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元弘子，〈民族主義與性別〉摘要

    作者在破題中提及學界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發展，是基於冷戰後全球化加速的世界格局產生，並且提及其原則是政治性的，即政治與民族單位應該一致，並且應是民族主義思潮創造(產業化)「民族」概念，而非後者凝聚出前者。同時民族主義本身形成的過程具有多義性，使之並非通用在各地的觀念。不過晚近的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對於民族主義的多義性(異常性)進行解釋，如近代民族歸屬是一種文化人造物，並且人們基於印刷資本主義、同質空洞的時間(筆者按：應該是指紀念日)產生的「想像共同體」；霍布斯邦認為近代國家為了凝聚民族則人工創造的傳統；史密斯則認為民族在近代之前已有類似的起源與基礎，如將過去回歸到現實，族群間彼此共享神話、象徵、記憶等。艾蒂安．巴里巴爾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則將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關聯，種族作為科學論述的人造產物，透過可視化的事實和不可視的原因，推動種族主義理論化並與民族主義互相補充。學者帕爾塔．查特吉則站在後殖民視角認為印度反殖民運動中形成的民族主義缺乏對「理性與資本聯姻的合法性」的對抗手段，導致人民-民族與資本的矛盾被國家吸收。不同於前面關於民族主義的研究，作者接下來介紹的學者是具有性別意識，如學者佳亞特麗．史璧娃克指出研究者常會帶有男性視角解讀問題，並詮釋現象而忽視女性主體的聲音，如關於印度教婦女為亡夫殉葬的儀式「娑提」，白人男性以自身文化理解，認為為夫殉死不夠文明理應廢除；本土主義者則主張女性是自願且主動自殺。最後安．蘿拉．斯托勒她在殖民地研究中將性別與民族主義結合討論，提出育兒與殖民地權力之間，養母與文化邊界、僕人與感情，不被許可的性接觸等等關係，成為國家殖民地政策所關注的重心。

    接著討論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研究，由於作為現代主權國家的中國在結構上與中華帝國之間明顯出現連續性，因此無法透過民族作為一種想像共同體的現代現象解釋。尤其是汪暉認為傳統中國擁有跨體系社會的概念，即一種包含不同文明、宗教、族群與其他體系的人類共同體、社會網路。但西力東漸後的政治需求下，擁有天下觀卻不知道有外部世界的人民，則需要意識到他國的存在，甚至需要創制國民、中華民族等概念去應對，與此同時坂元認為同樣是現代創制的「女國民」也能夠多加討論。此外，吉澤誠一郎認為清末以來出現的「愛國主義」是因為甲午戰爭、庚子事件等一系列政治外交上的失敗與社會進化論的傳入影響，民眾逐漸凝聚起要救亡圖存民族認同，這樣觀點反映在黃帝共祖的論述出現、反滿情緒高漲、在新學架構下保存國粹的意識等。而吉澤認為戊戌變法之後到辛亥革命之間社會變化極快速，此時出現強調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瓜分論述、帶有陽剛氣質的國族論述、抵制洋貨的愛國行為、政治符號的操弄等。不過因為「革命和戰爭，與性別無關」的學界風氣，導致上述研究中容易忽視性別的因素；就算有性別史也容易成為「作為男性主導歷史的補充」女性史研究，而忽略社會性別的結構；女性史也常被當作婦女解放史來研究，進而忽略歷史重大事件中女性所演的角色，如革命運動中被動員的女性、女醫生等。

    其次民族主義與性別研究，可以從作為國民的身體的纏足議題討論，尤其是纏足的文化意涵轉變，從原先儒家文化下女性氣質、女性努力與驕傲的展現，到受到傳教士觀察後被外人認為是野蠻、怪誕的風俗，再加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男性的精神打擊，進而使中國人認為纏足是殘疾的概念且需要被根除。男性知識分子將女學與纏足一同討論，要求女性需要學習並投入國家的生產當中；同時強國優種的思想風潮變成女性的義務之一，使得女性由原先的分利者變成國民之母。又受到南京政府經濟發展蓬勃的黃金十年，誕生於城市中產階層的摩登女性，透過自身對於現代物質文化的追求，展現現代性與女性氣質，並成為時人所憧憬的對象，同時她們消費行為又被知識分子與害怕男女規範的保守人群所揶揄。而回到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與民族主義與性別的關聯，新文化運動與新生活運動兩個時期各有其特色，前者強調強國育種、優生育種、自由戀愛等；後者則是希冀婦女回到家庭，強調傳統相夫教子的母親形象。

延伸討論

    除此之外，關於民族主義與性別的連結，或許還可以從之前關於女性知識分子、被賦予民族意義的才女形象討論；或是戲曲中性別挪用與教化民眾的關聯、女演員的出現等；或是文中所述女革命者、女醫生、女學生等，女性擁有的新身分與民族主義的關聯；而單就性別來講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也強調陽剛武勇性別氣質的國族敘事，這部分與女性的關聯，或許可以與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比較，如秋瑾的巾幗不讓鬚眉的一生。而在陳東原〈維新時代的婦女生活〉和〈近代的婦女生活〉也可提供一些關於線索，如書中提及女校的設立，筆者認為女性的空間或許可以被討論看看，比方說女校的校園生活；以及當時新舊之際婚姻觀念的討論；女性的政治參與等。而陳東源的文章也證實坂元對於時代變遷的觀察，如五四運動下的婦女解放風潮與之後生育觀念的轉變等。

補充：思考紀念物的轉變，如從樹立貞節牌坊變成打破貞節牌坊行為的歷史意義

張邦梅《小腳與西服》書中大要筆札與反思

    《小腳與西服》的出現是因為作者張邦梅在大學就讀時，意外發現自己的姑婆是中國第一樁現代離婚案的主人公之一，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張幼儀。此時正處在徘徊在兩種文化之間身分認同問題的她，決定訪談姑母的生平。作者在行文過程中將張幼儀的生平與自己身分求索的疑惑交織在一起，所以能看到兩代華人女性各自面對當時社會風氣的疑惑、求索與解答，由於書寫布局形成兩人之間的對話，比如書中提及婚嫁觀念的部分，十幾歲的張幼儀無法決定自己的婚姻對象，甚至連自己的生辰八字都必須符合對方而被更改，即使她在婚後服侍公婆卻遭到喜好新事物的丈夫輕視與冷落等，此時的張是不知所措的，因為在她既有觀念中，她已經將傳統賦予女性的要求做到至善；同時也提及作者自身起初只打算嫁華人婚戀觀等等，並且在訪談中張幼儀也不斷講述自身的生命經驗給作者。

    此外本書的意義並非如出版時被評價會對徐志摩的風評不佳，而是除了能如前文所述代表一位身處在新舊之際，同時不新不舊的女性的處境外，也能為作為張幼儀認真地活過一生的證明，以及她自己的聲音。最後本書可以作為理解近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的史料，雖然是當事人追憶性質的文章，但因為張本人橫跨兩種文化經驗，因此更能看出半生的差異，例如意識到當時自身限於舊社會的認知；以及舊社會中對於婦女規範的生活細節與實際運作，或是張以過來者的姿態現身說法，又或是離婚案對與持傳統婚姻價值者的意義等等，以上觀點或可作類似時代背景經歷(或多或少接觸現代化影響)的婦女典型案例，此外也能呼應指閱中女子教育、纏足與否的論述，並且擁有當事人觀點。

參考資料

坂元弘子，〈民族主義與性別〉，收入自 小濱正子, 下倉涉, 佐佐木愛, 高嶋航, 江上幸子 等編，《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0），頁249-272。

張邦梅，《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台北：足智文化出版社，2018)

後記

清代台灣開發史報告剩最後一篇了，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 還沒弄導讀跟摘要心得、近史所的報名還沒弄，中國性別與婦女史 指閱進度堪憂 ，中國史二 等這幾週忙碌事件過去再說，滿文檔案還沒翻譯完(我應該直接打印下來 直接寫在上面？)

沉迷你眼睛，銀河有跡可循 ʕ •ᴥ•ʔ       有時候開小差做一些事感覺真不錯

累哇歷史 2022-4-16 台北城南 小雨 春和景明  我還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