必须在宜昌将大轮船换成小轮船，始能上溯重庆），无数等待转船的人像满街蚂蚁拥挤在宜昌。面对浩浩大江，达官贵人们尚且焦虑万分，何况我们这两个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穷小子！我们滞留宜昌达一个多月之久，靠在码头零星搞点搬运挣钱度日，几成乞丐。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后幸逢一位在南昌飞机修理厂工作的同乡人，是一位工程师，他将我们介绍给一个单身赴重庆的有钱的老板娘（她丈夫已先期去了重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和大批行李），我们就以替她搬运行李和照顾孩子为代价，得她赏赐两张船票。这样我们才得以上船，并在船上领略到惊心动魄的原始三峡风光。抵达重庆，然后转成都。

到成都后，我找到那位也想去延安的同乡青年（他是成都中国农民银行的小职员），又凭他的“关系”，顺搭中国农民银行的一辆由成都回西安的回程汽车，沿川陕公路（那时尚无铁路）奔西安，其中要跨越高达3000米以上、如一条大蟒蜿蜒盘旋上下的秦岭。川陕公路即当年诸葛丞相六出祁山之路，一路上可以欣赏到许多三国遗迹（如庞统殉身地“落凤坡”；邓艾偷袭四川的要冲江油城——同时也是李白的故乡，还有云阳县的张飞庙以及属关中地区的紫柏山的张良庙等）。张良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历史人物，“子房报国难，椎秦气无伦”，这是前人夸奖他的诗句。他后来功成身退，不知所终。当此万方多难之际，在崇山峻岭中见其庙（又称留侯祠），颇生感慨。庙已残破，形同一所颓废的园林。近庙门，迎面一石碑，上书“英雄神仙”四个大字。庙内刻清诗人张问陶的一首诗，记得后两句为：“看遍汉家诸将相，斯人出没幻如龙”。

这里要提一下，古代秦岭无公路时交通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却安然过岭并留下了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好像悠然得很，而我们却几遭大难。我们过秦岭高处时因天下大雨，车轮打滑，几乎坠入了万丈深渊。真好像冥冥中有“英雄神仙”保佑，使我们侥幸逃过了这一劫。

那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陕北，该平安无事了吧？否。1938年国民党加紧反共防共，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奔赴延安。偏偏这一年各地青年奔赴延安也达到了一个高潮，据说此时延安每天要接待几十人到上百人，各学校人数达两万，已人满为患。这次，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组队（共40余人），并携正式通行证抵达离西安几十里的咸阳，就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扣留，关入咸阳警察局的一个大院，成了囚犯。

咸阳这个地方是我国有名的古都之一，从秦孝公至秦末都是秦国国都。史称，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熄。咸阳宫和阿房宫都在其内（按：据考古发现，当时阿房宫并未建成，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烧阿房宫只是传说）。抗战初期，咸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却是从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在此筑起了一道封锁线，阻止革命青年赴延安。在我们之前，就发生过两三起扣人事件。我们来到后，加上原被扣的十余人，被扣者达60余人。国民党的目的，无非是以优厚待遇为钓饵，动员被扣者转到国民党的军队或所设学校去。我们被扣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曾几次派人携正式公函与对方交涉，均无效。我们被迫面临着一场反扣留斗争。

斗争首先是在内部做工作，以达到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坚持赴陕北不动摇。无形中有一个小组织在领导这场斗争，为首的是一个当时正在陕北公学求学的西安人，他回家来取衣服，不料回程时也一起被扣留（记得他姓许，名字则记不起来了）。他和我秘密牵头，共同商量对策，使这场斗争得以坚持。其间虽有少数人散布妥协言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公开表态愿意离开队伍。如此相持约一个月，国民党故伎重施，突然在一个夜晚派军警用暴力将我们装上汽车，劫持到西安国民党办的一个“战干团”去（地点在城外原东北大学）。所幸东北大学校址宽敞，在那里受训的也都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青年，彼此无区别。晚饭后他们常男女一起散步，而且尽往僻静处转。我们也学他们的样，若无其事地到院中散步。就这样，我们乘机集合七八个人，于当夜散步到一个僻静处越墙跳出，由那位西安人引路，不费周折回到城内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天一早，竟然还有十几个人从大门口大摇大摆地出来散步，一直“散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这倒要感谢国民党军警的那种“公事公办、劫持到家就交差”以及“劫持与管理脱节”的官僚作风。但是，也应当说明，当时多数被劫持者是暂时滞留在那里了。我那位从成都带出来的同乡青年也留在那里了，他后来虽也到了抗大学习，其详情却无从知道了。

这次我们再从办事处组队重新出发，那位姓许的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穿上八路军军服，还佩带了臂章，大摇大摆地通过咸阳这道封锁线，不几天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到达陕北已是10月晚秋天气了。

日寇占领南京后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保卫大武汉”的战争，战况异常激烈，规模远远超过了台儿庄战役。敌人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于10月15日占领了武汉。这些，当时我却不明详情。武汉失守，抗战形势进一步吃紧。我的回家之路也就断绝了。

而我这个生来不善于“弄政治”的人，从此也就投身于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