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暴虎冯河”之徒，欣赏“好谋而成者”
外在权威礼乐的崩坏，内在自我意识的觉醒， 动荡的社会，宽松的氛围，春秋一代不仅为纵横 捭阖的人的谋略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是各 种学说和理论酝酿形成的黄金时代。
曾有学者指出：“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 200年—— 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 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 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让 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这个"轴 心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的确，仅就中国历史而言，把春秋战国视为“轴 心的时代”，一点也不过誉。正如恩格斯盛赞西方 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 人……的时代”一样，春秋战国也是这样一个“需要巨 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这些巨人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他们 也是谋略家。
孔子的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通达权变的思想中，这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毋必毋固”，即不绝对肯定什么，也不拘泥固执什么。
过去我们一提起孔子，都认为他是一个满口只讲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 似乎与“权术” “诡道” “圆通”有很大一段距离。其实这是对孔子的一种偏 见，甚至可以说，这是对孔子思想中最精华部分的一种忽视。
正因为孔子具有这种“毋必毋固”的通达权变，才使得他能超越前人而 提出自己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仁学思想”，才使得他能在危机四伏的动 乱社会里安身立命，才使得他的理论学说具有那么大的应变力和生命力，能 在二千多年的各种环境下于各类人群中（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华夏和 “蛮夷”）久传不竭。
一、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为当时君子立的一条处世 原则。
何谓“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种限定的功能， 因为器皿一旦被制成，从形式到内容就定格下来了，不变、僵死，便成了它 永久的特性，故君子不为。
我们知道孔子讲礼讲义，讲仁讲德，讲这类千年不可更改的大道至理, 却很少知道（或并不充分重视）孔子亦讲变讲通，讲权讲术，讲那些应物变 化的“不器”之法。后学诸儒过分地强调了前者，往往使“孔学”流于呆板、僵化。这个道统有余、变通不足的“孔子”正是我们后人以自己之 “器”去揣摩、去理解的“孔子”。
其实孔子的权变思想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得非常丰富，正是它使得孔子能 在各种限制和藩篱中“从心所欲”、出入自如，正是它给孔学带来了生动的 多样性、实在的可行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对《论语》稍加留意，我们便会发现孔子的言与言之间、言与行之间、 行与行之间存在着一些并不一致的地方。我们知道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 现、无道即隐，并且认为“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 但是两次“叛臣贼子”召孔子去做官，孔子却欣然前往。
一次是费邑的反叛者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未加思索就答应下来了。子 路很不高兴，劝阻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 孔子解释道，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地召我吗？ “如有用我者，吾其 为东周乎?”
另一次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据中牟反叛，亦召孔子去。子路力劝 道，以前我听您说过，君子是不去亲自干坏事的人那里的。而如今佛肸谋 反，您却要去他那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 是你知道吗：“不曰坚乎，磨而不磷（薄）；不曰白乎，涅（染黑）而不缁 （黑色）。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篇》）
当自己所设的堤防妨碍自己的行动时，孔子用一句“磨而不磷、涅而不 缁”就巧妙地跨越了过去。出淤泥而不染，只要守住了心中那块“圣地”， 守住了 “为东周”的理想，与几个叛乱分子厮混几天，又有何妨？况且举世 混浊，要想学蛟龙和凤凰那样，非清水不游，非梧桐不止，那只能像匏瓜那 样系而不食，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了。
《吕氏春秋•举难》所载一例，可以说是对孔子这种圆通灵活处世哲学 的很好注解。孔子为了接近当时鲁国的当权者季氏，以便向季氏晓谕自己所 倡的大道，竞不惜折节辱身寄养于季氏门下，此举受到鲁国上上下下的非 议，而孔子不以为然——
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 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确实，要成就大功业，不能循规蹈矩，其理古今一也。纵观历史上那些 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不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破坏了祖宗立下 的规矩：如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号、禺有贪位之意、汤武有放弑之 谋、五伯有侵夺之事……不一而足。
正是因为孔子本身具有这种不为小节所囿，着眼大功大业的精神，所以 他对管仲的评价也是从大处着眼：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日：“未仁乎？”子 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 “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小信）也，自经（缢）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篇》）
不为小节小信困扰，不学妇人自经于沟渎而无人知，担起历史的使命, 救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这才是孔子所要的仁人本色，这才是孔子所追 求的君子大信：“君子贞（大信）而不谅（小信）。”（《论语•卫灵公篇》）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子的那句人生所要企及的最高境界的话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便又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 个“矩”巳不是某种具体的条文规定，而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仁者心际的那种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他的学生子夏所云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 也”（《论语•子张篇》）的“大德”。只有弄懂了这个“矩”，体会到了它是 “大德”，才能不至于在那些繁缛的小矩小德中左右不得亦步亦趋，才能放开 手脚“从心所欲”地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孔子在《论语•里仁筒》中的一段话，对自己的通达权变思想给给予了一 次概括和总结：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 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话来讲，就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 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在这里，一切规定 消失了，在你面前呈现出的是一片宽阔的人生舞台，只有远方的“义”在向 你招手，没有了 “适（规则）” “莫（戒律）”之羁绊，你只需向着那个“义”勉力前行即可。
孔子还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提炼成四个字：毋必毋固。这种“毋必毋固” 的观点显然巳含有对任何外在权威的否定，这与孔子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 性思想（如“为仁由己” “君子求诸己”）是一脉相承的，而这正是孔子思想 的精华所在。
在芝麻与西瓜之间，人人都能分出大小而选择西瓜，然而在大德与小德 之间，在大节与小节之间，许多人就迷惑了。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路也未能分 清，最终孔子只得送给他一句“由（子路名）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 语•先进篇》），而作为对他一生学识的盖棺论定。后代不少腐儒恐怕连子路 的项背都难以望见，离孔门那就更远了，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义士” “烈 女”，则无非是些早已为孔子所耻的自经于沟渎之间的“匹夫匹妇”而已。
二、子行三军，则谁与
孔子平生非常瞧不起匹夫之勇，它如妇人之仁一样，表面上堂而皇之， 其实往往坏大事。
勇，本也是孔子所倡导的，他以为一个完备的君子应是仁、智、蜀三者 的结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篇》）
但是，勇落入匹夫之手，就有可能成为逞己能之私器。即便是像子路这 样具有很好修养的孔门弟子，因过于尚勇，也常为孔子所不齿。一次孔子说 道：“道不行，乘椁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篇》）
子路听到老师说只有他才能跟随老师去“浮于海”，十分高兴。孰料孔 子叹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连子路这样的人好勇过了头，都无所可取，那么一般匹夫就更不足论道 了。勇只有与“义”与“学”相结合，才能引导勇走入正途：“君子有勇而 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篇》）
匹夫之勇往往是有勇无谋，只知一往无前，不顾及后果，常常是“小不 忍，则乱大谋”。不知道变通，不善于保护自己。故孔子曾十分坚定地表白 自己不屑于与这类人为伍：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篇》）
子路曰：“子行（统帅）三军，则谁与（与谁共事）？”
子曰：“暴虎（徒手与虎格斗）冯河（不用船过河），死而无悔者，吾不 与（不与其共事）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善于谋划而能完功的 人）了（《论语•述而篇》）
摒弃“暴虎冯河”之徒，欣赏“好谋而成者”，说明孔子把谋放在了一 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孔子不仅认为统兵打仗谋略重要，就是在推行 他的理想大道时，谋略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孔子身遭乱世，他所主张的 那一套常常并不为时人理解，因此随时都有不测之祸在前面隐伏，如果仅凭 热情和勇气，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性命难全。故孔子为自己立了一个进退出 入的行为准则：“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言语谦顺）。” （《论语•宪问篇》）
这一准则，实际上就是孔子在乱世之中用世行道的谋略方针，正是凭借 着这一谋略方针，孔子能在多次危境之中化险为夷，让桓魋不能如之何，让 陈蔡不能如之何，让赵简子不能如之何……
孔子的智谋在与阳货的一次斗法上显出了一二。阳货本是季氏的家臣, 季氏几代都把持着鲁国的朝政，而阳货此时正把持若季氏的家政。故对这样 一个僭越的家臣，孔子是羞于与之相见的。但是阳货慕孔子之名，却想见 他，并且想要孔子亲自去拜会他，怎么办呢？阳货想出了个点子，他趁孔子 不在家时，送一个蒸熟了的小猪给孔子。他知道根据当时的礼节，孔子一定 得回拜。
同拜阳货之门，对孔子来说巳无法避免，但孔子没有傻乎乎地中阳货之 计，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便去拜 访阳货之家，这样既尽了礼节，又可以不见讨厌的阳货。
孔子的谋略另外还体现在他的应变之才上，一次，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 知不知礼，孔子马上回答：知礼。陈司败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我听说君 子无所偏袒，孔子怎么有偏袒的行为呢？鲁昭公违背“同姓不婚”的礼法, 竟然从同姓国吴国娶回一位夫人，鲁君若是懂礼，谁不懂礼呢？
巫马期很快将陈司败的这番议论转告了孔了，孔子慨叹道：“丘也幸， 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篇》）
其实，孔子并不是对鲁昭公不讲礼的行为不知。据《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对这一事的解释是，“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气这就是说， 当时陈司败给孔子出了一道难题：说鲁昭公不知礼这是实话，但说了实话自 己就是不知礼。于是孔子干脆来个避重（避免不知礼）就轻（说错了只是一 种过错）的说法。他知道鲁昭公娶同姓的吴国夫人是世人皆知的不礼行为， 陈司败一定会批评他的说法，于是他可以马上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样既可以 表现自己有错就改的君子风范，又表明了自己已首肯了鲁君不知礼的行为 （但这不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在这里，孔子玩了个“金蝉脱壳”的伎 俩，即把那臣子言君亲之恶的非礼之举推给了别人。
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遇到难题，要由难而易，则只有通过谋略才能 实现。
经与权，在孔子那里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是原则是方向，权是为践 履这些提供的多种可能选择。没有经，选择便成盲目；没有权，原则就会僵 硬。在一条路上走到黑，其结果不言而喻。
把老子视为谋略家，这大概是老子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学说就是针 对权术和诡诈而提出来的，他平生致力追求的便是去消灭它（王夫之《庄子 解》云：“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微权诈之失）。
面对当时的社会，孔子与老子的感受大约相同：世风口下、人心不古！ 所不同的是，孔子认为这是礼乐崩坏的原因，老子认为这是“道”失落的恶 果。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看来老子对孔子及其儒家们所津 津乐道的“德” “仁”（当然包括体现这些的礼乐制度）都在痛斥和摒弃之 列。老子还没有就此止步，他甚至提出了 “绝圣弃智”，即将人类的一切文 明现象统统划入了他攻击、消灭的范围。
那么，老子的学说到底是要引导我们去干什么呢？回答异常明确：什么 也不干！自自然然、不要作为，即无为。任何蠢蠢欲动不知足的欲求和行为 都是不可取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如何才能做到无为 呢？老子提出了 “为道口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究竟怎样方可称得 上“损之又损”呢？为此，老子给我们介绍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在这些方法 中，我们看到了老子那深邃的哲理思想和高明的生存智慧。
于是，反对有为，摒弃谋略智慧的老子，却又不自觉地走进了有为，运 用起谋略智慧来了。
在王权一统的禁锢被破坏、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割面前，人心中的欲望 被大大地唤起，为国者、为家者、为名者、为利者……纷纷出笼、奔走忙 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用寥寥数语点画出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而，就在这世人对功名利禄热情得难以自持时，有一双眼睛却显得出 奇的冷静，一切人生的躁动在这里消失了。这种不动情感、保持着距离的冷 眼旁观，很自然使老子能看到那些在功利场上的“性情中人”尚且难以看到 的许多东西，能看到在那耀眼的文明的表象下所隐藏着的深刻危机，能看到 在人与自然中某些美好东西的悄悄流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 “天地 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的确，当人们为达到一个又一个的目的殚心竭力、大显身手时，却往往 不知不觉地在渐次丧失那天地间最珍贵的东西一自然（包括人的自然和事 物的自然）。要求“不物于物”，抗议“人为物役”虽出自庄周之口，但反对 人异化的思想至少可追溯到老子那里。为了根除这种异化现象，老子提出了 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无为”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这“无为”并非是消极的 无所事事，其妙旨司马谈早已窥探得十分明了：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 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 为万物主。”（《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无为是为了使自己“究万物之情” “为万物主”，无为只是手段， 无不为才是目的。
无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顺应自然，不要违背事物的客观规 律，故有人解释“无为”即是“无违”，它在主要方面应是积极的、进步的。
老子强调，作为统治者尤其要懂得和运用“无为”这一宝器，应该把它 视为“君人南面术”的“君道因为统治者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限定的， 所以他们就要顺应这一 “自然”，即“无为”才能“无不为”（通俗地讲，表 面不管什么，实际上却无所不管）。否则，不是“无为”，而是“有以为”， 统治者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被局限了，那就不可能总揽全局 了。因为任何“有”，都是可能被穷尽的、暂时的，它只能是局部。
只有“无” “虚” “道”才能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 “实” “器”，因为 它才是全部、根源、真理、存在。而这正与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 的优越态度、所应采的统治方略相适应。正如《韩非子•解老》所阐释:“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 金，德无舍,则不全。”
老子提山的“大成若缺” “大盈若冲”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 讷”的做法，实际上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与《孙子兵法》中的“能而 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兵家“诡道”有同工之妙。后代统治者乃至黎 民百姓都从中学到了不少处世的智慧，如“韬光晦影” “以退为进” “以守为 攻”等等。章太炎先生曾在《旭书•儒道》中说：“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老 子著言立说本想“以脱卸其矫微权诈之失”，却有人将其“脱卸”之术引为 “阴谋者法”，这大约是老子始料不及的吧！
在老子这种辩证的高明的处世智慧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这个 充满着矛盾对立（如刚柔、强弱、贵贱等）的世界中，老子特别重视“柔” “弱” “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的思想：
“弱也者，道之用也。”
“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基。”
老子认为只有处于“柔” “弱”的一方，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 “守雌”“贵柔”，这样才能守住自己并且持久而有韧性，才能战胜对方而不 被转化掉。老子的这种观念并非是凭空而得到的，他是“历记成败、存亡、 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汉 书•艺文志》）
盛衰兴亡的历史无疑是一面镜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例子实在是太 多了，老子在这里强调对立项的依存渗透，中和互补，避免剧烈的动荡、否 定、毁灭、转化，在一定对象和一定情况下，显然有其重要的合理性。
“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 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 （罗泌《路史·前纪》卷五）
频繁、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国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实属情理 之中意料之内的事情。正是由于它们有着这种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 的现实经验为基础，所以直到今天仍对我们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约与孔子同时代的孙武，是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他所著的《孙子兵 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历代人们把它奉 为兵学之冠，司马迁曾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 《孙了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也赞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后世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那么是否能用一个字概括出孙 子兵法的精髓来呢？如果能用一个字的话，我们以为它应该是“奇”字。
奇，用孙武的话来说就是“出其不意”。一般来说，拥兵打仗的将领都 是懂得普通的军事理论和常识的，然而一个“奇”字，就分出了他们的高 下，分出了他们是寻常的军事将领还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普通的军事理论和常识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奇”是不可以通过 书本和借鉴历史而得到的，它是军事指挥者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而进行的天 才独创，正因为是独创，它才奇，才能出其不意，从而攻其不备。如果越王 勾践在携李之战使用的罪囚自到，孙膑在马陵之战中使用的佯退减灶，它们 在历史上早已被人运用过，那么何以能使吴军震撼、庞泪上当？ “奇”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第一次，就在于它是无法之法。这样，《孙子兵法》很自然 地引导我们去得出如此结论：真正的兵法不是在书中，而是军事指挥者运用 书本理论在自己所遇的特殊情境中的创造。与其说是《孙子兵法》给了我们 制胜的法宝，毋宁说是《孙子兵法》提示我们在实践中去寻求这一法宝。这 可以说是能否真正读憧《孙子兵法》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 两个熟读《孙子兵法》的对手，为何一个能取胜一个却失败的真正原因。
兵家之道，贵一 “奇”字。因“奇”无法可依，无典可循，故使敌手难 以预料。所以孙子结语：“兵者，诡道也。” “诡”，道尽了 “奇”的奇妙，虽 然正规的军事原理和常识是对阵应敌的前提条件，但人人皆可晓的原则尚不 足以克敌，最终制胜的法宝还是那不同寻常的“奇”法。所以孙子又下结 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老子更是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第五十七章》）治军全用奇，显然不可能，不过老子在此的用意十 分明了：他是在大大地强调“奇”在用兵中的关键作用。
孙子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个自己军事理论的成功践 履者。
孙子出仕一幕就颇具新奇。
吴王阖庐久闻孙武盛名，派伍员去劝其出山，孙子难却，只得与伍员来 到吴王朝廷。吴王说：“先生兵法十三篇，我尽观之，可以小试勒兵吗?”
显然吴王对孙子的理论能否运用丁实践心存疑惑，想让孙子现场演练， 以观其成效。在这种情形下，按常理孙子应该要求得到吴王手下的精兵强将 来操练，以便更好地体现他的军事理论，不料孙子却道：“臣之兵法，不但 可施于卒伍，就是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
孙子在这里故意为自己设置难题，然而难题的用意十分明了：你吴王不 是对我的兵法不放心吗？那么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的兵法就是连天下最看 不起的弱女子也能为我所用。
吴王出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交予孙子，和文武百官来到训练场观看。
孙子将美女们分成两队，以吴王的两名宠姬各为队长，让她们全部换上 戎装，然后问道：“你们知道心口和左右手吗?”
美女们答曰：“知道。”
孙子解释说：“向前，就是朝着心口的方向走；向左向右，就是朝着左 右手的方向走，明白了吗?”
“明白了!”
于是孙子又设斧钺，以明军威，三令五申后命人击鼓向右，平日里被吴 王百般宠幸的美女们见孙子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便捧腹大笑起来。孙子正 色道：“约束不明，交代得不清楚，这是将之罪过。”
又三令五申后命人击鼓向左，美女们复大笑不止。孙子厉声呵斥：“约 束不明，交代得不清楚，这是将之罪过。约束既明，交代已清楚而不执法 者，这是吏士的罪过!”
于是命人将左右队长抓起来欲斩，在看台上的吴王见状慌忙派人对孙子 下令道：“寡人巳知将军能用兵了，寡人若无这两名宠姬将食不甘味，请将 军赦之!”
孙子回答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立刻将 两名队长斩首示众。
孙子另选任了两名队长，继续鸣鼓操练，此时美女们左右前后跪起皆中 规矩绳墨，再也不敢出声喧哗。孙子见操练得可以了，便派人向吴王禀报; “兵已整齐，请王亲临检阅，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吴王见宠姬被斩，心中不快，回复道：“将军辛苦了，回舍休息去吧， 我也不想检阅了。”
孙子亦回复道：“看来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啊!”
吴王不得已从看台上下来检阅，只见美女们一扫往日的娇气，变得十分 严肃，孙子用他的兵法把刚才还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妇人顷刻训练成了一队军 纪严明能随时出征的勇士。孙子的这份颇具新意的见面礼终于赢得了吴王的 敬佩和信任，他给了孙子“客卿”的身份，其职务是将军。
孙子不久率兵攻占舒城一例，显示了他“以奇胜”的用兵技巧。
舒城，为楚国与吴接壤的边邑，守城的部队除了一部分是楚军外，还有 为数不少的吴国叛军。当年吴王僚被阖庐设计杀死时，吴王僚的两个儿子掩 馀和烛庸率一部分吴军投奔了楚国，被楚王派往舒城驻守。而这些背井离乡 为楚国守城的吴军非常思念故土，加上他们在楚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再叛楚归吴是很有可能的。孙子根据这些情况，于是放出话来：“那些原吴国的 士兵只要肯出城，我就饶恕他们，送他们重返故里。如果能带上楚兵的首级 或在我军破城时立功者，我一定重赏。” 此语一出，立刻在为楚守城的吴军 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孙子带兵向舒城进发时，他一反自己“兵贵神速”的军事理论，而是有 意放慢进军的速度，他的这番举动的用意十分清楚，让那些守城的吴军在听 到他的赦免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制造他想要得到的效果。部队到达舒城后， 孙子也不急于攻城，而是在城外集结待命。几天后孙子想要的效果终于出现 了，城内的守军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弃城出逃的吴兵不计其数，孙子见时机 成熟，一声令下，部队向舒城扑去。刚及城门，城里的吴兵便开门迎接，孙 子不伤一兵一卒轻取了舒城。孙子进城后，只见城内楚兵尸首满目尽是，掩 馀、烛庸亦在乱军中被杀身亡。
可以这么说，孙子在取舒城之前，在心理上便已先自取了。孙子率兵去 占领的，实际上是一座守敌已名存实亡的城邑。攻心战，向为兵家所称道, 它不仅能减少己方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它能彻底征服对手的身心。
孙子为吴王阖庐出谋大败楚国，圆了阖庐进入郢都的梦后，突然辞职不 干了。当时论破楚之功，首推孙子，而孙子居然要从成功的峰巅退下，颇令 世人不解。但孙子去意已决，阖庐无法挽留，只得将邻近越国的一个叫富春 的地方送给了他，作为他世居的领地。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孙子的急流勇退可谓明智，因为他从阖庐胜楚后的 骄横残暴中看到了吴国暗淡的前景和个人命运的吉凶谁测。与其终日与虎做 伴，何如隐居潜心兵法？果然不久阖庐被勾践击毙，继位的夫差好大喜功。 夫差为了伐越称霸，屡次派伍员邀孙子再度出山，孙子一一回绝，并劝伍员 及时隐退。他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想借以说服伍员，他说夏天却穿着冬天 的皮裘，不是太可笑了吗？然而正热衷于功名的伍员没有听进孙子的忠告, 最终吞食了苦果。
夫差想报勾践的杀父之仇，却苦于没有良策，只得向隐居的孙子讨计。 孙子可以拒绝出仕，但对登门求教的事不好拒绝，否则做得太过分，于己不 利。于是孙子帮其谋划道：
“勾践年少气盛，三年前击败吴军，一定心高气傲，不以为意。不过越 国有大夫文种和将军范蠡两位俊杰，他们一定会阻止勾践轻举妄动而以固守 为策略。就目前的势力而言，吴还是比越强大，但如果越不出战而以固守为 本，吴国就很难得逞。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地激怒勾践，从而 使文种、范蠡的约束失效。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我想我们可以先派山一支 人数不多的轻骑兵，从太湖乘船南下，在越国的西北部登岸，不断地骚扰越 国，打打走走，灵活机动，意在惹恼勾践，引他出击。此时勾践虽有文、范 两人劝阻，但对我们设置在他眼中的这颗钉子一定不会放过，当他离开会稽 城出征时，我军主力便由东向南，直取会稽。不管勾践是否会回师救援，我 们那支轻骑兵一定要死死咬住他，待主力部队前来合击，这样越军必定首尾 难顾，会被我军打得狼狈大败。当越军败退时，注意不要截断其退路，以免 他们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让他们落荒而逃，军无斗志，这样我们在后面 穷追不舍，反而可以全歼敌军。这个计划有三要点，缺一不可。一是以轻骑 兵为诱饵，二是勿断越军归途，三是穷迫不舍、以绝后患。”
吴王夫差照孙子的计谋行事，吴军果获大胜，只是夫差并未将孙子的计 划贯彻到底，他只迫到会稽山就止步了。在勾践低下的哀求声里，留下了勾 践五干人马，从而埋下了后来吴被越灭的祸根。
夫差凯旋回国后，派伍员前往富春酬谢孙子，然而孙子已杳如黄鹤，把 重重疑惑留给了世人：孙子是痛恨吴王夫差对越王勾践没有穷追不舍？是厌 倦吴王夫差对自己穷追不舍？还是慧眼有识，早已预料到伍员的下场而自己 先行规避？抑或这些都不是，一时的荣辱功名算得了什么，他只不过想找一 个谁也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去完善那能传之万世的孙子兵法？
总之，孙子从出仕、谋事到隐世，让人感到飘忽莫测、出其不意。“以 奇胜”，不仅是他的兵法理论，亦是他的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