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评者(Kafka:critic of Althusser)

       1.因此，符号机器(symbolic machine)的外在性(externality)——自动机(automaton)——并非仅仅是外在的，它同时是这样一个场所，我们内在的、最“真挚”和最“隐秘”的信仰的命运在那里提前上演、被决定(is in advance staged and decided)。

       2.当我们使自己屈从于宗教仪式(machine of a religious ritual)时，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信仰已经物质化在外在仪式中。

       2-1.换言之，我们已经无意识地相信着什么。因为只有从符号机器的这一外在品性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作为彻底外在的(radically external)无意识的身份——一封死信(dead letter)。（无意识是“思想之外的思想形式”，它不同于思想的内在性，具有彻底外在的品性。因此它是“死信”，它承载着主体被压抑的欲望。它无法被投递、无法被解读。）

       2-2.信仰事关对无人解读、无法领会的信件的顺从。隐秘的信仰和外在的“机器”，这二者之间的短路，就是帕斯卡神学(Pascalian theology)最具颠覆性的内核(most subversive kernel)。

       3.当然，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理论中，他为帕斯卡所谓的“机器”提供了一个详尽阐述的当代版本(an elaborated,contemporary version)。

       3-1.阿尔都塞理论的弱点在于，他或他的学派从来没有全面思考(think out)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之间的连接(link)：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帕斯卡的所谓的“机器”，即符指化的自动性(signifying automatism)）是如何使自己“内在化”的？它是如何制造“在意识形态上相信某个事业”的这种效果的？它是如何制造主体化的相互联系（即认可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效果(interconnecting effect of subjectivation)的？

       3-2.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国家机器这个外在“机器”只有在主体的无意识组织(unconscious economy)中被体验为创伤性、无意义的强制令（即“超我”，参见一.IX.12）时，才能行使(exercise)自己的力量。

       4.阿尔都塞仅仅谈及意识形态质询这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形态的符号机器“内在化”了，变成了对意义和真理(Meaning and Truth)的意识形态体验。

       4-1.但我们从帕斯卡那里得知：出于结构上的必要性(structural necessity)，这种“内在化”永远无法完全成功；总会有创伤性的非理性和无意义的残留(residue)、残余(leftover)和污点(stain)紧跟(stick to)着“内在化”出现；这种残余不仅不会妨碍(hinder)主体完全服从意识形态命令，而且它是主体完全服从意识形态命令的前提条件：正是这种无意义创伤的剩余授予律令以无条件的权威。

       4-2.换言之，只要它逃避意识形态意义，这种无意义创伤的剩余就是我们可能称之为ideological jouis-sence,enjoy-in-sense(enjoy-meant)的东西，它是意识形态特有的。

       5.关于这种ideological jouis-sense，卡夫卡在阿尔都塞之前(avant la lettre)就发展了对阿尔都塞的一种批判。他让我们看到对于“机器”和它的“内在化”之间的断裂而言，什么是构成性的。卡夫卡笔下“非理性”的官僚体制，这台盲目的、巨大的、无意义的机器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形成任何认同、识别（即主体化）之前，主体（前主体化的主体，操作系统的预装载阶段）就是这台机器。

       6.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出发点是质询。卡夫卡式的主体被神秘的官僚实存物(bureaucratic entity)（律令、城堡）质询。但是，这种质询的样子有点奇怪(strange look)。可以说，这是没有认同/主体化(identification/subjectivation)的质询，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供我们认同的事业。（行为主义、集体主义式的规训往往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卡夫卡式的主体拼命寻找他所要认同的特质(trait)，而不理解大他者的召唤具有怎样的意义。

       7.在阿尔都塞对质询的说明中被忽略的维度是：在被捕获进认同中之前，在被捕获进符号性的识别/误认中之前，主体（$）已经受困于大他者。大他者是通过主体自身之内的欲望的一种悖论性的客体-原因(小他者、客体小a)，是通过假定隐藏在大他者之内的这一秘密来捕获主体的：$◇a。（主体之所以被大他者捕获（陷入意识形态），是因为大他者通过“戴面具”这一行为制造了可供主体移情的“秘密”。参见一.VI）

       8.$◇a是拉康列出的幻象公式。为什么意识形态幻象结构着现实（参见一.VI.4）？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拉康的那个根本命题说起。拉康的根本命题是：在梦与现实的对立中，幻象位于现实一方。正如拉康所言，幻象是支撑物，它把一致性赋予我们所谓的“现实”。

       9.拉康的这一根本命题是在他开设的“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讲座中通过解释那个著名的“燃烧的孩子”的梦来确立的：

{

       一位父亲连续几天几夜在孩子的病床旁看护。孩子死后，他走进隔壁房间躺下，但把门开着，这样他就可以从卧室里看到孩子的尸体所在的房间，尸体周围立着高高的蜡烛。一位老人被雇来看管尸体，坐在尸体旁边低声祈祷。

       睡了几个小时后，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孩子站在他的床边，抓住了他，低声责备他：“爸爸，你没有看到我在燃烧吗？”

       他醒来后，注意到隔壁房间里有一道耀眼的光，赶紧走进房间，发现那个老看护者睡着了，他心爱的孩子尸体的裹尸布和一只手臂被落在它们身上的点燃的蜡烛烧焦了。

}

       9-1.对这个梦的通常解释基于这样一个论点：梦的功能之一是使做梦者能够延长睡眠时间。睡眠者突然暴露在外界的刺激下，一种来自现实的刺激（闹钟的铃声、敲门声，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烟味），为了延长睡眠时间，他立即(on the spot)快速地构建了一个梦：一个小场景，一个小故事，其中包括这种刺激元素。然而，外部刺激很快变得过于强烈，主体被惊醒了。

       9-2.拉康的解读与此直接相反。当外部刺激变得过于强烈时，主体并不会清醒。他觉醒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他构建了一个梦，这个故事使他能够延长(prolong)睡眠时间，避免醒来进入现实。

       9-2-1.但他在梦中遇到的东西，他的欲望的现实，即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Real)比所谓的外部现实本身更可怕。在我们的例子中，孩子对他父亲的指责的现实：“你没有看到我在燃烧吗？”暗示了父亲的根本罪行。这就是他醒来的原因：他要逃离那个在可怕的梦中显现出来的他欲望的实在界。他逃进所谓的“现实”中，以便能够继续睡觉，以便能够继续保持盲目无知（对自己对孩子的死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盲目无知），避免(elude)在他欲望的实在界中醒来。

       10.我们可以在这里改写(rephase)1960s的“嬉皮士”座右铭(hippy motto)：现实是为那些无法支撑自己的梦的人准备的。（Reality is for those who cannot support the dream. ）“现实”是一种幻象建构(fantasy-construction)，能够遮蔽(mask)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11.同样的，意识形态不是我们为了逃避难以忍受的现实而建立的类似梦的幻觉。在其基本维度上，它是一种幻象建构，为我们的“现实”本身提供了支撑：它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结构了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遮蔽了某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实在界的不可能的内核（拉克劳和墨菲将这样的内核称为“对抗”(antagonism)：一种无法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社会分化(social division：阶级就是社会分化的一种)）。

       12.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离现实的点，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以供我们逃离某些创伤性的实在界内核。

{

       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讲座中还谈到了广为人知的庄子悖论。庄子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在他醒来后，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自己现在不是一只梦见自己是庄子的蝴蝶呢？

       拉康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原因有二：

}

       13-1.首先，它证明了庄子不是一个愚者(fool)。拉康对愚者的定义是：相信自己与自己的身份直接同一的人，一个无法与自己保持辩证性中介的距离(dialectically mediated distance)的人。

{

       比如一个认为自己是国王的国王，他把自己成为国王视为自己的直接性质(property)，而不是他所属的主体间关系网络强加给他的符号性授权(symbolic mandate)（一个国王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国王的愚者的例子：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 of Bavaria)，瓦格纳的赞助人）。参考一.IV.6。

}

       13-2.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是这样的话，主体可以被化约为一个空洞(void)，一个由他人获取其全部内容的空位(empty place)，通过主体间关系的符号性网络：我天生就是“虚无”(nothingness)，我自己的显在内容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换言之，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拉康的最终结论将是主体的彻底异化(radical alienation)。主体的内容，“他是什么”，将由一个外部的符指化网络所决定，该网络为他提供符号性的认同点(points of symbolic identification)，赋予他某些符号性的授权。

       （如果把主体比作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是个空壳，其内部没有就安装好的机械结构。因此它的运行方式不是由内部结构决定的，而是由它在与外界互动时由外界决定的。那么行为主义的规训将无所不能。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

       14.但拉康的基本论点（至少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是：离开了大他者，离开了发挥异化功能的符号网络，主体无法获得内容，无法获得积极的一致性(positive consistency)。另一种可能性是幻象提供的：将主体等同于幻象的客体(object of fantasy)。

       15.当庄子认为自己是一只梦见自己成为庄子的蝴蝶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蝴蝶是构成他幻象-身份(fantasy-identity)的框架和骨干(backbone)的客体。（庄子和蝴蝶的关系可以写成$◇a）在符号性的现实中他是庄子；而在欲望的现实中，他是一只蝴蝶。成为一只蝴蝶是他在符号网络之外的积极存在的完整的一致性。

{

       我们在特里·吉列姆(Terry Giliam)的电影《妙想天开》(Brazil)中发现了庄子故事的回响(echo)，这或许并非偶然。这部电影以一种令人作呕的有趣方式(disgusting funny way)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主人公在梦中变成了一只“人蝶”(man-butterfly)，因此找到了一个逃离日常现实的、模糊的点(ambiguous point)。

}

       16.初看上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所谓的正常、普通的视角所做的简单的、对称的(symmetrical)倒置。在我们日常的层面上，庄子是一个“真正的”梦见蝴蝶的人；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梦见自己变成庄子的蝴蝶。

       16-1.这种对称的关系是一种幻觉：当庄子醒来时，他可以认为自己是梦见自己成为蝴蝶的庄子；但在他的梦中，当他是一只蝴蝶时，他不能问自己，一旦醒来，当他认为自己是庄子时，他还是不是现在梦见自己成为庄子的蝴蝶。（人在梦中无法质疑自己的即时身份）这一“辩证法的裂口”(dialectical split)只有在他醒来时才会出现。

       16-2.换言之，幻觉不可能是对称的，也不可能是双向的。如果对称和双向是可能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阿方斯·阿莱描述的荒谬情形：

{

       拉乌尔(Raoul)和玛格丽特(Marguerite)这对恋人打算在一个假面舞会上见面；在那里，他们悄悄溜进(skip into)一个隐蔽的角落，互相拥抱和抚摸。最后，他们都放下了面具，令人吃惊的是，拉乌尔发现拥抱错了女人，她不是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发现对方不是拉乌尔，而是她不认识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