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恩格斯）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十） 《批判史》论述 （本编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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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
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说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
现在让我们引证杜林先生认为围绕魁奈的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魁奈）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
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 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
在如此“耗费”之后终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相交的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等等。
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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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至于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
（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
（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有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份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
（三）从事工商业的或sterile（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费掉的价值。
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从事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
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创业资本或总财产100亿利弗尔，其中五分之一，即20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
另外的前提是：
（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
（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排除在外，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
（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
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里，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50亿的数目，而不是5个图尔利弗尔。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
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
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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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30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
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
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即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无论如何是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
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
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
“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
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
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
因此，前提是：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
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
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
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力。
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
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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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
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
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foncie｀res，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给租地农场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
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
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
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
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
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
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 由于这一利息的支配权完全属于租地农场主，所以他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而是把它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就鼓吹“企业家的良心”，企图用道德力量约束资本家的个人欲望。）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
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生活资料，三分之一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
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
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
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
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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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
（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总监时期，力图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于1776年初颁布了取消徭役制度、废除行会等六个法令，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杜尔哥的措施遭到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他最终被免职。）
但是，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重农学派，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而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
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而且往往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
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做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税”（pre＇le｀vement）观点，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
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把它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
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
（本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