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1、整个18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议人是乔赛亚·柴尔德爵士，现代英国私人银行业之父。他抨击高利贷者的垄断，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发公司叫嚣反对“私人裁缝”的垄断一样。这个乔赛亚·柴尔德同时又是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因此，他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是以贸易自由的名义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作辩护的。他反对托马斯·曼利（《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说：“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他的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坚固的地点上……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财富的结果。”（《论商业》1669年版。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120页]）“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么，压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同一件事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同上，第155页）“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同上，第156页）“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179页）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注：原文还举出了其他例子，但在此省略。

2、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实际内容，那么，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像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样说——的劳动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一个劳动者必须有助手，有帮伙，有工人；他寻求那种聪明的、能干的、忠实的人。他叫他们去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是生产的。”（[安凡丹]《圣西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1831年巴黎版第104页）

注：在资本主义生产还未充分建立起来之前，人们总会误以为资产阶级才是真正的劳动者。

3、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自己的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还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4、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做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么，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特有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做是本质的区别。

5、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地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货币财产作为特殊的财产来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是在货币索取权的形式上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的。一个国家的大量生产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6、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1）中世纪的利息

注：原文中摘录了多段相关内容，在此仅选取一部分。

7、“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壁，就是说每100收取30。有人还加上诺因堡集市，因此，每100要收取40，是否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1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侯爵。如果他有100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10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册[第312页]）

（2）教会由禁止取息得到的好处

8、“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抵押给货币贷放者，使他们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慈善机构，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征讨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不禁止取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