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秀岩：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再论国民性

原载于《澎湃新闻》2019年3月30日

2019年3月24日，北大文研院“文研讲座”举办了乔秀岩题为“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的讲座，以下为整理的讲座内容。

国民性永远不能做客观的论证

《乡土中国》是引进西方理论开始，费孝通是早期引进西方学术的代表人物，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后来到英国，在人类学的大本营学了人类学，西方的理论学到家了，回来写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看起来很亲切，有非常生活化的术语，但背后的学术理论完全是西方的人类学。

“国民性论”早期都是凭印象，从利玛窦开始。利玛窦是天主教徒，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的经学都非常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有体会。到了现代，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地，扎根在那里，他们写下的东西很多。这些人都是靠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凭印象做记录、写著作。

总是感觉国民性这种东西可以做学术讨论吗？国民性这个词容易影响到德行、道德，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一种民族特性。如何做科学研究，其实是社会学的问题，社会学如何作为科学是很大的问题。就实际来说，米德、本尼迪与费孝通几乎同时在1940年代写了他们的著作，这是学术史背景。他们的学术背景是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学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最早是像马利诺夫斯基深入到太平洋孤岛孤立的部落生活，这是人类学早期的研究情况。人类学后来在美国发展，美国人类学始祖就是博厄斯，以下都是他的学生。美国都是做印度安人的研究，到1940年代，米德、本尼迪等人几乎同时对中国、日本的社会进行人类学分析。人类学分析此前都是针对土著、未开化的原始部族，到1940年代他们开始用这种方法分析有历史的、传统的文化，这是很大的跳跃、突破，但这些都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米德、本尼迪后来的国民性研究没有发展，改为统计学发展，统计有数字，比较客观。所以后来几十年做得比较多的是统计的方法。但统计能知道的只是一个现象。到底这个民族怎么理解，怎么掌握？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理解也必须靠主观。所以最近有些人说要回复到1940年代的国民性，国民性永远不能做客观的论证，但我们还是想要一些这样的论证。

“罪与耻”

“罪与耻”，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罪就是对事情有一个价值标准，做这种事是不对的，不行的。耻没有，耻是他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周围人不允许，被人指责的事是不行的，什么事受人指责呢？要看周围人的准，没有固定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光日本，很多民族都有这种不同的类型。西方是罪的文化，日本是耻的文化。

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告白、忏悔，日本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相对好理解。我做错的事，很可耻的事为什么跟神父讲？不是更可耻吗？我们不是罪的文化。罪的文化是自责的，犯了罪，我自责，跟别人讲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耻的文化就是没有标准，只要不被发现，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很多日本人到国外旅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样塑造出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有一点是很清楚，为了保护家、公司这类社会团体，很乐意牺牲个人。比如学校老师出了丑闻，被怀疑性骚扰，日本学校马上把老师开除，划清界限，表明跟我们没关系。家庭关系也是，家庭成员如果在外面受到指责，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件事担当不起，家里人就不认他了，这是日本很特殊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他们重视的是这种社会结构，家庭、声誉很重要。家里面什么人都没关系，但家的声誉很重要。所以养子的问题，中日之间有很明显的差异。日本的养子很多，而且很成功，养子跟亲子一样，对养父跟亲父一样。中国不是，历史上皇帝没有子嗣，从外面收一个养子，每次都会出现生父怎么处理的问题。但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养子跟亲子一样。

《菊与刀》里论述了中日的比较，这其实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大范围来说中国也属于耻的文化，但中日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本尼迪因为对中国没有研究，所以他的论述有些不清楚。他提出这样一个比较模式，中国在孝、忠这样的道德概念之上，还有更大、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则，就是“仁”。日本往往没有“仁”，因为没有“仁”，所以会走极端，会有失控的孝、失控的忠。比如皇军的兵，他们为了天皇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这是变态的，不受限制的忠。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是有仁的。这种认识说明，本尼迪还是很单纯的。他讲了结构的差异，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仁义”这个词。在日语中“仁义”是黑道上的词，这是日语口语的习惯，黑道讲义气是“仁义”。所以本尼迪说“仁”在日本蜕变了，在日本“仁”没有地位。其实我们仔细看本尼迪的论述，会发现日本有比孝、忠更大的，就是“义理”，为了“义理”，对君主不忠、对父母不孝是有的，本尼迪自己也介绍了一些例子。所以“义理”是日本最高的标准，它不是客观的标准，而是周围的压力。

《乡土中国》里面有热情，有同情，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

我看《乡土中国》很喜欢，因为里面有热情，他并不是在做社会学探索，费孝通想的是中国应该怎么办。1940年代，战争快结束了，要重建中国，中国要现代化，这时候费孝通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拼命地想，中国社会有什么问题，怎么样才可以有新的发展。里面借用西方的理论没关系，但他追求的不是理论。往往我发现，这本书里贯穿的是他对中国的感情，同情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整本书都在分析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从来没有离弃中国的乡土社会，但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让中国尽快跟上西方，怎么办？这时候他写了《乡土中国》。

同情这个词，我们很理解，陈寅恪这些人都讲过，但费孝通同情的理解规定了这本书的内容。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最后会讲一下同情，同情并不影响他的研究。但费孝通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作为中国人，这种同情，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所以说费孝通的学术非常现实，虽然西方的理论学得非常彻底和深入，但他的重点不在这儿，理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根据而已，所以后来他也没做理论研究。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学是费孝通带头成长起来的，但他也没做什么社会学理论研究。费孝通在中国的社会学界的地位很高，可是拿到国际上，他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因为他想改变中国，想跟中国一起走，所以做法不一样。

我们换个视角，台湾1930年代研究人类学的学者郭明昆，费孝通和郭明昆是同时代的学者，他们学西方理论非常彻底、深入。但学好了，写完论文了，都还给老师，认为理论只是工具，对理论没兴趣。他们的兴趣在哪里？费孝通的兴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郭明昆是对民族文化非常有兴趣，因为他是福州人，所以他后来对福州文化做了很多研究，都是具体文化、具体现象的分析，但都不做理论研究，感觉不到理论有什么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经学是做不完的，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经学

最后我们要讲一个语境依赖性，不同的文化有语境依赖性，欧洲因为有概念，所以语境依赖性比较低，日本、中国的语境依赖性比较高，一个词、一句话，不同的语境里，意思不一样，这是日语、汉语的特色。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思考是靠概念，语法符号很丰富，所以不依赖语境。但中文必须得了解背景的整体世界认识，才能理解。所以我说中文，尤其经书，你不懂内容看不懂。你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必须得先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西方语言是得先看语言，然后看这个语言在讲什么。中文是要先对事情有了解，语言只是累积性的，可是这件事你不知道不行，光靠语言是理解不了的，这是学中文根本的难处，研究古文献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有差异，日本没有古代典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语言不能单独成立，一定要想象具体的事物才能明白语言表达的意思。这是我们研究古籍根本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语言，单独研究语言是绝对没办法理解的。西方不同，西方是观念主义，弊端就是思考容易脱离实际，中国人的思考都是很现实的，不脱离实际。基于语言本身也有这样的差异。

费孝通在书里也讲过，孔子很多地方都讲仁，但对仁从来没有具体的定义，讲得都是具体的案例。《论语》里讲的“正名”，名是相对的，先确定名相对的关系，才能谈事，这是社会的语言。中国的传统类书分类，我们之前说分类不科学，当然它不是科学，就是概念重组不清楚，因为思路不同，是靠印象编。你说书的编排有什么逻辑？照西方的思路没办法理解，所以中国的类书和百科全书完全不一样，思路不一样，人不一样。费孝通是比较随性地写文章，里面也有谈到经学，经学是什么？经书本身是权威，权威不能动，但理解需要调整。因为社会不一样了，时代变化了，理解就得调整。所以只能改理解，调整解释，这是费孝通自己讲过的。所以经学是做不完的，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经学。

我们看经学的历史，整体的倾向是叙事。读经是想要理解经书，最后弄成一套理论，弄成理论，理论取代了经典，这是我认为宋学从经典里提出“四书”的一些理论体系，对他们来说，费孝通这些理论体系并不是经书本身，对他们来说“四书”比经还重要，这时候经典不再是意义的延伸，本来是靠文字理解的东西，后来越来越靠理论。这时候文本本身的意义就有限了，被理论保卫起来，文本不能那么自由。

清代汉学忽略了语境，是假汉学

我最后还是扯到这个问题，两个汉学，郑玄的汉学和王引之代表的所谓乾嘉汉学不同，清代汉学其实是假汉学，名义来说是汉学，思路跟汉儒不一样，更接近宋，对经书的理解、解释都是，郑玄对经书的理解，是探索语境，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都要做不同的解释，这不是随性的，而是研究语境。王引之不一样，每一个词都从经文里抽出来，固定词义，再进行理解，批评郑玄的学术很随意，其实是因为忽略了语境。

每个时代都有合理的研究，参照现实理解经书，学习经书。宋代以后是统一理解一个词，一个词有一个概念，这种理解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好像更显得合理，越来越靠这个方向走。近代以后，这种以概念为主的理解方式，跟西方的学术比较接近，

所以近代以后，也是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我现在对郑玄有巨大的兴趣，因为他做的是不脱离文本的理论化，他是有理论的，但不要把理论脱离文本独立存在，这是他的分寸和重要特点。很多经书互相叙述不矛盾，矛盾的地方都逐一调整，同一个词，不同的意义都解释，他是不固定词义，可是始终不脱离经文。所以他的著作都是注，不会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也不会编一本书取代经书，他是要研究经书。经书这个词为什么这么热？听说汉代的律原本是皇上一道道旨意，后来逐渐形成书，一道道指令是临时的，但汇编成一本书后，发现互相有矛盾，针对这些矛盾郑玄作了律注，我猜测他的律注跟注经一样，考虑不同的语境，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到了杜预，杜预的律是重新编的，小问题不管，认为这是小问题，不要当回事，这种做法跟他的经学理论一样，一个经书、一个律，对待的方法是一样的。

近代的理学跟汉代很不一样，我们看很多关于理的研究，不是经书文本的研究，而是运用的问题。理的应用运用的过程中发现存在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郑玄其实是做了文本的研究，晋人才开始研究实践性的理论问题。所以汉晋之间的断层是很值得关注的。最近陈老师也在组织一个大项目，研究汉代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到了宋代以后，开始否定郑玄关注语境的研究方法，其实从宋代到清代，做的是一样的，王引之的很多观点，跟宋元是一致的。我认为郑玄这种研究语境的学术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而且前面我们一直忽略语境，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的前辈是近代思想，近代的汉学继承清代的学术，考证学其实就是王引之那套，或者词义的研究，不研究语境，其实语境的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光靠词义，概念和语法，连《乡土中国》都读不懂。我是因为知道内容，才能看明白，但从语言入手，绝对很难理解。我这么说，也不是否定宋代以后的学术，它们也是现代学问，也是思想史值得研究的因素，但以前对语境的研究，对郑玄的研究方法忽略得太过分了，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这次出的书，两本都叫“读书记”，不是真正学术研究，但我的兴趣是理解写书的人到底怎么想，所以只能是读书。读书是不脱离文本的。

最后要提几个问题，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跟欧美人思考方式、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说不清楚，所以国民性论都没有成功，可是这个差异是存在的。过去我们太习惯西方的思路，所以很多问题过去都忽略了，西方文化、西方思维方式带来的问题，我们过去都忽略了。另外像郑玄这种，探索语境的研究和思考，今后希望你们年轻人再继续探索。

另外我再宣传一下，郑玄真的很有趣，大家要看，仔细看。这是我对大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