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1776年）（英）亚当·斯密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论地租 （七）
0.1
买家支付货币，从卖家手中获得产品。支付的货币数额，就是这一件产品的“价格”。
不同的货币，在同一件产品中表现为不同的数额。比如，1件衣服＝300元人民币＝46.5美元。
300元人民币与46.5美元等价，计算它们彼此换算的数额，300÷46.5＝6.45，6.45元人民币＝1美元。不同货币之间的等价交换价格就称为“汇率”。
由此，所有产品都可以用同一种货币标价，产品的价格就是这一种货币的某个数额。
0.2
一种能够在各地通行的货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它应该是货币总量充足且可控，便于计量，细分或者再聚合，便于携带和使用。综合这些要求，金银成为古代通行货币，就并非仅仅是偶然了。
不同产品的价格，仅仅具有“数额”的差异。因此，不同产品就有了“价值”的比较。一幅画卖几千万元，不管人们怎么看这件事，它都代表了这幅画与几千万元的产品是等价的。
另一方面，如果同一种产品表现为不同的价格，等于在宣告，以“低”的那个价格买入，再以“高”的价格卖出，就可以因价格差额而增加自身持有的货币总量。
比如，用100元买入一件衣服，再以120元卖出。
在买衣服之前，手中持有100元货币。衣服卖出之后，持有的货币增加到了120元。
只要某一种货币成为通行的支付方式，它就必然会驱使人们从事这样“低买高卖”的行动，促使这一种产品在某一个范围内的交易价格逐渐趋于一致。
1
黄金价值和白银价值比例的变化
在美洲矿山发现以前，欧洲各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二，即一盎司纯金值十盎司乃至十二盎司的纯银。
大约在上世纪中叶，其比例变为一比十四到一比十五，即一盎司纯金值十四盎司到十五盎司纯银。
这样，金的名义价值上升了，换言之，金所能交换的白银量增加了。
黄金和白银的真实价值，换言之，它们所能购得的劳动量虽均有下降，但白银比黄金降得更低。美洲金矿银矿的丰富程度超过以前任何已发现的矿山，但银矿的丰富程度似乎比金矿更大。
每年由欧洲运往印度的银量很大，使得英国一部分殖民地逐渐降低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与欧洲一样，认为一盎司纯金值十五盎司纯银。可是，这个评价和金在孟加拉市场上的价值相比或许显得太高。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二，日本据说是一比八。
2
据麦根斯先生的计算，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数量之比约为一比二十二，即金输入一盎司，银输入二十二盎司。
他以为，银输入欧洲后，又有一部分转运东印度，结果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约与其价值比例相同，即一比十四或一比十五。他似乎以为，这两金属价值间的比例，必然与其数量间的比例一致。所以在他想来，如果没有这么多银输出，则它们价值的比例应为一比二十二。
但两种商品的普通价值比例与其在市场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不一定一致。一头值十几尼的牛的价格约为一头值三先令六便士的羊的价格六十倍。如果我们依此推想，通常市场上有一头牛就应有六十头羊，那是荒谬的。
只根据一般以金一盎司可购银十四到十五盎司的事实，就推论通常市场上有金一盎司，有银十四到十五盎司，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3
通常市场上银的数量对金的数量的比例，比一定数量金的价值对同一数量银的价值的比例可能要大得多。市场上廉价商品与市场上高价商品相比较，往往不但前者的总量更大，而且前者的总价值也更大。
每年上市的面包，不仅总量比家畜肉大，价值也比家畜肉大。家畜肉的总量和总价值大于家禽的总量和总价值；家禽的总量和总价值大于野禽的总量和总价值。
廉价商品的顾客通常比高价商品的顾客多得多，廉价商品因此能在市场上售出更大的数量，售出更大的价值。所以，廉价商品总量对高价商品总量的比例，比同等数量的两种商品的价值比例更大。
就贵金属来说，银为廉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因此，通常市场上，银不仅在总量上比金大，而且在总价值上也比金大，这是我们可以预测到的。
凡持有少量金银器物的人，只要把自己的银器和金器比较一下，就会发觉，银器在数量上和价值上都大于金器。而且，还有许多人持有不少的银器，却没有金器。即使有，也只是些诸如表壳、鼻烟盒之类的小玩意儿，其总额的价值并不大。
诚然，就英国铸币来说，所有金币的价值大于所有银币的价值，但在其他各国，情况并非如此。有些国家的铸币，其所有银币的价值与所有金币的价值基本相等。
据造币厂统计，苏格兰在未与英格兰合并以前，金币虽略多于银币，但相差不多。其他许多国家的铸币中占多数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法国一切巨额的支付，通常都用银币。至于金币，则只限于随身携带的小额。
但是，一切国家的银器价值必大于其金器价值，以此才足以补偿有些国家金币超过银币而有余。
4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在过去总比黄金便宜得多，将来或许也不免如此。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按照现今西班牙市场的情况，也许可以说黄金比白银更便宜。
一种商品是贵是贱，不仅可以按照其平常价格的绝对大小，而说它是昂贵的或便宜的，而且可以按照其价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其长时期供应市场所可能的最低价格。这个所谓的最低价格，是指只足够补偿这一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资本极其普通利润的价格，也就是对地主不能提供任何报酬而全部由工资及利润二者构成的价格。
现在在西班牙市场上，金确实比银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西班牙所课征的金税，不过合标准金的二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五，而银税则为十分之一，即百分之十。
前面说过，美洲西班牙属地的大部分金银矿山，其地租全都作为赋税供给国王。国王的收入，在金的方面还不及银的方面。经营金矿发财的，也比经营银矿发财的少。可见金矿的利润，一定低于银矿的利润。
这样，西班牙市场上金的价格，既只提供较少的地租和利润，所以与银比较，就一定多少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了。
把一切费用都列入计算，在西班牙市场上，全部黄金似乎不能像全部白银那样有利地出售。的确，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税，与西班牙往昔在墨西哥和秘鲁所收的银税，同为标准金属的五分之一。这样，对一般欧洲市场来说，美洲的全部黄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银更接近这可能的最低价格，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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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贵金属来说，银为廉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因此，通常市场上，银不仅在总量上比金大，而且在总价值上也比金大，这是我们可以预测到的。
凡持有少量金银器物的人，只要把自己的银器和金器比较一下，就会发觉，银器在数量上和价值上都大于金器。而且，还有许多人持有不少的银器，却没有金器。即使有，也只是些诸如表壳、鼻烟盒之类的小玩意儿，其总额的价值并不大。
诚然，就英国铸币来说，所有金币的价值大于所有银币的价值，但在其他各国，情况并非如此。有些国家的铸币，其所有银币的价值与所有金币的价值基本相等。
据造币厂统计，苏格兰在未与英格兰合并以前，金币虽略多于银币，但相差不多。其他许多国家的铸币中占多数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法国一切巨额的支付，通常都用银币。至于金币，则只限于随身携带的小额。
但是，一切国家的银器价值必大于其金器价值，以此才足以补偿有些国家金币超过银币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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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在过去总比黄金便宜得多，将来或许也不免如此。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按照现今西班牙市场的情况，也许可以说黄金比白银更便宜。
一种商品是贵是贱，不仅可以按照其平常价格的绝对大小，而说它是昂贵的或便宜的，而且可以按照其价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其长时期供应市场所可能的最低价格。这个所谓的最低价格，是指只足够补偿这一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价格，也就是对地主不能提供任何报酬而全部由工资及利润二者构成的价格。
现在在西班牙市场上，金确实比银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西班牙所课征的金税，不过合标准金的二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五，而银税则为十分之一，即百分之十。
前面说过，美洲西班牙属地的大部分金银矿山，其地租全都作为赋税供给国王。国王的收入，在金的方面还不及银的方面。经营金矿发财的，也比经营银矿发财的少。可见金矿的利润，一定低于银矿的利润。
这样，西班牙市场上金的价格，既只提供较少的地租和利润，所以与银比较，就一定多少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了。
把一切费用都列入计算，在西班牙市场上，全部黄金似乎不能像全部白银那样有利地出售。的确，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税，与西班牙往昔在墨西哥和秘鲁所收的银税，同为标准金属的五分之一。这样，对一般欧洲市场来说，美洲的全部黄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银更接近这可能的最低价格，就很难说了。
钻石及其他宝石的价格，或许比黄金的价格更接近这可能的最低价格。
5
银税不仅和奢侈品税一样，是最适当的税目，而且，在当时，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这种课税在有征收可能的时候，是难于放弃的。
但课税的不可能，已在1736年使银税由五分之一减至十分之一，也许有一天，同样的不可能将使其不得不再降低，正像金税不得不减到二十分之一那样。
美洲西班牙属地的银矿，也像其他各矿山一样，由于开采必须向更深的矿层进行，以及排出这些深处的积水和供给这些深层新鲜空气等费用较大，开采费用逐渐增大，这是每一个研究过这种矿山的情况的人都承认的。 这等于说银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一种商品的获得，如果困难加大了，费用增加了，就可说它变得越来越稀少了）的原因，一定会引起以下三种现象：
第一，这种费用的增加一定会由于银价按正比例增加而取得补偿；
第二，必须通过银税的成比例减少而取得补偿；
第三，必须部分地通过提价，部分地通过减税予以补偿。
三者必居其一，但以第三种现象为最可能。正如金税尽管大减，但和银相比的金价仍然上升一样，银税尽管大减，但和劳动及其他商品相比的银价，也可能仍然上升。
银税的递减，纵然不能完全制止欧洲市场上银价的上升，但是，总会或多或少阻碍其上升。减税也许能使以前因不堪重税而中止开采的矿山再行开采。这样，每年上市的银量必然要略有上升，而一定数量银的价值也必然要略有下降。
1736年西班牙国王减低银税的结果，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比较以前虽不曾实际减落，但与在银税不降低时的银价比较，大概至少要低百分之十。
上述各事实和议论使我相信，或者更正确地说，这种揣测是真的，银税虽然减少了，银价却在本世纪的欧洲市场上略有上升。之所以说揣测，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虽已竭尽所能，但仍不敢绝对肯定。
的确，假定银价确有上升，其上升程度到目前为止也很有限。所以恐怕还有许多人对银价实际上是否上升，对相反现象是否发生，即银价在今日欧洲市场上是否在下降，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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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下事件是必须注意的。不论金银被假定的年输入量是多少，其年消费量终归有一个时期会与其年输入量一致。
金银的总量愈多，其消费亦必愈大，有时还比总量增加得多。总量增多，价值就会下降，于是用途就会增多，人们使用时也就不会那么慎重爱护，结果必定会导致金银的消费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大。
所以，经过一定时期后，金银的每年消费量，在输入不继续增加的条件下，一定会与其每年输入量趋于一致。可是在现在，进口仍在增长。
在金银每年消费量与输入量相等以后，如果每年的输入逐渐减少，那么，每年消费量也许有一段时间会超过输入量。于是，金银的总量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减少，金银的价值会不知不觉地上升，直到每年输入量不增不减之时为止。这时候，金银每年消费量，将逐渐适应每年输入量所能支持的数额。
7
怀疑白银价值仍在继续下降的根据
欧洲财富的日益增加，以及认为由于贵金属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贵金属价值因此随着贵金属数量增加而减少这种通俗观念，可能使许多人相信，欧洲市场上金银价值目前还在下降。而许多土地的天然产物还在逐渐上升这个事实，也许使这班人越发确信这种见解。
我已在前面说过，一国随着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贵金属量，绝没有降低其价值的趋势。一切种类的奢侈品和珍奇品，当然都趋向富国，同样，金银也自然趋向富国，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富国比在贫国便宜，而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贫国昂贵，即在富国可得更好的价格。优越的价格吸引了这些物品，这优越性一旦消失，这些物品就会停止前往。
除了谷物及其他全靠人类劳动而生产的各种植物，一切种类的天然产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种猎获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着社会财富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自然趋于昂贵，这也是我已经努力说明过的。
所以，纵使这些商品能换得比以前更多的白银，我们仍不能因此便说，白银真正变得更贱了，换言之，银只能购买比以前少的劳动量。
能由此引出的结论只是，这些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提高，换言之，能购得比以前多的劳动量。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但名义价格上升了，其真实价格也上升了。名义价格的上升，并非银价下降的结果，而是该商品自身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
8
改良的推进对三类天然产物的不同影响
天然产物可分作三类。
第一类产物几乎全然不能由人类劳力使之增加；
第二类产物能适应需要而增加；
第三类产物虽能由人类劳动而增加，但人类劳动的实效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
第一类产物的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无限制地上升。
第二类产物的真实价格，有时虽可大大上升，但绝不能长久超越一定限度。
第三类产物的真实价格，在自然倾向上，虽随改良程度的推进而上升，不过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价格有时反而下降，有时保持原状，有时或多或少地上升，要看偶然事件使人类劳动的努力，在增加此类产物时所取得的实效情况而定。
9
第一类
随社会进步而价格提高的第一类产物，是几乎完全不能由人类劳动增加的。
它们的产量既不能超过自然生产的一定分量，又非常容易腐烂，所以，想把各季节生产的这类产物全部积蓄起来是不可能的。大部分稀少奇异的鸟类鱼类、各种野禽野兽、各种候鸟，都属于此类产物。
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发生的奢侈的增长，对此类产物的需求多半会增大，但其供给却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这种商品的价格，可以随购买者竞争的不断扩大而无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鹬，即使成为时尚品，其价格上升到二十几尼一只，人类也不能由劳动而使市场上的山鹬增加到大大超过现有的只数。
在古罗马最鼎盛时代，为何对珍贵鱼类、鸟类支付极高价格，正可用这理由来解释。这种高价并非当时银价下降的结果，而是不能随人意增加的这些稀有珍品本身价值上升的结果。
在罗马共和国没落前后若干年内，白银的真实价值比现今欧洲大部分地区都高。罗马共和国对西西里所缴纳什一税的小麦，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付价三塞斯特斯，约合英镑六便士。但这一价格大概要比平均的市价低，西西里农民有义务按这价格交售他们的小麦，因为他们认为是一种课税。
所以，罗马人若需从西西里进口什一税以外的谷物，他们就必须依照契约，对于超过量每一配克付给四塞斯特斯，约合英镑八便士，这在当时或许被看作适中和合理的价格，就是当时视为平均或普通的契约价格，换算起来，每夸特约值二十一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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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麦，就其品质而言，不及西西里小麦，而就其在欧洲市场上的售价而言，亦低于西西里小麦。但在最近的歉收年份以前，其普通契约价格，却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
因此，把古代的银价与现在的银价相比，一定为三对四之反比例，即当时三盎司白银与现在四盎司白银比较，能购得等量的劳动或商品。
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载，塞伊阿斯以六千塞斯特斯（合英镑五十镑）购得一只白夜莺，献给女王阿格利皮纳；阿西尼阿斯·塞纳以八千塞斯特斯（合今日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购得红鱼一尾。
当我们读到这些记载时，这些奇高的价格，虽使我们吃惊，但这些价格以我们看来，似还比实价少三分之一。这两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及生活资料的数量，比其名义价格在今日给我们表示的数量约多三分之一。
这就是说，塞伊阿斯为一只白夜莺而付出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等于现今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所能购得的；阿西尼阿斯·塞纳为一尾红鱼付出的劳动及生活资料的支配权，等于现今八十八镑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所能购得的。
造成这种奇高价格的原因，与其说是银量充斥，以致银价便宜，倒不如说是罗马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生活资料过于丰盈，以致珍奇品争购者多。当时罗马人所持有的银量，比同一劳动量及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在今日所能获得的银量要少得多。
11
第二类
价格随社会进步而上升的第二类天然产物，其数量应随人类需要而增加。
它们包括那些有用的动植物，当土地未开垦时，由于自然生产物很多，所以毫无价值可言；当耕种发展时，就不得不让位给那些更加有利可图的产物。
在社会日益进步的长期过程中，这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与此同时，其需要却继续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换言之，它所能购入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逐渐上升，直到最后升到如此高度，使它们能像人类劳动在最肥沃和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产出的任何其他物品一样，成为有利可图的产品。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若超过这限度，那马上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用到这方面来生产这类物品。
例如，牲畜价格的上升程度，如果使人们觉得，开垦土地以生产牲畜牧草，和开垦土地以生产人类食物，具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进一步上涨了，如果再上涨，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谷田转化为牧场。
耕地扩大的结果，一方面，野生牧草的数量减少了，以致不依劳动培畜而自然生长的家畜的肉减少；另一方面，拥有交换家畜肉的谷物或谷物代价（二者是一回事）的人数又增加了，以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格，继之牲畜价格必逐渐上升，终使人觉得，以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产牲畜的牧草，和生产人类的食物，有同等利益。
但一定要到社会进步的后期，耕作才会如此扩大，使牲畜价格抬高到这种程度。要是国家还向前进步，牲畜价格不高到此等程度，一定会继续上升。
在今日欧洲，恐怕还有一部分地方牲畜价格尚未达到这种高度。即合并以前的苏格兰某地方，亦属于此。苏格兰宜于畜牧的多，宜于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里的牲畜，如只限于行销内地市场，则牲畜价格，恐怕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把土地生产牧草成为有利可图。
前面已经说过，英格兰的牲畜价格，在伦敦附近，虽似乎在上世纪初期达到了这一极限，但较偏远地方，大概要很久以后才会达到这高度。也许还有少数地方，至今尚未达到这一高度。但是，在第二类天然产物中，价格首先随社会进步而升至极限的，恐怕要首推牲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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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牲畜价格尚未达到这一高度之前，即使适于深耕细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
在土地广大的国家，常有大部分农地位于偏远地方，其肥料不易从都市运送，因此，耕作优良的土地其数量一定和农场自己所能生产的肥料量成比例的；而农地自产肥料量，又一定和农地所维持的牲畜数成比例。
给土地施加肥料，不外乎有两种用途：
其一，放畜于田，因而得粪；
其二，饲畜于厩，出粪肥田。
但牲畜价格如不足以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农民就不愿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愿设厩饲养牲畜。因为，设厩饲养牲畜所需牧草，势必依靠肥沃而已经垦治的土地，如从荒芜未经改良的土地上收集稀少分散的牧草，所需劳动和费用，一定非常大。
这样，如果牲畜放牧于已经改良的土地，其价格已不够偿付该地产草的费用，那么发厩饲养，牧草的收集和搬运，要增加相当大的劳动和费用，其价格必定更不够偿付产草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下，想设厩饲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尚无所谓，若要多养，绝无利润可言。
但如果只饲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则所得肥料，绝不够供给全部可耕作的土地，使其不断保持良好状态。肥料既不够供给全部农地，农民自然会拣最有利最方便，即最肥沃且位于农家庭院附近的土地进行施肥，结果，全部农地中会经常保持良好耕作状态的，就单是一部分土地，而其余大部分土地，则唯有任其荒芜，至多不过任其生产若干瘠弱小草，似苟延待毙的牲畜的残生。
所养的牲畜，与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所需的数额比较，虽嫌太少，但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比较，却又往往嫌其过多。这荒芜土地的一部分，在这样继续放牧六七年后，可能加以垦治，也许可产出一两季粗劣的燕麦或其他粗劣的谷类。
长此以往，则地力消耗净尽，又须恢复以前的休耕放牧状态。于是，又转而耕种另一部分土地，直至它也同样地力耗竭，再行休耕。
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以前，其高地一带的土地，大都在这种方式下经营。当时能够不断靠肥料而维持良好状态的土地，常常仅占全部农地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不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其余土地，则全无肥料可施；不过其中还有若干部分，系依上述方式，挨次垦治，挨次休耕。所以，在苏格兰，本可耕作的良好土地，亦因依照这种经营方式，以致其生产额比其生产力所能生产的低得多。
这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利的。但苏格兰在合并以前，似因牲畜过于便宜，不得不采取这种不利的经营方式。
至于牲畜价格大大上升之后，该国大部分地方何以依然沿用旧法，那是因为在大多地方，人民愚昧，拘泥古习，又由于自然的事理不容即时或急速采用优良方法。
其中障碍，可大致分为两方面：
第一，租地人贫困，还没有足够时间来获得足够的牲畜，使它们能更完全地耕作其土地。他们资力有限，牲畜价格上涨，饲养更多牲畜虽对他们有利，但也使他们难于多购。
第二，纵使租地人具有此等资力，而牧草地的开垦和改良，亦非一蹴而就。
总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这两者，势必同时进行，不能分先后。牲畜没有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进；土地若不大大改进，牲畜数量便不会显著增加，土地就不能维持大大增加的牲畜。
像这种革故图新过程中的自然障碍，需有长期的节约和勤劳，否则这种障碍是无法铲除的。现今，旧方式虽在逐渐衰落，但要在国内各地全盘废除，恐怕还要经过半个世纪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苏格兰从与英格兰合并所得到的一切商业利益，也许是牲畜价格上升为最大利益。牲畜价格上升，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又成为低地一带改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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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殖民地都有大垦荒芜的土地。这类荒芜地，除饲养牲畜外，不能用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极度繁多。
每一件东西如果十分丰富，其价格就势必十分低廉。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欧洲人从其故乡运来，但在极短时间内，这些牲畜就繁殖了如此之多，以致其价值变得如此之低，甚至马也任凭它在森林中游荡，没人认为值得去追寻。在这种情形下，辟地饲养牲畜，定无利可图。如要辟地饲养牲畜而有利，非得到这些殖民地建立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办到。
由于缺乏肥料，用于耕作的牲畜与预定要耕作的土地之间的比例失调，所以，其农业经营的方式，与现今仍然流行于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如出一辙。
当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叙述他于1749年在北美某些英国殖民地所看到的农业状况时说，那里很难找出英格兰民族的特性，因为英格兰民族在农业的各个方面都是极为精通的。他又说，当地人很少给自己的谷田施放肥料，当一片土地因连续收获而地力耗尽以后，他们就开垦其他新的土地。当这片土地的地力又耗尽后，他们再开辟第三块土地。
他们听任自己的牲畜在森林中和荒地上漫游，处于半饥饿状态；春生牧草，因啮取过早之故，往往不到开花结果就已几乎全部灭绝。每年生长的青草似乎是北美地区的天然牧草。欧洲人开始定居于该地时，这种牧草异常繁盛，高达三四英尺。
卡尔姆明确指出，在他写游记时不能养活一头母牛的一块土地，往时肯定可以养活四头母牛，而且，以前每头母牛能够产出现在每头母牛四倍的牛乳。他认为，该地的牲畜，所以一代一代渐趋退化的原因不外乎牧草缺乏。这类牲畜恐与三四十年前在苏格兰各地见到的矮小牲畜无大的差别。现今苏格兰低地矮小牲畜的大改良，与其说是由于畜种的选择（虽然有些地方，也使用这种方法），不如说是由于饲料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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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要到改良推进的后期牲畜的价格才能提高到使辟地饲养牲畜成为有利，但在这第二类天然产物中，最先达到这一有利价格的，恐怕仍当首推牲畜，因为牲畜价格如未达到这种程度，则改良的程度要接近现日欧洲许多地方已达到的完善程度，似乎不大可能。
第二类天然产物中，最初达到这一价格的是牛，最后达到这一价格的当为鹿肉。大不列颠的鹿肉价格，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高，但其高价还足以偿还鹿园的开支，凡有饲鹿经验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若非如此，就会像古代罗马人饲养叫特蒂（turdi）的小鸟一样，不久便会成为普通农家饲养的动物了。
瓦罗和科拉麦拿告诉我们，饲养特蒂是最有利的事情。蒿鸟飞到法国时很瘦，据说在法国有些地方，把它养肥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总之，鹿肉如果继续为流行食品，而大不列颠的财富与奢侈，又像过去某个时期一样增长，那么鹿肉价格很可能比现在还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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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良进步的过程中，从牲畜这样一种必需品的价格涨到极点到奢侈品鹿肉的价格涨到极点，其间要经过很长的岁月。
在此期间，许多其他种类的天然产物，各根据不同情形，或迟或早地逐渐达到其最高价格。
例如，在所有农场中，谷仓和厩舍的废物都能养活一定数量的家禽。这类家禽的饲养，即是废物利用，无须农场主特别开支，所以，家禽通常都被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农场主由此获得的几乎全为纯利，而价格也不会再低到使他们不愿多去饲养这类家禽。
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像这样无需费用饲养的家禽，常常足够供应其全部需求，因此，这种家禽就常与家畜肉及其他一切肉食一样廉价。不过由这种方法饲养的家禽总数，势必比农场饲养的家畜肉总数少得多。
凡效用相同而数量较少的产物，常比效用相同而数量较多的产物，更为富裕奢华时期的人民所爱好。
因之，由于耕作改进，财富和奢侈不断增长，家禽价格就逐渐超过家畜肉价格，直到最后达到一种高度，使得辟地饲养家禽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家禽价格一旦达此高度就不能继续上升，否则用于其他用途的土地，亦必改用来饲养家禽。在法国若干地方，家禽饲养一向被视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其有利程度足以使农民愿为饲养家禽而广种玉米和荞麦。中等农家，有时竟在宅内养鸡四百余只。
英格兰对于饲养家禽，似乎不像法国那样重视。可是，家禽在英格兰的售价，一定比法国高，因为英格兰每年有大量家禽从法国得以供应。
在改良推进的过程中，一切肉食达到最高价格的时候，必定是在辟地生产此等动物食料成为通常做法的前夕。在这种做法尚未普遍流行之前，这类动物的价格，势必因其稀缺而上升，而在这种做法普遍化之后，通常必有新栽培方法出现，使农家能在同面积土地上生产出数量更大的这种饲料。
产量既多，农家不但必须降低售价，而且亦能够降低售价，因为要是其不能做到的话，多产必不能长久维持。今日伦敦市场上家畜肉的普通价格，也许因引种苜蓿、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物而比上世纪初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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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为贪食的动物，不但食粪，而且食其他一切有用动物所嫌恶的许多东西。因此，猪的饲养与家禽一样，起初不过是为了废物利用。这样，只要利用废物饲养的猪的数量能够充分满足需求，这种家畜肉的市价，必定比其他任何家畜肉便宜得多。
但是，需求如果超过此数量所能满足的程度，换言之，饲养猪如果同饲养其他家畜一样，有特为其生产饲料的必要，那么猪的价格，必然因此而上升。
在一国的自然状态及其农业的状况下，养猪比饲养其他家畜所需费用还多，则猪肉价将比其他各种兽肉昂贵，如较少，则猪肉价将比其他各种兽肉便宜。据布丰先生说，法国的猪肉价几乎与牛肉价相同。在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现今猪肉却比牛肉还要贵些。
关于大不列颠生猪及家禽价格的高涨，往往有人说，那是因为佃农和小农的人数减少了。
这类人数的减少是欧洲各地技术改良及耕作进步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又是使此类物品的价格比在没有发生此类事件时更早更快上涨的原因。
一个最贫穷的家庭，往往不用任何费用就能养活一只猫或一只犬。一个最贫穷的农家，也同样能以极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或一头母猪和数头小猪。他们把食桌上些许残物、乳浆、乳渣，作为此类动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食料，则任其在附近田野间自行寻求却不会明显地损害他人。
像这样费用少或无须花费而生产的动物的数量，势必因小农人数减少而大大减少，同时，其价格势必比小农人数尚未减少时更快地提高。
但是，这种动物的价格，在改良的过程中，迟早总会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换言之，这种高价就是能对耕作提供此等动物食料的土地所使用的劳动和费用，支付像对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使用的劳动和费用所支付的一样的报酬。
17
与养猪及家禽一样，奶酪业最初也是为了废物利用。农场上耕牛所产的牛乳，平常都超过小牛哺育及农家消费的必需量，而且在某一个季节产奶量特多。
可是，在一切土地的天然产物中，以牛乳为最易变质。牛乳在产量最高的热季，很少能保存二十四小时。于是，农家把一部分制为牛酪，保存一周；一部分制为盐牛酪，保存一年；一大部分制为干牛酪，保存至数年之久。
这种种牛酪，农家通常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余则全数运往市场，只希望卖到最好的价钱。市价即使低贱，也不致贱到使农家不愿以这自家消费不了的剩余部分供应市场。
要是市价过低，农家对于制酪作业，多半会搞得不精不洁，乃至不为这种作业另备房屋，而因陋就简地在烟熏、污秽、不洁的厨房中进行。实际上，苏格兰在三四十年前，一切农家制酪的作业皆为此类，即在今日，还有许多农家依然还是这种情形。
导致家畜肉价格逐渐上涨的原因，即对家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随着农业改良，利用废物饲养的家畜数量的减少，同样也会使制酪业的产品的价格得到提高。
制酪业产品的价格，当然与家畜肉价格和饲养家畜的费用相关联。价格提高，就能够对更多劳动给予更多的报酬，也能够促进农家对于制酪的注意和清洁。制酪就成了更值得农家关注的副业，其产品的质量就日益得到提高。
最后，其价格升到那么高，虽以最好的耕地为制酪而饲养家畜亦可获利。可是，价格一旦达此高度就不能进一步上升，否则马上便有更多土地移作这种用途。
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牛酪价格，似已达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有许多良好土地因为制酪而饲养家畜。苏格兰除大都市附近若干地方外，其余各地，都似乎尚未达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普通农家很少为了制酪而以良好土地饲养家畜。
在最近数年间，牛酪的价格的确在逐渐上涨，但如为此目的而使用良好土地，却仍不容许这样去做。苏格兰的牛酪品质，一般都不及英格兰。的确，这品质上的低劣，恰抵其价格上的低贱。可是，品质低劣并不是价格低贱的原因，却是价格低贱的结果。
苏格兰牛酪的品质，即使远较今日为优，但在苏格兰现状下，我想，上市的大部分牛酪，仍不能以远较今日为高的价格出售。品质优良的牛乳，生产上必然有较多土地和劳动方面的费用。像今日这种价格，恐不够补偿这种费用。
英格兰许多地方的牛酪价格虽然较高，但制酪业和生产谷物与饲养家畜这两种主要农作业相比，仍不能视为一种比较有利可图的土地利用途径。所以制酪业在苏格兰就更不那么有利了。
18
不论哪个国家，必须依人力生产的一切土地产品价格，要是不足以偿还土地的改良费用及耕作费用，那么该国的土地绝不会完全用来耕作，完全得到改良。
要使全国土地完全用于耕种和得到改良，各种生产物的价格，
第一，要足够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以谷田地税为转移；
第二，要能对农场主所付的劳动和费用，给予同良好谷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样好的报酬。
换言之，农场主必须由这价格取回其资本，并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
各种生产物价格的上涨，显然必须先于生产各种生产物的土地的改良。获利是一切改良的目的，改良的必然结果如为损失，那就不能称之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产的物品价格不足以补偿改良的费用，那么，改良的结果就必然是遭受损失。
因此，全国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如确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化，则这类天然产物价格的上涨，就不能视为公共灾难，而应视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需的先驱和伴随物。
上述一切天然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并非银价下降的结果，而是这些产物自身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
这些产物不但值更大的银量，而且值比以前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资料。它们上市即需费去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资料，因此上市之后，它们代表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资料，或者说，在价值上等于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