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自论文《吕岑会战考古：对十七世纪军事物质文化的考察》，作者Andre Schürger；部分内容作删减与改动

前言：

  在过去的150年里，与会战相关的讨论中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帝国军队的部署，至少在2001年R. Brzezinski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之前是为如此：他重新审度了所有已知的史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未曾发现的材料被发现；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描绘战役的出版物都没有承认他的发现，仅仅只是复述了K·Deuticke的《吕岑会战》（Die Schlacht bei Lüzen）、Generalstaben的《瑞典战争史》（Sveriges Krig, vol. 6. Fron Lech till Lützen）与J·Seidler的《吕岑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Schlacht bei Lützen）中的陈词旧论，因而必要重新评估所有已知的史料，并结合考古资料重新估测华伦斯坦最初战线的位置。

  另一方面，相较于帝国军队，瑞典军队的部署有据可查，但应该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信息都基于次级史料。尽管如此，除了一些小的出入，对于瑞典军队的部署重构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

战场重构：地理

  吕岑（Lützen）是坐落于魏森费尔德（Weißenfeld）西南13公里与莱比锡（Leipzig）东北19公里处的一座小镇，1632年时隶属于萨克森选帝侯。小镇本身如何并不重要，不过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德意志境内最为重要的商路王政大道（Via Regia）经此而过，这条商路从巴黎穿过美因茨（Mainz）、爱尔福特（Erfurt）、莱比锡、格尔利茨（Görlitz），一直延至基辅（Kiev）。古战场位于平坦的原野，海拔高度为115.1米到126.3米，最大坡度低于1％，几乎没有肉眼可见的高低落差。海因里希·霍尔克（Heinrich Holk）曾提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右翼占据树林与小山丘的地利且“枪弹由其阵中发出”（musket shot from the battaglia），在当地只有一处几乎仅仅勉强可见的126号高地（Hill 126），位于帝国军队第一道阵线以南1200米处。由于没有新教练均的目击者并没有在战后的汇报中提及任何一处高地，因而可以假设这座126号高地在战斗中并没有发挥什么大用。不过尽管如此，是处依然阻挡了帝国军队的阵线到弗洛斯格拉本的视线。这一视线上的阻碍可能会影响早期阶段帝国军队的炮兵对古斯塔夫部的炮击，不过并不能确认霍尔克叙述中的“树林”（wood）所指何处。

  要了解战场上的自然景观，最主要的史料是一份1710年的田界地图，尽管这份地图是与战后将近80年绘制的，不过这一时期的景观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且极有可能展现了会战期间的战场景况。地图上没有高地或树林，而一些标记为绿地的少部分区域并非农田。

河流

  弗洛斯格拉本（Floßgraben）在德语中意为“筏渡” (Floß 意为raft，“木筏”raft； graben意为ditch，“渡河”ditch)，是1578年开凿的一到人工运河，以便将木材运往萨克森的盐矿场。尽管渡河极其狭隘，但是两旁的提岸极其陡峭，严重阻碍通行，而考虑到十一月份冰冷的河水，除了河上少数几座桥梁外几乎无法渡过。通常而言，渡河本身并不被史学家认为是一道地理障碍，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褐煤矿开采而导致水位下降。然而尽管如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发生在当地的另一场会战（即1813年的吕岑会战，Battle of Großgöschen）中依然成为了天然的阻碍。

  渡河上的浅滩与桥梁大多是在1809年的地图中获知，不过可以合理的假定道路交通自1632年以来并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动，且多数十字路口可能在会战期间便已存在。弗洛斯格拉本河上的渡桥仅有三米宽，迫使经由此过的军队在渡河前打散队形，并花费大量时间到另一岸重新编排。对于古斯塔夫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重型火炮如何运输，尤其是那些重3.5吨、需要20到25匹马才能拉动的24磅炮。由于当地只有两座桥（分别名为Meuchen与Sckölpitz）可供军队通过，古斯塔夫设法用浮木搭建临时的浮桥，正如斯德哥尔摩战争档案的速写所描绘的那样。

  另一道更为难以通行的天然屏障为磨沟河（Mühlgraben），这是一道为吕岑的水磨坊修建的人工运河。与弗洛斯格拉本一样，这道河流堤岸极为陡峭，但在城外的区域没有任何桥梁穿过于此。此外，小镇西面的米尔格拉本河岸是一片沼泽地，炮兵与骑兵无法通行，只能被迫向小镇以南行军并两次渡过弗洛斯格拉本以图通行。

树林

  在会战中树林并没有起到阻碍，因为吕岑当地的树林较为稀疏。然而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对位于弗洛斯格拉本以东300米处名为“Skölziger Holz”的小树林存在误解。这片树林常被误认为是帝国军队左翼远端藏身之所，即霍尔克称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兵力将会布置1000名火枪手之处。尽管霍尔克并无指称这片树林是为何处，不过后人暗示他所指的便是Skölziger Holz，该树林在Relation from 1633、Theatrum Europaeum与Khevenhiller的著作中共被提及了三次，作为瑞典军队炮台的阵地。

  该树林位于弗洛斯格拉本东侧，约是帝国军队阵线东南方向的1200米处，因而距离战场有一段距离，这使得这片树林即非帝国军队的火枪手、也非瑞典炮兵的理想阵地，因为在这一距离上会使己方与本阵脱离，且无法瞄准射击。然而，霍尔克提到瑞典右翼的另一片树林，他称“排枪由阵而出”（one musket shot from the battaglia），这片树林极有可能是上述的Skölziger Holz。

  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写道：

  国王统军前行，直至右翼远端进入小树林内，火枪手由此而击，一路可见敌军之全貌

（the king advanced, till he came with the end of the Right Wing, within Musket shot of a little wood: having all the way a full view of the Imperiall Army，）

这暗示了瑞典军队的右翼朝左进行转向动作，这种动作亦为Vitzthum与Berlepsch所证实，从这片小树林瑞典军队的统帅就可以从帝国军队的左翼方向视见华伦斯坦军队的全貌。尽管瓦茨并非目击者，但是这是唯一提到这篇树林位置的史料。如果瓦茨所言确凿，那么所提及的这片小树林只能是早在15世纪便已经被遗弃的名为Großgöttern的村落。该村落的水塘至今存在，而原来的村庄在1710年的田界地图里被表为小块绿色区域，意指出了农田外的任何植被；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片小树林或果园。这一位置对于霍尔克而言亦是理想的位置，左翼末端的火枪手籍此隐蔽自己并朝侧翼开火，就像帝国军队右翼的火枪书在吕岑小镇的空地上所做的那样。

城墙、外郭与磨坊

  当瑞典军队接近吕岑时，遭到了来自城墙与镇子中堡垒的枪击。据霍尔克所说，帝国军队在吕岑分遣了400名火枪手，但是据估计要将城镇完全保卫则需要多大1000名。为了防止这座城镇为敌军所用，帝国军队的火枪手纵火将其焚毁，并不得不离开该地。唯一提到火枪手在纵火后所发生的的史料是威廉·瓦茨所述：

  在磨坊与镇子间，有着许多由夯土墙围成的空地

（Between the Mills and the towne, were there divers gardens with mudd-walls round about them…）

及：

  我军骑兵遭到土墙后敌兵之拼死奋击，无人能进，以至魏玛不得不用远翼的火枪手与之短兵相接，而战马与手枪亦无法对城墙与火枪手造成任何伤害

（…he [Bernhard von Weimar] must with the end of his Wing, even touch (as it were) the very walls with Muskettiers; they must needs have so sorely galled his Horsemen, that there had beene no coming neere: nor could horse and Pistols, have done any service against walls and Muskettiers.）

由于1710年的田界地图上并没显示空地周围有任何围墙，也没有画出小镇的城墙，因而有可能能如威廉·瓦茨所说的那样有一道由帝国军队的火枪手保卫的夯土外郭。

  华伦斯坦防御的重中之重是布置于磨坊附的山丘处设防的大型炮阵。如今这座山丘已经不复存在，而20世纪初拍摄的最后一张磨坊的照片中显示这座山丘仅仅只是略微隆起，只有一米或不到。即使1632年山丘比今天略高，也差不到哪去。该处可能有足够的空间给三门火炮稍好的炮击范围。尽管弗利特伍德（Fleetwood）与威廉·瓦茨声称这道山丘对于帝国军队而言为一优势，但是霍尔克却并未提及，且可以肯定这一地利并非战斗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Inventarium Sueciae提到在磨坊附近还有一间磨坊主的屋子，van Hulsen与Matthäus Merian所绘的铜版画显示这座屋子位于王政大道的南部或在这条路上（原文如此！），而更为可靠的1710年田界地图则显示其位于大道的北部。

华伦斯坦的战壕：历史资料

  根据1710年的田界地图所绘，王政大道经由小镇，再笔直的延伸到东别方向1350米的距离。这条道路并非如Deuticke所认为的那样蜿蜒，而仅仅是在一千多米的距离后再先向东弯折，再向北偏转，越过弗洛斯格拉本河。道路的两旁有用于排水的沟渠，而华伦斯坦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在这些沟渠后方布置炮阵与本阵。如果有什么是会战中为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那莫过于华伦斯坦在战前布置的防御，其为覆盖整个帝国军队阵线的双层堑壕，并在11月15日的夜间连通进了大道的沟渠里。据信，这一阵地是分遣的火枪手的第一道防线，并由此与瑞典军队激烈交火，沟渠处则布下重重障碍，严重阻碍了瑞典步兵的行动。在过去的150年中，尽管要建造这道双层战壕意味着帝国军队需要在一夜之间挖掘五公里的土方，然而防御工事并未被历史学家所质疑。虽然对于帝国军队而言并非不可能，但可能使之在战前便已筋疲力尽。由于如此的工事是会战中的重中之重，因而下文将对其进行详述。

新教联军的目击者

  在当代的史料中，帝国军队挖掘的战壕似乎无可置疑，绝大多数未亲临现场之人都声称这道工事存在于战场之上，且所有的铜版画都绘制出这道人造沟渠。然而如果考虑到目击者的描述，情况便会大为不同。

  作为新教联军一方的亲历者，Vitzthum、Berlepsch与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并未提及大道附近有任何战壕或火枪手。Vitzthum与Berlepsch将古斯塔夫战前的转向描述为以右翼对抗败退的敌左翼，并毫不费力的越过大道。两者提到的帝国军队唯一的防御工事是部署于华伦斯坦右翼磨坊处的炮阵中的一道内线防御工事（retrengement）。与之类似，法布里奇乌斯写道“王越沟渠以击敌”（Gustav Adolf advanced over a ditch and attacked the enemy），然却没有说明在大道处发生过任何贻误或战斗。

  Dalbier称敌军在一道大沟渠后占据设防与拥有地利的位置以迎接瑞典军队，并在该处放置了炮兵。这道大沟很可能是道路本身的沟渠之一，甚至极右可能便是大道的本身，因为这条道路本来便沉于两旁的泥土之中。然而Dalbier并没与描述壕沟，也没有称瑞典军队在越过大道时遭到了其他状况， 因而他所称的这道防御阵地很有可能是帝国军队布下的炮阵。

  弗利特伍德对帝国军队防御工事的描述则难以为人解读。在描述敌军的部署时，他称：

  敌占据莱比锡高地的地利，两旁各有一道工事

（the enimie had the advantage of Lypsicke highwaye, on either side of which a grafte.）

而在描述战斗开始前的一场前哨战时，他又称：

  敌再度撤到堤坝之后，该处修建了一道胸墙

（upon which the enimies they retyred again behinde the dike, where they had cast upp a kind of a brestworke.）

乍看，弗利特伍德所称的“工事”（grafts）似乎仅仅只是简单的道路沟渠，与后面的胸墙毫无关系。至少古斯塔夫在“率部越过工事冲向敌军”（he leaped over the graft and charged the enimie）时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而那道由胸墙庇护的地方很可能是如Vitzthum与Berlepsch描述的那样，是帝国军队设防的炮阵。

  要解读帝国军队的防御的本质，关键之处可能是来自瑞典军队总部的信件，信中称：

敌于山顶处有着三个磨坊的山丘行军，并修了一道战壕与一座碉堡

（…they [Imperial army] moved on a hill, with three windmills on top, digging a trench and a redoubt...）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描述了磨坊处帝国军队设防的炮兵阵地，尽管应当指出的是这位瑞典方的目击者与辎重一起，他自己可能并没有看到那些工事，至少没有亲自近距离观察到。

帝国军队的目击者

  华伦斯坦一方的两位目击者Münchhausen与迪奥达蒂并没有提及任何战壕或是道路沟渠，也没有提到布置在王政大道上的任何火枪手，考虑到后者在回忆中详实的具体细节，这无不令人感到疑惑。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汇报瑞典步兵毫无难处的越过了一道沟一道路向己方逼近，随后他率部将来犯之敌赶到沟渠与大道上，然而由于“路况不佳”（bad condition of the road）而无法乘胜追击。11月份的王政大道可能布满泥泞以至于无法在上面冲锋，但并非无法越过。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侄子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 (Silvio Piccolomini)在其所率之团中服役，后者描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事件，称“我军前行到一道小沟渠中，并在该处静候敌兵”（we advanced to a small ditch and there we waited）。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指的是战前的整支军队，而非只是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部。不过重要之处在于两者都并未提及王政大道附近的任何战壕或者围绕此处的任何战斗。

  在华伦斯坦军中服役的英国佣兵西德南·波因茨（Sydnam Poyntz）则写道：

  在华伦斯坦营前是一道干涸的长渠，里面满是火枪手

（In the front of his [Wallenstein’s] Camp lay a long dry ditche which hee filled full of Musketiers.）

作为唯一的证人，他提到了布置在道路沟渠中的火枪手，然而却并未提到人工挖掘的战壕。“在其营前”（in front of his camp）的位置含义不明，不过这里的营地似乎指的是帝国军队的本阵。

  另一方面，出于霍尔克负责部署军队，因而一定对战场最为了解，他写道帝国军队的前方有一道凹陷的路面，一旦与敌推矛相接（pike to pike），无论对何方都毫无裨益。如果果真倔有战壕，霍尔克肯定将其提及。更为重要的是霍尔克提到了部署在小镇与两翼前方的火枪手，却从未提及路上有，而其本人似乎也不太可能将之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霍尔克给出的仅仅只是分遣的部队，而那些部署在道路沟渠中的火枪手并非独立遣出。布置在沟渠中的火枪手可能由第一道阵线中调离，作为散兵派往阵前，而在其他处则作为方营的一部分进行作战。

后世史料中的战壕

  几乎任何亲历者都没有提及帝国军队人工挖掘的战壕，这并非巧合，早年并非亲历战场的作者亦是如此。11月19日一道来自战地的简短记叙与23日的来自格里马（Grimma）的Relation I既没有提到大道旁的沟渠也没有提到战壕，而24日的柏林信摘（Extrakt Schreiben aus Berlin）则写道：

  敌军占领了隘口与几道沟渠的地利，其中满为火枪手所据

（the enemy had the advantage of the pass and several ditches, which were occupied by musketeers.）

最早提到战壕的则是瑞典的外交官约翰·海伦（Johann Hallenus）于30日所写，他称帝国军队布下的小型炮阵的附近有某些为敌军所占的人工战壕（löpgrafvar），但除之之外他对这些战壕的描述既不具体，也没有表明这些工事在战术上如何重要。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目击者向他汇报了敌军掘壕而御，然而看到的只是距离己部非常靠近的帝国军队的小型炮阵前挖掘的堑壕。

  关于道路壕沟叙述的转折是11月22日的Relation II from Erfurt，其中称：

  敌夜间于弗洛斯格拉本河修建一道胸墙，据其地利

（the enemy had built a breastwork at the Flosraben during the night and occupied it to his advantage）

  在此不久之后，亚当·海因里希·彭茨（Adam Heinrich Pentz）给古斯塔夫·霍恩（Gustav Horn）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两道长长的战壕，而除了一道狭窄的“草道”（grass trail）外骑兵无法通过，以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得不使右翼以纵队（march formation）越过。这说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到这点，而威廉·瓦茨也复述了这种状况。这里首次强调了两道难以通行的沟壑与一道设防的小沟。要理解史料叙述中发生了什么被改变、什么被篡改，关键之处在于Declaration from 1633，其中称“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部抵达为敌占据的弗洛斯格拉本河，将其击退，并使自己的火枪手利用该河袭扰华伦斯坦的大军”（Gustav Adolf reached the Floßgraben occupied by Imperial musketeers, forced them out and used it to harass Wallenstein’s troops with his own musketeers）。

  可以肯定，会战时渡河肯定没有被帝国军队的火枪手占领，该处淌满了河水，且距离大部队足有1.4到1.8公里，在该处设立散兵线过于遥远，因而肯定没有设防。这些描述仅仅只是没有亲临战场的作者将渡河与道路沟渠混淆，而弗洛斯格拉本河着实是一障碍。迫不得已，瑞典军队只得两次越过渡河，古斯塔夫率领的先遣队试图穿过一道窄桥以抵战场。彭茨极可能误解了目击者所述，认为这是战斗的开始，而此时瑞典军队仍在从一道狭隘的草道上通行以图越过几乎无法行军的沟渠。王政大道沟渠的难以通行亦与弗利特伍德称古斯塔夫率部“越过工事”（leaped over the graft）的说法相矛盾。

  不幸之处在于几乎所有后世的叙述都遵循了这一错误，并使华伦斯坦的工事为后人留下错误的印象，Khevenhiller、Chemnitz与威廉·瓦茨的Inventarium Sueciae都对帝国军队的人工战壕描述的异常具体。瓦茨将之特别说明，称：

   整晚加第二天早，华伦斯坦的骑步兵和先遣队与高处的矛手一起忙碌，挖壕成沟，或从中掘出土方以为胸墙，以便让火枪手设防其中

（All night and next morning, his Dragooners and Pioners, wrought with thei: Spades about the High-way; and to make the Ditches, or Draine by it, serve them for a Breast-worke, to lodge their Muskettiers in.）

  据瓦茨所说，这些战壕与人齐高，且瑞典军队在越过沟渠时极为艰难。除此之外，他还描述了在炮兵阵地周围耸立的战壕，这片战壕很可能是瓦茨的目击者亲眼所见，并且可能是造成帝国军队阵线有某种沟渠误解的来源之一。而尽管 G. G.Priorato所著《1630至1636年的战争史》的首卷（Historia dell Guerra di Ferdinando II e Ferdinando III Imperatori e del Re Filippo IV di Spagna contro Gustavo Adolfi Re Svetia e Luigi XIII Re di Francia successe dall’anno 1630 fino all’anno 1636, vol. I）与 A.J.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红衣主教回忆录》（Mémoires Du Cardinal De Richelieu, Sur la Régne De Louis XIII : depuis 1610 jusqu’à 1638. 7. Années, Livre XXIII, XIV）中并没有提到任何人工战壕，但两者所说仍然表明存在着某种防御工事，并要么描述了瑞典军队越过壕沟何其艰难，要么描述了战壕中的激烈战斗。在无有亲临战场的作者中，只有写有《古斯塔夫国王武功录》（Mars Sveco-Germanicus sive rerum a Gustavo Adolfo suecico rege gestarum libri tres）的P.B.Burgus更具体的将防御工事描述为仅仅布于步兵本阵前的战壕，而非延伸至骑兵两翼。

艺术作品中的战壕

  大多数铜版画，特别是依照着Friedrich van Hulsen模板复刻的作品都延续了后来的叙事传统，展现了从吕岑横跨整个战场到弗洛斯格拉本河而列于帝国军队阵前的双层沟渠（见图.62）。Matthäus Merian则将战壕与激烈的战斗描绘到一块（图.63）。威廉·瓦茨的Swedish Intelligencer中所描绘的则略有不同，东北部的道路壕沟有一道简单的沟渠，而西部的王政大道以南则有一道重渠（图.64）。如此的防御工事绝非可能，这意味着需要挖掘一道全新的双重战壕而非是对原有的道路沟渠重整，更何况并没有历史证据将其支持。唯一展现完全不同的情况的画作是斯奈尔的画作，在画中大道上既没有火枪手，也没有战壕；然而尽管如此，大道位于画作的背景之中，因而难以看清细节（图.65；出于版权限制原画在论文中无法查看）。这幅画作相较于其他似乎更为准确的反映了帝国军队的状况。

考古证据

  由于历史资料并非完全确凿可信，因而根据1710年的田界地图在王政大道挖掘了四道试验沟渠。1至3号壕沟位于帝国军队的左翼（图.66），而仅有1号壕沟完全覆盖了整条大道的笔直部分。据土壤表面最大深度为1.02米的两个区域处而横贯外侧轨道的车辙证实，王政大道如霍尔克与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描述那样是一条略微凹陷的土路，是为中世纪至于近代早期德意志主道的典型特征（见照片.18）。

  在预计原有道路壕沟的大道南段，一道现代的排水沟破坏了所有的考古证据（照片.19）。而尽管北段的沟渠直到20世纪中叶仍在使用，但壕沟的底端仍然完好。这表明从老沟渠到现代排水沟共有24米的距离，其中北段路沟宽1.8米，据大道旧路深0.32米，而陷于地表0.99米（照片.20；无法查看）。为了确定这片沟渠的年代，对其中10米长区域的填入物进行筛分，共发现了67件可以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的纯色铅釉陶器。由于没有年代更早的陶器被发觉，因而道路沟渠的底部很可能便是十七世纪的原初壕沟。这条道路沟渠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有试图将其重新挖成堑壕的痕迹。北段排水沟的样貌则在2号壕沟（sections 2）与3号壕沟（sections 3）中得到确认，看起来与1号壕沟处的道路沟渠无异。

  在帝国军队列阵的区域，王政大道的大部分都被一条现代化的公路所覆盖，而南路沟则为一条天然气管道所毁坏。4号试验壕沟掘出了15米长的北路沟与一小部分下陷的道路。这一发现证实了王政大道一路从吕岑延伸至如今的古斯塔夫国王纪念馆（Gustav-Adolf-Memorial），并在该处偏折向南，如1710年的田界地图所示。在4号壕沟处的路沟宽1.6米，距路面深0.64米，离地表1.42米，因而比起1号壕沟的深了0.43米，然而依旧没有任何人造堑壕的蛛丝马迹，道路沟渠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会战相关的文物。

  挖掘的结果表明道路附近并没有双层壕沟，同时也表明北段路的第二道火枪手阵线毫无用处，因而大道本身就是一条凹陷的土路，占据该处向南面射击的火枪手意味着要么有着战壕的庇护却难以射击，要么缺乏防护，且射出的枪弹会打到友军的背上（见图.67）。

  假设南段路沟与北段的类似，那么这道沟渠则可以为帝国军队的左翼提供一般的掩护（0.99米深），而在本阵则可以提供优渥的庇护（1.42米），且一些额外的灌木丛还可以增加隐蔽。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经常所言，这些沟渠不足以进行堑壕作战。除此之外，位于中央阵列的士兵将道路沟渠挖得更深也会适得其反导致火枪手无法由此射击。正如霍尔克所说的那样，这些路沟并不会为双方提供直击射程（point-blank range）内的便利，且可以肯定无法阻止瑞典骑兵越过左翼的大道，那里的路沟比起中央阵列处的还要浅。尽管如此，凹陷的土路与路沟依旧如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称的那样是为骑兵冲锋时的障碍。

  由于南段的路沟可能已经为现代的排水沟与天然气管道所完全破坏，因而必须对大道附近的帝国军队左翼的战斗情况进行调查，大道上的火枪手理所应当向南开火以抗击瑞典军队的攻势。在大道以南40米到140米共计40公顷的区域内，发现了至多11颗火枪（musket）弹。分布如此稀散的枪弹遗物与到大道的距离暗示了帝国军队可能沿着道路部署了火枪手。然而，如若道路上果真部署了火枪手，那么可以合理的预料瑞典军队必当发动还击，而由此沿着大道的南北必然有清晰可见分布的枪弹。事实这是道路附近几乎没有枪弹，而现场的枪弹似乎都绕开了道路本身。

  在道路南段发现的火枪弹附近还散落着九枚手枪弹，其中四个遭到碰撞而损坏，一个则有射击时的痕迹，因而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而非是一支部队在此重新装填手枪。这些手枪弹距离过远，与大道毫无关系，散布模式类似于北段500米处，可能是轻骑兵与火枪手在此处的空地上进行过小规模的战斗。因而，道路南段所发现的枪弹很可能同样来自一场前哨战。

  尽管这些枪弹的散布模式尚未完全得到确认，但已有的证据表明沿着帝国军队左翼列阵的大道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激烈的战斗，因而该处最不可能部署兵力。然而大道南段的九号区域（field IX）的枪弹散布模式（特别是m4型和M5型重火枪弹的集中）却证明了在中央阵列阵前的道路沟渠中有一道火线，不过仅此而已。

堤坝

  Deuticke在著中称大道建在弗洛斯格拉本渡河附近1.5米高的堤坝（dike）上，然而却没有给出任何历史证据。实际上，只有弗利特伍德提到了战场上的堤坝，而结合提到胸墙的语境，极有可能指的是坚固的炮兵阵地。目前看来，王政大道穿过渡河的区域完全平坦，而任何大兴土木的工程都几乎不可能凭空消失而不在未曾耕种过的土地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Deuticke极有可能受到了现代的B81联邦公路的影响，该路可追溯到18世纪晚期。

战术价值

  王政大道及其路沟对于华伦斯坦而言战术价值微乎其微，仅仅是提供了一处支点使得帝国军队可在道路沟渠中利用散兵火力袭扰敌军。在华伦斯坦列阵的左翼，大道朝东偏转，一路向着瑞典军队的方向，使之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而沿途将受到攻击，以至于这一路段作为防御阵地毫无用处。事实上，华伦斯坦将自己的左翼后者而构建一处防御阵地，这将使得大道与左翼之间短距离增加到600到1000米，而部署在路上的火枪手则必须在空地上撤退这段距离才能得到两翼骑兵的庇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瑞典骑兵在壕沟里的火枪手第一轮齐射后便冲向堑壕，刹那间以手枪将敌兵悉数击溃，因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或是被严重滞迟。然而考虑到负责部署的霍尔克抱怨没有足够的火枪手而无法在右翼的树林中进行部署时，他不可能如此随意的挥霍兵力；而挖掘战壕而不占领无疑是在浪费时间。

  无论是考古结果还是目击者的证词，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道路沟渠内修有任何工事，也没有任何能推迟瑞典右翼骑兵的推进。要在一夜之间挖掘长五公里的堑壕只会使得帝国军队筋疲力尽，而即使修建完毕也只会给左翼提供有限的便利。与之相反，华伦斯坦在左翼阵前部署了三个克罗地亚轻骑兵团以为庇护。不过并不能完全排除Burgus所称的仅在帝国军队的中央阵列掘出一道简单的战壕。然而这无有必要，因为该地的路沟已经足以为火枪手提供某些掩护，这些火枪手很可能由五个前锋方营的第一排构成，作为散兵向瑞典步兵倾斜火力；而当敌军逼近时候，这些火枪手肯定会撤回到后方，而在路沟中死守到任何一人并没有任何意义。

帝国军队的部署：两翼与本阵的位置

  至少有三位基本的目击者的描述提供了关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两翼排布的宝贵证据：迪奥达蒂（Diodati）、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 (Ottavio Piccolomini)与Vitzthum及Berlepsch。尽管他们的目击证据在十八、十九世纪便已刊印在书中，然而相关的研究者却往往不甚认真的对待的他们的陈述。

  例如，K·Deuticke便认为帝国军队的部署与王政大道（Via Regia）完全齐平，而错误的将战线重构为S型弯折，从而暗示这某种堑壕战。然而如此忽略了当代的重要目击者的直接证据，如迪奥达蒂便写道：

  骑兵以阶梯状均分部署与两翼，完美的庇护了步兵的两侧，在如有需要时候前列以痛击敌人，步兵间于其中

（…the cavalry was deployed equally on the right and left wing in ‘stairs’ [It.: scala] order, well covering the one and the other flank of the army, advancing when necessary to attack the enemy, joined by the infantry…）

  迪奥达蒂的陈述相当直白，意即两翼的骑兵如阶梯状一样朝后递次列阵，如此一来便可以覆盖侧翼，而能保持向前进攻。这一点亦为迪奥达蒂的第二份证词所证实，即右翼的前方便是吕岑小镇，而唯有右翼的骑兵朝后列为梯队才合乎情理。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的描述也证实了这点，如他所称自己的右前方便是“戈茨”骑兵团。

  而尽管J·Seidler和Generalstaben认可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与迪奥达蒂募集证词，却不相信华伦斯坦在他的右翼与吕岑之间留有空地，因而仅仅认为只有左翼的骑兵如阶梯状略微倾斜的朝后列阵，而右翼则与中央阵列呈一条直线，朝向于吕岑的方向。如此仍是直至今天的公认观点。为了缓和与迪奥达蒂陈述的矛盾之处，J·Seidler与Generalstaben将帝国军队的阵中与右翼从王政大道向北挪动了230米，如此一来吕岑镇便位于右翼其中一部分的前方。即使在这一番调整后，他们仍然坚持最激烈的战斗围绕着战壕展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因为如此一来前线会离得过远而无法支援道路沟渠处的前哨战线。

  Brzezinski采取了迪奥达蒂的证词，将帝国军队的阵中移动到更靠近与王政大道的位置，并将两翼的排布重构为与阵中呈45°角。这一解读得到了其他目击者的证实，如新教联军的Vitzthum与Berlepsch便称:

  然而最后国王陛下将右翼推进到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快使己部扭头背朝兰斯塔特，敌我的步骑由此开始了遭遇

（....but finally his Majesty [Gustav Adolf] advanced the right wing so far that he had almost turned his back towards Ranstädt, with which the encounter on both sides began on horse and foot,.....）

  兰斯塔特（Ranstädt，今名为Markranstädt）是战场东北处3.5公里处的一个城镇，几乎与瑞典军队的阵列呈于同一直线。为了列于这座小镇的前方，瑞典军队的右翼不得不向左偏转。据Vitzthum与Berlepsch所述，由于战斗发生于这次机动部署之后，因而必须合理的假设瑞典军队通过这次机动与帝国军队的左翼发生了交锋。如若果真如此，那么二人的陈述便暗示着帝国军队的左翼在于阵中呈现40到50度角的位置被击退，而这与迪奥达蒂和Burgus的叙述相吻。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Brzezinski展现了两幅之前不为人所知的画作，一副是Bianchi所绘的古斯塔夫骑马像（图.123），另一幅则是斯奈尔的画作（图.65；注：该图像在论文原著中已无法查看）。尽管铜版画与绘画作品通常而言并不可靠，然而两者都展现了被击退的侧翼；除此之外帝国军队阵中的部署与霍尔克（Holk）和迪奥达蒂的描述完全相同，这表明二位画家可能采取了帝国军队目击者的描述。

  考古现场的枪弹分布则为帝国军队的部署提供了一些证据（见图.69）。现场中枪弹最密集的地方位于七号区域（field VII）的南面，与王政大道平行。如此集中的枪弹肯定是源自于一系列不同的战斗，但这些证据清楚的表明了帝国军队第一条阵线的阵中右部一定是在某个地方经过了这里。进一步的证据由m4型与M5型重火枪（见第三章）的枪弹在同一位置的分布所提供。（见图.70）。这种类型的重火枪主要为帝国菌多所用，其枪弹遗物广泛的散落在考古现场上，除了七号区域外，还有15颗枪弹遗落在于王政大道平行的170米长、70米宽的区域内。这种样貌的解释复杂异常，因为其是至少两场、可能更多的战斗中所遗留。170米的距离略大于帝国军队的一个营（squadron）所为人估计的长度，这表明这些枪弹可能是由同一个营的火枪手所发射。因而，这一枪弹集中地的西北端可能标志着帝国军队的第一条战线距离王政大道有70米远，此处的位置足以让帝国军队的步兵营与道路壕沟中的散兵有着更为密切的互动。

  第二处枪弹密集处是一号区域（field I），但枪弹并不如七号区域那样明显，因为这篇区域西部的枪弹散布与其他地区的相互交集（见Inf5）。在该区域的东北部，枪弹的散布逐渐稀疏，这不仅标志着帝国军队本部左侧的镜头，更表明骑兵不太可能与本部呈一条直线。除此之外，该枪弹分布的模式还表明第一条阵线与王政大道之间的距离约为70米，而帝国军队本部的正面宽度（由风车和枪弹密集区）约为1035米。

  在Inf5处，帝国军队本部的左侧（东北方向处）的枪弹继续朝北方向处集中，这可能表明左翼在该处遭到阻击。到了三号区域（field III），枪弹分布的密度迅速减少，这表明在该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而非全面战斗，该区域枪弹分布的稀疏无疑直接排除了Deuticke对帝国军队阵列的重构。除此之外，枪弹的分布也与Seidler和Generalstaben在王政大道以北230米处重构的第一条战线所矛盾，因为如此一来密集的枪弹将穿过低密度分布的区域，尤其是战斗最激烈的本阵右部处。另外大部分严重受影响的重火枪的枪弹都分布在王政大道的附近，这表明重火枪手在大道附近处直瞄射击，因而帝国军队的本阵比Seidler和Generalstaben所认为的更靠近该道路。因而无论是考古现场、目击者的描述还是画作中的展示，都无不支持Brzezinski的论点：帝国军队的两翼与本阵相隔，而本阵更为靠近王政大道。

战前的部署

  对于帝国军队的部署，据霍尔克和迪奥达蒂二位可靠的目击者的描述，步兵部署为8个营：其中五个在第一道阵线，两个位于第二道阵线，另有一个作为预备队。如霍尔克所说，两道阵线的每个方营中大约有1000名士兵。不过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营却只有500人，而非霍尔克所偶然陈述的2500人。关于步兵的部署少有精确的提示，这些已知的作战单位在史料中往往作为团的附属而非作战编制的方营提及。步兵团的大概位置只有在迪奥达蒂的描述中大致提及：伯托德·冯·瓦尔德斯坦上校（Berthold von Waldstein）所统帅的团大致在中央阵列右侧的某个位置，而卡雷托侯爵弗朗西斯科·格拉纳（Francesco Grana）统帅的步兵团则在他左侧的某处。另一方面，关于预备的骑兵 的部署只有一位目击者就此提及：如霍尔克两个步兵方营与六个骑兵连队两相混编的描述所述，作为预备的步兵方营的两翼分别部署着一个骑兵中队，而第二道阵线则部署着两道三个骑兵中队。不过并不能确认的是Münchhausen在他所属的“科马戈”团附近看到的战斗中所提及的“布雷道”骑兵团是否指的是预备队。

  帝国军队两翼的部署则为五位目击者的描述所提及，然而仍相对语焉不详，使从中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霍尔克称“公爵大人”（即华伦斯坦）率“德斯福”（Desfour）、“特尔卡”（Trcka）、与“霍尔克”（Holk）甲骑兵团与“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铳骑兵团与瑞典方营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作战，这导致过去的史学家错误的认为这些骑兵团最初一起被部署于右翼。然而，霍尔克实际上描述的是后来的战斗中帝国军队的骑兵可能换到了另一边侧翼的位置。

  据迪奥达蒂与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述，“戈茨”（Götz）骑兵团与“皮科洛米尼”团最初被部署在靠近步兵阵列中央的左翼位置。而如布拉格军事法庭的文档所示，“哈根”（Hagen）与“特尔卡”两个骑兵团最初被部署于右翼的某个位置，但是后来“哈根”团移动到了左侧靠近左翼的预备队“戈舒茨”团（Goschütz）处。弗利特伍德的汇报则称“克罗地亚人列于左翼”（the crabates haveing the lefte wynge），不过仍有一些克罗地亚骑兵团部署到了右翼[2]。

  关于帝国军队侧翼最为可靠的的描述仍然出自迪奥达蒂与霍尔克。如霍尔克所说，每个侧翼由36个骑兵连队与150名独立分遣的火枪手所构成；这一说法亦为迪奥达蒂所证实，后者提到两翼部署的骑兵对半。而如Vitzthum与Berlepsch所述：

  四支骑兵现身于城市一侧

（four troops of cavalrymen have shown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city）

这一描述使得Deuticke得出这便是右翼骑兵中队的数目的结论，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指的是战前部署于弗洛斯格拉本与磨沟河充作外翼的小规模克罗地亚轻骑兵，尽管每个侧翼的骑兵中队数着实为四个。

  特劳特曼斯多夫城堡中的作战计划可能是可能是重构帝国军队部署最为重要的发现，1991年由Barbara Stadler将其出版，上面未标注日期，并用字母或符号标记了帝国军队部队的番号；这份名单最初隶属于一份已经丢失的作战地图，尽管其中未给出写作日期，但是其中所列出的部队曾现身于吕岑，并有一处特殊的符号标记了帕彭海姆的骑兵部队，因而这份名单很可能便是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前制定的计划。与传统的名册所不同的是，这份名单列出了完备的方营数目，其中有些方营为保证足够的兵力而由两个团所组成。名单中的各方营依字母顺序排列，而如果是帕彭海姆部则以符号标记，如此一来足以认为这些方营曾经以特定的序列标注于一张今已遗失的地图上。结合目击者的描述，这份名单可以被如下解释（见图.72）：由于“华德斯坦”团（Waldstein）列于本阵的右侧，而“格拉纳”（Grana）团位于其左侧的某处，那么A到E的步兵方营理所应当从右往左列与第一条阵线；“巴登”团（Baden）很可能列于“科马戈”团（Comargo）附近，因而F到G营从左往右列为第二条阵线，独立的火枪手分遣队则作为预备队标记为“H”。“特尔卡”骑兵团与“哈根”骑兵团则相邻部署于右翼，因而从J到M的骑兵部署于右侧，霍尔克统帅的骑兵中队列于前头，这一部署亦为霍尔克所言所证实，即“霍尔克”、“特尔卡”与“德斯福”三个骑兵团部署与右翼，而“皮科洛米尼”团在战斗中一定是从左翼移动到了右翼。“戈茨”骑兵团与“帕彭海姆”骑兵团则列于本阵的左侧方向，如此一来从R到V的骑兵中队便位于左翼。“布雷道”（Bredau）骑兵团很有可能部署于“科马戈”团后作为预备队，这使得N到P的骑兵中队很有可能从左网友排列作为第二道阵线的预备队。Isolani的克罗地亚轻骑兵 (Q) 则是列于第二道阵线与左翼之间并足以部署于左翼前方的任何位置，根据战况移动自己的站位。“韦斯特伦布”（Westrumb）（Y）与“戈舒茨”（Goschütz）两个骑兵团部署于步兵预备队的侧翼，其中后者列于左侧。

  华伦斯坦从自己的步兵团中抽调了四个营的火枪手作为独立的分遣队，而一个由五个连队组成的营则充作预备队。两个各自由150名火枪手组成的“火枪手营”则被部署于“每一侧翼之前”，可能是以50人的连队分散部署于两个骑兵中队之间以应对瑞典军队的战术；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战，不过人数过少而不足以在侧翼之前作为堪用的散兵线，而可以肯定没有部署于道路壕沟之中。一个由400名火枪手组成的“营”最初被部署于吕岑的城镇与堡垒之中，然而在战斗开始时候分被重新部署到夯土城墙厚的空地中。而王政大道壕沟里的火枪手并非是独立分遣的编制，很可能是由第一道阵线的步兵方营的一到两排组成，在作为散兵完成任务后边简单的退回阵列之中。

  两座重炮阵列于帝国军队的本阵的两侧，几乎可以肯定由工事所把守。除此之外亦有证据表明风车处的炮阵也布有如此的防御，而另一处小型炮阵则有蛛丝马迹暗示其可能得到了工事的加强。据唯一一位目击者Dalbier所述，位于本阵左侧的炮阵中布有六门炮，其中包括四门24磅炮与两门12磅炮，尽管大多数次级史料中所提到的是七门。不过对这座炮阵的具体位置既没有史料、也没有考古证据在确认，不过由于本阵左侧东北方向的部署是已知的，那么这座炮阵一定部署于该区域的某个位置。右侧炮阵的火炮数目则由许多次级史料所提及，各不相同，这些火炮的数目从9门到17门不等，而如若来自施特拉尔松德的文档就此是为正确，那么这座炮台共部署17门火炮：其中24磅炮五门，16磅炮二门，12磅炮四门，6磅炮六门，除此之外还有一门10磅炮。

  华伦斯坦可能在步兵方营的第一道阵线之间部署了约8到16门的团属炮（3磅轻炮）。第一道阵线中步兵方营间的大致距离可以经由计算粗略估算出，由于一个千人规模的方营部署为七排纵深，正面宽度为153米，假设夹与火枪手与矛手之间的军官与两者的距离各为五米，而由于中央阵列的正面宽度为1035米，那么两个方营之间的距离约为67.5米。尽管这一间距足够大而足以使一个骑兵中队由此前出，这是十七世纪的惯例，不过对于一个预备的步兵营来说却实在太小，如此预备的步兵营在关于吕岑的史料中经常被提及。

  据波因茨所著The Relation of Sydnam Poyntz 1624-1636与斯奈尔的画作，Brzezinski认为华伦斯坦在左翼的末端部署了一支由营地随从与搬运工组成的伪装部队，给人以左翼的兵力更为庞大的假象。这一插曲不为任何史料所提及，因而是否存在仍旧不明。很有可能的是瑞典军队的目击者并没有将其注意，因为他们在交战之前便已经逃离现场，而帝国军队的目击者则试图在自己的记叙中将这种毫不值得的军事欺骗隐瞒。

指挥架构

  令今人疑惑之处在于当代史料少有指认帝国军队的侧翼的指挥官是为何人，且这些史料相互矛盾，导致史学家普遍认为会战中的指挥架构发生过变动，如Deuticke便认为更改了数次。然而，在战斗中无缘无故的更改指挥权是严重的战术错误，华伦斯坦据信并不会犯如此错误。

  作为吕岑会战中帝国军队的副手，霍尔克自然而然是熟悉其中的指挥架构，并称华伦斯坦本人负责指挥右翼。如此为布拉格军事法庭的文档所证实，据该记录霍夫基兴（Hofkirchen）移动到右翼时直接违抗了华伦斯坦的直接命令。因而，没有充足的理由对右翼由华伦斯坦本人指挥有所怀疑。不幸的是Generalstaben遵循了威廉·瓦茨不甚可靠的证词，即右翼实际上由鲁道夫·冯·科洛雷多（Rudolf von Colloredo）统帅。

  而据威廉·瓦茨的描述所证实，霍尔克称自己指挥帝国军队的左翼，这似乎是关于会战为数不多普遍为人接受的事实之一。然而尽管如此，多数史学家都依从Seidler的错误判断，称霍尔克在抵达战场时必须将指挥权交予帕彭海姆。出于某种不明的原因，Seidler竭力证明不可靠的Khevenhiller的说法是为正确，后者称古斯塔夫·阿道夫死于瑞典军队的左翼而非右翼，这一细节与霍尔克所言相互矛盾。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Seidler强烈暗示帕彭海姆在11月15日当晚接到华伦斯坦的命令，作为增援抵达左翼后接过霍尔克的指挥权，而后者随后又被调到右翼以协助华伦斯坦。Seidler的断论是基于帝国军队左翼弱于右翼的错误假设，而他的假设基于对霍尔克叙述的错误转述、威廉·瓦茨与Khevenhiller不甚可靠的描述并受到了魏森费尔斯作战计划的影响，后者被Seidler认为是吕岑会战的某种作战计划。

  尽管帕彭海姆本人可能携带了在魏森费尔斯定制的作战计划与华伦斯坦的命令，然而两者皆被血迹所弄污不可辨清。如计划所示，华伦斯坦在吕岑中的部署完全对称，而帕彭海姆在左翼缺失的部队则被其他部队所填补。正因如此，对左翼的增员根本无需提前计划，Seidler论点的缺陷之处在于华伦斯坦根本不可能在帕彭海姆部抵达之前便预料到战斗态势的进展。除此之外，帕彭海姆是否执行了华伦斯坦的作战计划、如果真的如此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仍不得而知。在11月15日给予帕彭海姆的书面命令中，华伦斯坦称：

   敌向我紧逼，阁下当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带上所有军队与火炮，明早即与我会师

（The enemy is marching towards us. Your honour shall drop everything, and route himself hereto with all troops and guns, to be with us tomorrow morning）

如果华伦斯坦早在15日就预料到帕彭海姆对左翼的增员至关重要，那么这道命令本当理所应当的写入信中。另一方面，霍尔克的信中称：

  Hertzogen commenderede och förde self den Rette Flügel imod Weimar. Holche, som commenderede I Feldt Marschalls sted, förde den Venstre.

（公爵为▢▢▢统，率右军迎魏玛；霍尔克协帕彭海姆，率左军）

Seidler将其翻译为“公爵大人为统，而亲率右翼迎击瑞典副将魏玛，霍尔克接替元帅指挥左翼”（The Duke [Wallenstein] commanded and led himself the right wing against Weimar，Holk, who commanded instead of the Field Marshall, led the left），而将这段话解读为霍尔克代替帕彭海姆元帅指挥者帝国军队的左翼，直到后者抵达后递交出指挥权。然而Seidler的论证却存在一处致命的漏洞：他假定第二段话所描述的是一处孤立主语。两段句都由一主一从构成，使用“commenderede” 与“ förde”两个略有不同的动词来表示命令这一动作。“förde”在此用于实际的战场指挥，因而表达了在战斗中对某一侧翼的指挥的事实。“commenderede” 的含义则更为难以理解，因为第一个句子中缺少宾语，不过在第二句子中“commenderede” 用于军级的语境中：“霍尔克代替元帅以为指挥”（Holk commanded instead of the Field Marshall），这表明霍尔克在帕彭海姆缺缺席时作为军队的副手，表明了他在指挥架构中的地位。因而，可以假设第一句的“commenderede”是含义是为“华伦斯坦统全军”（Wallenstein commanded）。如此一来两个句子同时描述了两个不相干的内容：华伦斯坦统管全军，并率领右翼，而霍尔克作为副手指挥左翼。对于华伦斯坦而言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提及后者至关重要，后者近来刚由上校（Oberst）晋升为陆军副帅（Feldmarschall Leutnant），如今在帝国军队的主力中担任高层指挥，即使只是暂时也是职业生涯至关成功的一步，因而Seidler所说的“霍尔克代替元帅以为指挥”与“霍尔克指挥左翼”两者间并无联系。

  另一方面，威廉·瓦茨称：

  The left wing … was led by Colonel Hendrick Holck; newly made Lieftenant-Felt-Marshall unto Pappenheim: who but commanded till Felt. Marshall Pappenheim should be comne into Field

（左翼由亨德里克·霍尔克上校所率，是为帕彭海姆的副帅，直至元帅至前以为统帅；帕彭海姆元帅当调于战阵之中）

  如此与霍尔克的陈述异曲同工，特别是对“led”与“command”不同的用法， 前者表示对某个侧翼的实际指挥权，后者则是表示主语在军中的阶层。尽管不甚明晰，不过这表明威廉·瓦茨很有可能接触到了霍尔克的手记。然而，即使无有联系，据Seidler的基本构想来解释瓦茨的陈述，后者也混淆了本阵与右翼的指挥官，是他在对于左翼的指挥是为何人的陈述令人不解。迪奥达蒂提供了一处关于左翼行动的提示，称帕彭海姆在抵达战场时对瑞典军队的左翼发动了反击，“由于此似乎是瑞典人的攻击最为猛烈之处”（because there it seemed that the King [Gustav Adolf] attacked most stubborn）。如此并非是为对前一天进攻计划的描述。

  无论何种史料，都没有证据表明曾让帕彭海姆接替任何一翼的指挥，也没有任何计划让帕彭海姆部增援任何一翼，因为无人能预料到其抵达时态势如何；然而作为老练的将官，帕彭海姆决定在率部抵达后立即向己方已溃不成军处发动反攻。与证据最为吻合的推测是霍尔克在战斗中自始至终作为左翼的指挥，而在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本人与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Silvio Piccolomini）的陈述与其他史料中都没有如Seidler所称的那样皮科洛米尼在帕彭海姆阵亡后接替了左翼的指挥权，如果有，那么在皮科洛米尼寄予皇帝的书信中自然会提及如此重要的统帅职位。

  除此之外，对于中央阵列由何人统帅，史料之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而霍尔克也并未提及。着实，迪奥达蒂写道“battaglia的军士长”（Sargente Maggiore di battaglia）科洛雷多一直协助步兵，而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也提到他与步兵协同作战表现的出色。尽管不能完全确认“bat(t)aglia”是否可以被解读为“本阵”（centre），但是两处证词都表明科洛雷多一支位于本阵，并无如威廉·瓦茨所称的那样指挥右翼的骑兵。迪奥达蒂的证词还暗示了帝国军队中存在着某种旅级的指挥，即右翼瓦尔德斯坦上校与左翼的卡雷托侯爵指挥三个步兵营列队如瑞典方营，不过是以类似Basta方营的更具防御之能的阵列进行布阵（即两个分营为前卫，个分营为后卫）。在1632年，帝国军队并没有设立旅级战斗编制，而除了迪奥达蒂的描述外也没有及进一步的证据，不过似乎可能是统管两翼的华伦斯坦与霍尔克将指挥权下放到本阵中，由瓦尔德斯坦与格拉纳作为裨将进行协同。如若是此，那么科洛雷多之多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担任指挥，这与瑞典军队的指挥结构相类似。炮兵大将（Generalfeldzeugmeister）汉斯·菲利普·冯·布伦纳（Hans Philipp von Breuner）作为帝国军队的炮兵指挥，很可能在风车磨坊处的炮兵阵地上。

结论

  在帝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第一道阵线共有五个步兵方营，两翼各有四个朝后列为梯队的骑兵中队，如此亦在斯奈尔与Bianchi的画作中有所展现。另一方面，Bianchi的铜版画显示帝国军队的预备队由一个步兵方营与七个骑兵中队构成，斯奈尔则以霍尔克的描述为依据展现了预备队的状况，而如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名单所示，团属炮列于第一道阵线的步兵方营之间，这使得后者的画作更能反映真实的战场如何。而据特劳特曼斯多夫名单所示，两翼所分配的骑兵连队数也得到了证实：据霍尔克所说，每翼的骑兵有36个连队，而据Brzezinski的计算，左翼的骑兵连队为37个，右翼为36个；然而另一方面第二道阵线的预备骑兵15个连队、两翼的预备队8个连队的说法却与霍尔克所称相矛盾，后者称第二道阵线为6个骑兵连，两翼共12个连队。其中的差异迄今为止悬而未决。

  为了理解华伦斯坦在会战中的部署构想，需与在魏森费尔斯计划中的团属部署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与在魏森费尔斯制定的作战计划相比，吕岑战场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缺少了一个步兵方营，而骑兵预备队也少了一个中队，然而其中的规模比计划中的更为庞大，以弥足较弱的只有两个步兵方营的第二道阵线与一个五百人营的预备队，而在魏森费尔斯的作战计划中两处的步兵方营数分别为五个与二个。如果说对帕彭海姆部有何种提前布好的计划，那么薄弱的第二道阵线与侧翼预备队可能将由其以为增员，且该处的步兵方营在临战前可由此稍作歇息，如“托蒂内利”与“布雷道”两个团那样。需指明的是，当日上午帝国军队可能仍在陆续抵达并为预备队增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霍尔克所称与预备骑兵连队数目之间的差异如此显著。魏森费尔斯计划中的6:5:2的步兵部署则与Generalstaben所称华伦斯坦的步兵部署为Basta所认为的旅级编制相矛盾，不过并不能排除统管本阵的裨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后方的两个骑兵中队并非作为本阵的预备队，而是两翼骑兵的预备队，以便从后方驰援任何一翼的骑兵。

  在两个战列中，步兵本阵两端的薄弱处由华伦斯坦亲率的甲骑兵与皮科洛米尼率领的同样披甲的铳骑兵所庇护，而不甚可靠的轻甲骑兵部队则被部署于两翼的末端。需指出的是Lohe的甲骑兵团在两道阵列中被部署于一翼的末端，这可能是因为该骑兵团组建不久而缺乏对甲胄的充分准备。今人时常因魏森费尔斯的作战计划中帝国军队部署作大方阵（square）而非阵线，而认为其只不过是草图或者在夜间的部署，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实际上这是华伦斯坦的防御战术。

  帝国军队在吕岑排布的规模大致相等，而就如此小规模的军队而言两翼所排布的重装骑兵规模大致相等。不过事实上，左翼的兵力并非弱于右翼，且并不如Seidler与其后许多人所暗示的那样将由帕彭海姆部增援。尽管部署在中央阵列右侧的火炮数量几乎是左翼的三倍，且在吕岑城镇的夯土墙后部署着400名火枪手，然而左翼却部署了更多的克罗地亚轻骑兵，尽管左翼的火力更为贫若，不过却胜在机动，这是在开阔地带作战的必需。多层部署则将加强最容易受到威胁的侧翼，是为作为防御性战列的最优解。

  最后所考虑到是道路沟渠的散兵与第一道阵线步兵间的距离约为70米，这并非巧合。由于这一距离过于遥远，因而瑞典的火枪手无法在壕沟的庇护下向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有效的开火，与此同时这也是帝国军队的火枪手通常开火的距离。

瑞典军队的部署：骑兵部队与火枪手混编连队

  

  绝大多数史料声称瑞典军队的每一侧翼分别由第一道阵线的六个骑兵中队与二线的六个中队所构成。右翼第一道阵线的骑兵中队分别由“斯马兰”（Smaland）、“东约塔”（Östgöta）、“乌普兰”（Uppland）、“南曼兰”（Södermanland）、“西约塔”（Västgöta）与“芬兰”（Finland）六个本土骑兵团所构成，不过弗利特伍德却称芬兰骑兵被拆分成两个中队，因而这将是右翼共有七个骑兵中队而非六个。右翼第一道阵线的骑兵中队数目与夹与两翼一线骑兵间的火枪手规模密切相关，但没有任何目击者将之提及。据Khevenhiller所说与Droysen的Relation from 1633所称，十个火枪手连队的规模都为50人，而如Monro所称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以为如此，但Hülshorst与Richelieu却称每一连有200人。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些连队是由不同的团的火枪手构成，不过朗曼名单显示所有的步兵团在11月15日当日都处于战斗状态，因而不太可能在战前将其中的火枪手调遣，除非是作为阵前临时的散兵。除此之外，仅由火枪手构成的“勒文施泰因”（Löwenstein）与“勃兰登施泰因”（Brandenstein）两个团在战前已经被指定为分遣于骑兵中队间的火枪连队。加上这两个团共有798名火枪手，这些连队的兵力充沛，总共分作十一连，正与第一道阵线左翼六个骑兵中队混编五个火枪手连、右翼七个骑兵中队混编六个火枪手连队的推测相符，其中每个火枪手连队合乎情理的平均为72人。

战前部署与指挥结构

  瑞典军队的阵列由两道规模相当的阵线所构成，兵力之强大使得瑞典军队足以在六小时内发动进攻。中央阵列的第一道阵线由四个旅级方营与一个充作预备队的火枪手分营构成，总共6170名步兵，除此之外还有16到20门伴随步兵的团属炮以为火力支援。理论上，直到维辛堡前（Visingborg），一线部队由少将尼尔斯·布拉赫伯爵（Generalmajor Nils Brahe Greve）所指挥，而作为两翼指挥的古斯塔夫国王与伯纳德·冯·魏玛（Bernhard von Weimar）则将指挥权扩展到本阵与两翼比邻的两个旅中，并且实际上指挥着本阵的第一道阵线。各个旅级方营的编排也非随心所欲，由于布拉赫伯爵率领的部队没有骑兵预备队，因而本部的“黄旅”（Yellow）与“老蓝旅”（Old Blue）的矛手数量整体上比起其他旅要多得多。外围的“瑞典本土旅”（Swedish）与“绿旅”（Green）则可以从两翼得到骑兵的驰援，因而只编排了较少的矛手。实战的检验结果是矛手并不能代替骑兵预备队，在遭到帝国军队的步骑协同攻击的所有瑞典旅中，黄色旅与德意志蓝色旅的损失最为惨重。

  与第一道阵线类似，第二道阵线由四个旅与充作预备队的一个骑兵中队构成，分别有6512名步兵与300骑，由少将肯普豪森（Dodo von Innhausen und zu Knyphausen）负责指挥，不过尚不清楚他是否指挥着第二道阵线的侧翼，其中每翼有六个骑兵中队，其中左翼的1430骑由萨克森-魏玛的欧内斯特上校（Ernst von Sachsen-Weimar）负责指挥，右翼的1080骑则由克劳斯·康拉德·佐恩·冯·布拉赫（Claus Conrad Zorn von Bulach）上校统管。

  六个骑兵中队与五个火枪手连队共1550步骑与10门团属炮构成了第一道阵线的左翼，由伯恩哈德·冯·魏玛中将负责指挥，而汉斯·亚伯拉罕·格拉夫·冯·格斯多夫上校（Oberst Hans Abraham Graf von Gersdorf）负责指挥其中的火枪手。右翼则由古斯塔夫国王亲自统帅，而托尔斯滕·斯塔尔汉斯克上校（Överste Torsten Stalhandske）可能作为副手，共七个骑兵中队混六个火枪手连，其中火枪手由卡斯帕·格拉夫·冯·埃伯斯坦上校（Oberst Caspar Graf von Eberstein）指挥，共1850骑、507名火枪手、12门团属炮及约30名猎兵连（djurskyttar）的骑步兵。由此，右翼共有2930名骑兵、507名步兵与12门团属炮，与2980名骑兵、423名步兵与10门团属炮的左翼不相上下。古斯塔夫并没与将兵力集中到某一翼，两翼同样上乘，而瑞典军队最为精锐者者置于第一道阵线。本应交付战场的二十门则可能为弗洛斯格拉本河与狭隘的桥梁所阻而搁置，据Vitzthum与Berlepsch所述，瑞典军队仅用了三门24磅炮，这些火炮很可能部署于中央阵列的两个旅之间。

  受限于西部的磨沟河与吕岑、东部的弗洛斯格拉本河，瑞典军队部署限于小与2600米的正面宽度内。如果瑞典的骑兵部队被部署为四排纵深并仍然附有预备的火枪手，那么这一空间不足以将军队部署为两道阵线；而如若两翼触及米尔格拉本与弗洛斯格拉本，那么两者间的距离使得两个旅之间的间距不足六十米。这一间距足以使预备队前进或是让撤退的分营从中经过，但是不能如人所常说的那样部署完整的旅级方营。战场上有限的空间也证明了瑞典的旅级方营拥有火枪手预备队。辎重队则可能部署于弗洛斯格拉本以南靠近Meuchen的地方，并在那里遭到克罗地亚轻骑兵的袭扰。

  与1631年的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相比，瑞典军队一线与二线的在两翼的兵力比为2：1，在本阵为4：3，第二道阵线的兵力要强出许多。如此部署可能是出于战场空间有限。而无论是否有计划，如此兵力强大而密集的预备队都需要尽早投入战斗，以防止两条战线被分别击溃，或者因第一道阵线撤退到第二道阵线中而导致溃败。尽管没有证据，不过瑞典军队的战术很可能是基于早期的二线轮换战术（second line commitment），这或许可以解释瑞典军队在战斗早期阶段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