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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芋头微波

公共卫生与公共防疫源自中医

       今天很多人以为近现代卫生知识、公共卫生与公共防疫是源自西方，是近代伍连德等西医将西方先进的防疫体系、卫生知识传播给中国。如果考证深究就会发现，这不是事实。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中医的公共卫生与公共防疫知识与理念传去西方，深刻影响西方公共卫生与医学事业。在此基础上，近代西医加以发展，改头换名，将这些说成是西洋医学本源，并“传回”中国。

       回顾文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发现，清末民初时，传教士与伍连德等西医倡议的“先进”认识、理念、制度等，绝大多数都源自中国和中医，甚至连脉络都能看出来，有的明显就是直接抄。抄了、学了、改进了，造福社会是对的，是值得大家欢迎和支持的。但是，没抄好、没学好、有的还倒退了，甚至抢夺发明权，标榜西洋发明，声称西洋“先进”，然后攻讦中国和中医，这就真的不要脸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清末民初时，洋人标榜的西方先进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措施与认识等，是不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一、养殖与肉食。

       早在先秦时，中国人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人居与畜养分开，不能混住一起。蓄养单独设“圈”，哪怕是最普通的农户也不会和牛羊鸡鸭等牲畜同居。

       中国人不晚于东周就清晰认识到要吃熟食、不吃变质过期食物。东汉时，不吃死畜鱼、病禽肉和鼠蚁污染的食物，早是中国民间的常识。此后千百年，中医人代代不止，孜孜不倦提醒世人[1]。

       反观西方，直到近代初期，绝大多数洋佃户都住在牛栏羊圈，洋农民都是人畜混居，家禽家畜在居所内走来走去，随地大小便，毫无基本卫生意识可言[2]。

       直到今天洋人还在生吃牛肉，煮也不煮熟，口感不论，首先就可知欧洲近代食肉毫无卫生安全意识。

二、公共厕所。

       中国早在5000年前就有公厕[3]，先秦就有公厕的选址和建筑标准[4][5]，汉代公厕称为都厕或路厕，强调厕所要保持清洁[5][6]，明确划分男女[7]。宋朝城市厕所有专人管理、专人收集、专倒一处，还有专门收集粪便的人力车或牛车[8]。

       城市溲便是上好有机肥料，历朝历代都是良田必不可少之物，一直是热销品，因此不少商家凭此大利致富。官商民形成良好的动态城市排污系统，让中国城市在和平清明之时，基本都是干干净净的。

       反观西方，欧洲直到19世纪50年代都没有公厕，无论男女，公共场所全部随地大小便（大家熟悉的牛顿、狄更斯、法拉第、南丁格尔、安徒生、笛卡尔、开普勒、伽利略等名人都是随地大小便的）。民居里，则是用桶装大小便，拉完就从门窗往街上倒，所以西方有了高跟鞋和圆顶帽这些“实用”之物，无惧飞翔，不怕玉液。后来这些鞋帽变成西方潮流风尚，也是段有趣的历史。

       欧洲贵族女士那些大骨架裙子，一开始设计就不是为了什么潮流好看，而是实用——蹲下就拉，起身就走，非常方便。擦屁股？那是女仆做的事（现在知道亨利八世的女皇仪式上，她身后为何有两个一直蹲着的女仆了吧）。内裤？怎么可能！那么大的硬裙子在外面，怎么方便穿起脱下？事实是，没有（不服不行）。

       什么？欧洲宫殿有专门的厕所？很遗憾，也没有。

       洋贵族们延续到近代的优良传统：在自己的宫殿随处大小便。这边拉得满目疮痍了，就在宫殿另一头住，留给下人打扫清洁。下人艰难搞定后，那一头的地方也已屎尿横流，可以换回来住了。如此循环往复，问你服不服（现在大家知道为何伍连德要用在府邸角落随地大小便来污蔑东北抗疫第一功臣的锡良了吧，他就是利用欧洲封建腐朽旧贵族的做派，来引发欧洲资本新贵们的共鸣与认同）。

       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都是到处粪水横流。泰晤士河垃圾、粪便四处漂浮，其主要支流弗利特河更是被屎堵成内陆，就是今天的福利特街，整个伦敦就是个巨大化粪池。法国巴黎城外的屎山比城墙还高……什么？只有欧洲这样，当时新兴的美国不会？很遗憾，19世纪中叶，美国新兴城市，比如芝加哥，才10万人的规模，就已经臭气熏天，道路粪污成泽……这就是近代西方公共文明的真相。

       通过战争掠夺中国，完成原始积累的西方，在用战争赔款大搞卫生基建之前，他们的公共卫生就是战五渣，毫无卫生文明可言。

三、饮用水保护。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对饮用水源的保护，非常重视。

1、水井维护。

       水井是中国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有了水井就定期保洁和护理。

       六千年前，中国人就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灰尘、泥土、虫鼠、人掉入[9]。先秦时期中国就认识到井水不洁能致病，会用陶瓦片加固井壁，防止井壁泥土散落水中，保洁井水[10]。定期淘井、去污换水以消除水中致病物质[11]，并且设有“井堰”进行排污，保护井水洁净[12]。东汉则明确夏至浚井保洁，防止季节性疾病[13]。不晚于魏晋，就有井台保护水井[12]。

       井水水质的重要性，中国中医早就有所意识，比如城市地下水对井水的污染，明朝李时珍就重复东周《吕氏春秋》煮水之意，指出城市井水应煮沸后方可饮用[14]……此类种种不一一枚举。

       与之相比，欧洲近代水井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好一点就是街道的“高大上”水泵，那也是从臭水沟、臭河道里直接抽水上来喝的，单单一个英国，因此造成传染病死亡的，一年就可达数千人[15]。

2、煮沸消毒、药物净水。

       中国不晚于东周就明确饮用水会有寄生虫、有害物质等，会引发疾病，应煮沸消毒[14]。如果饮用水出现明显浑浊或被污染，古人就会投入赤小豆、杏仁、雄黄、石膏、蒜泥等吸附消毒以净水。其中明矾应用最为经典、效果最好、应用最久、使用最广。中国不晚于宋朝就普遍应用明矾定水，一直到建国前的自来水厂还在用。[16][17]

       古人认为井水能致病，也能治病，所以必要时可以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去秽解浊，饮水防疫[17][18]。卫生理念深入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3、饮用水专供。

       早在东周时期，中国城市就有配套相对完整的自来水网络系统，供民众使用[19]。唐朝杜甫还曾赋诗白帝城的自来水网络系统，传唱至今[20]。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污染、水量等因素，城市地下水和洁净河水很难满足城市大量民众的日常饮用需求。因此中国城市有了食用水专供服务，并不晚于宋朝出现。[21]

       而与之相对的欧洲，19世纪中叶最强国英国，首都伦敦拥有9个水管理公司，其中5个就是从满是粪便垃圾漂浮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要不是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从中国掠夺巨额财富，学习中国水污分离工程而建成的巴瑟杰下水道工程（被誉为近现代公共卫生工程开始的标志），让泰晤士河不再满是粪便，估计英国人喝粪水问题要到20世纪才能解决[14]。

       直到今天，欧美洋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煮开水喝的习惯。

       欧洲近代所谓的公共卫生文明？呵呵，谁信谁的签字笔是沙做的。

4、制度管理，设官专管。

       饮用水的保护和供给，历代都有专门的官员管理。汉代“水长丞”、西晋“都水台”、隋唐“都水监”等，保证城市供水都是他们的职责[22]。

四、水利防疫，水污分离。

       商周时期，中国就有专门的排水排污系统[23]，并有相关制度[24]。不晚于秦朝，中国就有水污分离、治水防疫的意识（南宋时更是明确城市排污不利会引发瘟疫）[25]。此后汉唐宋明历代都有完整城市排水排污系统，考古遗址，往往陂泽棋布，沟渠纵横，十分发达。城市水系水利工程也一直在发展[26][27]，至今仍在保护赣州水事的宋朝福寿二沟就是明证[28]。

       中国历朝历代有专员专管，有规章制度，保证排水排污工程的良好运作[29][30]，还有民间、商业补充行政管理之不及[31]。也因为中国早就知道治水防疫的重要性，所以权贵污水而被法办的事，也很容易就在历史文献里找到[32]。

       我们再来看看19世纪中叶的欧洲城市，无一例外，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排水排污系统。英国人傅兰雅(GohnFryer，原名JohnFryer)主编的中国科普刊物《格致汇编》一直致力于宣传西方怎么“高大上”，但在公共卫生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大镇名立发埔（利物浦），阴沟不通，臭恶之气甚多，每年因此死者万余人”。

       连当时欧洲最发达的伦敦市都是满城屎尿，粪便臭气可以熏到英国议会停止运转！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基础都没有。虽然英国为此数次大搞全民卫生运动，但都收效甚微。没办法，整个伦敦都被随地排泄的屎尿泡着，被誉为西方公共卫生之父的查德威克不得不要求民众把排泄物都倒进泰晤士河里，十分辣眼睛……要不是抄袭中国福寿沟等中国古水利工程，发动战争抢中国的钱来建筑巴瑟杰下水道工程，让水污分离，伦敦还得继续让男男女女穿着高跟鞋走路。

       洋人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先进？呵呵。

五、公共卫生，清理垃圾。

       关于环境卫生，中国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西周时期就认识到治病防病要注意保持环境卫生[33]；东周春秋时就明确居住环境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并一直传承这种文明理念[34]；东汉民众日常门前洒水防止尘土飞扬，城市更有官方洒水车日常在公路上洒水保持环境卫生，直到宋明都有所记载[35]……

       不仅如此，中国的公共卫生还和排水排污一样，历朝历代都有专员管理，有规章制度，也有民间、商业补充。

1、官员管理。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相关机构。比如西周的涤狼氏[36]，是现存文献已知最早的环卫机构和工人。金朝和宋朝的“街道司”负责城市浚渠和街道环卫，可招募环卫工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进行浚渠清洁、疏导积水、洒扫街道等市容市貌工作[30]。

2、规章制度。

       因为医疗水平和资源问题，远古对公共卫生要求较高，对乱扔垃圾处罚很严厉，比如商朝到东周，如随意把家里的垃圾和灰倒到街道，就会被判断手之刑[37]。秦朝就是黥刑，而且是连坐，一人受刑，左邻右里都要被脸上纹身刺字，一辈子洗不掉[38]。到了唐宋，乱扔垃圾会处以杖刑，相关部门不执行的同罪[29]。

3、民间与商业补充。

       行政管理在现实操作中，环卫或有不逮，或有难顾，民间与商业补充就可以很好弥补其不足，比如有帮市民扫地倒垃圾的有偿商业服务[39]。

       反观欧洲近代，人家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有卫生管理部门的设立，之前的市容市貌，呵呵，特别老坛酸菜面……

六、驱灭鼠虫，消毒除臭。

       中国驱灭鼠虫，消毒防疫是有明显的源起和发展脉络的，根本不是所谓近代从西方传入才有。

1、空气消毒、熏蒸防疫

       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40]，此后一直有中药烧烟防疫。不晚于元朝，出现了中药熏蒸[41]、炭烧米醋和酒精空气消毒[42]等防疫方法；明朝就有用中药熏蒸来消毒[43]……

       清朝（1850年）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更是简便具体，介绍了水蒸消毒瘟疫患者衣物之法：“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44]。物件防疫消毒，水蒸高温即可，今天绝大多数医疗器械消毒都是如此。

       反观近代鼠疫爆发，西洋消毒，一遇华人就野蛮烧毁物件，动辄焚烧屋宇，致民众家破人亡，惨不堪言。洋人美其名曰“除恶务尽，科学防疫”，呵呵。万国鼠疫大会中，清廷代表问烧毁房屋是否必要，最后国际鼠疫专家们一直答不需要。但到了第二次东北肺鼠疫时，却照样焚烧华人患者的财产衣物、烧毁华人屋宇。英法日俄患者屋宇呢？怎么可能烧，石灰消毒就可以了，赤裸裸的防疫双标，呵呵。

       今天，中药空气消毒有效性与优越性，早就得到现代科学的论证[45]，但却因为中医不被待见而至今未能得到全面推广。

2、除臭防疫。

      中国人不仅知道中药烧烟防疫[46]，还很早就观察到臭味会降低免疫力，增加感染率，所以中医防疫还有香疗、粉身、除臭、搐鼻、抹鼻之法[47]，其中就有石灰除臭[48]。

3、驱灭鼠虫

       中国很早就知道蛇虫鼠蚁等对健康卫生影响很大[49]，所以驱灭蚁虫防疫防病也非常重视。

       不晚于周期，民众就知道要尽力驱灭老鼠、用中药烟熏以消毒、驱赶蛇虫鼠蚁[50]；秦国要求入城车马用具要经过火燎烟熏[25]……此后放置中药驱蚊虫鼠蚁、烧中药烟熏杀蚊虱、驱鼠虫等记载，在唐宋明清延绵不绝，有的还沿用至今，比如蚊香驱蚊、樟脑驱虫、中药蚊怕水等[51][52]。此中值得留意的是，石灰杀虫驱虫早在唐朝就开始，并一直沿用到清朝[53]。

       反观西方，欧洲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民众毫无个人卫生可言，他们的体虱竟然是靠DDT的推广才最终解决的（DDT今已禁用），而不是个人卫生认识的推广。大家想想看，就几十年前的事，这要多么脏啊。

芋头小结：

       近代西方防疫无不以扑撒石灰作为环境消毒、除臭杀菌（虫）不二之选。究其源，实源自中国中医之传。

       中医公共卫生和环境消毒的历史源远流长，用药多元，方式多样，内容丰富，符合事物发展和历史国情的规律。拥有海量记载，相互印证，还有不断出土的考古证据证实，真实不虚。反观西方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消毒等，直接就从近代开始，根本看不到本土源起和本土之前的发展脉络。通过文献记载和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公共卫生理念、措施等源自中国的事实：

       宋朝远洋贸易，让西方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因此，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的岭南广东，成了中国的代言、洋人通商时学习的对象。恰好北宋开始，岭南民间就流传一种认识：“瘴”=病，疾病都是“瘴气”引发的（陈腐气味。明清文献暂未见岭南再有此等观念）。

       “瘴”字源自“嶂”，古人认为南方山嶂如障，难以穿行，山林所生厉气可致病，特别是南方春夏时多见传染病，血吸虫病、羌虫病、沙虱病、痢疾、出血热等等。其中恶性疟疾最为常见，最为“瘴病”所常指，甚至经常混淆[54]。为了防止军队感染“瘴气”而大面积致病，古代南方用兵经常选择秋冬季节[55]。瘴气即嶂气、障气，山林腐朽之物蒸腾而起，触人而病，是古代民间朴素的认识和观察结论[56][57]。

       欧洲没有中国“气”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气”就是空气。洋人当时极度落后，因为中国先进而极度迷信中国，就直接把“瘴气致病论”这种中国地方民间认识直接带回欧洲，机械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瘴气”造成的，并强势统治欧洲医学界数百年，直到19世纪初。

“南人凡病皆謂之瘴”

——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引北宋·王贶《全生指迷方》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同

“岭外……土人不问何疾，悉谓之瘴”。

——南宋·章杰《岭表十说》

       意大利因与宋朝贸易而迅速富强，发展成欧洲贸易的中心（如威尼斯），“瘴气致病论”由此向周边扩散传播。不久，蒙古西征，灭俄屠波兰，攻匈歼联军，一直打到意大利。罗马教廷震惧，因此派出传教士使团讨好蒙古、调查蒙古、学习蒙古、忽悠蒙古。洋人学习南宋、蒙古过程中，因为疟疾和瘴气概念的混乱，因而把蒙古语“疟疾”（今天миасма）当作“瘴气”，学了过去，成了今天的miasma —— “罪恶的、污浊难闻的空气”（洋人宣称该词源自古希腊语μίασμα污染，这是明显忽悠。语言越古老，流传出去的方言发音就会越不同。miasma在西欧发音几乎一致，反而一路向东的东欧地区发音逐渐变化倾向миасма，直到蒙古。这些欧洲方言发音的变化有明显的方向趋变性，源发地应是蒙古） ，明显低级抄袭中医的“邪气”概念。

       当然，意大利语另一个老单词“mal'aria”，更能体现洋人学习中医的机械和扭曲：mala aria，邪恶、坏的空气 —— 还是明显低级抄袭中医的“邪气”概念。

       更有趣的是，极度迷信中国的洋人把中国瘴气和疟疾概念混淆的事也照搬到欧洲，所以malaria不仅指邪气、瘴气，还包括了疟疾、常指疟疾、与疟疾混淆。崇西者们这点是怎么都洗不干净的，这就是洋人从中国学过去的，而且还是低级抄袭那种乱学。

       中医邪气致病论，被岭南民间错误扭曲为“瘴气致病”，再被洋人以讹传讹认为疾病都是邪恶的、坏的空气造成，继而衍生为恶臭空气造成疾病，洋西医再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传染病都是肮脏环境中生成的“瘴气”作用于人体引起的[58]。洋医学中医，机械又扭曲，此之谓也。

       既然肮脏环境产生恶臭空气致病，那么辟味不就可以预防疾病了吗？呵呵，于是洋人在中医典籍里选了价格低廉、取材容易、能够辟臭的石灰作为环境辟味剂进行“消毒”。比如英国伦敦大恶臭的年代，洋人就是成吨成吨石灰撒到泰晤士河辟味，效果……成吨石灰也架不住洋人屎多。石灰能辟味，但救不了屎尿横流的西方文明。

       显微镜发明出来后，人们在镜下看到奇形怪状的、长条形的、混乱的、到处游走的“虫子”（今称“细菌”），意识到这些“虫子”就是致病因子之一，那么杀虫就自然成了治病的选项了。中国人发明了显微镜，发现了细菌，将之名曰“虫”（别文论证，在此不展开），当细菌虫的概念和显微镜传到西方，让欧洲的“瘴气致病论”和“细菌虫致病论”争斗了上百年。最后“细菌虫致病论”在西方获得最终的全面胜利，并反向中国这个源发地宣扬“源自西方”的“细菌虫致病论”。直到光绪年间，西医依然将细菌称之为“虫”，或称细虫，或曰细微虫[59]。

       肮脏环境自然有虫蚁，虫蚁也会造成环境肮脏，消除瘴气自然就要驱虫杀虫，所以不管“瘴气致病论”，还是“细菌虫致病论”，防疫要“杀虫”这点是没有矛盾的。恰好，石灰就能杀虫，还是中医典籍里记载有的，于是洋人愉悦地继续拿石灰来杀虫防疫了。

       石灰不仅能辟味，能杀虫，还能清热解毒、消炎防变质，中医在唐朝时就认识到了。洋人学习中医，知道这些后，更热衷用石灰了[60]。

       也就是说，哪怕是西方近代防疫最关键的环境消毒用药——石灰，无论是理念、选药还是应用，都是抄中医的。

七、遮掩口鼻，控制传染。

       中国自古就有防“邪气触人”的防疫行为与措施，而且认识、理念和对应措施的深化、明确都有明显脉络，直到中医发明防疫纱布口罩[61]。

       反观洋人，错误认为恶臭气体引发霍乱，一股脑想着把屎尿垃圾全倒进河里，以为河水能冲走屎山就不臭了，不臭就没有瘟疫了，根本没有考虑到遮掩口鼻来防疫的事[62]。直到伍连德盗窃中医防疫纱布口罩的发明权，抗击东北肺鼠疫大获成功，洋人才意识到呼吸道疾病的防疫要遮掩口鼻，口罩可以拿来防疫……

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磺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

——[英]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

英国作家，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

八、处理尸体

       中国不晚于西周就有处理无主尸体的制度。凡遇大灾、大疫，历代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措施，甚至开辟义庄墓地、专款资助、专设机构、专人管理、请僧道埋藏等等，认识尸体会引发瘟疫、加重瘟疫传播。相关文献极其丰富，考古、考证论文也非常多[63]。

九、隔离防疫

       隔离防疫源自中国医学的传统卫生措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医学意识，不晚于秦朝就有规避消除病源的疠所隔离制，不晚于宋朝形成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且大力实施，延续至明朝。虽说满清没有成体制的公共卫生制度，但中医一直倡导改变诊疗行为防止传染[63]。

       中国古代不仅有隔离控疫措施，还有分区管理防疫措施，非常先进。放在今天，这个措施也就中国能做到，连崇西者奉为灯塔的美国都做不到。比如在明朝，中国就有城市大规模分区管理卫生，以防瘟疫流行的官方行为：安置区、供饮食、勤清洁、病施药、死送葬、离给证。灾而有序，“活数万人”[64]。

       反观今天的美国，一场瘟疫就死了几十万人，至今还在蔓延，难以控制，基本躺平。

       只要考证历史，公共卫生方面，中国数千年来都是重视的，多个朝代的管控更是非常接近现代的公共卫生管理，直到满清野蛮统治为止（可参见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文字，满清对公共卫生的破坏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公共卫生上，中国古代甩欧洲千百年，但就事论事，跟随列强殖民掠夺，传染病祸害全球之时，满清的公共卫生虽比欧洲好很多，但比起宋明等朝代，还是不敢恭维。更不用说后来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动乱频乃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卫生状况了。

       中国近代因为满清野蛮统治造成公共卫生大倒退，加上列强侵略抢掠、内乱烧杀，公共卫生系统自然难以发展。之后中国爆发瘟疫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列强采取极端防疫措施，打着科学的名义挤压华人生存空间，蚕食中国主权。满清为了尽量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聘请列强认同的西医来主管防疫事宜。这并不是中医防疫抗疫措施和能力不行，而是政治因素决定的。

       西医主管防疫后，第一时间控制舆论，并不断宣扬中医不行，西医才科学，才能控制瘟疫。然真相是，当时西医的防疫抗疫手段和方法基本都抄袭中医，还是负分抄袭，特别低级、特别极端那种。比如认为瘟疫是穷人才会得的，以贫富区划分来隔离[62]。一旦发现穷人得了瘟疫，直接把穷人居所烧毁，极端又愚昧[59]。

       近代西医掌控卫生话语权后，就和媒体一起把中国的贫穷和环境差（主要由列强侵略掠夺造成）、某些人愚昧无知的行为全部泼脏水、诬蔑给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中国宗教、归结为华人“劣根性”。宣扬西方文明、西方宗教的伟大、西方公共卫生的先进。

       明明是中国、中医所发明创造的防疫抗疫措施、方法（比如中医发明的防疫纱布口罩），却硬生生被剥离出来，安给洋医，说成是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西方防疫。然后妖魔化中国人和中医，把市井流言及蛮夫愚妇无知做法放大和夸大，宣传中国和中医是黑暗的、落后的、肮脏的愚昧迷信。遇事无能、甩锅推诿、颠倒黑白、强盗逻辑……古今洋人反动做法，没有新意。

       要知道，中国中医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一直战斗在防疫抗疫一线，都一直以民为本。直到被剥夺话语权之前，哪怕是战乱不已，依然著书立说，总结经验，条目列陈，唯恐不逮。所论几涵近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之全部，却不为己私，广而告知之[65]。近代西医虽利用政治和媒体占领话语权，然公共卫生所用有效之法，几乎都是直接拿中医的，几无例外。

       历史细节，让人不胜唏嘘；历史真相，让人不禁为中医落泪。昨天和今天，中国和中医的短板，从来不是疗效，而是舆论。舆论话语权被剥夺是可怕的，看官扪心自问，此文所论，有多少是此前就知道的呢？.

参考

• BBC纪录片《肮脏的城市》.历史学家丹斯诺主持.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media/md20066/?spm_id_from=666.25.b_6d656469615f6d6f64756c65.6

• 庄华峰 张华.“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及其特点”.光明日报. https://www.sinoss.net/2010/1217/29510.html

• 虫二 “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 https://www.sohu.com/a/370081059_115941

• 徐锦平. "我国古代是如何保护环境卫生的." 东方药膳 9(2014):64-64. http://www.doc88.com/p-3763482578396.html

• 陈昀“中国古代怎样防疫？这些文物透露了老祖宗的大智慧……”.新华社客户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364392106154574&wfr=spider&for=pc

• 高明明. "中国古代消毒与防疫方法简述."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5).  https://www.docin.com/p-804803805.html
  

• 董维, and 郭宏伟. "中国古代社会防疫措施探析." 内蒙古中医药 33.28(2014):101-101.  http://www.doc88.com/p-6827797241505.html
  

引用

[1]东周·孔丘《论语·乡党》：“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东汉·王充《论衡·累害》：“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

东汉·王充《论衡·幸偶》：“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自死肉口闭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不可食之”。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二十五》：“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凡鸟自死，口不闭者，皆不可食，食之杀人……凡鳥自死目不閉者勿食”。

[2]侯建新.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 世界历史 1:8.

http://www.doc88.com/p-7807627533615.html

荷兰·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人类的故事》.刘梅 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4月.

[3]参见西安半坡遗址

[4]参见東周·墨翟《墨子》备城门篇、旗帜篇

[5]参见西漢·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参见西晉·陈寿《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厠，清也”。

东汉·刘熙《釋名·釋宫室》：“厠……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圊，至檅之處，冝常修治，使潔清也”。

[7]参见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陶厕，陕西汉中出土的西汉末年“绿釉陶厕”。

[8]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

[9]王凌浩, and 黄渭金. "河姆渡水井研究——兼论我国水井的起源." 农业考古 1(2002):195-205.

商·姬昌《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宋·沈括《忘怀录》：“井上设楹，常扃锁之，恐虫鼠坠其间，或为庸人孺子所亵”。

明《泰西水法·水库记》，徐光启下注“冪（盖）防耗損，亦防不潔。古人井，故有羃”。

[10]商·姬昌《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久不渫滌為井泥”。

商·姬昌《周易·井·象》：“井甃无咎，修井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三国虞翻注：“修，治也。以瓦甓垒井称甃”。

[11]东周·管仲《管子·禁藏》：“當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

[12]宋欣. "从嘉峪关魏晋墓彩色砖画《井饮》图看历史上的水井与环境保护." 社科纵横 022.002(2007):134-136.

[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礼仪中》：“日夏至……是日浚井改水”。

[14]东周·吕不韦《吕氏春秋·本味》：“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滲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者成堿，用必煮滾，停一時，候堿沈乃用之，否則氣味皆惡，不堪入藥、食、茶、酒也”。

[15]@芋头微波 《霍乱的医学小史——近代中西医比较（二）》

https://weibo.com/2199180467/JvyKGhyqI

[16]温正军. "古代净水药剂的应用浅析." 城镇供水 2(2020):8-11.

[17]清·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法·守险》：“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

[18]东晋·陈延之《小品方·治春夏温热病诸方》：“屠苏酒……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药滓还投井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

唐·孙思邈《千金宝要·疫瘴渴淋》“令瘟不相染人……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三七枚。又以二七枚投井中”。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本）·百病主治药·瘟疫》 ：“豆，除夕正月朔望投井中，辟瘟病……麻子仁，除夜同小豆投井中，辟疫”。

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天时类》：“除夜以花椒三七粒投井中，除瘟疫……除夜五更取麻子、赤小豆各二十七粒投井中，终岁不遭疫病”。

明·罗浮山人《文堂集验方》：“正月初一日。将赤小豆二十一粒投井中避疫……除夕以花椒二十一粒。赤小豆二十一粒。投井中，一年不染疫。时疫之年。每日早晨。水缸内投黑大豆一握。全家无恙。五更时。投黑大豆二三合于井中。勿使人见。凡饮水家俱无染”。

清·刘松峰《松峰说疫·诸方》：“时瘟疫流行，水缸内每早投黑豆一握，全家无恙。五更潜投黑豆大握于井中……饮水，家俱无恙……不染瘟方……麻豆投井方除夜四更时，取麻子、赤小豆各廿七粒，并佳人发少许，同投井中，终岁无伤寒瘟疫……纳椒井中腊日之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纳椒井中，可除瘟病”。

[19]李京华, 安金槐, and 杨文和. "登封战国阳城贮水输水设施的发掘." 中原文物 02(1982):3-10.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cf576742b2e4e935d7be522a1636447c318947a18e7f9386.html

[20]杜甫《引水》：“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酤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

[21]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顾供之”。

[22]倪方六. "中国古人是如何保护饮用水源的." 读者欣赏 第3期(2013).

https://www.doc88.com/p-9428928893740.html?r=1

https://www.h2o-china.com/news/112683.html

[23]张天怡. "什么?城市需要像海绵".

https://www.doc88.com/p-23847339595794.html?r=1

[24]《周礼·天官·冢宰》 ：“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清·方苞《集注》：“井，漏井，所以受水，今之渗坑也。匽，谓匽猪（潴），葢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今之隂沟也”。

[25]郑怀林. "秦统一前后的医事制度." 中华医史杂志 39.1(2009):4-7.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c672b6fc6944f3b6a643fe50731fddee318947a18e7f9386.html

南宋·朱熹《晦庵集·龙图阁直学士呉公神道碑》：“城南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涂潦，公（吴芾）曰：‘沟洫不气通，郁不泄，疫疠所繇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南宋·刘爚《云庄集·开沟告诸庙》：“地之有沟渠，犹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畅，则体安而气平。一或底滞则疾疠生矣……郡县之沟，堙阏嵗久。盖自林侯枅之后，未有再议开濬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

[26]周宝瑞. "汉代南阳水利建设." 南都学坛:南阳师专学报 20.4(2000):11-12.

荆州博物馆等. "湖北荆州市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 000.001(2018):P.16-43.

王勤金. "扬州大东门街基建工地唐代排水沟等遗迹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考古与文物 3(1995):40-49.

邹逸麟. "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 历史教学 12(1959):10-14.

梁克敏. 唐代城市管理研究. Diss. 陕西师范大学.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一函二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刘芳心. 北宋开封水系研究. Diss.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何鑫. 北宋汴京城市水系营建研究. Diss.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王乐. "宋代城市的街道沟渠管理——以北宋开封为例." 剑南文学:经典阅读 000.011(2013):132-13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

顾康乐. "水污染防治史与当前考虑." 环境工程 06(1985):3-6.

[27]张鸣. "皇帝看不见的地方." 廉政瞭望(上半月) 15(2015):50.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603/t20160310_13964942.htm

[28]清·《同治赣县志》：“福寿二沟,昔人穿以疏城内之水,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

明嘉靖·《赣州府志·卷五·创设》：“宋熙宁中，知州刘彝谋置水窗”。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 ：“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2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杂律》：“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其穿垣出穢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以出穢污之物於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謂「侵巷街」以下，主司並合禁約，不禁者，與犯罪人同坐”。

宋·窦仪《宋建隆详定刑统·宋刑统·杂律》与《唐律疏议》几同。

[30]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职官》：“英宗治平三年七月九日，都水监言：除街道司事，只令申监依条例施行外，若街道并渠壕、河道等事，但系干百姓，合行检量定夺去处，令监司委街道司及本监指使，并移牒开封府，差曹官同共检量，定夺利害，连书申监”。

宋·任广《书叙指南》：“街道司经费曰洒道之费”。

元·脱脱、欧阳玄等《金史·百官》：“街道司。管勾，正九品。掌洒扫街道、修治沟渠。旧南京街道司，隶都水外监，贞元二年罢归京城所”。

王战扬. "宋代街道司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000.001(2015):65-69.

[31]汉·王褒《僮约》：“凿井浚渠，缚落鉏园”。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长安富民罗会》

宋·李昉《太平广记 · 卷第二百四十三·治生·裴明礼》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人家甘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

[32]宋·吴自牧《梦粱录·西湖》：“有御史鲍度劾奏内臣陈敏贤、刘公正包占水池，盖造屋宇，濯秽洗马，无所不施，灌注湖水……以一城黎元之生，俱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疫之灾。奉旨降官罢职，令临安府日下拆毁屋宇，开辟水港，尽于湖中除拆荡岸，得以无秽污之患”。

[33]西周·姬旦《周礼·蜡氏》：“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西汉·戴圣《礼记·丧大记》：“疾病，内外皆扫”。

[34]东周·左丘明《左传·成公》：“土薄水浅，其恶易觏……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宦者列传》：“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陶元珍《三国食货志》：“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案：渴乌当即今所谓虹吸”。

宋·周煇《清波杂志·凉衫》：“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蓬勃”。

明·朱柏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器具质而洁……”。

[36]西周·姬旦《周礼·秋官》：“条（涤）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汉·郑玄 下注：“狼，狼扈道上”，唐·賈公彦 下疏：“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37]东周·韩非子《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

汉·桓宽《盐铁论·刑法篇》：“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

[38]汉·班固《汉书·五行志》：“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

[39]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

[40]康辉. "中国古代空气消毒思想及其药物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

https://www.doc88.com/p-11961424612243.html?r=1

西周·姬旦《周礼·夏官司马》：“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

[41]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大方脉杂医科》：“苏合香丸。凡入瘟疫家，先令打开门户，以大锅盛水二斗于堂中心，用二十丸煎，其香能散凡病者各饮一瓦后，医者却入诊视，不致相染”。

[42]明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大方脉杂医科》：“忌诸般臭秽……烧带诸香，及打醋炭，喷胡荽酒于遍房，以辟秽浊之气”。

[43]宋·陈自明《妇人良方集要·产难论》，明·薛己下按：“以黄芪数斤，芎、归四五斤许，大釜水煎，药气氤氲满室”。

[44]清·贾山亭《仙方合集》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815/6140155050001212.shtm

[45]王建中等. "中药空气消毒剂研究现状." 中华中医药学刊 24.11(2006):2053-2054.

陈丽晶, and 齐会玲. "中药消毒剂用于病室空气消毒的研究进展." 湖北中医学院学报 (2011).

张国山等. "艾烟空气消毒的研究进展."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06.011(2011):1006-1009.

周次利等. "艾烟的研究进展." 2011中国针灸学会年会 0.

陈如琴. "苍术消毒空气效果探讨." 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1995).

卓雪, and 王小华. "苍术烟熏消毒室内空气的效果观察." 中华现代临床护理学杂志 001.006(2006):492-493.

曾薇, and 袁劲松. "中药苍术空气消毒研究进展."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14.001(2004):44-46.

苏倩. "醋清新消毒空气的效果研究." 品牌与标准化 352.05(2018):53-55+59.

[46]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本）·百病主治药·瘟疫》：“苍术。山岚瘴气，温疾恶气，弭灾。烧烟熏，去鬼邪”。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本）·草部·苍术》：“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赤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明·徐谦《仁端录》：“死尸疫气所触　用大黄、苍术、皂角、芫荽、大枣、艾为筒，烧烟解之”

清·陈复正《幼幼集成》：“大黄苍术共烧烟，可解一切秽厌”。

清·邹存检《外治寿世方·瘟疫·辟瘟方》：“艾炷密熏床四角……又苍术雄黄……晒干研末烧熏……共烧烟熏，可免瘟气”。

清·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避瘟丹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清·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法·守险》：“天时潮蒸，室中宜焚大黄、茵陈之类。亦可以解秽气，或以艾搓为绳，点之亦佳”。

[47]先秦《山海经·西山经》：“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

西晋·张华《博物志·异产》“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姚大夫，辟温病粉身方……以涂粉于身，大良”。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赤散方……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患亦烧熏之，即瘥”

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辟温·粉身散》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兜木香。烧去恶气，除病疫”。

唐.王焘《外台秘要·辟温方二十首》“太乙流金散 辟温气……若逢大疫之年，以月旦青布裹一刀圭，中庭烧之，温病患亦烧熏之……雄黄散 辟温气方……捣筛末，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避温粉……避温病。粉身散方”。

北宋·太医院《圣济总录·伤寒门·辟温疫令不相传染》：“涂敷方雄黄（二两研）丹砂（研）菖蒲（切）鬼臼（各一两）上四味……以水调涂五心，及额上鼻中耳门，辟瘟甚验”。

明·周嘉冑《香乘》：“有香名曰象藏因龙　生若烧一九即起大香云众生者，诸病不相侵害”。

清·鲍相璈《验方新编· 辟瘟诸方》：“凡入病家，用香油调雄黄、苍术末涂鼻，既出，用纸条刺鼻孔取嚏，再饮雄黄酒一杯，决无传染”。

清·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法·守险》：“用川椒研末，时涂鼻孔，则秽气不吸入矣。如觉稍吸秽恶，即服玉枢丹数分，且宜稍忍饥”。

[48]参唐·孙思邈《千金方·胡臭漏腋》石灰散治胡臭方，及《千金方·治诸身体臭方》石灰治体臭。

[49]明·陈实功《外科正宗·瘰论》：“得于误食虫、蚁、鼠残不洁之物”。

[50]《周禮·秋官司宼》：“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驅蠱則令之、比之……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诗经·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戸”。

[51]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迷迭香……合羌活为丸，烧之，辟蚊蚋……伏翼……取倒悬者晒干，和桂心、薰陆香烧烟，辟蚊子。夜明砂、鳖甲为末，烧烟，亦辟蚊”。

唐·孙思邈《千金月令》：“取浮萍隂干和雄黄些少，烧烟去蚊”。

北宋·王周《蚋子赋》：“虫之至微，名之曰蚋……吾将撷楸叶以为焚，俾尔之销骨者也”。

北宋·王怀隐、陈昭遇等《太平圣惠方·诸虫病论·辟蚊虫》

南宋·陆游《熏蚊效宛陵先生体》：“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快”。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洒扫涓洁》：“辟蝇子……用瓶器盛猪肪脂四五两，紧封札瓶口，悬堂上房室、中厨内，及东司内各悬一瓶。蝇子虽有，十去七八矣”。（今闽潮之地仍传此法，改为透明塑料袋装满水，扎好袋口，类玻璃球状，扭曲苍蝇视线，迫其自去。由此可知元朝中国已较广泛应用玻璃瓶）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洒扫涓洁》：“去蜱虱法……取肪脂方二寸许四片，每片用油纸包，包再箬叶重包。以索系于卧床四脚横桄上，次年再换新者，如此二年后，永绝不复再生……除虱熏衣法。百部秦芃……熏笼盖放衣在上，熏之，虱自落。若用二味煮汤洗衣尤妙”。

明·胡荧《卫生易简方·辟虫》

《台湾通志·物產》：“鱟……尾燒煙，可辟蚊蚋（澎湖廳志）”

清·董谷士《古今类传》：“蚊香 ……五日收藏浮萍干为末，和雄黄作纸缠香焚之，辟蚊效”。

清·张璐《本经逢原》：“白芷……烧烟辟虫蛇”。

清·鲍相璈《验方新编·杂治》：“臭虫……须将门窗关闭紧密无缝，用宣木瓜煤熏极效……顶上银朱一两，纸卷烧熏，一切虫蚁蜈蚣闻之即死……粤西蚂蚁最多，有入衣箱及被褥者，一见大蒜即去，或勤加点检亦去……香白芷栽植园中，蛇不敢入”。

清·刘松峰《松峰说疫·避瘟方》 ：“逐蝇祛疫法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青蝇自当远避，举家即免瘟病”。

[52]明·胡荧《卫生易简方·辟虫》：“治蚊虫用社日祭余酒，喷屋四壁能辟蚊”。

[53]自东汉开始，《神农本草经》、《本草备要》、《玉楸药解》等本草药书，皆论石灰可杀“虫”。《普济方》一堆治“虫”病的石灰配伍方，《医学入门·蛞蝓》治牙“虫”类似医书记载等等。唐朝后，则明确有撒石灰杀虫驱虫的措施。

唐·孙思邈《千金月令》：“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以石灰掺于门限墙壁外，则辟除诸般虫蚁”。

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以石灰掺门墙壁下，则除诸般虫蚁”。

明·胡荧《卫生易简方·辟虫》：“用锻石撒门限外，免虫蚊出”。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绿豆》“以石灰藏之，不黑不生虫”。

清·赵学敏《凤仙谱》“若畦种，须以石灰水拌过，方免蚁蚓盗食”。

清 赵学敏《串雅外编·禁药门》：“用锻石糁门槛外，免虫蚁出”。

清·鄂尔泰、张廷玉.《欽定授時通考》：“以石灰，蟲不能蝕”。

[54]左鹏. ""瘴气"之名与实商榷."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011):29-39.

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山瘴疟方一十九首》：“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

[5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 梁武帝大同八年》：“孙冏、卢子雄讨李贲，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

[56]南朝梁·顾野王《玉篇 • 疒部》：“瘴，瘴疠也”。

北宋·陈彭年、丘雍《广韵 • 漾韵》：“瘴，热病”。

明·张自烈《正字通 • 疒部》：“瘴，中山川厉气成疾也”。

[57]张轲风. "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02(2009):137-145.

左鹏.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01(2004):194-204.

张姗. "中国瘴疠分布变迁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民族史研究 (2008).

[58][英]玛丽道布森 Mary Dobson 《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金城出版社.2016-03-01  

[59]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刊行。该书收录中外士人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是当时诸多“经世文编”中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部。当然也就收录了当时西医最权威最“先进”的认识（格物部·医学篇）：

“我闻泰西医家言霍乱，每言微细虫在肠中为患，以致不及救治而毙，子能为仆言其详乎？曰：仆尝闻之此种细微虫随风飘荡，映以一千二百之显微镜，其大祇如半粒胡麻，不特疫症有之，即他症亦能传染者。如烂喉痧、时行伤寒之类者亦皆有之……其虫性本污秽不堪，一至洁凈之区，即不能为患。因其性不能离污秽，且一见日光即死故也……欲筹避疫之良法，须将污秽房屋尽行拆毁，患疫之地沟渠泥土务必挖掘凈尽，垃圾则粪扫一清”。

[60]石灰能消毒防变质。

唐·昝殷《经效产宝·产腰痛羸瘦补益玉门不闭方论》：“疗产后阴肿，下脱肉，出玉门不闭。石灰一斤炒令色黄，右水二升，投灰中，停冷澄清，重烧以浸玉门，斯须平后如故”。用作产后感染炎症红肿。

明·高濂《遵生八笺》：“墨藏石灰中，过梅不霉”。

明·缪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二十六》：“以河水量茱萸多少，稍稍加石灰摻入，拌勻甕藏，殺一切魚腥毒”。

清·吴谦《医宗金鉴》多用石灰外用清热解毒、消毒治病。

[61]@芋头微波《鼠疫斗士伍连德没有说的那些历史真相·特别篇——防疫纱布口罩由中医发明》

https://weibo.com/2199180467/KtziIg8oZ

[62]@芋头微波《霍乱的医学小史——近代中西医比较（一）》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37508833919147

[63]@芋头微波《鼠疫斗士伍连德没有说的那些历史真相（一）》

https://weibo.com/2199180467/KpFFvzeG6

[64]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四川大饥荒，大量饥民“如蚁”流入成都城。时任四川巡抚谢士元下令城内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给予食物和要求清理卫生，因而活数万人。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公士元行状》：“己酉蜀大饥，民流入会府，日如蚁。公广室于城内十余区，粥以食之，而勤涤其秽以防疫，饮病者以药葬，死者以丛冢于东郭。外给归者以符，使得传食，以至其处豫。檄州县于其日，关白之行荒，政于属郡，而日夜规画，不遑暇食所亲，活数万人”。

[65]清·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法·守险》：“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饮浊……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效法先贤，不徒为饮食之人，以其余资，量力而行疏河凿井，施药救人，敛埋暴露，扫除秽恶诸事……”。

清·陈虬《瘟疫霍乱答问》：“沟渠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水泉宜早汲，用砂沥过……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须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桶积秽之处，日施细炭屑其上，以解秽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