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 （恩格斯）第一编 哲学 （七）

十     　辩证法。量和质

1

杜林先生说：“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　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逻各斯”，也就是“逻辑”，它包含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通常称为“因果关系”。第二，因果关系在人的思维中展现，并成为人们适应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工具，这就叫做“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第三，人们适应和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原本所认识到的因果关系出现了“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人类利用“理性思维”重新审视事物，这种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纯粹从理性思维得出的产物。

“矛盾”，出自中国古代《韩非子》中的一则寓言。有个人摆摊卖兵器，自夸说：“我卖的矛最锐利，世界上任何的盾都能刺破”。接着又说：“我卖的盾最坚固，世界上任何的矛都刺不破”。有人问：“如果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就叫“自相矛盾”。“矛刺盾”，是以“盾”的最终现实状态为准。它只有两种状态，“盾破”或者“盾不破”。

杜林所说的“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意思就是说，用矛刺盾，现实中只会出现以上所说的其中一个结果。如果有人说，“用矛刺盾，盾既破又不破”，在杜林看来显然是荒谬的。）

2

（恩格斯说）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做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彼此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

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

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用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说，“盾”这个事物还应该细分为两种不同的状态，“宏观的”和“微观的”。

“宏观的盾”，就是恩格斯所说“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盾”被看做自身不变的一个整体。因此，“矛刺盾”，其结果的判断，只看“盾”这个整体的状态被破坏后，能不能继续使用。在这里，只有两种结果，“破”或者“不破”。“不破”，可以再用。“破”，不能使用。

“微观的盾”，是把“盾”看做由“许多的微粒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由于微粒本身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盾”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能保持自身的持续存在。例如，即便是闲置一段时间，盾自身也会产生损耗，相对于它被刚刚制造出来时的状态来说，已经是“破”了。“用矛刺盾”，它必然造成“盾”中微粒的分离。就算盾仍然能够继续使用，按照上面所说“盾的整体被破坏”的标准来判断，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破”。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矛盾”。现在的“盾”，正好就是“既破又不破”。在“宏观”中，它“不破”。在“微观”中，它“破”。

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在“宏观”中），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在“微观”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

3

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

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

同样，我们已经看到，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 ¹/²⁾＝√A。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1）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1）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总的说来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途径得来的方法。

4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杂乱交织的特色……　对于已经问世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在每一个东西中可以寻找一切，而在一切中可以寻找每一个东西；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

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5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

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

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

杜林先生说：“例如，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从而认为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二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

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

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加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

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

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

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原文继续说，“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

有人认为，“资本家的财富来自于自己付出的劳动”。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资本家的劳动就是“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

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

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这样一个界限，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

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做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6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见本书“世界模式论”）

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0℃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3版补注：这个注解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n H2n+2；正醇系列是CnH2n+2O；正脂肪酸系列是Cn H2nO2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2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一个不同质的物体。）

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2，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等等，一直到C30 H60 O2三十烷酸，它到80°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Cn H2n＋2中：最低的是甲烷CH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16 H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熔融，在278°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

7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 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 500个马木留克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尽管是可变化的；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

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