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合并

（一）日韩合并指1910年日本帝国基于《日韩合并条约》将大韩帝国（更改国号的朝鲜王朝）并合之事，也被称“韩国合并”。韩国方面的说法是“韩日并合”，又因1910年为庚戌年又称“庚戌国耻”。1910年8月22日朝鲜王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29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亡于大日本帝国，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韩国统监府改制为朝鲜总督府，成为统治朝鲜半岛的机关。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失去对朝鲜半岛实效统治，9月2日日本签署厉行投降文件，日本正式结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1864年朝鲜哲宗去世，哲宗无嗣由旁系李熙即位。李熙因年幼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继承给朝鲜埋下祸乱的种子。19世纪70年代初李熙在闵妃（朝鲜高宗李熙的王妃）的操纵下迫使大院君隐退，实现亲政。朝鲜形成闵妃和大院君两个政治集团，它们的斗争使得朝鲜的国内政局愈发不稳。1876年2月日本威逼朝鲜缔结《江华岛条约》，该条约成为朝鲜近代史中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久列强群起效仿，朝鲜被迫陆续与美、英、德、意、俄、法、奥、比、丹等国签订不平等通商条约。此时朝鲜王朝仍属于清朝的藩属国，受到清朝的庇护，但自身受害的清朝也效仿列强在朝鲜设立租借地，拥有很多特权。

（二）1882年朝鲜大旱，人心浮动，汉城士兵掀起一场反闵排日的起义，史称“壬午兵变”。大院君趁机赶走闵妃掌握政权，期间13名日本人被杀，日本公使馆被烧，因此导致日本的武装干涉。清政府了解到朝鲜的动乱，为防止日本借机入侵朝鲜，随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候补道马建忠率三艘军舰前往朝鲜。并照会日本称朝鲜为清朝属邦，日本不要采取激烈行动。8月20日淮军宿将吴长庆率军到达马山，两日后吴、马约请大院君赴清军营地会谈。寒暄后大院君被告知速去天津听旨，8月23日乘济远舰赴天津，随后大院君被囚禁于保定。丁汝昌和马建忠果断地在日本采取行动之前出手，使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出于主动，并指示朝鲜政府与日谈判来化解危机，同时罢斥大院君亲信，镇压起义领导人。闵妃集团的重新掌权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日本不甘心在朝鲜的失利，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趁清朝无暇他顾在朝鲜策动政变，企图控制朝鲜。1884年12月4日晚上6时开化派首领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邀请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庆祝宴。席间厅外突然失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埋伏在四周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h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叛乱分子大呼清军作乱。金玉均等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并组成新政府。

（三）当时清政府派驻驻朝鲜的钦差袁世凯当机立断，集合庆字营并联络自己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入宫解救国王。庆字营和朝鲜新军很快攻入景佑宫，在袁世凯的策动下曾由他教练的朝鲜部队数百人倒戈，合力打击日军和叛军，竹添败逃日本使馆。次日上午国王被护送至袁世凯军营，组成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日使竹添则率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叛乱骨干逃往仁川，史称“甲申政变”。在两个回合的较量中清政府都占了上风，经过壬午、甲申两次政变会证明在朝鲜中清朝势力明显优于日本。甲申政变后中日在半岛的对立更加激烈，中日之争使朝鲜进一步成为东北亚政治风暴的中心。但忙于内斗的朝鲜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缺乏治国方略，无力把处于危境中的国家引向富强的道路。仍是延袭千百年的“事大主义”，一味投靠大国来寻求保护，终于引来亡国之祸。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然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扶植大院君政权。25日在日本的授意下大院君宣布废除与清政府的一切条约，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开战后日本与朝鲜缔结“日朝盟约”，即对清朝的攻守同盟。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清朝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清朝承认朝鲜独立，从此退出朝鲜。甲午战争标志着东北亚传统朝贡体系的最终瓦解，也标志着该地区力量结构的决定性变化，清朝丧失在东亚的传统大国地位，朝鲜成为日本的领土。

（四）而此后日本迅速崛起，开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甲午战争使朝鲜对清朝离心离德，他们看到俄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就企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日本。朝鲜向俄国的靠拢使其在朝鲜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杀死闵妃并清除宫中的亲俄派势力，史称“乙未事变”。1896年6月9日日俄又在莫斯科缔结一项新的协定，其中包括：共同援助、帮助朝鲜财政改革；将军队、警察组织委托给朝鲜；日本继续管理占有的电信线路；俄国保留架设从汉城到国境的电信线的权利；承认国王继续滞留俄国使馆，直到组成朝鲜国王的护卫队为止。1896年9月12日朝鲜国王还宫，将年号改为“光武”，同年10月12日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外交的背后日俄两国都做着军事上的准备，双方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占据军事据点，以保证军事上的优势。而“大韩帝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邻在自己的土地上备战，可以想见日俄之间无论胜负如何，倒霉的只能是韩国。1904年2月韩国无奈地看着日俄战争爆发，为了不卷入纷争早在1903年9月韩国皇帝要求在两国开战之际保障韩国的中立地位，但日本完全无视这一点，在向俄国宣战前两天就派军队从仁川登陆，日军共有一万余人集结至汉城。开战后2周在韩国实际已被占领的情况下缔结《日韩议定书》，迫使韩国承诺日本可以临机征用军事战略上认为需要的地方，等于占领韩国。

（五）随着战局的进展，日本开始策划把韩国变成保护国。1904年5月日本做出要在军事、外交、财政上扩大权利并获得保护实权的决定，与韩国缔结《第一次日韩协约》，控制韩国的财政和外交。接着日本于1905年4月掌握韩国的通信事业，并在日俄议和会议期间独占韩国海上、河流的航行权。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战败而告终，俄国退出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争夺。日本吞并韩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此时的韩国皇帝醉生梦死，丝毫不顾自己灭亡，欲投靠新列强日本以对清朝进行侵略，炮制出所谓“j岛问题”（因朝鲜非法移民而衍生的问题，朝鲜前后态度不一，最终被清朝严正驳回）。1905年10月与日本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将全部外交权交给日本。1905年12月21日日本在汉城设置统监等职能机构，把韩国变成其保护国。公布统监府的官制，规定统监直接隶属于天皇，在京城设置统监府，在各要地设置理事厅。1907年6月荷兰海牙召开第2次万国和平会议，主张排日的在韩美国人哈尔巴德也来声援，使者们向各国委员散发抗议书。但韩国的外交根据条约由日本政府代替行使，所以没有得到列国的关照。韩国朝廷的企图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使日本强化对韩态度。统监伊藤博文把这次策动的责任归咎于韩国皇帝，并认为韩国方面违反协约。

（六）总理大臣李完用劝韩帝让位，7月19日高宗发出诏书，将帝位让与皇太子李坧（纯宗）。日本政府在海牙密使事件后意识到不仅要掌握韩国的外交权，而且有必要掌握韩国的内政权。1907年7月韩国被迫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根据协约时统监指导韩国改善，韩国接受日本35年的殖民统治。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z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1945年8月时隔40年之后俄国人又来了，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美国人坐不住了。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上国务卿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由于现实的困难，最后决定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就这样朝鲜半岛被新的世界强权“偶然的”以北纬38度为线分成2个部分，进而形成今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日韩合并条约

（一）《日韩合并条约》是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于1910年8月22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规定韩国皇帝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史称日韩合并。因此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大韩帝国的灭亡，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并开始进行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由于《日韩合并条约》使韩国沦为殖民地，所以韩国又称《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为“庚戌国耻”（1910年为庚戌年）。日本和韩国是亚洲东部两个隔海相望的邻国，历史上纷争不断。到了近代日本从1868年起实行“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韩国尚处在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那时的日本扩张欲望非常强烈，准备吞并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军中国，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大陆政策”。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甚嚣尘上，日本正式实施侵略朝鲜的计划是在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加紧控制朝鲜。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从此改称韩国。而此时的日本则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对于将韩国变为其殖民地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1904年—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皇俄国，又将俄国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至此日本成为唯一支配韩国的外国势力，为其最终吞并韩国开辟道路。

（二）日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曾强迫大韩帝国政府于1904年2月23日与之签订《日韩议定书》，规定韩国协助日本对俄作战，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同年8月2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签订《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将日本人以财政顾问和外交顾问的身份安插到韩国政府。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又于1905年11月17日胁迫韩国与其缔结《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韩国统监，韩国由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和韩国又订立《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韩国的司法权，解散大韩帝国军。经过这短短三年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被日本吞并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韩国的吞并自然得到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当时日本和英国关系良好，双方达成“英日同盟”，因此英国对日本大力支持。美国表面上对韩国表示同情，实际上为日本张目。1905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交换秘密照会，美国和日本互相承认彼此对菲律宾和韩国的支配权。1905年9月5日日本和俄国在美国的撮合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1907年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派密使前赴荷兰海牙，准备利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的机会呼吁列强支援韩国摆脱日本。

（三）但由于欧美列强早已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拒绝韩国密使参加会议，同时日本也利用这一事件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由皇太子李坧继位，是为韩国的末代皇帝纯宗。1919年1月21日李熙病逝，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在1898年去世。“海牙密使事件”表明西方国家在韩国问题上已经彻底倒向日本，而在韩国内部也有大批亲日派为虎作伥。在政府中以李完用、朴齐纯等人为首，他们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丁未七贼”。而民间则是宋秉畯、李容九组建的“一进会”，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但更多的韩国人并不甘做日本人的奴隶，一批有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员接连上疏请求诛杀卖国贼，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为此自杀殉国。广大普通百姓更是拿起武器组织义兵，反抗日本的侵略，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义兵运动。义兵运动自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展开，1907年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时达到高潮，几乎全国各地都爆发义兵斗争。义兵一度在1908年2月围攻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对日本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日本急忙从国内增援两个旅团，综合调动军、警、宪力量镇压义兵运动，并对韩国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仅从1907年7月到1908年底就杀害近1.5万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到1909年下半年义兵运动逐渐平息下去，镇压韩国人民的反抗以后以及在日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成功排挤中俄、剥夺韩国一系列主权、得到列强承认和韩国亲日派支持的背景下日本方面认为吞并韩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正式将韩国变为殖民地。

（四）事实上日本政界长期以来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一派是以山县有朋、寺内正毅为代表的“强硬派”（又称“武断派”），一派是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为代表的“稳健派”（又称“文治派”），“强硬派”主张尽快吞并朝鲜半岛，而“稳健派”则对合并持慎重态度。比如伊藤博文主张应先对韩国进行“抚慰”，以获取他们的好感，进而不断增加日本的影响力，在时机成熟时再合并。伊藤任韩国统监时期的对韩政策遭到日本“强硬派”、右翼组织黑龙会和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的猛烈抨击，主张立即合并的占了上风。1909年3月30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出台“韩国合并方针”，4月10日该方针征得伊藤博文的同意，1909年7月6日为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决定在适当时机断行对韩国的合并。在日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日韩合并，还没有对韩国下手的时候，1909年10月26日日本的韩国前统监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被韩国青年安重根刺死。以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为契机合并论浮上水面，日本朝野开始大力鼓吹立即对韩国实施吞并。军政首脑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劝说桂太郎内阁立即吞并韩国，有的公开发表声明、谈话，敦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朝鲜问题同志会”、“偕乐园”等组织纷纷出笼、四处演说，鼓吹吞并韩国，至此日韩合并进入实质性阶段。1910年初在日本第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中央俱乐部”，向首相提出质询，要求追究“推动合并不力”的现任韩国统监曾祢荒助的责任，并呼吁从速合邦。

（五）而韩国方面亲日组织“一进会”也发起“合邦请愿运动”，一进会的头目宋秉畯具有深厚的日本背景，他的日本名字是野田平次郎。《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进入政府，历任农商工部大臣、内部大臣等职与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素不睦，遂于1909年2月辞职出走日本。伊藤博文被刺的消息传来后宋秉畯立即拜访日本首相桂太郎，劝说日本趁机灭韩，并表示愿意动员一进会百万会员玉成此事。1909年12月2日一进会成员崔永年和日本黑龙会派出的顾问武田范之起草了《日韩合并上疏》，准备呈给大韩帝国皇帝纯宗李坧。12月4日一进会会长李容九亲自去韩国统监府递交《上统监府书》，同日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发表《合邦声明书》声称：“一进会会长李容九等一百万会员，代表二千万臣民请求实行日韩合并。”李容九表示：“李容九等上观天时、下察人事，切之于我大韩之前途，保全我社稷民人，可永远之道，唯在实行日韩合邦而已矣。”而韩国亲日派头子李完用于1909年12月22日遭李在明行刺未遂，前往京畿道温阳温泉疗养，署理总理大臣朴齐纯又软弱无能，所以“合邦请愿运动”都是由李容九为首的一进会操办的。就在一进会发表《合邦声明书》的第二天“西北学会”、“大韩协会”、“汉城府民会”等韩国社会团体在汉城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演说会，声讨一进会的卖国行为，坚决反对日韩合邦。《大韩每日申报》则作为与《国民新闻》对立的报刊，成为反对日韩合并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六）12月5日《大韩每日申报》以《奴会宣言》为题目发表社论，称一进会是“奴会”，揭穿其“合邦请愿”的阴谋。8日又发表社论历数一进会之卖国历史。韩国政府的一些重量级大臣，如闵泳韶、李重夏等也反对合邦，反对合邦的运动迅速蔓延到韩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平安道）抵制最力。人们在布告中宣称：“古今中外，哪有愿意合并到别国之人？我们国民只知保卫具有四千年历史的祖国！我们生为大韩人，死为大韩鬼！”刺伤李完用的李在明就是平安南道平壤人。俄国远东、中国东北及上海、美国和日本东京等地的韩国侨民也掀起反对合邦的运动，响应国内的斗争。留日学生金益三为刺杀李容九专程归国，刚到永登浦就被日本宪兵发觉并逮捕。统监府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一面于12月9日召集大韩协会等团体的负责人，要求禁止一切集会。10日又查封“国民大会演说委员会”，没收该会拟向韩、日皇帝提出的反对合邦的上书、宣言等文件；另一方面统监府当局以1000元收买在汉城的日本新闻记者，让他们组成记者团，宣布赞成合邦。又收买李容九，指使他成立一系列组织与大韩协会等团体对抗。12月10日李容九成立“一进会合邦声明赞成同志会”，随后又成立“汉城普信社”、“赞成建议所”、“国民义务赞成会”、“绅士协议所”等有名无实的亲日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合邦。在金钱收买下大韩协会要人如尹孝定等人也在合邦问题上改持“中立”立场，闵泳韶等人也为自身安全计而销声匿迹。

（七）但统监曾祢荒助驳回一进会的上奏和递交李完用的请愿书，并于1910年2月2日与首阳桂太郎一同表态叫停“合邦”运动，因为决定是否并合是日本人的权利，朝鲜人一律严禁参与。在日韩双方主流舆论要求合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行动，1910年5月30日日本任命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出任统监。6月3日日本内阁通过《对韩国施政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在吞并韩国后设立总督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在朝鲜半岛有统辖一切政务之权限，委总督以大权，有发布有关法律事项、命令之权限等。寺内正毅又据此拟订《合并实行方法细目》，方案包括改“韩国”国号为“朝鲜”等22项条款，并在7月8日被日本内阁通过。而驻韩日本宪兵司令兼警务总监明石元二郎则侦察韩国各方面动静，并发布集会演说的禁止令，以尽可能控制韩国人反对合并的骚动。1910年7月23日寺内正毅来到汉城，准备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以完成对韩国的吞并。这时候一进会在韩国社会动员合邦工作已经完成，退居二线已久的总理大臣李完用再次粉墨登场，他当时伤病尚未痊愈便于7月29日急赴汉城。李完用及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于1910年8月16日与寺内正毅在统监府官邸展开密谈，寺内正毅摆出日韩合并的方案，并把关于合并的照会交给李完用。

（八）照会声明：“日韩两国国土相连、人文相似，自古以来凶吉利害相同，终于形成不可分离之关系。因此帝国敢于担二次大战（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风险，牺牲数万生命和数亿钱币以保护韩国。帝国政府虽不断致力于维护韩国之安全，但由于复杂之制度，不能永久保护韩国皇室之安全与韩国人民之全部幸福。为此帝国认为将两国合并为一体，废除彼此差别，将韩国统治机关统一，始裨益于两国。”这份照会其实就是日本吞并韩国的理由，李完用提出的意见只有不改变韩国国号及封韩国皇室为贵族这两项。后来日本政府否决前者，但同意封韩国皇帝（纯宗）、太皇帝（高宗）为王。1910年8月17日日本内阁正式批准《日韩合并条约》，1910年8月18日李完用主持韩国内阁会议，讨论日韩合并事宜，却因为学部大臣李容稙的坚决反对而未获通过。李完用又去疏通元老大臣闵丙奭、尹德荣等人，迫使他们赞成这个条约。又命李容稙为赴日慰问水灾的特使，令其即日登程，谁知被李容稙以患病为由拒绝。另外李完用还去找到纯宗皇帝和太上皇高宗，请求他们的指示。这对皇帝父子见大势已去，被迫接受李完用的日韩合并要求，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哭泣。1910年8月22日汉城的日本军、警、宪全员出动，戒备全城，即使行人密语也要遭到审讯。

（九）大韩帝国政府在昌德宫之兴福轩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完用、赵重应、朴齐纯、高永喜等内阁大臣，还有政界元老代表金允植、宫内府大臣闵丙奭、侍从院卿尹德荣等人以及皇族代表李载冕等，还有两名日本人——小宫三保松和国分象太郎参与监视会议。会议是在警备森严、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李完用在会议上说明日韩合邦已经不可避免，并说经过与统监府的交涉。内阁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纯宗皇帝及皇族代表李载冕也被迫同意，其他皇族和大臣看见皇帝如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有金允植表示不可，他对纯宗说：“惟我韩国，非陛下一人之韩国也，不可轻易让于他人也。”但这只是消极的反对而已，无济于事，会议遂匆匆结束。而誓死反对合邦的学部大臣李容稙则被李完用有意不通知出席会议，他后来听说后只能捶胸顿足地痛哭而已。当天下午4时李完用携纯宗皇帝之委任状与赵重应前往韩国统监府，向寺内正毅汇报御前会议的情况后便与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分别签字。1910年8月29日条约正式生效，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也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合并条约》其实是秘密签订的，签订后这一条约在韩国并未公开，因此绝大部分韩国人还不知道亡国的消息。

（十）1910年8月25日警务总监明石元二郎召见各社会团体负责人，命令他们在一星期内解散本团体，并宣布以后不准再组织任何的结社或集会。一进会也不例外，遭到解散。8月29日纯宗皇帝李坧颁布让与诏书，宣布退位。这一天汉城的日本军、警、宪继22日后再度全员出动，在城门和要冲处戒严，韩国统监府公布《日韩合并条约》全文，与《日韩合并条约》同时公布的还有明治天皇的《合并诏书》、纯宗皇帝的《让与诏书》和寺内正毅的《谕告》。又在当天发布一系列法令，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国号自今日改称朝鲜”，自此韩国在日本的命令下又恢复“朝鲜”的称呼。日本天皇的诏书中还宣布册封纯宗为昌德宫李王，高宗为德寿宫李太王，皇太子李垠为李王世子，均列入日本皇族。1910年9月2日日本又向中、美、法、俄、英等11个与前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发表《宣言》，又对瑞士、西班牙等13个与前韩国无外交关系但与日本建交的国家发表《通告》，宣布《日韩合并条约》内容，并允诺保护外国侨民、保持他们原有的在韩特权等。1910年10月1日日本正式建立朝鲜总督府，开始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又发布总督府官制，寺内正毅为日本帝国第一任朝鲜总督，总督府中的各要职都由日本人担任，像李完用等朝鲜亲日派只能担任中枢院顾问这样的虚职。各道长官分别由7名日本人及6名朝鲜人担任，参与官均为朝鲜人。

（十一）10月7日日本又发布朝鲜贵族令，封李完用、宋秉畯等前大韩帝国皇族及大臣76人为日本华族，授以爵位并还赐予恩赐金（部分人士拒绝接受爵位及恩赐金），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完全确立。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也获得解放，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1965年随着《日韩基本条约》的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失效。《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是朝鲜半岛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大韩帝国的灭亡，开启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对日本而言这个条约意味着日本得到继tw之后的第二个殖民地，是明治维新以后对外扩张的重要成果。日本透过对朝鲜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使自己国力大增，并为以后进一步侵略提供可能。寺内正毅在庆祝《日韩合并条约》缔结的晚宴上感慨道：“小早川（小早川隆景）、加藤（加藤清正）、小西（小西行长）若在世如何见今宵之月乎？” 而英国驻日代理公使朗博尔德则在日记中对《日韩合并条约》评论道：“日本现已成为大陆国家，而我不知道她是否符合其角色。日本像德国一样，践行现实政治路线，并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对朝鲜而言《日韩合并条约》则意味着开始进入36年的殖民地社会，全体朝鲜人都沦为亡国奴，因此这一条约的签订被称为“庚戌国耻”。

（十二）他们饱受日本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摧残，甚至为日本不断同化，被迫为日本人在战场上卖命，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效力。但大部分朝鲜人都坚决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从客观上来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日本引入大量新式技术和体制，同时也废除朝鲜的身份制度，建立朝鲜的教育体系，完善朝鲜的城乡建设，在一定程度促进朝鲜的近代化。对国际局势而言受《日韩合并条约》影响最大的第三国就是清朝，当时清政府听说《日韩合并条约》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海军大臣载洵在向清廷报告这一条约时惊呼：“现查日人将有大不利于我之举动，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我国庶政若再不加改革，亟为预备，窃恐覆辙之虞，祸在眉睫，不胜恐惧迫切之至。”而梁启超等人也开始关注朝鲜，不断撰文反思朝鲜亡国问题，并以此作为中国之鉴。事实上在《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前夕日本就已经开始借“j岛问题”准备占领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不过没有成功，但其野心已昭然若揭。朝鲜被吞并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日本面前，为后来日本按照“大陆政策”进军满蒙并侵略中国创造条件。1926年李坧病逝，时年五十三岁，庙号纯宗，谥号文温武宁敦仁诚敬孝皇帝，葬于裕陵。李熙在1919年死后庙号高宗，谥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葬于洪陵。

明治天皇

（一）明治天皇（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名睦仁，是日本第122代天皇，孝明天皇统仁次子，1860年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1852年11月3日明治天皇出生，是孝明天皇的第二位皇子，母亲是英照皇太后，真正的生母是权大纳言（中山庆子）。 1860年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按照日本历代天皇均有较深文化素养的传统，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精通汉文、日文等儒学经典。但自185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日本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叩开日本的大门以后，在民族危机一天天紧迫的情况下日本不少有识之士也获得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内外的发展大势，思想解放比较早。所以处于正在成长时期的睦仁虽身居宫廷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时代思想潮流的冲击和不同程度西方文明的熏陶，而具有改革社会的远大的政治抱负。1867年在倒幕运动期间孝明天皇突然死去，睦仁十六岁继承皇位。1867年2月13日睦仁举行践祚典礼，在尊王攘夷派的鼓舞之下在同年12月9日实行“王政复古”。睦仁继位之初正是德川幕府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由于德川幕府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束手无策，所以从19世纪50年代在日本列岛上勃然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已逐渐发展为“尊王倒幕”运动。参加“尊王倒幕”运动的主要是长州、萨摩等西南四强藩内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下级武士们，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为代表。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对社会的现状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深切的忧虑，企图在社会的自身变革中寻找出路，这就使他们迫切要求推翻德川幕府统治来改革日本现状。

（二）早在19世纪50、60年代就参与各藩的藩政改革，而且比较牢固地掌握藩内实权。他们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势力就把自12世纪以后大权旁落，受尽德川幕府排挤和冷遇，同德川幕府对立甚深的天皇抬出来作为自己的靠山。经过资产阶级下级武士的周密筹划于1867年9、10月召开以萨摩、长州两大强藩改革派武士为主的秘密会议，制定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的行动计划，并通过“朝廷”内线争取明治天皇的支持。睦仁天皇很快就秘密下达批准他们征讨幕府的手令，在倒幕运动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抢先于10月14日向睦仁天皇提出一份“奉还大政”的报告，表示要辞去“征夷大将军”的职位。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睦仁天皇。3月发布《五条誓约》，接着倒幕军在京都附近打败幕府军，不久又进占江户。7月睦仁将江户改名为东京，8月27日举行即位典礼，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年号取自《周易》，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10月明治天皇抵达东京执政，12月返回京都，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举行大婚之礼。明治登基时只有15岁，当时传给长州和萨摩藩的倒幕密诏都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岩仓具视、三条实美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的名义造反。后来明治是在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些维新志士和日后的名臣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培养塑造明治天皇“威严、慈爱、刚毅的优秀的男子汉气质。明治天皇虽不过问具体政务，但其进取开化的个人形象和道德模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

（三）为了将明治天皇培养成为一位出色的君主，西乡隆盛在宫中进行种种尝试。原先在宫中掌握大权的女官及贵族公卿们遭到排斥，众多武士被征调到天皇左右，他们都是活跃于幕府末期至戊辰战争时期的刚直武士。这不仅对明治天皇的生活，对其性格的养成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为天皇讲解学问的侍讲也作了调换，元田永孚成为侍讲，为明治天皇讲解儒学，得到天皇的极大信赖。1871年成立御亲兵，翌年改称为近卫兵，西乡隆盛亲任近卫都督，时常陪伴天皇观看演习，他还随天皇进行西国巡幸。1872年与天皇共度相当长的时间，西乡隆盛认为无论他人如何，自己不应俯仰有愧于天地，而且作为武士必须为他人着想。在与西乡隆盛接触期间西乡所推崇的这种“敬天爱人”的个人精神深深感染明治天皇，正是由于这种对日本精神的“觉醒”，明治天皇开始忧虑此前矫枉过正的西化倾向，意识到尊崇日本传统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变化正是在西乡隆盛的影响下产生的。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达东京，并定东京为首都，以图安定人心。明治天皇于1871年也就是他十九岁亲政以后他全力去实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言，于亲政当年11月就派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领的大型使节团到美、英、法、德、俄等十二国进行考察，这次考察直到1873年九月结束，共用了二年时间。名义上是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学习欧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经验以用来进行维新，实现日本资产阶级的近代化。

（四）1872年解除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制定学制，设立教部省。明治天皇于同年11月发布关于征兵的命令——《征兵诏书》和《谕告》，这样明治政府从1873年1月明治天皇发布征兵令，使日本有了炮兵、骑兵、步兵、工兵、轴重五种兵种的陆军和接收幕府及各藩军舰而扩充起来的海军，并在此基础上又加紧扩充。7月发布地租改正条例，着手土地改革。1874年1月提出民选议员的建议书，1875年6月明治政府制定报纸的诽谤罪，9月与李氏朝鲜发生江华岛事件。从1876年到1881年明治天皇几乎是每年一次，每次巡视的时间长达五十至八十天。明治天皇带领政府的部分要员到各地听取县官、法官、校长们的汇报，视察各地产业和教育现场，并表彰各地的孝子节妇等等，从而密切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众来说，也在使其认识天皇的权威上有很大效果。同时竭力把日本的近代教育纳入以宣传忠君爱国，儒家纲常和神道主义的封建教育轨道。1878年日本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必须以“武士道”作为军人精神的根本。1881年发布《军人敕谕》，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效忠天皇的建军思想。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的立宪原则。

（五）1889年制订并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形成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支柱。明治天皇采取“奉还版籍”政策废藩设县，将全国划为3个府72个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还废除旧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所谓公卿诸侯之类的贵族改称“华族”，将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封建俸禄。明治天皇还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全国改革军警制度，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军工产业。学习西方文明，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发展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称为“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于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普鲁士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

（六）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个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现过六个女帝。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征兆等因素，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因此也可以年号来代替天皇的称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时期他总揽大权于一身。皇室典范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1889年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制定。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现行皇室典范系于日本国宪法制定时同时修改，并以一般法律施行。与旧典范之最大相异处首先在于皇室继承只限于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认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变乃为尊重婚姻制度而来，现行典范承认平民之皇太子妃。战前皇太子妃必从皇族或三大贵族家庭中挑选，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允许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继承皇位。

（七）明治天皇在位期间亲任日军最高指挥官，1875年9月日本与朝鲜发生“江华岛事件”（日本称“江华岛事件”，朝鲜称“云扬号事件”），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航行到朝鲜西海岸测量海图遭到朝鲜江华岛炮台守军炮击，双方发生交火，最后日本方攻陷炮台。1875年9月24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满载战利品撤离江华湾，于28日返回日本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日朝双方签订《江华条约》又称《江华岛条约》，是朝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取得自由勘测朝鲜半岛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成为日本日后侵略朝鲜的开始。1894年日本与清朝发生甲午战争，清朝败给日本，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tw割让给日本，而李氏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甲午战争次年（1895年）日本派遣桦山资纪接收tw成为殖民地，历经八国联军（1900年）、日俄战争（1904年）后朝鲜半岛因此成为日本殖民地，库页岛南部则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完成日本帝国主义。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扩军备战，推行军国主义道路。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以清朝为假想敌不断进行扩军备战，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陆军总兵力达到23万人，海军已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随着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多，日本议会不断有人反对。1893年的第四届议会再次削减海军军费，明治天皇便自己拿出30万元，又要文武官员在6年内交纳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以弥补建造军舰的不足费用。此后日本于1895年战胜清朝，确立自己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八）十年后于1905年又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使自己正式跨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世界性的大国，1910年日本又正式吞并朝鲜。明治年间日本政府雇用大批外籍专家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从1860年至1914年间日本聘请的外籍专家中单有姓名可考的就在1100人以上，其中最多的是工部省。从1868年到1875年工部省聘请外籍专家达588人之多，同时明治政府给予西方技术专家和技师非常优厚的待遇， 以期留住人才。例如当时日本唯一的高等学府——东京大学给予外籍专家的薪俸占该校全年预算的1/3，一般的外籍教师的薪俸也都比日本高级官员高， 政府所聘外籍教师月薪最低为800日元、最高为2000日元，而当时明治政府中最高薪金的大臣月薪只有800日元。在后来发布的有关小学教育员名称及待遇的 “敕令”中准予小学教员享受等同判任文官的待遇，由此可知明治政府在财政上对教育给予巨大的支持， 这成为教育迅速发展的基石。1872年8月颁布的 《学制》令是明治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开始， 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教育改革的开端。《学制》明确宣布从小学抓起，为在全国普及小学，政府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划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划分为310个小学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教育网，使每一个适龄人都能在学校学习。

（九）为了真正普及初等教育，明治政府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政府强调凡6岁以上儿童均需读完小学，女子与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凡拒绝送子女入学的父母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由于中央政府督促地方政府提高儿童入学率，而地方又普遍采取鼓励、劝诱、强压等措施来促使民众送子女上学，使得小学入学率迅速上升。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法、美等国，以近代新知识取代 “四书五经”，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为了满足学生数量迅速增长的需要，政府还兴办大量的师范学校由其培养教师。为了贯彻执行“殖产兴业”的方针，扶植资本主义成长，明治政府决定大力创办国营企业，由国家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此明治政府首先接收封建时期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军工企业和矿山，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加以改造、充实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形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分别隶属于陆军省和海军省，成为明治初年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明治初年创办国营军事工业的直接目的是为“富国强兵”生产武器设备，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成了日本建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主导力量，为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生产一大批生产设备。如横须贺海军工厂于1869年为生野矿山制造几十种采矿机械，1880年以后又制造供两千锭纺纱厂使用的水车动力涡轮机。

（十）大阪炮兵工厂也为纺织厂制造许多机床、齿轮及其他机械用具，这对日本后来出现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70年12月12日工部省成立，成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它接管大部分从前属于各省的官营工矿企业，并创办一些新企业。1871年已由长崎府接管的幕府“长崎制铁所”转归工部省管辖，被改建为长崎造船所，在法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这家造船所到1879年已建成船坞、锻造、铜工和锅炉等车间。1871年工部省还接管原佐贺藩创办的加州制铁所，后改名为兵库造船所，除修造船舶外还生产各种机器。同年底工部省又利用佐贺藩交出的机器设备创办一家制造机器的企业，该厂以蒸汽为动力，由铸造、模型、锻造、锅炉等车间组成，共拥有各种机器设备139种，其产品包括锅炉、汽褪、起重机、抽水机等工作机械以及精米、制丝、制茶、纺纱、制糖器械等农产品加工机械用具共百余种。尽管产品大部分是仿制品也比较落后，但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早在1882年11月海军卿川村纯义就提出一个八年造舰计划，预计从1883年起8年中投资2600万日元，建造大小舰只及鱼雷艇32艘。由于当时日本陆海军经费已高达国家财政预算的27%，要扩充海军的话每年还要增加402万日元，从国家财政中已无法追加军费预算，而要增加税收必然会引起民怨沸腾。为压制舆论和强制推行这一造舰计划，岩仓具视上奏明治天皇提出“应断然增税，以扩大海军经费”。

（十一）对此明治天皇于1882年11月向各地方长官发布必须扩充军备的敕谕，12月又向中央各省卿发出如下谕令：“顾方今宇内形势，整备陆海军实为不得已之事，此际宜酌定时机，竭尽庙议，庶几不误国家之长久之计。”遵照天皇的谕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指示大藏卿采取措施，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税收增加至2400万日元，以供海军造舰之用。对于这笔庞大的经费，当时财力不足的日本政府即使发行公债仍难以支付。于是明治天皇带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充作造舰费，并于1887年3月14日发布如下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由于天皇带头捐助，内阁首相伊藤博文随即在鹿鸣馆召集地方官员发表鼓动演说，要求地方有志之士以天皇为榜样捐出海防献金。全国华族和富豪无不为之感动，半年之内捐款达203万日元，掀起一股扩充海军的热潮。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将内阁大臣、贵众两院议长和枢密院顾问官等人召至宫中，当面向他们发布敕谕说：“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要求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今后6年之内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命令文武官员在尔后的6年中也要抽出1/10的月薪上缴国库，用以补充造舰经费之不足。”

（十二）在明治天皇的威压下在野党只得偃旗息鼓，与政府妥协，重新审议预算案，减少削减额。这次举动首开天皇压制议会之恶例，就这样在明治天皇不遗余力的支持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大体上完成海军造舰计划，建成一支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61373吨、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日本海军。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舰抵达日本横滨访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军国主义势力乘机挑起民族对立情绪，促使明治天皇发布诏敕：“国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因此他命“朕兹省内廷之费，6年期间每年拨下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1/10，以资补足造新式军舰之费。”当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便一致把它视为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良机，并一步步地引向开战的轨道。伊藤首相进宫上奏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随即在宫中召见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参谋总长炽仁亲王以及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并当面下达如下敕令：“今朝鲜内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应悉心协商，妥善处理。”日本鼓动清政府出兵的奸计得逞之后便立即组建战争体制，6月5日日本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经明治天皇敕准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建立直属于天皇的战争体制。同一天明治天皇亲自批准向朝鲜派出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动员令。

（十三）当天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便率领海军陆战队420人离日赴朝，在6月9日清军到达朝鲜牙山的同一天于仁川登陆，掌握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对于陆奥宗光外相关于日清冲突业已不可避免的上奏，明治天皇颇感意外，因为早已主动提出撤军的清朝，又重新派遣大军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当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向他提供陆海军派驻清朝情报员的全部资料，天皇处于得以作出客观判断的地位。因此明治天皇曾命令其侍从长德大寺质问陆奥外相：“这是虚张声势，还是确实如此？ ”对清朝增兵之事表示怀疑态度。尽管如此但在6月22日明治天皇还是在宫中亲自主持召开有首相伊藤博文以下内阁全体成员、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陆军参谋总长炽仁亲王等人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向中国发出绝交书；增派第二批派遣军，编成足以粉碎牙山清军的混成旅团。”此后日本又三管齐下，一面向朝鲜提出难以接受的内政改革方案；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战争讹诈；一面利用欧美列强在远东的矛盾，对出面调解中日纠纷的俄、英、美等国作出不损害其利益的种种保证，以消除外国干涉的威胁。并于7月16日同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得英国的支持。1894年7月17日即英日同盟达成的第二天，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明治天皇亲自出席，会上正式作出对清朝开战的决定。同一天明治天皇还发布特旨，将预备役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守势作战的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军令部长，此举进一步表明明治天皇不惜对h一战的决心。

（十四）1894年7月23日驻汉城的日军在大鸟圭介率领下占领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威逼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出任摄政，组织傀儡政府。25日大鸟更迫使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同一天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对清朝军舰发动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当丰岛海战日军偷袭得手、初战告捷之后明治天皇开战前的谨慎不满情绪便一扫而光，全身心地投入这场不义战争，担当起战争的最高统帅。在战争业已开始的8月1日明治天皇发布对h正式宣战的诏书，诏书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通篇是欺世盗名的一派胡言。本来是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挑起丰岛海战，却倒打一耙，说成是清军“要击我舰于黄海，狂妄已极”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无非是把发动甲午战争的责任强加于清朝。诏书最后称：“事既如此，朕虽始终与和平相终始，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和平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为摆脱日常政务的纷扰，同时也为了就近获得战地的情报，更好地指挥这场战争。1894年9月15日明治天皇又随战时大本营迁居靠近李氏朝鲜的广岛，吃住在出师朝鲜的原广岛第五师团司令部内，经常召见参战将领听取汇报，不分昼夜地督励军务，以致朝臣们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担忧。

（十五）在筹集战争经费方面明治天皇也发挥专制君主的作用，早在战争开始后不久的8月15日明治天皇以第144号敕令公布募集金额为5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条例》，要求日本人民勒紧腰带支持侵略战争，通过这次发行公债后共从国民手中募集到7694.9万日元的巨款。1894年10月18日明治天皇为再次筹集军费又在广岛大本营所在地召集第7次会议，明治天皇亲临会议并颁布敕语声称：“衅端既开，不达交战目的，则不可停止。希望贵众两院协调一致，为宣扬国光。”通过内阁提出的当前急需之陆海军军费议案。1894年9月16日即明治天皇迁至广岛大本营的第二天又传来日军攻占平壤的捷报，9月19日明治天皇收到黄海海战的捷报后又再次下达敕令嘉奖：“朕闻我联合舰队奋战于黄海，并获大胜，深悉威力业已压制海敌。为体察官兵之勤劳，兹对所获特殊功勋予以嘉奖。”在甲午战争的善后阶段（即中日议和及三国干涉还辽交涉过程中）明治天皇仍时刻关注着交涉的进展情况，并据情不时颁发敕语，影响和左右着交涉的全过程，充当着日本最高决策的裁决人，成为战后最大的受益者。1895年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也抱有野心，因而伙同德国、法国进行干预，明治天皇只好下诏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十六）这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卧薪尝胆”式的报仇意识迅速蔓延。明治政府未及宣战就给与对方俄国以“劈头的一击”先发制人，重创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掌握初期制海权。在战争后期双方陆军力竭之际，日本联合舰队在日本海大海战中几乎全歼俄国前来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取得前古未有的大胜利，完全控制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很快迫使沙俄战败求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则使日本完全跻身于世界八大强国之列，战后日本之发达无论文化、无论经济亦渐惹起世界之注意。”而《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也使远东势力范围重新划分变得对日本有利，日本利用战胜俄国后国际地位上升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行对西方列强外交。首先改善与沙俄的关系，签订一系列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使之“缓和其复仇之心，至少可维护今后十数年之和平”。1907年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定》，相互承认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利益。1909 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在华盛顿签订有关太平洋问题的换文，史称“罗脱—高平协定”，此文件实际相互承认各自在太平洋的既得利益。为加强与英国的关系，1911年日本与英国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日本积极展开外交攻势，有其策略上的考虑，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国际地位日益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

（十七）在亚洲大陆上日本成了帝国主义角逐中的正式成员，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后日本的势力范围得到西方列强承认，于是在日本主权线之外的漫长海上利益线再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这样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洋霸主，同时明治天皇成了“东亚霸主”。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明治天皇越发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治天皇从1906年就患上糖尿病，1911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冈县视察日军大演习时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剧。1912年春季后又并发尿毒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三浦谨之助和青山胤通两位医学博士作为御医日夜精心地为天皇进行治疗。1912年7月20日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省发布公报：“自7月19日下午以后，圣上精神略呈恍惚状态。”对一向把天皇奉若神灵的日本国民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从这一天起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纷纷聚集在皇宫的广场上为天皇恢复健康而祈祷，同时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拥向当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岁。明治天皇去世后嘉仁继位，在皇宫偏殿举行登基典礼，并接受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八坂琼钩玉。按照传统根据中国《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号为“大正”，嘉仁成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从9月13日开始日本政府为明治天皇举行为期6周的隆重国葬，明治天皇的陵墓为京都的伏见桃山陵。1914年昭宪皇太后去世，日本政府建立明治神宫，把明治天皇神化。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一）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简称西非经货联盟，1994年1月10日成立，总部设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其前身是“西非货币联盟”。《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条约》于同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联盟的宗旨是促进成员国间人员、物资和资金流通，最终建立西非共同体。成员国共8个，创始国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贝宁等7个法语国家。西非货币联盟最初建立于1962年5月12日，当时由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尼日尔、贝宁、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等7个成员国组成，1963年11月多哥加入该联盟。西非货币联盟成员国原是法国的领地或殖民地，是法郎区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独立前后的一段时期使用的货币为“法属非洲法郎”。1962年11月1日西非货币联盟成立“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成员国共同的中央银行，总行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各成员国设有代理机构，总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发行共同的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供各成员国使用。西非货币联盟现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1994年1月10日成立），宗旨：促进成员国间人员、物资和资金流通，最终建立西非共同体。成员国8个：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几内亚比绍。西非货币联盟的根本宗旨是建立稳定的，有助于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它的基本职能有以下四项：创建统一货币，即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俗称“西非法郎”或“西非郎”；建立共同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即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即银行委员会；建立、执行共同的银行政策。西非货币联盟的规则规定成员国之间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动不受限制，但联盟以外的任何资金转移必须事先审批。

（二）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国居民要设立外汇账户必须报经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同意，由驻在国财政部颁发批准文件。外汇进入外商在多哥的银行账户不能提现，必须按当时官方汇价卖给银行。组织机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部长会议，各成员国包括财长在内的2位部长参加，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联盟委员会，联盟常设领导机构，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委员组成。委员不代表派出国，任期4年，不可中途罢免，可连任。联盟法院，1995年1月27日正式成立，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成员组成，任期6年，可连任。根据联盟条约还设有联盟审计法院、商会等机构。联盟下设两家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非洲法郎”），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各成员国均设有分支机构；西非开发银行（简称“西非行”），是区域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多哥首都洛美，旨在促进联盟成员国经济平衡发展和西非经济一体化。西非行的资本金由其股东认缴，股东分为A、B两类：A类为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类为法国、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代表德国政府）、欧洲投资银行（代表欧盟）、非洲开发银行、比利时、印度进出口银行（代表印度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总部设在多哥首都洛美。截止2002年底拥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银行和专门金融机构共有90家，其中银行66家、专门金融机构24家。通过其在区内的35家银行与专门金融机构掌控着联盟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拥有联盟银行系统59%的资产总额。联盟拥有统一货币西非法郎（FCFA）和共同的中央银行，即西非中央银行（BCEAO）。

（三）按现行的《西非货币联盟银行条例》的规定联盟银行系统包括两类金融机构——银行和专门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退休金管理机构、证券经纪人等不属于上述两类机构，西非中央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外国在区内的有关援助与合作的公共管理机构以及邮政部门等也不在《条例》规定的联盟银行系统范围内。截止2002年底UMOA拥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银行和专门金融机构共有90家，其中银行66家、专门金融机构24家。其在8个成员国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根据各银行与专门金融机构的申报，2002年底UMOA银行系统共有601个营业网点，其中435个为长期营业网点。上述90家金融机构2002年底的资产总额为56048亿西非法郎（按西非中央银行公布的2002年美元与西非法郎的平均比价1美元=693.87西非法郎折算为80.8亿美元），资本金总额为5327亿西非法郎（7.68亿美元），其中有17家银行或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西非法郎（1.44亿美元），占据整个UMOA银行系统资产总额的65%。2002年底这90家机构拥有的存款总额达到50227亿西非法郎（72.4亿美元），对外放款42652亿西非法郎（61.5亿美元），其中79%为贷款。在UMOA银行系统中区外银行与大银行集团的分支机构占据重要地位，7个大银行集团（Société Générale，BNP-Paribas，Crédit Lyonnais，Citibank-NA，Bank of Africa，Ecobank，Cofipa/Belgolaise）通过其在区内的35家银行与专门金融机构掌控着联盟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拥有联盟银行系统59%的资产总额。2003年1月29日联盟第7届首脑会议在达喀尔举行，贝宁、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六国总统、布基纳法索总理以及科特迪瓦驻塞内加尔大使出席会议，会议对联盟在统一关税、贸易自由化、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机构设置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要求部长理事会和联盟委员会监督实施联盟已通过的有关农业、工业、能源、手工业、矿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和计划。

（四）特别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中的优先项目，敦促联盟委员会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处协商，同欧盟谈判以达成地区经济伙伴协定。赞赏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和西非开发银行在消除贫困、减轻重债穷国债务、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呼吁国际金融机构继续提供援助。决定将实现一体化的期限延至2005年12月，会议对科特迪瓦人民遭受战乱表示同情，愿为科恢复和平作出努力。会议通过创建联盟议会条约草案、联盟条约修正草案等，会议发表《最后公报》，推选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为联盟首脑会议执行主席。2004年1月10日联盟第8届首脑会议在尼亚美举行，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七国总统以及多哥总理出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维护次地区和平与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次地区经济合作等问题，决定：委托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向几内亚比绍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通过联盟成员国实施领土整治的附加文书；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整体计划，改善管理，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及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倡议建设联盟共同市场，加强联盟内部立法以及制定人员、资金和服务流通的相关规定，完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在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过程中优先对私营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责成联盟委员会、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和西非开发银行加速协调联盟内部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筹措资金，保证地区经济计划以及地区领土整治政策的实施。1994年1月10日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立，其前身是“西非货币联盟”，《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条约》于同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五）组织宗旨：促进成员国间人员、物资和资金流通，最终建立西非共同体。联盟总部是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机构设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部长会议，各成员国包括财长在内的2位部长参加，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联盟委员会，联盟常设领导机构，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委员组成。委员不代表派出国，任期4年，不可中途罢免，可连任；联盟法院，1995年1月27日正式成立，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成员组成，任期6年，可连任。根据联盟条约还设有联盟审计法院、商会等机构，联盟下设两家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非洲法郎”），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各成员国均设有分支机构；西非开发银行（简称“西非行”），是区域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多哥首都洛美，旨在促进联盟成员国经济平衡发展和西非经济一体化。西非行的资本金由其股东认缴，股东分为A、B两类：A类为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类为法国、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代表德国政府）、欧洲投资银行（代表欧盟）、非洲开发银行、比利时、印度进出口银行（代表印度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组织成员共有8个：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几内亚比绍。组织领导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任期两年。

（六）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于2005年10月30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说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是当今7600万西非人的一个希望，坦贾当天在尼亚美会议大厦主持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第九次例行首脑会议时说一体化就是在一切存在需要的地方生产和销售，就是在联盟8个成员国的每个国家里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他还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内部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有更大的透明性，而在财产自由流通、立法协调和经济政策指导等领域进行的改革感到庆幸，并为联盟在农业、能源、矿产、工业、运输和电信、妇女促进、高等教育和培训方面通过共同的政策和纲领制订行动框架感到高兴。坦贾评价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过去两年中所走过的道路的重要性，他认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正在日益巩固，并可以平静地思考未来。他说在此方面例子是很多的，联盟的每个成员国在联盟建设的框架内作出相当重要的努力，并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然而坦贾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受到一些经济社会动荡的折磨，从而加重其经济困难。坦贾向联盟成员国发出强烈呼吁，以便和平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培育和巩固，为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交通部长2002年3月在达喀尔通过一项计划，以加强成员国之间在航空运输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根据这项计划时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将争取使所有机场设施达到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标准，在加强航空安全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包括建立地区航空安全机制，以便一旦发生航空事故时成员国之间能在搜索和营救方面相互协作。联盟成员国还将建立一个地区航空运输基金和一个地区航空运输资料中心来加强人员培训，增加对航空运输领域的投资，协调各国的航空运输政策，使竞争进一步规范化。

（七）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几内亚比绍8个国家。2002年6月25日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农业部长会议在科特迪瓦举行，与会各国部长经过磋商决定采取共同的立场，反对美国和欧盟棉花生产大国对本国棉农实行补贴，并要求对因此而给西非国家棉农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与会部长在讨论西非国家棉花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时表示，如果有必要时他们将就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同时各国部长同意首先同棉花生产大国进行双边谈判，以便使它们遵守对世贸组织关于取消和减少农业补贴所作的承诺。科特迪瓦农业和动物资源部长指出2001～2002年美国向本国棉农提供相当于360非洲法郎/公斤（1美元约合700非洲法郎）的补贴，希腊和西班牙的补贴分别相当于910非洲法郎/公斤和1179非洲法郎/公斤。这些补贴直接影响到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变化，威胁到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各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棉花行业。而非洲国家生产的棉花和棉制品95%是以价格竞争出口的，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变化有可能使非洲近20年来改革和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负责农村和环境发展的专员指出，棉花行业在联盟各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该地区农村主要的收入来源和解决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出路。一些经济界人士的分析指出如果国际棉花价格维持下去，非洲的棉花就有可能因为价格补贴形成的竞争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农业部长会议结束后，2002年6月25日中西非地区农业部长会议紧接着召开。该会议将准备起草制定关于中西非棉花行业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备忘录，协商地区一体化问题，并为将来在贝宁举行的世贸组织关于农业问题的新一轮谈判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