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我与顾炎武报国寺

文/司马南

说起来，我跟顾炎武跟报国寺有点渊源。

前些日子，《中国商报社》社长陈高宏要我楷书顾延武名言，好长的篇幅，前后写了四五遍，总是不满意，最后勉强交差，听说做成了两面碑墙。明天上午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中国商报是我的老东家，我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最开始叫《中国商业报》，把那个“业”字去掉，改掉其行业性，给上面打报告获批，这事儿我是始作俑者。

新闻部、总编室、资料室几个部门，我都干过，大好年华用来弄这张报纸了。那时候写通讯，写社论，写评论员文章，跟今天干的活儿也差不多。我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看书写字说话，基本没离开这个行，所以叫我口力劳动者、笔力劳动者都对，因为思维见识水平比较差，脑力劳动可以忽略不计。

在中国商报我经受了历练，搞了对象开始了第1次婚姻，认识了一堆朋友，吃掉了足量的报国寺馅饼，写下了不知道多少口水文章，参与了一些积极的进步的活动，也没少给领导惹麻烦。总之，嘴太欠，手太勤，太积极，太得瑟，太不消停。

在北京报国寺那么多年，身上就没有熏染出一点儿稳沉内敛的顾炎武气质。35岁的我离开报国寺（1991年），45岁的顾炎武入驻报国寺，那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北游25年中，多次往返京城，在京期间，寓居报国寺，在报国寺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创作出《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

顾炎武，明末清初的大儒，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先生”。

顾炎武有学问，他是从研究问题出发而获得大学问的，明末清初那个陈腐的学术氛围中，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钻故纸堆，断没有出息。他留心经世之务，二十七岁时秋试被黜，退而读书，遍阅各地郡县志书及章奏文册资料，研究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社会实际问题。

弘光元年，清兵陷南京，他变身革命党，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康熙时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陕西华阴以终。

顾炎武论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对明末空谈心性，治学方法主张博瞻贯通，“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辨别源流，审核名实，注重实证。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著书撰文注重独创，反对因袭、盲从和依傍。一生著述丰富，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书。

仰慕顾炎武人格、品格、学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顾炎武成了民族救亡的精神偶像。1843年，翰林院编修何绍基等人发起筹资，建造顾亭林祠，随后在此进行了长达80年的声势浩大的民间祭祀亭林先生活动，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没有政府组织，民众皆是自发自愿前往。每次祭祀活动，均有参与者签名，其中最多的一次，签名留念的社会名流达500余人，堪称奇事。

我就在这个院子里办公那么多年，多少还是受到他的一些影响的。自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总之，为天下兴亡计小人物也可以挣扎。

大人物嘛，经天纬地，文韬武略，龙翔虎步，自然受人仰视，小人物则拼命挣扎，苦心经营，竭尽全力，常常遭人齿笑，被喻轻狂得瑟。

民族必须振兴，小人物可以得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人物起来得瑟，小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下起来得瑟，这便是中国根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有优势，正是这个制度，把顾炎武们的道德理想变成了政治现实与社会现实。

多年前我参加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的纪念活动，华山论剑与金庸老先生等名家对话，那个时候之所以请我，乃是因为司马南这个名字，主办的领导说姓司马今天有名的人不好请，你凑个数吧。今年顾炎武诞辰410周年，报国寺纪念活动请我去，乃是因为于力同志曾经在这个院子里工作了很多年，是中国商报社老同志的代表。

科学家说，今天人们已经比较清楚的是这个世界5%的情形，得有95%暗物质、暗能量，到底怎么回事，只知它存在，却不知它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对其定性和量化，更是没有摸到门儿。顾炎武，司马南，大人物，小人物，都在这个院子里边练过，古人今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量子纠缠呀？

（2023年7月17日早饭前，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