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从此过，姐妹无罩袍：被遗忘的苏联“中亚去罩袍”运动

直到19世纪末，沙俄帝国后期，阿古柏一伙（就是那个曾经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沙俄帝国境内的乌兹别克人）开始在中亚一带大兴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 根据“沙里阿特”，全俄穆斯林聚居区陆续设立了宗教法庭，强制素来热爱世俗生活，擅长歌舞艺的信教群众严格按照被“过度解读”了的圣训过生活——男人必须留胡子，女人出门穿长袍带面纱，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唱歌跳舞演奏乐器.... 按照“沙里阿特”的规定，女性属于一种可以转让买卖的“财产”，不能抛头露面、禁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她们被教育女人们不应该读书识字，只有通过对男性的“服从”和对神的“祷告”，才能真正“打动神”。 这段岁月里，广大中亚穆斯林女性从开始有初潮起，外出就必须穿戴“帕伦亚”（蒙面罩袍，类似于中东地区的“布卡”）并需要家中男性陪同，否则会被指认为亵渎神灵的荡妇，招致毒打迫害乃至丢掉性命名。 在某些地区，只要征得毛拉的同意，丈夫甚至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和女儿。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苏联的政工干部们驻进了中亚各地。

1929年，一个塔吉克进步女学生假期回到农村老家，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动员女人们为争取权利而斗争。 很快，她遭遇了可怕的报复—— 女生被残暴折磨后五马分尸，残肢被用马车送回县城的学校，车上写着：这就是女人要“追求自由”的下场。 土库曼斯坦的 祖尔菲亚·汗因为偷学识字，并组织女性反抗家暴，被族人骗到了毛拉面前活活烧死。 另一个女人因为拒绝了一个教士的追求，和一名苏共农民结了婚，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由爱生恨的教士唆使十几个男人将她凌辱致死，并抛尸河中。(女权主义者敢去面对这些前现代恶霸吗？) 莫斯科方面震怒了，决定动用国家强制力进行“矫正”。 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中亚地区的各大城市都被组织了一场“摘除帕伦亚活动”。 当日，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告知，今天要去广场上见证“一项壮观的事”。 于是，人们看到，妇女干部在台上激情演讲，号召大家“一起脱掉罩袍”，走出家门学习、工作，撑起半边天。 接着，一众女性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罩袍扔到脚下，并进行了沿街游行，现场呼吁大家都扔掉罩袍，迎接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在激昂的情绪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女性们纷纷把自己的罩袍向台上掷去。 活动的最后，苏维埃政工干部们把罩袍高高挂起，放火焚烧了这些服饰。

很明显，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有帮助中亚女性做到经济独立，才可以移风易俗。 渐渐地，人们发现，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家暴现象不再常见；当贯通东西的铁路铺起，新设立的工厂招募了大量女性工人，学校里的女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了文化并摆脱了对男性经济依赖后的女人们，不再惧旧势力的威胁，真正抛弃了小帐篷一般的“帕伦亚”。 毕竟，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体力方面占了明显优势的男性一直掌握着经济基础，成了社会的主宰；而到了工业社会，体力不再属于决定强弱势的唯一标准，甚至在有些行业，比如纺织业，女性相对男性，还掌握了明显的优势。 那么，进行工业化建设，就是女性解放的经济基础。苏联正是运用了工业化的力量，从经济上提高妇女的话语权，彻底废除了其区域内穆斯林女性的罩袍。

苏联解体后，在绿色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宗教回潮的大环境下，宗教极端思想在这些区域，也并不怎么受待见，各国政府更是属于坚定的世俗化政权的捍卫者。比如打击“三股势力”的上海五国组织，创始国中，除了中国、俄罗斯，就是哈吉塔三个“斯坦”。

相比之下，曾经也以国家的力量，卖力大搞过“去罩袍运动”的阿富汗王国和伊朗巴列维王朝，却相继遭遇了重挫，甚至还开了倒车，很大程度上，就跟工业化道路没走好，经济基础不能“托起”上层建筑有关。

在资本主义世界，工厂是追求利润而进行剥削的武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工厂不仅是在生产财富，更是一种用来打破封建枷锁的利器。

显然，只有红色，才能有效抑制某些“变了味道”的绿色。将中亚女性从封建教权里解救出来，这绝对属于苏联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只是，到了 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语境中，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将中亚的以教治国、私刑泛滥、虐待女性美化成为“圣洁的传统民俗”，“非工业化的田园牧歌”而把苏联对当地女性的解放和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义愤填膺”的说成“民族压迫”和“强制劳动”。

这方面，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最后说个真实的段子。1959年，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 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 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厨房辩论”（被maga打成“通塞里斯康米的国贼”的尼克松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法席位时叫非洲代表是“黑鬼”）。尼克松指着先进的半自动化厨房用品，对赫鲁晓夫说，这些科技将极大地帮助家庭主妇们的日常工作。

赫鲁晓夫回答道，我认为妇女不应该只在厨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