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造物的政治

1. 在思考人造物的政治（politics of artifacts）时，温纳（Langdon Winner）在1980年以此为标题的文章，称得上是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最著名的论文，其中提到了公部门建筑师摩西（Robert Moses）在长岛（Long Island）公路沿线的剑桥计划，这些桥梁可以降低，防止少数族裔搭乘公共运输前往摩西最喜爱的州立公园。

2. 约格斯（Bernward Joerges，1999，p411）宣城温纳的解说是STS的“虔信故事”之一，达到这个领域“几近教义般的无懈可击”。

3. 伯格与赖伊（Berg and Lie，1995）问道“人造物有性别吗？”他们的结论是人造物确实有性别，因为它们向来是在性别化环境中创造和应用。

4. 约格斯（Joerges，1999）询问“政治有人造物吗？（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他认为是如此，但是提醒有必要描绘出迂回于偶然与控制之间的路径，探看技术做了什么，有何实作环绕它们，以及它们如何既被赋予权威，又被纳入制度。

5. 伍尔加与库伯（Steve Woolgar and Geoff Cooper，1999）提出的问题是，“人造物有情感矛盾吗？”他们相信有。人造物的意义要在它们的使用中寻找。它们必然会抗拒完美的解决，有时候它们成效良好，但有时候不佳。

6. 拉图尔（Latour，2006）好奇的是，“哪一种政治对应哪一种人造物？”他的回应是人造物可以强化某种行为，并且令我们以不同方式做事，但是跟伍尔加与库伯一样，他说它们既能培力，也会压迫。

技术作为阴影构成

1. *政治镶嵌于技术之中。

2. 温纳（Winner，1980，p122）提议技术在两个方面具政治性：

（1）技术人造物的设计、创造和执行，是为了造就某种秩序或是解决争议；

（2）人造物彻底是政治性的，出于必然而紧密结合于特殊类型的政治安排。

3. 温纳暗示了技术的力量对于权威与控制的关系，发挥了向心或离心的效果。某些技术似乎会要求、至少是孤立集中化或分散化的组织模式。

4. 孟福（Mumford，1964）而言，*所有西方历史都标志着这两种对立形势的竞争：机械集体相对于自主的人类集群。威权的工艺是机器导向、集中化、阶层化且强制性的。另一方面，民主工艺倾向于以人为中心、独立且分散化的。在我们的时代，威权工艺占了上风。权力不再珍藏于人民，而是纳入系统和事物，使得权力失去了可见性：“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政治民主的崛起逐渐以为内集中化威权工艺的成功复甦而抵销”（Mumford，1964，p4）

5. 马可斯（Leo Marx，1992，p407）的论点主张技术是现代性独有的特色。

6. 温纳同样主张，当今的技术人造物与系统本身是独特的，并奠基于以下信念（Winner，1993a，p288）：

l 权力应该集中化

l 少数人可以发言，其他人应该保持沉默

l 社会阶级之间有结构性的限制

l 世界有阶层化的秩序

l 好东西的额分配不均等

l 男人和女人拥有不同能力，以及

l 人的生活总是受到监督和检查

7. 针对技术变迁，必须询问两种问题：某项技术是否应该开发和使用，如果是，它要如何设计和应用（Winner，1980，p127）

8. 温纳针对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提出了强版本与弱版本的命题。

（1）强版本生成某些技术系统会要求特定类型的政治安排。这是为了令技术得以运作所需要的实务要求。例如，核电必须要有威权式的工艺。

（2）弱版本的论点则是某些技术比较适合特定的政治关系，但是它们对于技术的内部运作并非必要。例如，太阳能这类能源生产形式比较容易接合于民主与平等的治理方式。

9. 温纳（Winner，1980，p128）技术是结构世界的方法，而引发争议或团结的议题，其解决同时位于政治本身的正式领域，以及在物质上“位于钢铁与水泥、电线与晶体管、螺帽与螺栓的实质安排中”。现代性的技术政治有双重危害。因为他们潜伏隐匿，而与盛行的民主规范有深刻冲突。

10. 阶级斗争的物体不只是轧麻机和工厂数值控制工具机，它们也可以是像桥梁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温纳认为技术是“一种‘阴影构成’，是社会中潜藏的政治权力，是建立社会角色和关系的未明文律则”这正是他想揭露的事情。

11.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感慨技术失去了礼节。技术和谨慎都被废除了。必要的姿势是清楚而暴力的（比如冰箱和汽车的门需要使劲关上）。它们导致清楚而暴力的人。“要适当理解新型的人类，就必须察觉到他有什么东西持续暴露在关于他的事物世界底下，即使是他最私密的神经支配”（Adorno，2005，p40）

12. 布什亚（Baudrillard，2005，p60）认为“技术物体施加的行为，是断裂的贫乏姿势序列，是缺乏节奏的符号姿势。”

13. 温纳（Winner，1977）曾在《自动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中主张技术的政治力量因为两种机制而提升了：技术必要性（technological imperative）和逆向调适（reverse adaptation）。简言之，技术必要性指的新技术要求重构它们的环境；这种秩序重组可能是内在的（涉及技术）或外在的（涉及经济、组织或政治）

14. *简单的工具定义了简单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则是由大型复杂的技术系统来定义。现代性的技术通常需要其他技术来维持他们，这就要求大量各种技艺和制度性安排，我们必须提供方法，“还有满足方法的一整套方法”（Winner，1977，p101这个，强调为原文所加）。

15. 现代技术不仅以特定方式组构世界，也在过程中改变了生活的纹理，而且一旦镶嵌其中，他们可以逃避人类控制。

16.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复杂、相互依赖和专疏化。我们与整体技术系统的关系，顶多是局部的。这些系统重构了目标，重新安排了环境，以便适应他们自己的运作。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会调整技术来迎合我们的目的，但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也有调整我们以符合其目的的倾向

17. 劳工受到工厂技术设备的塑造，成为工业技术的棋子，温纳（Winner，1980，p229）称此为“逆向调适”。技术预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它却成了手段的目的。

18. *技术标准成为所有事物的量度：计算的精神、一切事物的量化估计，以及对于速度与效率的双重偏执，都漫溢到所有社会生活领域（Mumford，1973，p319）

19. 技术的社会塑造这个论题，是对于技术决定论的有用对抗，而且它认真对待技术的建构、导入及使用等议题。但温纳（Winner，1980，p122）提醒，这会抹除技术能动性的可能：“这暗示了技术物完全不重要”

20. 温纳（Winner，1980，p128）希望我们以有点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技术：视其为社会权力的新形式，而且就像那些旧有的秩序，等同于“立法行动”

社会工程：摩西切割布朗克斯（Bronx）并建造桥梁

1. 廿世纪下半叶，经由供应大众住屋、通讯、发电及运输的庞大公共工程，促成大规模的环境转变，成为现代条件的根深蒂固部分。

2. 柏曼（Marshall Berman，1988，p75）认为“庞大的营造工地，往每个方向无限延展，持续改变，并强迫喂鱼前景的特征本身改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世界史的舞台”。

3. 摩西（Robert Moses）是这种“浮士德式开发者”（Berman，1988，p75）的典范。

4. 摩西的传记作者卡洛（Caro，1974，p20）认为，摩西对世界最伟大城市之一的改造，“也需是人类史上最令人惊叹的都市改良”。

5. 进步必须付出代价。（摩西的）规划偏袒私人汽车胜过公共运输，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偏袒白人上层与“舒适中产”阶级，胜过穷人和少数族裔。

6. 柏曼（Marshall Berman，1988，p309）指出摩西的偏执（隧道）视野，称他为“纽约的亚哈船长”（小说《白鲸记》的船长）。摩西极度相信以下理念，即“问题可以透过建造来解决，以塑造水泥和钢铁来解决”（Caro，1974，p242）【札记】某种程度上的唯技术论者

7. 摩西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利用沼泽土地建造琼斯海滩州立公园（Jones Beach State Park），柏曼（Berman，1988，p296）赞扬这项开发在两方面的纯净性：

l ①美学面：它在景观上很整齐；

l ②经济面：没有任何的商业开发；

而温纳（Winner，1980）提出了第三种纯净性

l ③种族面：摩西在公园道上方兴建的低矮桥梁，是组织少数族裔接近此处的手段，公共运输无法使用公园道，摩西还限制捷运通往公园。

8. 一位本地人写道“对于绝大多数纽约人而言，他的绿色新世界只提供了红灯”（Berman，1988，p299）

9. 拉图尔与温纳/卡洛关于上述命题存在争议。

对温纳的批评

1. 约格斯（Joerges，1999）认为温纳（卡洛）的故事不符事实。它听起来有道理，却非真实。他认为（Joerges，1999，p415）认为，卡洛只根据两个报导人（萨皮洛和科佩尔曼）就建构了摩西的种族歧视桥梁的故事。这不足以说服与格斯这个故事的正确性，他认为卡洛和温纳的观点显然错了。约格斯（Joerges，1999）认为温纳给我们的是很贫乏的历史，缺失引人入胜的道德故事，这让我们得以发表对于人类境况的看法，特别是适用于现代政治的时候。

2. 伍尔加与库伯（Woolgar and Cooper，1999）认为温纳的故事是警世故事或都市传说，而不是寓言。技术是都市传说的完美主题。它们时常具有深远且嫉妒难以预测的效应；对于社会关系的冲击，而且不总是正面的。

3. 单一技术可能具有多重效应，拘束很难以毫无问题且明显的方式，联结政治动机、技术设计与社会后果。

4. 温纳的分析也受限于静态。某物过去的所为，并不必然意味着它现在的模样，更别说是它未来会变成什么。

5. 技术的意义总是要在使用中发现。

6. 即使摩西桥梁的原始意图是种族歧视，机动车辆拥有率水平的提升，以及通往琼斯海滩的其他路径（包括公共运输），都大幅削弱了这一论点。

技术戏剧

1. 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1992）否定了技术知识其他事物（象是种族歧视）之承载者的宣称。对他特别质疑将技术定位为政治意志之毫无疑问物质化的论点。于是提出了远比温纳更细致的分析：他扩张温纳有关人造物政治的说明。辨认出以技术手段来建构政治的各式各样社会-空间策略。在他（Pfaffenberger，1992，p290）的理论阐述中，政治群体、价值和“技术人造物是在彼此互动中相互前反复地建构的，而其结果在理想上会同时产生政治权威和技术系统。”对此，他提出了“技术戏剧（technological drama）”模型

2. *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1992，p286）偏好戏剧这个隐喻胜过文本，因为它可以往文本面切得更深，暗含了强烈的道德关切。它也提及行动者（设计者、技术、使用者）、操演（performance）的观念（以各种方式面对不同观众）以及场景（脉络）的创建。以技术手段提出的政治，其第二个特征是设计者经常尝试影响他们的技术要置入其中的立法架构，还有一些明显的努力，是要塑造社会脉络和社会空间。

3. 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1992）主张技术之所以是政治性的，乃因为最终设计总是受限于涉及审美、经济和社会价值的竞争性议程。创新本身具有能力，可以尊崇某些政治价值，并将其纳入生产过程和技术产品。

4. “一名缺乏能力的使用者经常既是起点，也是结果。”（Berg and Lie，1995，p340）

5. 技术活动是由过往的操演和反应所支撑的过程。戏剧技术知识有关技术陈述或操演，以及它们引发的回应的论述。

6. 帕芬伯格看到了三种技术活动的可能性：①例行化（routinization）、②调整（adjustment）或③重构（reconstitution）。首先，设计者创造、掌控或改变一个生产过程、技术、使用者活动或系统，以便将政治目标具现于技术特色中。在这里，帕芬伯格考虑的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分配。在技术调整中，受影响的群体寻求弥补新技术引起的权力，尊重或财务资源损失。他们会攻击技术的意义框架中的暧昧矛盾之处，他们试图接触技术，并尝试挪用它。在技术重构的情形中，被剥夺权利者试图创造新意义。他们投入象征性的形象重塑，帕芬伯格成为“反表意作用（antisignification）”（Bryan Pfaffenberger，1992，p286）。有时候，这会导致创造出“对抗人造物（counterartifacts）”。计算机正可以如此解读。一度曾经是军事-工业-大学复合体的专属财产。现在变成个人化且众人皆可取用。

7. *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1992，p286）产出一组技术类型学，一套“社会空间策略的‘语法’”，而脉络制造是其核心，通过以下手段，人造物具有政治且造成差异：

l 排除（exclusion）：年龄、族裔团体、阶级、性别或技能组合不对的人群，会被拒绝使用技术。

l 偏移（deflection）：技术可以认定为偏移，令注意力偏离有权有势者的谋划。这些技术经常被当成无可避免的。这种人造物的政治“最有违常理，因为它们将偏见隐藏在客观、效率，或仅仅是权宜方便的表象底下”（Latour，2006）。

l 差异纳编（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针对相同的技术，不同的目标群体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经验。技术的构造经常使不同群体可以用不同方式与它们产生关联。（例：摩西的桥梁促成了某个社会阶级的快速移动，却导致另一个阶级无法移动）。

l 划分（compartmentalization）：虽然在事情的表面上，近用显得民主，但其构成是要让某些人保持距离（例如琼斯海滩实际上要求拥有私人汽车才能接近这处海滩）。形式上，人造物显得平等，但实际上经常有党派之分。

l 隔离（segregation）：隔离实作指的是所有令人群保持距离的机制。高成本或是极度复杂是两种最常见的策略。

l 集中化（centralization）：不管表象如何，有关谁能使用技术，以及技术如何使用的决策，都是集中管理的。在中心，可能会有关于技术使用的高度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到了边缘就会消失。官方经常引进新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但这些技术也经常促使管理控制提升。

l 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顺从的成本可以跟压垮自主性或另类使用文化的前景一样大。（例：遵从公园道的用途使我们需要拥有一辆汽车，这超出许多人的财务能力）。

l 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劣势的技术模型可能会为了被视为低劣的观众而生产出来。比较没有价值的技术产品，质量也较低、缺少装饰，而且比较不舒适或耐用。处置的质量通过物的秩序而在人群的所在留下印记。它告诉他们，它们是否值得或者一无是处。

l 代表（delegation）：这个术语来自行动者网络理论，帕芬伯格使用它来指称技术的道德面向。道德可以委派给装置，以便对抗觉察道德人群到的失败，就像阻挡穷人的桥梁。

l 拒绝（disavowal）：为了位于社会秩序下层，或置身报酬贫乏职位者而创造的人造物，譬如公共巴士会受到较高地位群体的回避。

以上策略并非总是被动接受。在“技术调整”的时刻，人们会寻求以不同方式解读和使用技术。*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1992，p286）辨认出三个主题：

（1）对抗式表意（Countersignification）-那些地位居于劣势这采取了更有利的意义框架。

（2）对抗式挪用（Counterappropriation）-那些被视为不适合技术者，即使如此仍宣告有权利使用，以及

（3）对抗式代表（Counterdelegation）-受到冲击着颠覆了对技术的支配。

这里也有与时俱变的社会变迁、非意图后果、敌对的技术系统，以及环境效应。

8. 帕芬伯格坚持，是社会实践，而非设计，最终决定了（技术的）意义。一项技术必须“在论述上管控，以神秘化并因此构成政治目标的象征媒介来环绕它”，使得人造物的政治得以盛行（Pfaffenberger，1992，p294，强调为原文所加）。这就将重点从温纳的力量焦点，转移到对于意识和论述的理论化。如果不再能够观察到仪式，如果论述无法维持，技术的政治效果就会丧失。

9. 当帕芬伯格讨论人造物时，他指涉的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奠基深化、制造出来的社会场合，以及思想控制的仪式【札记】即“物”本身所处在的“脉络”。其最重要的论点是：我们生活于人造物之间，它们是先前的技术戏剧的产物，我们先前曾经称之为背景基础设施或技术基质（例如航空、轨道、无线电、以及供水网络）。它们现在已经常态化，成为我们存在的理所当然背景的一部分。【札记】恰如“契诃夫之枪”，物作为能动者，其表象为背景（挂在墻上的枪），其实质则深刻地参与到生活/剧情之中（这把枪必然要打响）。

10. 我们不再能够解读过往的策略语法，但是我们与这些人造雾及其脉络一同生活，而且它们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附论：创造秩序||-空间的政治

1. 戴维斯（Mike Davis，1990）在《石英城市》（City of Quartz）中详述了洛杉矶公共空间的毁坏。他认为（Davis，1990，p223）这些保全系统的设计师为了强化社会区分，定义了现代都市“更新”。种族和阶级冲突被具体化了。社会关系也是空间性的。

2. “事实上，壁垒和防御墻、反光玻璃和架高人行道的极权主义符号学，驳斥了不同建筑或人类秩序之间会有的任何一丝同情共感”（Davis，1990，p231）建筑在这里成为以其他手段从事的战争。

3. 捷运局的圆柱形“座椅”提供了当成座椅使用时的最低限度舒适，但也彻底阻止了睡觉。

4. 极度现代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起源于科学和技术驱动之进步的西方信念，是机器年代存在的反映。它可以诠释为将工具理性全面应用于城市生活。在均质化、理性化和标准化的精神支持下，城市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规划，有一致的单一用途地区。极度现代主义者对于在地、文化或特殊没有耐心。他们的计划是通用的，是用于任何地方的和每个地方。

5. 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以一条六线道公路环绕广场两侧，限制了接近，其所作所为就是表达国家力量。杳无人迹到了怪异的地步，广场是个空洞。就社会面而言，它是非空间（non-space）

6. 非空间（non-space）有它自己的社会理论家，见于欧杰（Marc Auge，2008），其使用“人类学空间”这个概念来描述铭刻了社会纽带的营造环境。这是用于任何共享了意图或历史的空间，也就是意味着事物的地方。这种空间正在衰败。反之，我们面对的是大量掏空了历史、记忆或重要社会关系的无异议领地。

7. *在一个媒体过载和全球旅行的世界里，个人对彼此而言是陌生人，甚至对自己来说也是陌生人。全球化，特别是信息的全球流动，使得人们脱离了他们的物理环境。时间或地点所加持的距离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是这些变化的驱动者。归功于媒体与运输的革命，遥远变得邻近。没了我们习惯的有机礼节，过往纯粹成为奇观而面对当前。原子化的个人经由通知或荧幕而与权力连结。我们如何思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是由过渡所表明的：时间、空间和个体化的过渡。you技术中介的“单独个体性”，在欧杰所成的“超级现代性”条件下盛行。在超级现代性底下，我们见证了匿名的非地方（non-places）的增生，这些非地方是短暂而临时性的，无论是致力于奢华或深陷于贫困：机场、营地、诊所、医院、旅社、旅馆、贫民区、购物中心、运动俱乐部、临时建筑物。对欧杰（Auge，2008，p64）而言，这些非地方是：“我们时代的真实量度；可以计量——伴随面积、体积和距离间几个转换的协助——总和所有的航空、轨道和汽车路线，称为‘运输工具’的移动座舱（飞机、火车和道路载具）、机场与铁路车站、连锁旅馆、休闲园区、大型零售店，以及最后是复杂的成捆缆线和无线网络，动用地球外空间以利从事通讯，而这种通讯如此特殊，经常令人只是与自己的另一个影像接触。”

【札记】真正可悲的是，个人的原子化并没有能够带来“自我”，相反，“自我”被消融在了庞杂而丰富的各类“圈子”和“标签”中。在纷繁复杂的“圈子”和“标签”里，一种“伪自我”正在诞生，这种“伪自我”恰如“非地方”，是“短暂而临时性的”。人们热衷于通过区别“谁和我是一样的人（类我者）”以及“谁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异我者）”来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自我”只是“圈子”和“标签”下自巨大的空洞内心中滋生出的一片可有可无幻影，只是“圈子”和“标签”的一部分，而并非是“我”的一部分。

8. 欧杰的“非空间概念”，十分接近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空间概念，也就是我们时代的空间。他主张，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奠基于工业生产和持续阶级敌对的古典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多国公司的晚期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有的是全球金融系统和全球分工，主要是交易信息和服务。我们见证了媒体革命和大众碎裂成为饱足消费单位的相关现象。后期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力量，延伸遍及全球，吞噬自然，并殖民了我们的内在生活。这种新的经济世界秩序，奠基于新技术。他（Jameson，1991，pp.xin-xx）指出了媒体重塑世界的力量。他使用“后现代”一词来指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是一种缺乏深度（拟仿）的文化，削弱了我们与历史的纽结。

9. 文化也空间化了。詹明信（Jameson，1991）认为后现代价值镶嵌于当代建筑中。他（Jameson，1991，p44）主张“最新的空间突变-后现代超空间-最终成功超越了个别人类身体定位、自身、在感官上组织邻近的环境，并在认知上描绘出自己在可绘图之外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能力”；“描绘巨大的全球多国与分散化通讯网络，我们发觉自己身为个别主体而深陷其中。”

10. *身体和营造世界的脱节，表明了更广泛的混淆，可以称为“后现代状况”。

结论（全文）

温纳在社会理论与技术领域的最强大主张中增添了他的声音，这个主张宣告，技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占有支配地位（Ellul,1965; Engels, 1978; Heidegger; 1977; 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 Marcuse, 1991; Mumford, 1964; Noble, 1984; Virilio,2005）。他提供了许多洞见，涉及生活在大型技术系统世界中的情形。他的分析告诉我们，要质疑人造物的设计，并询问为何物件会是它们现在的模样，以及到底是谁塑造和镶嵌了它们。这之所以重要，乃因为在一个逐渐经过中介的世界里，歧视时常经由技术而来。温纳（Winner, 1980） 的著作很有说服力地显示了，坚持技术中立的立场非常天真。他充分论证了技术能动性，却没有沦为彻底的技术决定论。在此同时，他注意到人造物的政治。事实上，他的主要讯息是，政治识能现在要求熟悉技术。

温纳的著作不是没有批评者。虽然承认技术及其能动性，温纳的论点却抱持全面的决定性，忽略了人类独创性、使用文化，以及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出来的，与技术之间的其他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情境，以及不同的时间点上，相同的技术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效应。诺柏尔（David Noble）的数值控制硏究（第二章有详述，在温纳的1980年文章中也有提及），有其他作者以其他方式诠释过。数值控制的政治，在斯堪地纳维亚脉络中有非常不同的呈现方式。在这里，它们的功能不是作为劳工支配的工具。劳工是在强调车间和管理阶层合作的环境下，接受指令去设定这些工具机（Pffafenberger, 1992, p. 304） 。温纳希望我们思考技术，宛如它们是立法行动，但是真正的立法行动又如何呢？例如，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的劳动立法，开创出比美国更良善的管理实作。挪威劳工获得法律保障某些权利，包括针对新工作场所技术的设置和使用，有权利提出意见，对于健康和安全议题有发言权，以及在他们的工作日中有所变化与合作（Berg and Lie, 1995, p. 338）。在这种条件下 ，数值控制与美国版本相较下，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技术。

建筑师意图令他们的建筑物有某些解读之道，但是他们无法保证使用者会以相同方式来诠释它们。对约格斯（joerges, 1999, p. 423）而言，建筑物是媒介；它们不必然会诱导出特定的解读或行为，“但它们会指出某样东西”。我们应该将营造环境，包括桥梁，视为 “‘位于中间的’现象”（Joerges, 1999, p.424）因此，权力并非如温纳所说的那样纳入形式，而是以形式的用途来中介。这也协助我们转移我们的技术思考，脱离单纯控制vs.偶然的光谱位置。相反的，我们需要在营造环境的社会研究中考察权力被赋予权威、延续、争议及改变的过程。在这里，约格斯在几位社会理论家那边找到了同盟。无论傅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了什么，他接着否认了建筑的主宰地位。单是建筑物本身无法支持权力关系。在〈空间、知识、权力〉（Space, Knowledge, Power） 中，傅柯（Foucault, 2000）于对谈中表示，对权力的抵抗总是有其可能，而且任何建筑效应唯有安置在更广大的治理脉络中，才可能实现。在此，我们无法说有人造物的政治，只有人造物使用的政治。詹明信也提出了相同论点（引自Leach, 1999, pp. 118-21） 。他发觉不可能在建造的时间点，就规定好一栋建筑物的后续用途。建筑物的政治性是寓言式的，而非字面上的。建筑物要有政治效应，我们需要知道它们意图传达的讯息。即使如此，它们唯有在适当的“社会基础”内才有政治作用。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 ）提出了相同论证。建筑物中介了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有教会和国家的记忆，以便大教堂和宫殿可以运作合宜（引自 Leach, 1999, pp. 118-21） °

爱里亚斯（Elias, 2008a）的一篇论文提出进一步阐述。厕所曾经被描述为即使是皇室，也会单独前往的房间。但情形并非总是如此。路易十四坐在这另一个王座上时，会接见阁员。爱里亚斯（ Elias, 2008a, p. 4 1 ）的结论是，隐私与其说是物理地点的产品，不如说是社会习俗的产物，是文明化历程的一部分，这同时也解释了渐增的个体化与存在的私人化（举另一个例子，在现代以前，单独一人睡觉是无法想象的。） 基于这些理由，仅仅聚焦于建筑，或甚至是其兴建的政治，无法让我们走很远。对于这些技术安排的理解，也需要连结到社会行为与共同的感受性。爱里亚斯提供了另一个来自他自己生活的案例。当他担任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跨学科研究中心（Zentrum fur interdisziplinare Forschung）的研究员时，他住在邻近的一间公寓，外头标示了他是居住者。虽然原则上可以在任何时间到访，但这几乎从未发生过。在按他的电铃之前，可能的访客会先打电话，安排一个彼此都方便的到访时间。爱里亚斯的隠私空间受到了尊重。事实上，他的公寓只能作为私人空间使用，因为人们如此认定 。“换言之，结合了行为与感觉的特定社会准则，它真的成了一个隐私空间”（Elias, 2008a, p. 42）。我们需要记得实作的层面；虽然温纳无疑会反驳，这只适合于某些情境，而与其他情境无涉。一辆高耸卡车永远无法通过低矮桥梁。看看28B出口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可以澄清这些论点，重访我们先前的某些讨论，并且回想帕芬伯格的说明，指出技术面和社会面是“在彼此互动中相互且反覆地建构的”。戴维斯写到的控制建筑，无法单凭本身就确保隔离的空间关系。民主空间的破坏，也是因为联邦补助和税收减少、市政府和都市政策、它们的（撤除）投资策略、金融和保险産业，屋主协会，以及社区再関发机构的计谋等，这样的背景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这些官方政策，随后又因为将富人与觉察到的风险隔绝开来的私人保全、将穷人限制在特定飞地的洛杉矶警局，以及以煽情手法报导街头犯罪却忽略损害穷人的经济暴力的媒体，变得更加常固。种族和阶级冲突可能采取具体形式，但是戴维斯（ Davis, 1990, p. 228） 主张，若要彻底理解这些冲突，必须注意工艺以外的经济与政治。摩西据称的种族主义无法单靠粗暴的人造物就占上风，即使它已经实施；它也需要伴随着财务与行政装置的人员：弱化、停车费和许可。

到此，我们似乎拥有两个极端：技术是开放的文本，会无尽受到人类实作所塑造，以及，技术是固定而根本的性质，永远定义着人类行动。哪一种是可以前行的理论路径？赫奇比（Ian Hutchby, 2001） 提出可利用性（affordance）概念作为在它们之间描绘出一条路径的方法。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从理论议程中移除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温纳曾被指控是技术决定论，而温纳的批评者像约格斯和伍尔加，则可以被指责是社会决定论。约格斯和伍尔家都认为权力是代表性的议题，而不是人造物的议题。权力是物所象征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决定性的物本身（Joerges, 1999, p. 424） : 意义的产生击败了技术效应 。赫奇比（Hutchby, 2001, p. 466） 反对这种观点，主张不同技术提供了不同的诠释和实作可能性，它们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性。可利用性只是技术所容许的，是对于意义和用途的限制，是行动的潜能。一架飞机容许你在空中飞翔，一座厨房水槽则是办不到。一座高架桥可以让巴士或卡车从下方通过，低矮桥梁则无法。可利用性具有功能和关系的面向。功能面向可以促成或阻碍。它们是关系性的，乃是指其限制和机会可能对不同使用者而言有所不同。特定技术不会决定情境，但它们有助于建构出什么是可能达成的。通往琼斯海滩的公园道上方的桥梁，并未阻止穷人到访，但它们确实令到访变得比较难以达成。花了两章的篇幅强调技术如何塑造社会性之后，我们现在转而探讨技术的社会塑造。

进阶读物（全文）

麦肯奇（Donald MacKenzie）的〈我们如何知道人造物的性质？运用知识社会学于技术〉（How Do We Know the Property of Artifacts? Applying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 Technology），收于福克斯（Robert Fox（ed.）, 1996） 《技术变迁 ：技术史的方法与主题 》（Technological Change: Methods and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 PP-247-63，引述经验研究来主张知识社会学可以阐明客体的技术性质，而不仅是其社会意义。

斯克洛夫（Richard E. Sclove, 1 9 9 5 ）的《民主与技术》（Democracy and Technology常算 （New York： The Guiiford Press），针对技术创新和应用的领域，，提出一个偏向“强民主”的方法论证。斯克洛夫坚称我们应该将技术视为社会结构，并且它们因此拥有集体的输入。卡隆等人（ Michel Callon et al., 2009）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行动》（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也处理了今日技术之民主控制的主题。

针对人造物政治的两部卓越思辨，可参见涅兹（Reviel Netz, 2004）的《刺丝网:现代性的生态学》（Barbed Wire: An Ecology of Modernit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以及瑞札克（Olivier Razac,2002） 的《刺丝网政治史》（Barbed Wire: A Political History）（New York: New Press）。我针对这些著作及克瑞尔（Alan Kreil）的《魔鬼的绳索》（The Devil's Rope）的评论，曾经出版为〈评论论文：交引缠绕：刺丝网与社会学〉（Review Essay: Entanglements: Barbed Wire and Sociology），《十一条论纲》（ThesisEleven） ,92（1）: 108-21。

姆边贝（Achille Mbembe, 2003）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Pubhc Culture, 15（1）:11-40）关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以及道路和桥梁等如何武器化以利发动“基础设施战事”的方式。

《区别：斯堪地那维亚社会理论期刊》（Distinktion: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的专刊（2008，16期），完全专注于政治技术（technologies of politics） 。其中包含罗（John Law）、马瑞斯（ Noortje Marres）、史瑞夫特（Nigel Thrift）及其他人奠基于经验研究的文章。

温纳的网站网址如下：http://rpi.edu/~wi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