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传·星霜
在讲授进化遗传学这门课时，我通常会花一节课的时间与学生们一同讨论那些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生物行为，以及它们背后包含的进化学意义。
在事先准备好的几个例子里，我最喜欢谈论的是大马哈鱼的洄游行为。
大马哈鱼是一种性情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洋里，但每年春夏之交，上亿条性成熟的大马哈鱼会在大洋中心聚集起来，一同穿越无边无际的宽阔海面，进入淡水流域，逆流而上数千公里返回自己的出生地——位于江河上游的浅水溪流，在那里繁衍后代。
由于成年的大马哈鱼已完全适应了海洋生活，因此当它们进入淡水后，这些大马哈鱼必须停止进食，并不断排出多余的水分，避免体内渗透压失衡引起的器官衰竭。这也意味着它们只能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来完成这段旅程。它们会逆着水流游上好几个月，跃过数米高的瀑布，躲过天敌的捕捉，涉过勉强淹没背脊的浅滩，最终才能抵达自己出生的溪流。
在上亿条参与洄游的成鱼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马哈鱼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
之后，雄鱼与雌鱼会在清澈的溪流中安顿下来，用卵石堆筑起巢穴，相互摩挲身躯，产卵，受精，然后死去。
整个洄游过程会极大消耗大马哈鱼的体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条大马哈鱼都会在进入淡水河流后的几个月内力竭死亡，绝无返回海洋的可能。
这是一个有点违背人类直觉的例子，因此很适合用来激发学生们的讨论热情。他们常常会质疑这种行为的意义与价值；或尝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例如，假设它们在更容易抵达的宽阔江河里产卵，保存体力返回海洋，从而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产卵对种群以及大马哈鱼本身是否更加有利？对于这些问题，我曾反复想过许多。但有时候，我也会和他们讲另一个故事，关于大马哈鱼和生命本身的故事。
那是一个初夏的中午，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姜澜与程晓晓夫妇在学校边的一家餐厅里见面。我记得他们兴奋地嚷嚷着，争先恐后想要告诉我程晓晓怀孕的消息。
现在回想起来，我竟没有留意到程晓晓幸福洋溢的脸上透着一种不自然的苍白。
之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想和我谈谈，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回到学院后，我被直接领进了生物系的小会议室里。
学院里最重要的几个角色都在，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是军人，黑皮肤，板寸头，穿着笔挺的军装，脚边还放着一只老式的黑色公文包；另一个则要年轻些，穿着松松垮垮的衬衫和休闲裤，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学术期刊。
在我走进门后，房间里说话的声音突然停了。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仿佛我在不自觉间犯了天大的错事。
院长招手示意我过去，“来，小雪，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部队里来的赵中校。”
“幸会幸会，我是赵国昌。”赵中校友好地与我握了握手，“叫我老赵就行了。”
“这位是白世珠博士，她是搞天文学的。”院长接着又介绍了赵中校的同伴。
“是宇宙物理学。”白世珠纠正了院长的说法，“我很期待你的专业意见。”
随后，院长又向我交代了几句，但内容与我在电话里听到的没有太多区别。整个过程我都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头雾水。直到其他人从大门离开，会议室只剩下我们三人时，我才渐渐回过神来。
我抽过一把椅子，示意他俩坐下，“他们说您有些材料想和我谈一谈。”
“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分析和意见，我带来了一部分材料，你可以先看一看。”赵中校说。或许是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你以前的导师推荐了你，他对你的评价很高。”
我吞了口口水，“好吧，让我先看一看。”
随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些照片和报告——各种各样的电泳照片，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还有许多生化测试的结果报告。
末了，我说：“这些材料太零散了，您能告诉我这是个关于什么方面的项目吗？”
赵中校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实在对不住，这是保密项目。还望体谅。”
这时白世珠接过话头，问：“能谈谈您的第一感觉吗？”
“这些材料都是同一种东西的测试结果吗？”
赵中校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那么，我猜，你们现在对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任何头绪。”我把那些测试报告和照片摊开摆在会议桌上，“这些测试太泛泛了，看不出具体的试验计划和路线。”
当然，另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手上还有大堆详细具体的测试报告，现在只是给出其中一部分想要拿我寻开心。不过，赵中校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白世珠又问：“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东西吗？或类似的东西。”
“很难说。”我又看了看琳琅满目的测试报告，“不过我是搞遗传进化学的，你们应该找个研究生物分类的人来。”
“我们也有那方面的研究员。”赵中校点了点头，接着问道，“如果我们希望详细了解它在遗传学上的一些信息，你需要什么样的测试报告？”
“恐怕不行，”我摇了摇头，“我需要对样品的全面了解，看到和培养样品，做相关的试验，设计研究方案。我现在没办法列个单子给你。”
我原以为赵中校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回绝我的要求，或干脆宣布这次会面到此为止。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只是笑了笑，很直白地告诉我：“如果您愿意参加，完全没有问题。但这是个保密项目，我们需要你签保密条款，而且是全封闭式的。”
那时的我并无太多牵挂，唯一的问题就是学院的头头们可能会不太乐意看到有人占着职位却不来上班，但赵中校向我保证这些事情很容易处理。
后来我才从白世珠那里得知，我的导师早就向项目的委员会保举了我，她和赵中校的到访只是确保我“对整个项目有足够的兴趣和科学热情”。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顺利了。在赵中校离开的第二天，又有几个穿军装的人对我进行了背景审查，并向我详细解释了各项规定；然后就是签署保密条款与办理留职手续。所有事情加在一起花了大约一周半的时间，但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向我解释任何与研究内容有关的事情。
直到最后一天，赵中校与白世珠来处理一些零散事情的时候，我趁着中校不注意，小心翼翼地向白世珠问起了研究项目的具体内容。
“当然是研究外星生命。”她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参加保密项目的前一天，我特意抽空去拜访了姜澜与程晓晓，算是道别。他俩依旧沉浸在孕育新生命的喜悦里。姜澜执意拉着我参观了他们为家庭新成员准备的房间与婴儿床，并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未来的某天，孩子会如何在房间里蹒跚学步，如何跌倒在地板的软垫上并哇哇大哭，如何站在摇摇床里伸手去摸从摇摇床上方悬下来的挂饰。
那时我已三十出头，却还是单身，对他们描绘的美好家庭生活并没有太多感受。
程晓晓告诉我，这是一种为人父母的本能，当你真正站在那一刻时，所有的情感、想象与美好就会自动展现在你的面前。
刚诞下幼崽的母鼠也会主动将乳鼠聚拢在身边，温柔地为它们整理毛发，哺育母乳，甚至不顾危险地表现出护仔行为。然而在1995年，哈佛医学院的布朗博士与她的同事们却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当他们利用实验手段从老鼠的受精卵中敲掉一个名为fosB的基因片段后，培育出的母鼠虽看上去与普通的实验老鼠别无二致，却完全不会抚育自己的幼崽，甚至在乳腺分泌乳汁时也拒绝给它们哺乳。
在讨论这项发现所蕴含的意义时，学术界总会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就好像一旦我们承认了妈妈基因的存在，母性以及母亲为哺育后代做出的种种牺牲都会变成一种由完全基因驱使的无意识行为，而我们为它赋予的所有光辉与伟大也会跟着烟消云散一般。然而，即便是最保守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fosB基因证明了母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与思想，它有着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
赵中校开车带我去的研究所坐落在城市远郊的山区。那地方原本是一所部队医院，设施齐全，又方便管理，所以成了最折中的选择。我之前看到的那些生化测试报告也来自这个地方。
“我知道你很好奇项目的庐山真面目，但也别抱太大期望，其实也就是一堆细胞而已。”
对于实际的科学研究来说，任何来自外星的生命都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但赵中校肯定见识过其他人期望落空的模样，没准还听过其他研究者的抱怨，因为我们的客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它看起来就像一团毫不起眼的灰绿色脓浆或粘液，类似粘菌或某些更加原始的生命形式。私底下我们管它叫“小灰人”。它有着非常复杂的细胞结构，在环境适宜时会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殖——这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验材料。
我拿到的备忘录上说，它是搭乘一颗陨星降落到地球上来的，并在落地后表现出相当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保密原因，样品的发现与采集过程并未在备忘录上提及，但那一系列紧急预案与事故处置手段都强调了研究的严肃性。
前期的观测实验证实，它所需要的元素基本类似地球生命。但有趣的地方在于，当环境缺乏某种必需元素或过于极端时，它会进入休眠状态，形成结构复杂的荚膜躲避极端温度与危险射线——这应该也是它能熬过陨星燃烧时的炙热，成功抵达地面的原因。
“好消息是，我们从样品中发现了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还有常见的五种天然碱基，这表明它同样也是使用DNA作为遗传因子的生命形式。”
我抵达研究所时参加的第一场情况通报会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我与白世珠只能一同挤在会议室角落的小桌子上，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
“你能相信吗？”她把头凑了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说，“茫茫宇宙的另一颗星球上的生物与我们有着相同的生物基础。”
“实际上，我倒没觉得那么吃惊。”我一面看着手里的材料，一面回答，“况且，这可能也是一个趋同进化的例子。”
“趋同进化？”
“因为特定的结构或生物功能在特定环境下会有竞争优势，所以即使没有亲缘关系，两种动物也可能进化出类似的器官和结构。比如鱼和水生哺乳动物都具有流线型的外观，还有鸟类和蝙蝠的翅膀。”
“但我们讨论是最基本的生命结构，宇宙里存在那么多的分子，它们偏偏选择了和我们一样的物质作为遗传因子。”
“你得明白它是一种以有机物为基础的生命。遗传是个非常复杂和精细的过程。它要求遗传物质能够保持化学稳定，能够存储信息，还能够自我复制。假设早期地球的情况不是特例，那么在其他可以诞生有机生命的星球上，它们拥有的选择也不会太多。”
“照这样说，碳基生命都必须以DNA为基本的遗传物质咯？”
“这只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你最不应该感到惊讶的选择。你自然也可以设计出以蛋白质或脂类为基础的遗传方式，只是它要更复杂，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在与核酸的竞争中更没有优势。这种进化过程在生命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在研究刚开始的那会，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
随着科学的发展，曾经笼罩在生命之上的神秘面纱似乎已经消失了。我们曾将生命一点点地拆解开来，细细分辨其中的每一样材料；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生命力，也没有莫测的神性火花，构成生物的所有物质都按照固定的物理与化学法则运转，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我们甚至能用无机盐创造出特殊的囊泡，让它们在适当的诱导下表现出类似生物的行为。生命似乎只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仿佛有可能在各种环境，各种条件下，自然而然地进化产生。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依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从无到有地创造生命——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仍然是只属于神明的领域。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是一种涌现现象——当许多诸如生命大分子之类的简单元素按照特定的规则组成一个系统时，只要系统的复杂程度达到某个阈值，它就可能出现所有构成元素都不曾具备的新特性——也就是生命。
问题在于，我们既不知道这个“阈值”究竟为何，也不知道哪些元素组成的系统能达到这个“阈值”。认为“生命不必遵循我们的常识”几乎与“生命必须遵循我们的常识”一样自大与狂妄。所以，我倾向于将生命的产生看作是一个困难重重，但往往又出人意料的过程。
我相信在这件事上，至少程晓晓会赞同我的看法。虽然她并不清楚那些听上去高深莫测的概念和词语，但她的身体里却真真切切地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自己接触的每一个人分享自己的体验，那些恼人的孕吐，不适的晕眩，反复无常的情绪波动，当然，还有奇迹般的胎动——在她的身体里那个小小的生命会扭动自己的小身子，跷起小腿来，伸展细细的胳膊，动作轻柔得如同落在枕头上的羽毛，却像是汩汩涌出幸福的泉眼，足以补偿一切的困难与苦恼。
“将来会是个漂亮的女孩，动作特优雅的那种。”有一次，她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这是我们母女的感应，别逼我跟你解释哦。”
我很希望我们也能有这般透彻，因为所有人都毫无头绪。
有关生物分子学的工作在一开始就踢到了铁板。虽然我们成功地从样品里分离了好几种生物大分子，并给它们标上了类脂、类蛋白和类多糖的时髦标签，但所有的东西都似是而非。缺少了分子生物学作为工具，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也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针对样品的环境适应性试验却进展得如火如荼。科学家们忙着将母本样品分离出来的细胞放进含有不同物质的培养皿里，一一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
按照原有的设想，这样的试验能帮我们大概地构想出天外来客原有的生活环境——我们知道它能够适应地球表面的环境，但它会更偏好高氧浓度的大气吗，或者某些我们认为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对它而言却是危险的毒素？
相关试验的报告纷至沓来，但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它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好得令人惊讶，甚至可能有些太好了。无论我们怎样改变试验环境，“小灰人”都能像类似环境里的原生物种一样自在地生活。它既能像原始藻类与化能自养类细菌那般利用各种无机物，制造生理活动所需的有机化合物；也能像反硝化与反硫化细菌那般利用酸根离子来代替氧气，在无氧环境中氧化有机营养物，为其他生理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它甚至还展现出了好几种我们并不清楚机理的生理活动，来应对更加复杂和苛刻的试验条件。
许多证据都表明，那些小小的细胞内储备了许多套完全不同的生物化学系统，以确保这位神秘的天外来客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中存活和繁衍。如此一来，通过环境适应性试验来推测“小灰人”最初生活环境的想法也走进了死胡同；但这种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甚至有人认为我们能利用“小灰人”的这种特点，去拓展我们对生物化学的认知。
但整件事情却让我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一直以来的教育告诉我，物种的生存与繁衍是一场名为演化的古怪赌局，是自然选择与基因突变长期作用的结果。生物的演化既没有预见性也没有固定的方向，既不会未雨绸缪地设计出一套新的系统来适应生物从未面对过的环境，也不会刻意保留过去的特征以备不时之需。但小灰人却与此不同，它的基因里像是有一份完整的生存手册，上面记录了应对各种环境的最佳选择。所以当环境改变时，它可以跳过其中的所有挫折和逶迤，简单地从一套方案更换到另一套方案。
“我觉得它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在第七次情况通报会上，我对台下听众说。
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我看见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声音接连不断。直到会议的主持人咳了咳嗽示意大家安静时，细碎的声音才逐渐平静下来。
随后，主持人冲我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吞了口口水，告诉自己理清思路，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在讨论进化论时，我们认为基因突变是生物适应新环境的基础。突变产生各种不同的可能，而自然选择会剔除掉那些不利于生存或繁衍的部分，使种群的基因库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侧重是不同的。如果突变改变了某个至关重要的基因，例如呼吸酶的结构，那么这个个体很可能会因呼吸酶无法正常作用而被淘汰；相反，如果那些突变发生在不太重要的基因，甚至某些没有意义的序列上，那么生物个体将这种突变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是的，中性突变。”来自武汉大学，脾气有点急躁的朱进教授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你没必要再讲一遍现代进化论，说重点。”
“对不起。”我有些尴尬地点点头，“我想说的是，中性突变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泥盆纪，我们的祖先是一群水里生活的鱼。对它们来说，任何一个与鳃有关的基因突变都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但当脊椎动物逐渐适应陆地生活后，鳃就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器官，所有涉及鳃的基因突变也就成了中性突变。”
“你认为我们的客人之所以能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适应性，”前排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子感兴趣地推了推眼镜，他是负责生物化学研究方向的成员之一，“是因为它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不，我认为，它不会发生基因突变。它从源头上根绝了这个问题，无论基因序列是否重要，或是否有用，它都会被完整地复制并传递给后代。”
会议室里细细碎碎的声音又逐渐大了起来。我听见有人提出疑问：“这有可能吗？毕竟DNA复制过程的任何错误都会导致基因突变。”
“是的，但DNA的错配修复机制与碱基切除机制也表明，地球生物体内就有修复这类错误的方法。样品可能采取了一种准确率更高的DNA复制方式，或更加精密的修复机制，或两者皆有。我检查了之前的观测结果，所有记录在案的样品都不曾出现明显的突变性状。这远远低于真核单细胞生物应有的突变率。”
“你还有更确切的证据吗？”发问的还是前排那个胖子，他显然来了兴致。
“我已申请对不同环境下生长的样品进行测序，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现阶段的结果符合我的预期，这部分内容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
对方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你认为这种不发生基因突变的特征并非自然产生？”
“我不能肯定，既然我们能进化出修复DNA的生理机制，那么我认为另一颗星球上的生物完全有可能更进一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缺乏突变，整个种群的基因库就会固定下来，不再有差别，自然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所看到的样品与它的所有后代在基因上都是等同的，这会是一个进化的死胡同。”
“但你之前说它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主持人继续追问。
“是的。真正的问题既不在于它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也不在于不会产生基因突变的遗传特征，而是在于这两种特征的组合。这当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如果它不会发生基因突变，那么它就不可能发生进化，也就无法产生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如果它没有高效精确的基因修正机制来避免基因突变的发生，它就无法在保护那些在所处生活环境中没有用处的基因不被中性突变修改和破坏——换句话说，这两个特征的组合具有不可化约的复杂性。”
1802年，威廉·派里牧师曾在他编写的《自然神学》中写道：
在穿过一片荒野的时候，假设我磕到了一块石头，于是有人问：石头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虽然会违背我所知的一切，但我仍可能会回答说：它一直就在那儿；想要发现这一回答的荒唐之处并不容易。但是，假设我在地上发现了一块表，如果有人问：表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我肯定很难想象自己会去考虑之前给出的答案，即，表一直在那里。
……当我们审视一块表的时候——不同于一块石头——我们会看到它由几个部分，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组装而成……如果其中的部分被塑造成了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尺寸，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次序排列起来，那么这台机器要么完全无法运转，要么不会起到与现在相同的作用……因而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推论，即在某时某地，有一个或一群钟表匠因为某种目的制作了我们所发现的这只表。那些钟表匠了解它的构架，并设计了它的用途。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块表。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发现了更多有关“智慧造物假说”的证据。
那位我们素未谋面的“造物者”似乎深谙此道。“小灰人”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被恰到好处地相互联系了起来，同一种类酶可能同时参与几种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生化过程，不是简单的罗列与堆砌，而是一种复杂精致的榫卯：每一处“设计”都显现出“造物者”的得心应手。
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研究所内的热情气氛也空前地高涨。但这些激动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其实没有任何帮助，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依然困难重重，而且我们还因此多了一项额外任务——定期提交报告，评估“小灰人”的实际功能与用途。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虽然我们也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基因拼接简单改造生命，创造出诸如产生蛛丝蛋白的酵母，或是能够发出绿色荧光的小鼠，但“小灰人”显然不属此列。它并不会“生产”某些神奇化学物质，不同环境下的代谢产物也不尽相同。在我看来，这些家伙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顽强地“活着”。
但是白世珠——我的新伙伴——却对这项工作兴趣十足。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熟识了，由于试验场地稀缺，像她那样对试验场地没有太多要求的研究人员都得辗转各个实验室间，寻找一张空的桌子，因此我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特意腾出了一个角落供她存放自己的电脑与资料。对她——以及研究所里的很多人——而言，任何与“造物者”有关的想象都比我们在生物化学领域取得的任何实际突破来得更加激动人心。
“我仍不明白，即便这些项目最后真的证明它是其他智慧生物创造出来的，又能有什么用呢？”有一次，我向她抱怨说，“我不是说这样的证据不重要，但这又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见到那些智慧生物，或者和他们说上话，更别提带来什么实质的科学飞跃了。”
白世珠被我的抱怨给逗乐了：“你说得就好像宇宙里存在其他智慧生命非常稀疏平常一样。”
“难道不是吗？”
“一些观点认为智慧可能是生物进化中的偶然产物。因为演化没有方向，所以智慧生物其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就跟买彩票似的。毕竟地球有40亿年的历史，可至今为止也只出现过人类这么一种发展出文明的智慧生物。”
“但在头34亿年里，地球上的生命最多只是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虫子。”我反驳她说，“你必须得承认，智能的产生需要对应的生理基础。脑作为一种生物器官实际只有大约5亿年的历史，而具有复杂结构的脑只有2亿年的历史。这个时间长度只相当于人类进化史的50倍，灵长目历史的20倍。从数学期望的角度来说，这可算不上买彩票。”
白世珠像是来了兴致，“那你相信地球殊异假说吗？”
“什么？”
“就是说，地球独特的天文和地质条件对生命的进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宇宙里没有其他行星，或只有很少几个行星，能像地球一样支持复杂的生命。”
“宇宙里有多少颗行星？”我反问她。
“从目前的观察结果来推测，银河系里大概有两千到四千亿颗恒星，其中大约有两百亿颗拥有和太阳类似的恒星系统，其中的五到十分之一拥有类地行星。”
“那就是至少二十亿颗类地行星。”我略微估算了一下，“即使地球是百万分之一的巧合，我们也会有将近两千个类似地球的环境。况且，我觉得它更像一种诡辩。我们认为复杂生命需要像是地球这样的特殊环境，那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复杂生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就是生命演化的唯一方向。”
“好吧，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会很有意思了。”白世珠突然狡猾地笑了起来，“首先，我们假设生命广泛分布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其次，我们假定40亿年是一颗星球从产生原始生命到发展出技术文明所需要的平均长度。那么，即使一颗星球只比我们早一万年产生生命，它们的技术文明也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想象的高度。而且这样的情况应该非常普遍，因为银河系有130亿年的历史，而地球只是颗很年轻的行星。那么问题来了，那些外星人都在哪儿呢？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技术高超的外星人来地球拜访我们呢，它们存在的证据又在哪呢？”
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咯，我说的是在小灰人被发现之前。”
我这才发现自己钻进了她事先设好的圈套。的确，对生命进化而言，一万年的确是段微不足道的长度，但对技术发展来说，这已足够我们发展出现今无法想象的奇迹了——人类文明的长度还不到一万年呢。
就在我还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时，白世珠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滚烫的茶水，慢慢抿了一口：“也别太费心。这个问题叫做费米悖论，天文学家已经为它吵了快70年了。”
“那么，你们是怎么解释的呢？”
“最广泛的解释就是大过滤器理论。”她放下杯子，走到实验室的白板前，拿起黑笔在上面画了一条末端带着箭头的长线，然后在线段中央画了一个圈，“假设这是生命从原始细胞发展到星际文明的整个过程，而这是我们。”她指了指那个圆圈，“该理论认为，在这条路线上存在一个或某几个障碍。”她在线段上画了几条竖线，“绝大部分生命都在这些障碍前失败了，停滞不前或彻底灭绝。换句话说，它们被‘过滤’掉了。”
“那么，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白世珠耸了耸肩，“我们没有参考对象，所以这些都是假说。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两个可能的障碍——‘生命的产生是困难的’或‘智能的出现是个小概率事件’。也可能智慧生命天生就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所有文明在发展成为星际文明前就把自己给弄死了。”
“这和‘小灰人’又有什么关系？”
“小灰人的意义在于，”白世珠又在代表“我们”的那个圆圈前面画了另一个圆圈，“这是小灰人代表的文明，它的技术水平显然比我们更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起码前面这一段路是可以通过的。”白世珠擦掉了一条竖线，“这样的证据越多，我们就知道前面的路越顺畅。”
“那么，你现在会怎么解释费米悖论呢？”
白世珠双手环抱，看了看白板上的箭头。此时从圆圈到箭头的顶点之间已经没有竖线了，许多的圆圈一个接一个地连接着，一直通向箭头的终点，“没准只是我们之前的运气不好罢了。”
这个解释并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虽然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那些小概率的事情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真的会发生。而当它们发生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事情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
那天我给程晓晓打电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太多。
朋友们告诉我，她住进了医院。症状始于一个月前，起先是面色苍白和头晕，然后是呕吐，直到某天她突然晕了过去，是姜澜和几个急救人员手忙脚乱地把她送进了医院——那时她已经怀孕接近六个月了，虽然时间尚早，可也不算反常。
可是，那天接电话的是姜澜。
“前几天确诊了，是癌症晚期。”他的语气里透着疲惫，没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似乎只是在机械地重复。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张着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我才缓缓开口：“怎么会这样？”
“不清楚。”他的声音变得更低了，“医生也不知道。他们说这种情况一般是家族遗传，但她家里也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她现在情况怎样？”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这样问他。
“医生说，大概还有半年。”电话那头的他吸了吸鼻子，沉默了一小会。
“能做手术吗？或者化疗，放疗？”
“还要进一步观察，医生说现在有种新药能用，能延缓病情发展。如果积极治疗，也许还能有两三年，没准会发现新的特效药也说不定……”
这话听上去像是廉价的许愿，但总归好过没有。不过他的话里仍有一些迟疑和不确定。
他沉沉地吸了一口气，“医生说，药物会影响孩子发育。而且，孩子也不利于他们控制病情。”
我觉得束手无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依旧给出了自己看法：“她知道吗？”
“我还没有告诉她。”
“她应该知道。”
这是整件事里我做出的，最为错误的建议。
在第十次情况通报会上，几名来自北大的研究者通报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他们在“小灰人”的染色体中发现了大量“类异染色质”。
异染色质是细胞染色体中的“惰性区域”，它们通常呈现出一种高度紧密的凝集状态，很少包含有活性的基因，也很少参与细胞的转录过程。
虽然“小灰人”存储DNA的方式与地球生物并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类异染色质”的原因——但它也包含类似异染色质的区域。那些地方的DNA链条紧密地缠绕压缩在一起，既不参与基因表达，也没有任何生物功能，只是单纯随着“小灰人”的分裂繁殖，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对于这些“类异染色质”的作用，通报会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的共识。
最简单的解释认为它是一种保护手段——“造物者”承认它们不能尽善尽美，于是做出妥协，用这种方式来隔离和保护重要基因免受有害物质的破坏与干扰。另一些观点则试图从生物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既然它是智慧设计的产物，那么我们没道理认为“小灰人”体内的每个部分都必须为生物本身服务，借以合适的编码方式，A、T、G、C四种碱基同样能用于保存李白的一首诗歌，或是我们在群星中的位置坐标。
但最吸引我的仍是那几位北大研究者提出的第三种设想。他们认为这些序列并非真正的“惰性区域”， “小灰人”也没有我们看上去那样简单。“类异染色质”的数量如此之多，其构成又如此之复杂，远远超出存储信息或保护关键序列的必要。倘若“造物者”真能自由地创造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看到的“小灰人”或许只是一座大厦的底部——也许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这些“类异染色质”会受到激发开始工作，并展现出新的变化。
在通报会结束后，白世珠似乎被第三种设想给迷住了，且不想就此打住。
“单个的细胞真的能够控制自己表达或使用哪些序列吗？它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使用这些基因，什么时候不去使用呢？“她锲而不舍地追问我。
“我觉得你陷入了思维定势。”我推开实验室的门，示意她跟上，“你觉得它是有生命的，所以才会有一种自主选择哪种基因表达的错觉。你应该将它想象成一种机器，接收外部信号，同时根据内部固有的逻辑运行不同的程序。我们也是从单独的受精卵发育出来的。你的肝细胞和上表皮细胞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但并不是我们自己决定身体的哪一部分细胞发育成为肝脏。”
“但人体有各种复杂的激素来引导细胞分化，自然界中可没有那么复杂的化学信号。”
“细胞分化并不一定是生物激素引导的结果。温度也能用于调控基因表达。比如鳄鱼的卵在30℃以下孵化出来的全是雌鳄，而在33℃以上孵化出来的则全部都是雄鳄。”
“你是说，温度的高低会改变鳄鱼卵的基因，让后代产生不同的性别？”
“没那么复杂。温度没有改变基因，只是改变了基因的表达方式。”我将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然后拿起黑笔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字：
我不是一条公鳄鱼
“假设鳄鱼的受精卵里有这样一组基因。这些基因决定了幼鳄的性腺发育。如果这些基因正常表达，那么从蛋里孵化的鳄鱼就是雌性的。但在较高的孵化温度下，受精卵细胞内的某些分子发生构型变化。那些构型发生变化的分子能够结合在这段序列中的某个位置，从而让这段基因在表达过程中发生错误。这种故障可能会让基因停止表达，也可能会让这段基因过度表达，而它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 我用手拦住了句子中的“不”字。
“我是一条公鳄鱼。”白世珠读了一遍白板上剩下的字。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不同的表达错误还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机发生的表达错误都不会有什么意义，就像你从一个句子里随意删掉几个字，剩下的部分就会变成一段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但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我们的确有可能得到一个全新的句子。”我伸手擦去了白板上的“公”字。
我不是一条鳄鱼
有种观点认为，癌症也是一种细胞层面的表达错误。
能够导致肿瘤的基因广泛存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动物体内，并在细胞的正常生长与分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细胞所处的环境发生恶化时，这些基因会开始变得活跃，促使单个细胞摆脱生物的控制，成为疯狂生长的独立个体，期望自己能够逃脱凋亡的命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个细胞的自我求生机制最终杀死了癌症病人。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种观点太过荒唐，但如果这些年的学习告诉了我什么，那就是生命总是本能地拒绝死去。
当我随着姜澜一同穿过病房的走廊时，我的脑子里就在胡思乱想这些东西。
我还记得那条通道的样子，地上铺着瓷砖，光线有些暗，头顶上有许多巨大的金属管子顺着走廊一直延伸，时而分叉通往不同的房间。空气里消毒水的气味让我觉得紧张，想要打退堂鼓。但向研究所告假并不容易，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挥霍。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扇乳黄色的木门前。姜澜先推门进去，示意我稍微等一等。但片刻后，他就回过头来，招了招手，让我进来。
我看见程晓晓卧坐在病床上。她比我记忆中要瘦了许多，但仍留着一头短发，而不像我以前见过的其他癌症病人那样统统光着脑袋——但很快，我便意识到，那是因为她还没有开始化疗的缘故。
看到我进来，她笑了笑，拍了拍床边的椅子，但还是有些疲倦。我顺从地坐了上去，与她寒暄了几句。姜澜则开始忙着收拾病房里的零碎垃圾。
“妈妈说有些事要找你。”程晓晓对姜澜说，“先别急着收拾。”
姜澜应了一声，但还是没有停下来，就这么在我们两人的注视下利索地收拾好了所有垃圾。他还是没有马上就走，而是看了看程晓晓。
“去吧。”程晓晓努了努嘴，“就这么一会，我又不会去哪。”
他点了点头，提起刚收拾好的垃圾袋，走出了门，又不放心地回头看了看，说：“我就在这边，有事叫我。”
程晓晓点点头，目送他离开了视线，才转过头来，“有件事我想拜托你。”
“你只管说。”我点了点头。
“医生已经跟我说过情况了。”她说话的声音很细。我握住了她冰凉且瘦骨嶙峋的手，试图给她一点安慰。
“我想保住孩子。你帮我劝劝他。”
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或许脑里只有一片空白。我笨拙地想要安慰她，告诉她要听医生的建议，尽早治疗，才会对病情有帮助。但她没有理会，只是继续说：“我已经问过医生了。他们说如果保守治疗，现在的病情对胎儿发育不会有影响。”
“再拖就危险了。”我试图警告她，却又觉得徒劳。程晓晓的语气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坚定，没有丝毫商量的意思。
“我问你。”她把手抽了出来，挣扎着坐起来一点，试图与我保持平视，“医生说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几次想要开口，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年？两年？就算用药也是拖着吧？”她将手放在自己的腹部上，沉默了一会，又问，“如果我开始化疗，我就不会再怀上孩子了，是吧？”
利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缓慢杀死病人的过程。我们将毒素注射进病人的体内，试图阻断细胞增值分裂过程，然后寄希望于病人能比她体内的癌细胞活得更长一点。无论是对病人本身，亦或还在母亲体内发育的婴儿来说，都无疑是一个危险而又充满变数的过程。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止住了我的话头，“你想告诉我，这只是生物的本能，不是我自己考虑的结果，是我身体里的那些什么基因啊，激素啊在告诉我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你总这样说。”
我无法反驳。
她叹了一口气，再度握住我的手，反而像是在安慰我：“那让我来问你。我们把情形变得更简单些。假如我没有生病。你就当这是一场车祸，我和孩子被困在汽车里。车马上就要山上滚下去了。我已经卡住了，但是我还能救她，你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一同滚下山去？”
我没有回答，因为姜澜回来了。
那场争吵持续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或许更长一点。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程晓晓一个人孤立无援，却依旧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下来。
最为讽刺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她最大的帮手。
这就好像是一场危险的走钢丝游戏，日子每前进一天，她面临的危险就增加一分，而她的胜算也跟着扩大一分。渐渐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劝说，默许了她的选择或不再发表意见。
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加入争论的任何一方， 只是埋头在研究工作里，试图将那些令人恼火的想法都抛到脑后。为此我参加了一个由几位生物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研讨小组，想要扩展思路，从更多更全面的角度去探讨“小灰人”的用途。
我们合作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提到了“小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生物，它能在地质化学循环中分饰许多不同的角色。既能像植物一样利用水与二氧化碳产生氧气与有机物，又能像动物与真菌一样消耗氧气，并将有机物重新分解为水与二氧化碳。更为精妙之处在于，每一个“小灰人”细胞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微小环境做出切实的改变和调整。这样一来，全体“小灰人”组成的集合就成了某种海绵一样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环境中的各种物质进行交换，将环境中各种组分的比例维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态圈”。
因此，我们在报告里指出“小灰人”可能是一种用来在密闭体系中稳定生态环境的“机器”——就像我们给航天飞船安装的环境循环系统。这个观点在情况通报会上得到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看法——既然“小灰人”能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生存与繁衍，那么它完全可以被当作一种改造行星环境的工具。“造物者”只需将它们播种在其他行星上，“小灰人”就能不断繁衍，自动将行星的大气环境逐渐改造成“造物者”需要的模样。
这样的设想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内容。
在LHB（Late Heavy Bombardment，太阳系晚期重大撞击）期间，不计其数的彗星、小行星冲进内太阳系，与火星、地球、月球、金星和水星发生了密集碰撞。这场狂轰滥炸前后持续了几亿年，把内太阳系的几个星球砸得千疮百孔。
具体到地球上，大概每100年就会炸开一个直径20千米以上的撞击坑，小一些的撞击更是频繁到无法统计；据粗略估算，LHB可能在地球上造成了超过22000个直径大于20公里的撞击坑、约40个直径1000公里的撞击盆地、还有几个直径5000公里的巨型撞击盆地。
刚刚冷却下来的原始地壳在轰炸中再次熔化，并向宇宙飞溅出大量物质，有些甚至溅上了月球。那时的地球环境与现在没有半点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地狱。但凡事皆有利有弊，这些撞击地球的小天地摧毁了地球早期生命繁衍生息的条件，却也给地球带来了福音：它们携带了大量的水和有机物，一方面为地球海洋的形成积累了资本，另一方面也为地球生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大约35亿年前，一类被我们称为蓝绿藻的原始细菌在进化过程中掌握了光合作用窍门。这些先驱者们开始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区域大量繁殖，不断地消耗二氧化碳与水，并将光合作用的副产物——游离氧释放到了海水中。
这些游离氧很快就与海床上的还原性矿物发生反应，转变为固体氧化物沉积下来。但当海水中所有的还原性物质都被氧化殆尽后，无处可去的游离氧便在水中快速累积，或释放到大气中。由于缺少进行有氧呼吸的微生物消耗快速积累的氧气，逐渐升高的氧气浓度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并灭绝了绝大多数原始厌氧细菌，为需氧微生物腾出了足够的空间，才最终建立起了全新的，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氧循环体系。
在进化学上，这个过程被称为氧化灾变。它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也是生命改造地球环境的直接证据之一。显然，相对“小灰人”而言，这个过程要一些简单——至少它能跳过进化的挫折和逶迤，直接从无氧呼吸过渡到有氧呼吸。
在随后提交的报告里，我仍对“改造行星环境”的假说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圣经》里，上帝只用了一天时间创造了天空，但实际上生命却花了大约25亿年的时间才将地球大气勉强改造成我们熟悉的模样。即使“造物者”与它的“小灰人”能够将这个过程加速一万倍，它所需要的时间仍大大超过了人类文明的长度。显然，孕育一颗生机勃勃的星球有着我们这样短命的物种无法想象的艰难。
十月底，我从姜澜那里得知了程晓晓分娩的消息，是个早产儿——这并不难预料，因为母亲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所幸新生儿虽然虚弱，但并没有大碍。新生命的诞生也给这个一直被忧郁笼罩的家庭带来了一丝新的喜悦。
电话里，姜澜的声音也轻快了许多。他告诉我，程晓晓产后恢复得不错，化疗与其他更加危险的治疗手段逐渐被提上日程，事情好像走上了正轨，前方充满希望。
“特大新闻。”白世珠急冲冲地推开实验室的门，“我刚才看到了关于陨石的完整分析报告。”
“哦？”我放下手头的报告草稿，“慢慢说，我不着急。”
“陨石，他们在那颗陨石里找到了水成岩和变质岩构造。”
我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
“水成岩！”白世珠又加重语气强调了一遍，“你知道水成岩是依靠流水的搬运和沉积作用形成的吧？”
“你是说，那颗陨石是从另一颗行星上来的？”
“类地行星。”她点点头，又强调了一遍：“至少它上面曾有过水循环。”
“可它是怎么离开自己的行星进入太空的？它又不是火箭。”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当行星与其他小行星剧烈撞击时，偶尔会产生速度足够脱离行星引力的碎屑。”她顿了顿，又补充说，“我们也发现过来自火星和月球的陨石。”
“那它会是从火星上来的吗？”
“不，它和火星陨石的特征不能对应。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来自其他恒星系的碎片。” 白世珠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步子，自顾自地说起来，“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速度不仅要脱离行星本身的引力，还要脱离它所在恒星系的引力。这可比从火星来的陨石要快多了。当时的撞击一定非常剧烈。”
我突然有了个想法，脱口问道：“你觉得那颗行星现在怎样了？如果是有水环境的行星，‘小灰人’肯定能在上面生活，没准就连创造它们的生物也生活在那上面呢。”
白世珠愣了一会，显然她之前并没有想那么多。她抿了抿嘴唇，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那肯定是摧毁整个行星的灾难。”
白世珠的估计不无道理。在那之后不久，研究院就专门针对陨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一次情况通报会。一大群从事天体力学的人都在谈论白世珠之前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一颗行星上的石头获得足够速度，从而摆脱整个恒星系统的引力。他们谈论了好些理论模型，同时演示了许多模拟动画，却始终无法达成明确的共识。
白世珠解释说，碰撞过程需要产生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才能让飞溅起的石头获得足够的速度脱离恒星系统，但根据目前的天文学的观测经验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全然的门外汉来说，他们演示的东西已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在投影幕上，那些用来代表行星的蓝色球体纷纷在巨大的冲击作用下变形，破裂，四散飞溅，就像被子弹击中的水球或胶冻，最后只剩一堆残缺不全的碎块遗留在轨道上。
那真是一场壮丽的死亡。
相比之下，程晓晓走得悄无声息。在完成分娩的一个月后，她的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白细胞计数快速升高，腹腔出现积水，器官也开始衰竭。虽然医生给她用上了寄予厚望的新药，却也无能为力。她的身体就像高速运转时突然崩断的机器，快速且无法挽回地垮塌掉了。
我与她的最后一面是在殡仪馆里。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冰棺里，而我站在边上。他们给她化了妆，为了让她能体面一些，但冰冷的寒气却让我感到害怕。在这之前，死亡对我而言似乎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哆嗦。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无法理解程晓晓是如何坦然面对自己的决定的，她不会害怕吗？
研究所里的工作渐渐慢了下来。虽然突破时有发生，但大部分工作都已进入深水区，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成就。
不久后，我们接到了项目收尾的通知，研究所开始按计划分批撤走研究人员。
赵中校告诉我，与“小灰人”有关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研究部分成果会逐步、有序地公开，后续计划包括更大规模的跨国科研合作，还有某些绝密项目。
但我已不太在乎了。在经历了近十个月的封闭工作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拧干了的毛巾，再没有一点力气了。
我很快就提交了自己的最后一份报告，打好铺盖准备回家。离开研究所时，是赵中校开车送的我，白世珠也来为我送行，虽然我知道她只是想借机透个气。
已经入夜了。山区里的风很凉，冻得我直哆嗦。当我把最后一点行李扔进赵中校那辆小车的后备厢后，白世珠帮我拉开了车门。
“想听听我准备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吗？”在跟着我钻进车里后，她冲我挤挤眼，“趁你现在还没离开所里。”
我朝着坐在前面，正在发动汽车的赵中校努了努嘴。
“没关系的，”白世珠笑着说，“严格来说，你还没出研究所呢。”
赵中校哼了一声，但没有表示反对。
“那就说来听听吧。反正路还长着呢。”
“行。那就从头说起。”她环抱起双手，沉默了一会，像是在整理思绪，然后突然发问，“如果——我是说假设，你现在要策划一次星际殖民，你会怎么做？”
“什么？”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奇怪问题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点。假设在离我们最近的半人马星星系，有一颗类地行星，它距离我们大概有4.2光年。我们希望前往那里进行永久定居，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显然我们得造一艘飞船把人运过去。”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
“没错。但这不仅仅是将人送过去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那颗星球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不可能等殖民者在它上面降落之后，再去问他们需要些什么。我们必须在发射飞船之前就做好全部计划。首先，我们得考虑送多少人过去，才能保证殖民者能够顺利地生活和繁衍下去。我记得你们生物学里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物种的数量少到一定数量，即使它们还能繁殖，也没法在自然界生存下去？”
“是的，功能性灭绝。如果种群数量过少，生物会因近亲繁殖导致基因库逐渐缩小，物种的适应能力就会下降，最终导致灭绝。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起码需要移民一万人，甚至更多。”
2013年，波特兰大学的卡梅伦·史密斯博士正儿八经地用计算机模拟了一次星际殖民活动，试图弄清一艘飞向新世界的飞船究竟该携带多少人才能保证基因库的多样性不受影响。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只需几百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甚至愿意相信“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因此，当史密斯博士和他的同僚们公布这一结果时，你可以想象人们的惊讶之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殖民飞船上准备足够一万人使用的补给和循环系统。”
“如果我们选择以冬眠的方式度过旅途呢？”
“但在新行星降落后，他们仍要扩张到星球表面。或许他们可以使用当地的材料搭建居住地，但最早期的几代殖民者必须携带足够的补给——即使我们找到了一颗宜居星球，那上面的大气环境也不可能与地球完全相同，他们可能需要搭建封闭结构来改造局部环境。这样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殖民飞船本身了，我们现在的火箭是没法执行这种任务的。”
“是因为速度吗？”
“不完全是。是推重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化学火箭需要快速消耗大量的燃料来产生推力，这意味着为了达到更高的速度我们需要携带更多的燃料。而更多的燃料又会让加速变得更加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火箭发射时，燃料的重量可能要达到全重的75%以上。对于更远一些的星际航行来说，运送一吨物资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吨的燃料。”
“那么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离子推进器，或者其他类似的电推力发动机。它们发射带电粒子而不是高温气体产生推力。只要有足够的能源，它们能够用很少的燃料工作几年甚至几十年。”
“听起来不错。但我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火箭。”
“因为这类推进器的推力太小了。它们提供的加速度可能只能让飞船的速度每秒增加1厘米每秒。这样的速度不能够让火箭脱离地球的重力场。但是这种推进器在低重力环境，比如人造卫星上的运用已经很广泛了。“
“但是那样慢的速度能有什么用呢？”
“慢的是加速度，并不是速度。”白世珠反驳道，“关键在于加速时间。即使加速度只有0.01米每二次方秒，也就是速度每秒增加1厘米每秒，加速10天后飞船的速度就能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加速一个月后它就比我们曾经造出过的任何飞行装置更快——而且只要燃料足够它能够一直这样工作下去。加速一年的时间它就能达到光速的千分之一，再往后越来越快。这已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了。”
“听起来不错。”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但白世珠却立马给我泼了一瓢冷水：“即使这样，前往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也需要花费大概一百六十年。而前往距离第二近的类地行星格利泽832c，需要穿越16光年的路程，也就是大约二百五十年。”
我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们其实还得考虑社会效应。假如这趟旅程真的就和你们说的那样，中途花上一百多年时间，那么你们送这些人过去就和送他们去死一样。”之前一直沉默着开车的赵中校突然说话了。
我们沉默了。这的确是个问题。那些殖民者会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消失。对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说，躺在冰冻棺材里越飞越远和执行死刑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远征——不论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说都是如此。
即使一百六十年后，殖民者们真的在半人马阿尔法星的某颗行星上建立起了殖民地，他们与地球之间的往返也需要花费三百年的时间，甚至哪怕一句简单的无线电问候也要花费八年的时间才能跑一个来回。
“好了，我明白了。星际殖民是一件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举手投降，“但我完全看不出这和‘小灰人’有什么关系。”
“现在，有趣的地方才真正开始。”白世珠开心地笑了，似乎谈话才刚刚进入佳境，“让我们换一种思路，我们可以不运送成年人，而是运送冷冻胚胎，甚至冷冻受精卵，前往半人马阿尔法星。整艘飞船由电脑程序控制，不使用任何宇航员。等抵达目的地后，飞船自动着陆，电脑可以控制全自动的机器离开飞船搭建一个封闭环境，然后激活藻类生长，让它们繁衍到足够的水平，改造封闭体系里的大气，创造出一个适宜人类生活的小环境。待一切都准备好后，电脑会激活胚胎。这样一来，等第一批殖民者诞生时，他们已经有适宜的空气与充足的食物了。”
“你想让一群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儿殖民外星？他们充其量只是基因上的人类而已，就算你把必要的知识存储在飞船电脑上，他们都未必能正确理解那些知识。”
“我知道这中间有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但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法。况且，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你把殖民者送上飞船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不再是人类社会的一员了，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半人马星社会，或者别的什么。想想看，这可是一项需要花费一百六十年的殖民任务。一百六十年啊。一百六十年前我们还是清朝人呢。”
一百六十年。
我记得一百六十年前的中国还在清朝道光皇帝的统治下，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朝开始走向衰败，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列强开始划分势力范围，两次战争席卷了全世界，再然后是东西方冷战，人类好几次站在自我灭绝的悬崖边上，甚至现在都有很多人认为世界毁灭的阴影从未远去。
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承认，单纯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白世珠的新计划的确更好一些，但这不是在殖民，这是在创造一种和我们基因相同的外星人。
可是，即使我们将掌握着人类文明法则与知识成果的成年人送过去，情况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吗？
白世珠继续说道：“甚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们可以不携带胚胎，我们直接将人类的基因库送过去。”
“什么意思？”
“人类这个种群的所有基因都送过去，没有细胞核的卵细胞，让程序挑选基因注入胚胎，然后进行孵化。”白世珠解释说，“我对生物学不太熟悉，但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半人马阿尔法星上的殖民者和我们可以算做同一个物种？”
没错，直到进化让我们越行越远，就像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地雀。
“这样太科幻了。”我抱怨说，“这简直就像是……”
创造生命。
我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套索，越是挣扎，这个套索就扎得越紧，让人喘不过气来。
“现在，你明白那个问题了吗？”白世珠显然读懂了我的表情，“为什么‘造物者’愿意违反进化的规律，创造一种能够保证遗传序列可以百分之百被准确复制的生物？”
“它们要保证自己的基因库完整无缺。”
这也是为什么小灰人包含了大量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类异染色质”——因为那些序列根本不是它的基因。虽然如此，它依旧尽职尽责地复制着这些完全无用的序列，期待着有一天某种特殊的生物刺激告诉它时候已经来临。然后，它会去启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去孕育新的生命——去孕育它的造物主，或者造物主的后裔。
“说到底，它就是一个活的飞船电脑，一个摇篮。它在为自己的设计者改造环境，让新世界变得更适宜生存。”白世珠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一个宏大得难以理解的计划。改造世界，为生命做好一切准备。
上次地球完成这个过程花了大概20亿年。
38亿年前，最初一批化学自养与的细菌与能够光合作用的蓝藻将大气与水体中的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固氮类细菌将键能稳定、不易参与化学反应的氮气转化更加容易被生物利用的氨盐。当藻类排出的氧气太过充沛开始威胁到那些无氧呼吸生物的安全时，一些细胞进化出了有氧呼吸的机制，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让大气环境趋于稳定，为自然圈填上最后一块拼图。
现在，有一群外星人打算用它们自己的造物来重复这个过程。为它们的后代扮演上帝，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但你的假设还是没有道理。”我指出白世珠的漏洞，“如果它真的是某种非常重要的殖民先驱，它应该搭乘某种飞船而非一块石头抵达这里。我们之前的推理更说明了宇宙飞船的重要性，任何星际殖民都是建立在一艘跨越星际的飞船上的。”
“它的确是搭乘星际飞船过来的。”白世珠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才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她的话。
“它的确穿越了星系，不是吗？那颗陨星。”
“你是说，陨星就是它们的宇宙飞船？”
一块石头和我脑海中的宇宙飞船实在相去甚远，它没有电脑导航，没有推进系统，没有容纳船员的舱室。见鬼，它甚至没有着陆系统，它只是一头扎进大气层，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它能在自己被空气烧成灰烬前坠毁在地面上。如果地球的重力场没有捕获它，它就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继续滑行下去，也许永远也不会落在任何星球上。
但从另一方面说，泛种论者或许会支持这样的解释——在他们的假说里，细菌之类的嗜极生物的确可以搭乘小行星与彗星这样的“宇宙飞船”在不同的行星体系间传播繁衍。
白世珠指出了问题关键：“它的确把‘小灰人’带到的地球上。”
“好吧，我承认，如果小灰人能在休眠状态下忍受宇宙的恶劣环境，那么它的确不需要一艘像样的宇宙飞船。但你觉得一个能够创造生命的外星人就随随便便找了一块石头，然后对它踢一脚，指望它最终会落在地球上？这是不是有点太……”我愣了一会，最后把已经到了嘴边的“不负责任”又吞了回去。
“它们并不知道它会落在地球上。你还记得我们讨论过的费米悖论吗？假设在银河系里，能够支撑生命生存的星球，或潜在的宜居星球有那么多的话，它随便往哪个方向飞上足够久的时间，它总会遇到一颗合适的星球的。而且，我觉得如果它们——那些设计者——已经做好计划，甚至打算从头开始改造一颗星球的话，考虑到这个时间花费，我觉得它们不在乎这颗石头会在宇宙里沿着一个方向漂流几千万年或者几亿年。况且，我觉得它们不止发射了一颗石头。”
我还没有从一个时间跨度以亿年计算的殖民计划所带来的震惊里清醒过来，因而没有回应她，但白世珠仍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
“你还记得那份关于陨石的报告吗？就算是在天体撞击过程，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没有足够的动能，撞击扬起的石头很难脱离恒星系统本身的重力场。它们最终会落回地面，或者被恒星的重力捕获，形成小行星群。但如果那不是一次天体撞击呢？如果任何一块石头都能成为搭载新生命的摇篮，那么我们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一次性发射足够多的石头，去播种新生命。”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意识到白世珠所说的办法：“它们把自己的星球给炸了……”
这样一来，星球的核心和内层会在巨大的能量中直接摧毁，而它的外壳，或者说星球剩下的部分，却在一瞬间获得极高的速度，足以脱离恒星系的引力。它们中的许多会坠落进恒星里，或恒星系的其他行星上，但还有更多会脱离恒星系，携带着生命的种子飘向其他的世界。
“但是……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即使我们无法离开太阳系，我们也不会想到去炸掉地球。我没记错的话，太阳还有几十亿年的寿命。就算无法穿越星系，我们也可以继续活下去，完全没必要离开自己的栖息地。”
“如果恐龙发展出了智慧，它们大概也是这么想。”
我几乎就要大骂出来。倒不是对白世珠，而是对自己。作为一个遗传进化学家，我居然没有想到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
地球已经经历过5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和十多次小规模灭绝事件，没有迹象说明这种循环会停止，也没有迹象说明人类有能力安然度过下次灭绝事件。如果我们把时间角度拉得足够长，就能发现地球也没那么平静，火山爆发、陨石撞击、超新星爆炸都曾摧毁过地球上的生命，让整个生物圈濒临崩溃。
即使我们自己能够躲到太空，或者搬到火星上去，我们也没法将所有人和整个生物圈运走。到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太阳系里的孤儿，坐在自己打造的铁棺材里，看着地球从灾难中缓慢恢复——那肯定要花上几百到几千万年的时间——这与殖民新的行星无异。
分布广泛的种群永远比分布狭窄的种群更容易生存下去，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我终于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制造出科幻小说里那样的飞船，超光速的飞船呢？”
“如果，”白世珠平静地重复了一遍，继续为她自己那个宏大的假说填上最后的拼图，“如果我们不能造出超光速的飞船呢？现代物理学并未给我们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超越光速屏障。即使存在，它可能也要消耗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或许一次燃烧掉几个太阳？”
她别过头去看了看窗外，“你还记得我们讨论过的大过滤器理论吗？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其他智慧生物存在的证据？现在，我有一个新的解释。宇宙里之所以没有充满智慧生物，是因为有一堵所有生命都会撞上的墙，那就是宇宙本身。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座资源匮乏的孤岛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我们能拥有的资源或理论本身并不允许我们航行去另一座岛屿，宇宙并没有为我们准备一艘能够远行的船。”
这时赵中校将车开上了高速路边的一个休息站。他停了下来，建议我们休息一下，说自己也想抽根烟。于是，我们就从车里爬了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他关上门，点燃烟。那一点点的火星在黑暗里忽明忽暗。
他抽了几口，突然开口道，“其实白博士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一套东西。刚才你们讨论时，我也在想。其实，我的感觉就和雪博士是一样的。这套说法太不可思议，我敢说，你们拿去跟任何人说，他们都会这么觉得。不过，经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些年轻时的事情。”
我们看着他，安静地等他说下去。
“我年轻时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待过。每年的夏秋之交，那里就会有一种鱼从海里游上来，一直游到小河里去产卵。”
“大马哈鱼。”我跟着说。
赵中校点点头，表示认同：“那里的人管那种鱼叫达瓦鱼。我们那附近的河里，有条土坝，约么着有一个人那么高。如果鱼厉害些就能从坝下面跳起来，从上面翻过去，到更浅一点的滩头上面去产卵。不过，大多数鱼游到坝下面时都没力气跳过去了。但它们会在那里一直跳，跳到没力气再跳为止。休息时我们就去淌水，一捉一个准。”
他又抽了口烟，“那时我觉得这鱼特别蠢。它们产卵的那个滩头离土坝也就不到半分钟的路，但那些鱼硬是要跳过坝去才会产卵。我就在想，它们要是不去跳那个坝，在下面的水塘里产卵，说不定还有些力气，也不会就那么轻易给捉住，没准还能游回海里去。但后来，我跟那里的老渔民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那些鱼可精得很，河里的鱼都没那个能耐去跳坝，它们要是跳过去，就能把鱼子全都留在乱石滩的石头缝里，等鱼苗孵出来了，鱼吃不着，鸟也吃不着。可要是它们偷一点懒，不去跳那个坝，留在坝下边水潭里的鱼子肯定被其他鱼吃得干干净净，那就白跑一趟了。”
他仰头望向夜空里的星星，“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你们说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达瓦鱼。在科研问题上，我比不上你们两个，话怎么说来着，术业有专攻。虽然我觉得白博士的想法实在不怎么靠谱，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能理解它们的。”
这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以外的地方，听一个人真真切切地谈论大马哈鱼的洄游行为。书本，或其他学术论文，通常会将这种不可意思的行为归结成一种由漫长进化导致的极端例子，一种由基因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驱动的无意识行为。但书本同时也会指出，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
许多r策略（指在繁殖过程中，亲代投资低，亲代一生一生繁殖次数少，子代数量多，子代存活率低但依靠大量基数保证种群稳定的策略）的生物终生只繁殖一次，但它们会产下大量后代，希望通过数量而非质量取胜——在一个不够稳定，同时也无法预料的环境里，执行这一策略的生物往往会具备更大的生存优势，更可能成为进化的赢家。
我靠着车窗，又思索了一会白世珠的假设。它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我能轻易挑出许多问题来——例如，即使是“小灰人”这样的生物也不能改造所有的环境条件，比方说一颗星球的重力和磁场。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比这个播种计划本身更加不可思议了。
也许，对于一个能够设计生命的造物主来说，对基因库进行一些修改使得后裔更容易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并非是件难事；或者它们对自己的基因多样性足够自信，愿意在完成创世纪的工作后，将自己的后裔再度交到进化的手里，任由小灰人在那些充满变数的环境里一次又一次尝试孵化造物主的后裔。
对于那些不幸的后裔来说，这样的长辈是否太过残忍了一些？
然而，考虑到有无数的种子会在中途被恒星烧毁，撞击在完全荒凉的行星上，或在进入星球的最后关头被浓密的大气层烧掉，这种选择似乎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在想，我们对繁衍后代的看法是否受到了生殖方式的影响。如果大马哈鱼进化成了智慧生命，它们是否会有和我们类似的观点呢，或者它们还是会更赞同白世珠的看法？
我抬头望向天空。漆黑的宇宙里群星闪烁，却寂静无声。
回归工作岗位的一个月后，我与姜澜还有他的儿子一同去看了一次程晓晓。但当汽车行到公墓边时，姜澜最终打起了退堂鼓——或许是因为小孩子的摇摇车无法推上公墓园地里的石头阶梯，抑或只是怕触景生情罢了。于是我独自沿着公墓的一级级石头阶梯登上半山腰，找到了程晓晓的安息之所。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一种混杂了怨恨与懊悔的心情看待程晓晓的选择——为了一个陌生的新生命，我失去了一个老朋友，这并不公平。但我已经达成了某种理解。
我将鲜花放在她的墓前，祝愿她安息。
从墓园出来后，我看到姜澜正抱着孩子在路边玩耍。我不确定他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从失去爱妻的阴影里走出来，但我能确定的是，生命依然在继续。
看到我过来，姜澜怜爱地将怀里的儿子放进摇摇车里，并细心地用小毛毯替儿子围好，“别人都说，他的眼睛像他妈妈。”
我看着摇篮车里的孩子，他的眼睛明亮而活泼，充满了生机，与我见过的许多婴儿相仿。
“是的，眼睛像他妈妈。”
这是我听过的对生物遗传学最精炼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