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极端的浪漫主义为何不是真正关于爱的哲学？

精致的油头、得体的西装、递出烟盒时颤抖的手与少女淡漠的疏离和湄公河温暖又潮湿的风共同构成了这个号称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搭讪桥段。男人叫东尼，来自中国辽宁抚顺，家族巨额的财富不仅能够在越南当地站稳脚跟，还曾送他去法国留学。因此，东尼可以说流利的外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登船的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这个带着男士礼帽满脸倔强的法国少女。女孩叫简，只有十五岁半，她虽然是白人，但却因为父亲早逝和母亲投资失败而在这片殖民地艰难度日，她还有两个哥哥，但大哥嗜赌成性，二哥胆小懦弱。这样的现实境况让东尼和简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个成熟的、有钱的、中国男人和一个尚显稚嫩的、贫穷的、法国少女。于是，故事就在渡船的那一刻这样发生了，年龄、种族、财富以及少女对欲望的好奇让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即便简不断的强调自己并不爱东尼，但她的确成为了这个中国男人的情人。

《情人》改编自法国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同名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和回忆的色彩。喜欢文学的朋友们想必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并不陌生，她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曾凭借《情人》获得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奖项龚古尔奖。如果你没看过她写的小说，却也很可能欣赏过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大名鼎鼎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便出自她的笔下。除却小说的写作外，杜拉斯也自编自导了很多电影作品，例如《毁灭，她说》、《印度之歌》、《她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卡车》等。但无论是她撰写的小说还是拍摄的电影，从始至终都不能简单的归结为通俗作品，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普通读者看作是“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作家”。杜拉斯的作品风格深受现代主义和实验文学的影响，常常以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来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以此描绘他们情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在她的文本中，情感的冲突、爱情、死亡、孤独和自我意识等成为了重要的主题。纵观杜拉斯的文学作品，会发现“重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这种重复艺术主要体现在某些人物、关系、事件、意象及细节在不同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和互相印证。杜拉斯曾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因此包含着其各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若干线索。于是，她担心这本书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而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她。结合杜拉斯这一生丰富且不惧世俗的情感经历，她的担忧也许不无道理，但更出乎意料的是《情人》自出版之始就引发了广泛且热烈的反响，也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杜拉斯现象”下，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经过多年的筹备，终于将这部文学作品搬上了大银幕，并在电影史上也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对于这部上映三十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各大电影榜单的作品来说，导演让-雅克·阿诺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大抵可以从叙事的构建、演员的选择和美术的营造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对于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情电影而言，如何对原著小说的叙事情节进行选取和改编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杜拉斯的写作风格与传统小说的叙事节奏和逻辑推理不同，情节并不是第一位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才是重中之重。杜拉斯在《情人》中运用了一种简洁而富有节奏感的叙事手法，整部小说的叙事并非按照严格的时间线展开，而是通过主人公回顾过去的经历，交错地揭示出她与情人的关系以及这段充满了禁忌色彩的感情是如何发展的。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为故事增添了层次和复杂性，但同时也淡化了具体的叙事情节，再加之杜拉斯大量的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描写以及对象征意象的运用，“中国情人”这一形象变得既真实又朦胧。因此，为了将小说中模糊又虚幻的“情人”形象变得清晰而真实，让-雅克·阿诺将小说中与这段禁忌爱情相关的具体叙事情节抽离出来，并以线性的叙事方式将其串联。电影的叙事节奏与小说不同，为了将简和东尼的感情发展推向一个必然的转折点，让-雅克·阿诺改变了一些小说中的事实。例如，在杜拉斯的笔下，她是没有看到中国情人结婚的，而让-雅克·阿诺则让简亲眼目睹了东尼乘船来迎娶家中为他选定的未婚妻。再比如，小说中并没有中国情人下定决心结束这段感情时太过具体的细节上的描写，而在让-雅克·阿诺的设计下，东尼清空了两人的爱巢，并取消了黑色汽车对简的照料，女孩看着房间内常用物品的消失，并坐着人力车离开时让观众不得不产生一丝质疑，那就是简此时短暂的茫然是不是代表她也深爱着东尼而不自知。

其次，对于这段禁忌之恋的完美演绎，演员的选择是让-雅克·阿诺最为头疼的问题。杜拉斯曾推荐自己的好友，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伊莎贝尔·阿佳妮饰演简，但被让-雅克·阿诺坚决的否定了，因为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是有关“发现性爱”的故事，稚嫩的青春是必不可少的，而早已为人母的伊莎贝尔·阿佳妮已经与少女的青涩毫无关联。他甚至决定，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女孩”与合适的“中国人”，他将不拍这部电影。最终，在数以万计的青年杂志中，让-雅克·阿诺发现了英国女孩珍·玛奇。珍·玛奇身上的孩子气以及那双略带失落气质的双眼成功吸引了让-雅克·阿诺，于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为她寻找对手戏演员。让-雅克·阿诺心中对东尼这个中国情人的理想要求是一个高、瘦、有教养、优雅，同时拥有完美的皮肤和高挺鼻子的男人。让-雅克·阿诺声称自己选取演员的决定往往都是在一瞬间做出的，而他见梁家辉的第一面便认为他就是最完美的人选，是亚洲的尊严。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对于争议很大的激情戏部分，珍·玛奇和梁家辉都有着各自的压力，这是珍·玛奇第一次拍摄电影，面对庞大的剧组和高要求的导演，脱光衣服与一个东方男人在床上亲热的压力是巨大的，而梁家辉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拍摄亲热戏是一件既辛苦又痛苦的事情，他的压力来源于如何找到有效的方法使珍·玛奇消除戒心，能够自然的投入。而梁家辉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也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分界线，演员、导演与电影作品三者之间形成了彼此成就的关系。

最后，再从美术的角度来看看让-雅克·阿诺是如何还原小说的气质并营造了独特的电影氛围。在这部小说中，杜拉斯用极其优美和简练的语言描绘了简的内心世界，但具体的创作手法和句式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通过回忆与反思的口吻对声音、气味、触觉、颜色等细节加以描绘，营造了一种禁忌又浪漫的色彩。例如，在少女和她的中国情人第一次发生关系后，二人成为了实质性的情人，杜拉斯写道：“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上擦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忽然发现我老了。”[1]一样的装扮，一样的容貌，这场情爱彻底退却了少女的清纯，她感觉到的衰老并不是能够用简单的时间刻度来衡量的。为了更加真切的还原简的内心世界，让-雅克·阿诺在这个情节的处理上将各种元素运用到了极致，看似是杂乱的市井之音，但其实每一声叫卖，每一个路人的装扮，每一个后景中的店铺都能够在杜拉斯的小说中找到相呼应的原型，导演在场景的呈现上还原了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华人活动区最真实的景象。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曾说《情人》解决了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在他看来，“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而这种韵律在让-雅克·阿诺的处理下包含了少女的情欲、禁忌的诱惑、金钱的现实以及人性的自私。《情人》的画面往往是阴暗而朦胧的，低角度镜头和近景透露出莫名的忧伤和孤独，这种氛围在于简与东尼之间的恋情被社会所不容忍，他们的关系处于一种禁锢和压抑的状态。这种禁忌感和无法实现的爱情使得整个电影充满了紧张和痛苦的氛围。虽然他们努力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但在社会文化和阶级背景的压迫下，悲剧的结局在开始之时就已经注定。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很多人都在纠结简到底爱不爱东尼？所谓的真爱究竟是不是一场金钱的交易？即便我们能够从影像和文字中找到诸多佐证来证明简不可能完全不爱东尼，但有时候，不是不爱并不完全等于爱。爱的本质既纯粹又复杂，它有着自身的关于矛盾和暴力的体系，而这种内在的悲剧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看来，就是对于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冲突的体验。极端的浪漫主义可以是一种艺术化的神话，但并不是关于爱的真正的哲学。正如巴迪欧所说的：“爱是一个事件，无法依据世界的法则加以预计或者计算。没有人，也没有什么能够提前安排相遇。”[2]所以，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形象不如就像杜拉斯在《情人》开篇中写道的那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3]

[1] [法] 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2] [法] 阿兰·巴迪欧著，邓刚译，《爱的多重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3] [法] 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