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in近代史超燃混剪，内含所有考点！

近代化的启动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中国惨败给了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这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今后中国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他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因此，他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了编纂此书的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在魏源看来，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主要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动力和号召，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早期维新思潮

1.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1879年和1882年，他先后到香港和上海游历，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目睹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经过几年的探求，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从而产生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革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要求。

《民功篇》：1886年前后，康有为陆续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民功篇》表达了其变法主张。在《民功篇》中，他着重探讨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功”即物质生产和技术的重要性，并主张仿效黄帝、尧、舜，实行变法。他具体指出，黄帝、尧、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隆盛的时期，以后则越来越衰败，其原因是：尧舜传贤不传子，后世传子不传贤；尧舜重视“民功”即重视物质生产和技术，后世不重视“民功”；尧舜能变政以利民，后世不敢变祖宗之法。在这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的开明士子要求参政的愿望以及对于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关心，表明他的变法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康有为初步形成的变法思想在他首次给皇帝的上书中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达。这一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机深重，满怀爱国热情，第一次向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这是康有为把自己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没能递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它却在一些爱国人士中辗转传诵，康有为因此声名鹊起。

2.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主要体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中，这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在书中，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详细论证了东汉以来为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左氏春秋》、《周礼》等书都是“伪经”，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制造舆论的新朝之学，它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尽管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赖以立论的基础，沉重打击了泥古守旧、恪守祖训的顽固势力和保守思想，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主要宣传了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教主，把“六经”说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他认为，“六经”中尧、舜、禹、汤等古圣先贤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出来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改革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在书中，康有为还附会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愈变愈进步。中国现在正处于“据乱世”的时代，必须通过变法维新，由“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而“太平世”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经过康有为的装扮，孔子变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以此来抵制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阻挠和压力。

《人类公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还写了《人类公理》一书，即后来刊行的《大同书》初稿。在这部书中，康有为描绘了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画面，表现了当时他在思想深处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3.严复介绍和传播进化论思想

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有着深刻的研究。回国后，他致力于译著，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

甲午战争以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政论文章，传播西学，鼓吹维新。1897年10月，严复和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主张仿效西方，变法自强，该报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舆论中心。同年12月，严复将自己1895年译成的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报》副刊《国闻汇编》上发表，并于1898年4月正式出版。

《天演论》：即进化论，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的前两部分，严复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许多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天演论》的内容主要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遵循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很显然，它是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但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历史条件下，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生物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向中华民族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优胜劣败”理论惊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而进化论学说则为中国人民的改革活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严复是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上翻译《天演论》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如果不变法图强，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号召向西方学习，中国就可以由弱变强，就能“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天演论》出版后，风行全国，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信心。

 

三、洋务运动

1.辛酉政变（祺祥政变）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其子载淳即位。实权掌握在肃顺、端华、载垣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载淳生母西太后慈禧为掌握军政大权，与恭亲王奕䜣勾结，并取得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支持，于1861年11月发动政变，改年号为“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后，清政府对内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阶级，对外采取妥协投降方针。辛酉政变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开始。

2.洋务派与顽固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内忧外患，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两派都主张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对待“外国事务”态度上不同。洋务派主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前提下，面对现实，委曲求全，师夷长技以图自强。顽固派因循守旧，坚持祖宗成法，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仇视一切改革。

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䜣为代表，在地方以握有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为代表。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

3.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1）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2）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洋务运动的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3）编练新式军队。80年代中期，洋务派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清政府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的是奕譞。（4）培养人才。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

4.洋务企业的性质和特点

洋务运动前期创办一系列军事工业的特点是官办，开办费和常年经费全由政府调拨；产品一般由政府调拨军队使用，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产品不计成本，生产不讲效率；每个工厂像一个衙门，由大小官吏分别掌握经济管理权，有的工厂工人由士兵充任，沿用军队管理制度；技术和设备依赖外国。其性质既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又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

后期创办的民用工业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其产品是商品，并雇佣大批自由劳动力，所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官督商办中的“商股”，实际上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采取这种形式，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这种企业处处依赖官员的荫蔽，带有一定的封建性。

5.洋务运动失败

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①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②西方列强的阻挠，垄断技术。③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如轮船招商局）的作用，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6.洋务运动与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清代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之士倡导和主持的自强改革运动。主观上并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只想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从而客观上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角。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可从三方面来看：（1）洋务运动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因为中国没有市民等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又遭到摧残，所以从西方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业在其初始阶段便只能由从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开明派来承担，只有他们有条件、有力量从西方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引进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从而在封闭的封建殿堂打开缺口。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后来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

（2）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发生建立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独立发展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洋务运动首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洋务派的引进和提倡，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先进设备，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洋务运动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清楚了某些障碍。

（3）洋务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客观上奠定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

近代化是一社会过程，资本主义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洋务运动主张“西学为用”，引进机器和技术，兴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使传统的“夷夏制防”、“义利观”发生变化，开化了社会风气。

洋务运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从世界近代化的角度看，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变迁过程，当物质层面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求体制和制度的变化，洋务运动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所以完成不了近代化的任务，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

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是清政府为办理洋务与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总理大臣由皇帝指派，首任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文祥（户部左侍郎）、大学士桂良。主管外交、通商、海防、军务、关税、聘用洋员、派遣留学生等一切洋务活动。总理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结束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清政府通过总理衙门加紧了与西方列强的勾结，是外交半殖民地化的开端。1901年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

8.海关税务局

中国丧失海关行政权以后外国主持中国海关行政的首脑名称。1854年，英、法、美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成立了由三国领事和清政府上海道组成的“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代征关税，窃取了上海海关行政管理权。1858年列强根据《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款》规定，要求将上海海关的管理办法推广到全国。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任命英人李泰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1863年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1865年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隶属总理衙门。实际上，中国海关不仅置于英国人控制之下，而且总税务司的活动伸向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

9.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853年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作曾国藩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次年，率军赴上海与外国侵略者一起镇压太平天国，先后升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1866年调任剿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1870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先后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军工、民用企业。筹建北洋海军，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成为洋务派的著名领袖。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先后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901年11月去世。遗著辑有《李文忠公全集》。

10.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即商人经营官方督理，是洋务派利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新式企业的一种形式，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掌握经营管理实权，但不负责企业的盈亏。“官督商办”创立初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甲午战争之后，商办企业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官督”已成为新式企业的赘瘤，逐渐为官商合办和商办形式所取代。

11.同文馆（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适应办夷务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1862年经奕䜣等奏准设立，直属总理衙门。除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等，1867年还增设天文算学馆。最初招收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兼收满汉举人和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以学外文为主，另设数理化、天文、世界史地、万国公法等课程。毕业生多充任外交官或其他洋务机构官员。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2.北洋水师

清政府的主要新式海军，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并一手控制。1875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军。1880年在天津设水师学堂，次年先后在旅顺、威海卫修筑军港。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共有大小军舰20余艘，以丁汝昌为提督。它是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曾在黄海与日本海军激战，互有伤亡。1895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军港抗击日军侵略，最后全军覆没。

 

四、商办企业

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特点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商办企业的出现。

产生途径：①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除了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之外，有的也独自投资经营近代企业，创建了一批纯粹由私人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②少数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构成了中国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

根据统计，从1869年至1894年间，纯粹由私人创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约有70多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公和永缫丝厂、同文书局、天津自来火公司、通久源轧花厂、燮昌火柴公司等。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①首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都不是在旧式手工工场或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通过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直接投资创建的，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首先迅速解体的通商口岸地区，尤其是上海、广州两地，工业布局极不合理。②其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逐渐控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既没有充足的技术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又遭受着外国资本的排挤和打击，因此，企业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资金周转快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微，产业结构严重失调。③再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道路极为艰难。从外国资本主义方面来看，侵略者以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肆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收购原料，严重地压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本国封建主义方面来看，封建顽固势力死死抱住祖宗成法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不放，运用政权的力量，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恣意进行摧残，极大地阻碍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内外攀援，左右依附。那些内外攀援无路、左右依附不上的企业，则困难重重，难以避免倒闭、破产的厄运。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其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甲午战争以后和20世纪初年。

（1）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发展原因：①《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民族危机的严重，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发展民族工业、采行西法开办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同时，清政府也因财政困难，无力继续投资于新式企业，再加上它已允许在华投资设厂，也不便对民间设厂限制严格。于是，清政府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并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②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根据1895-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四年间新创办的企业有66家，资本总额达1600多万元，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小浪潮。尤其是棉纺织业的发展比较突出。

局限性：①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纷纷设立工厂，并继续大量倾销商品，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的排挤与竞争下，极度亏损乃至破产。如棉纺织业发展较快，受到外资的打击也较重。②封建制度和封建势力依然是民族工业发展的桎梏。甲午战后，清政府虽然统一民间设厂，但这些企业创办后并未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许多封建官吏对民族工业百般刁难、勒索，束缚民族工业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尤以厘金为害最甚。从而使民族工业难以与外资进行竞争。

尽管如此，但民族工业较之甲午战前毕竟有了明显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资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开始成长壮大起来，这就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20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发展原因：①客观上，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扩大。②清政府“新政”所采取的奖励实业、振兴工商的政策和措施，起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③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投资开设厂矿、兴办铁路轮船和工商业，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发展概况：轻工业和公用事业。面粉、纺织等轻工业发展迅速。到1911年全国拥有86家纺织企业，卷烟工业也产生了资力雄厚、地位重要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此外，民族资本还开始向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发展。一些中上等城市自办了电灯厂和自来水厂等企业。规模比较大的有：1906年创办的汉口既济水电厂，1908年创办的北京京师自来水厂等。

诸多行业：①采矿与机器制造业：民族资本采矿业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得到了显著发展。主要以煤炭工业为主，钢铁工业则很薄弱。1911年，全国机器修造和翻砂工业共计150家左右，资本大约430余万元。其中最大的轮船修造厂江南船坞，累计资金达200万以上，能制造数千吨级的轮船。②交通运输业：自办铁路活动广泛开展，不少省份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自行筑路。到1911年，全国已有16个省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总共铺设铁路422公里。此外，商办轮船公司也有较大发展，以江浙等地的航运事业发展最快。③农牧业：从1902年起，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在许多省份开始出现，如江苏通海垦殖公司、广东钦廉开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等。到1912年，已经达到170多个。④银行业：商办银行相继出现。1906年在上海开业的信成银行，是第一家私营银行。其他较为重要的有浙江兴业银行（1907）、裕商银行（1911）等。到1911年，包括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在内，华商银行达到30家。

发展特点：①20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其发展速度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及阶级斗争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居于领先地位，重工业的发展仍然极其缓慢。②民族工业生产规模狭小、资金缺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虽有一定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微小的，并且还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③民族资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生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某些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勇气，表现了明显的妥协性。④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分布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甲午战前，近代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等地。20世纪初，已扩展到更多的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仍是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已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二位。此外还有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地区等。

3.著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代表人物

（1）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时期

主要民族资本企业及其创办者：①上海发昌机器厂（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民族资本企业）：该厂原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于186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家锻铁手工作坊，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转化为近代企业。

②继昌隆缫丝厂：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创建于广东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

③贻来牟机器磨坊：1878年，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设立于天津。

④公和永缫丝厂：1881年，商人黄佐卿创办于上海。缫丝业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最大的行业。

⑤同文书局：1882年，徐润、徐鸿复在上海设立，这是最早的民族资本印刷业。

⑥天津自来火公司：1886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人在天津创办。

⑦通久源轧花厂：1887年，买办商人严信厚创办于宁波。

⑧燮昌火柴公司：1890年，叶澄衷、宋炜臣创办于上海。

（2）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甲午战争后）

主要民族资本企业及其创办者：①苏纶纱厂：1896年陆润庠在江苏苏州创办，资本80多万元。

②大生纱厂：1895年，张謇在江苏南通筹建。

③合义和丝厂：1895年楼景晖在浙江萧山创办。

④通久源纱厂：1896年严信厚在浙江宁波创办。

⑤业勤纱厂：1897年杨宗濂等在江苏无锡创办。

⑥通益公纱厂：1897年庞元济在浙江杭州创办。

⑦裕通纱厂：1898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

⑧源昌碾米厂：1898年，祝大椿在上海创办。

⑨张裕酿酒厂：1895年，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

⑩商务印书馆：1897年，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等集资在上海创办。

⑪阜丰面粉厂：1900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

⑫天津硝皮厂：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创办。

（3）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初年）

主要民族资本企业及其创办者：①茂新新面粉厂：前身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02年在无锡开办的保兴面粉厂。

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前身为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华侨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05年在香港集资创办。

③启新洋灰公司：1906年，周学熙在河北唐山集资创办。

④大达轮步公司：1904年张謇在上海创办。

⑤大隆机器厂：1903年严裕棠在上海创办。

⑥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02年朱志尧在上海创办，资本70万元。

⑦扬子机器厂：1907年顾润章在汉口创办，资本49万元。

⑧宁绍轮船公司：1909年虞洽卿等在上海创办。

⑨山西保晋公司：1908年，山西商民在集资赎回英国福公司在山西的开采权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资本236万多元，是民族资本中最大的企业。

4.“北周南张”资本集团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启新洋灰公司为基础的北方周学熙资本集团和以大生纱厂为基础的南方张謇资本集团，时有“北周南张”之称。南北两大资本集团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周资本集团是在1906年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的基础上发家的。1907年，北周资本集团创办滦州煤矿，1911年产量已超过50万吨，并拥有近60平方公里的广大矿区。1912年，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合并，成为以英商为主的开滦矿务局。清末至民国十年（1922）前后，北周资本集团还拥有来自京师自来水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滦州地矿公司、华兴棉业公司、华新银行等企业，并一度控制长芦盐垦务业，形成一个“包括水泥、煤炭、纺织、机器制造、自来水、玻璃、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和综合性的资本企业集团”。

南张资本集团是在1895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基础上发迹的。1907年，张謇在崇明北沙（今启东）创办大生二厂，后又连建二厂。20余年间便由一厂发展为四厂，纱锭由2万枚增至15万枚，布机1580余台，总资本达770余万两。南张资本集团在南通地区“先后创办了大小近代企业48个，包括冶铁、机器、日用品、食物、交通运输、银行、码头仓库、服务性行业等门类”；还在苏北沿海各县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一个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规模大、门类全的近代资本集团。

 

五、戊戌维新运动

1.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公车上书：1895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各省举人大为震惊。他们先后到都察院请愿，反对签约。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于5月1日邀请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在上书上签名的举人约有1300多人。第二天，康有为等人将上书呈递到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在上书中建议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实行挽救危机的措施，即“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变法不仅要推行“富国”、“养兵”、“教民”方面的改革，还应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

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这是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标志，也是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的标志。

《中外纪闻》和强学会：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维新。每期印行1000份，随当时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免费送给在京的政府官员。后来每期增印至3000份，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强学会”，推举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即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康有为亲自撰写《强学会叙》，指出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呼吁挽救民族危亡。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同年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

维新派敢于在京师公开创办刊物和学会，宣传变法维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然而，却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敌视和反对。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以结党营私为由，奏请查禁强学会。于是强学会被封闭，《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不久，张之洞也强行解散了上海强学会。

梁启超与《时务报》：1896年8月，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聘请梁启超主笔。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人，后慕名到万木草堂追随康有为，抛弃旧学，改学新学，走上了维新救亡的道路。在维新运动中，他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鼓吹变法维新的著名论文，论证了变法的必然趋势，提出“伸民权”的政治主张，呼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他的文章议论新颖，文字通顺流畅而又犀利，深受读者欢迎。几个月内，《时务报》行销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从此，梁启超成为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宣传鼓动家，与康有为合称“康梁”。

谭嗣同与《仁学》：谭嗣同，湖南浏阳人。《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极为震惊和悲愤，专程到北京拜访康有为，未遇，但结识了梁启超等人，从此便积极投入维新运动。谭嗣同发挥了王夫之的“道不离器”说，认为“器既变，道安得不变？”，为变法提出理论依据。1897年初，写成《仁学》一书。在书中，他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声言要冲决伦常和君主之网罗，同封建束缚决裂。谭嗣同抱着不怕“杀身灭族”的决心，积极投身于维新事业，成为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人物。

2.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论战原因：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冲击了顽固派和洋务派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激烈反对。以徐桐、刚毅为首的顽固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向维新派进攻。维新派由此同顽固派、洋务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论战焦点：一是要不要变“祖宗之法”；二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三是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其中，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论战的局限性与进步意义：在这场维新与守旧的论战中，维新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如只求渐进，不求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既提倡民权，又提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等等。但是，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挑战。通过论战，西学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敢于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历史潮流，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

3.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1898年1月29日所写的第六封上书。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认为当务之急，应先做三件事：一是大集群臣以定国是，皇帝宣誓变法，任何人不得违抗；二是设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在午门设上书所，让官员、士民自由上书，有符合要求的，破格录用，以便发现人才；三是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在宫廷中设制度局，挑选有才干着十数人主持，皇帝每日亲临议政，决定各项制度的删定增改，颁布施行。

康有为想依靠皇帝的权威，让维新派参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这个变法纲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

保国会：1898年4月，康有为乘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机会，与御史李盛铎共同倡议，发起组织“保国会”。康有为起草“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全国家土地、政权，保种即保卫民族种族的自立，保教即保孔教之不失。规定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州、县设分会。还规定了总会与分会的组织机构和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内容。可见，保国会已经具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主要内容有：①政治方面：删订则例，改革旧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衙门，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澄清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依靠国家供养的特权。②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办理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商学、商报、商会，改革财政，编制预决算。③文化教育：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选派人员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④设厂制造军火，用西法操练海陆军，裁汰旧军。

新政涉及的范围虽然很广泛，但在光绪皇帝的诏令中却未提及立宪政体，康有为也主张对国会、议院等不可操之过急。维新派关于“废漕运”、“裁厘金”的建议，光绪皇帝也未予采纳。但是，维新派希望通过新政分享政权，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进步的和爱国的。

戊戌政变与戊戌六君子：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搜捕维新派，史称“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友人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决心一死以殉难新事业，警醒国人。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被害于北京菜市口。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

4.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失败原因：①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使他们不敢推翻清朝封建政权，而是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进行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理论指导上，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招牌进行变法维新，虽然具有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意义，但也暴露了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无力。其次，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性，使他们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们虽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现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还幻想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变法，反映了其严重的妥协性。②封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维新派自身力量过于弱小。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没有到工农群众中去寻找力量，甚至害怕和敌视群众，他们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因此，变法运动不仅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到大难临头之际，维新派才想起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平改革这条路走不通。

历史意义：①戊戌变法首先以爱国救亡运动彪炳史册。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派挺身而出，为变法救亡奔走呼号。这场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戊戌变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新派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出发，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保护资本工商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新政措施。这些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③戊戌变法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维新派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在思想文化上敢于冲击封建主义旧学，提倡资产阶级新学，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启迪和解放。维新派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冲决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使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传播，打破了政治领域里万马齐喑的局面，促进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自豪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