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1793-1796 (X)

X. cor ad cor loquitur (心心相语)

X-i.“mon vertueux ami”（我高尚的朋友）

第一个提出卡诺（Carnot）要为西部内战和革命战争的巨大战损人数负责的，是曾经的共和军准将达尼康（Danican）。他在1797年的回忆录中把“救国委员会”叫做“卡诺的委员会”，攻击卡诺是“被懦夫罗伯斯庇尔惯坏的小孩”（ enfant gaté du poltron Robespierre），甚至指控他“屠杀了一半的法国人口”。

达尼康的激烈控诉或许出于个人恩怨，两人曾有很不愉快的交流：1794年，达尼康给一个旧部写了推荐信，想召到身边作副官。此人是个“残渣余孽”（前贵族/ci-devant）。达尼康当面恳求卡诺“网开一面”。卡诺拒绝：“你还不明白芽月27日法令的真正目的吗？……别说了。别再跟我提任何一个“残渣余孽”（ci-devant）；你让我很不高兴，快走开”。这个人后来上了断头台（1）。

1794年六月二十三日，卡诺在国民公会就旺代的战争发言，内容是：“亲爱的同事们，快把复仇之剑挥向这场残酷战争的促发者和首领，愿那些在他们的国家内部搞分裂的恶棍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卷入暴力的妇女，儿童，老人和个人毫无疑问也应当和那些发动叛乱的怪物们承担相同的命运，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意愿和援助为乱党服务”。

同年7月28日，巴黎的政治风向改变，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清洗了一大批政府要员。对于发生在巴黎的近乎地震的巨变，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写道：“别以为罗伯斯庇尔倒台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重要事件。我们几乎不知道他存在过。共和国里轮班掌权的党派同样是我们的敌人”。

旺代的战事确实还在继续，却渐渐变得不那么激烈。大量推行“恐怖政策”的国民代表和专注在战场下立功的“将军”陆续被召还。五月，杜罗（Turreau）卸职离任，他的“纵队计划”在旺代的地方行政官员与“爱国派”居民的一片抗议声中被叫停。同时，布莱斯特海角军团的罗西诺(Rossignol)被解职，回到巴黎后直接被拘捕。九月，在西部施行“暴政”的凯西耶等人被起诉入狱。

热月政变之后，卡诺成为温和政策的代言人。他声称自己一直支持温和政策，国内的“恐怖”镇压完全是罗伯斯庇尔那个“暴君”的责任。而他已经和他的“反革命”同党们被断头了。现在他们应当尽快遗忘过去，走向崭新的未来。

北方边境的形势渐渐稳定，眼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旺代的战争。西部的情况迫切要求一个温和派的军队总指挥，尽量平和的结束内战。

杜罗和罗西诺被召回后，西部的两个军团由在当地作战的将军勉强接手：接管西方军团的美因兹军老将Vimeux和接管布莱斯特海角军团的Moulin（兄长）都要求病退，只在救国委员会承诺会很快送来替换人选的前提下同意出任。

救国委员会送来接替Vimeux的是大仲马（Thomas-Alexandre Dumas）。他九月前往旺代赴任，没多久就上报说士兵们已经成了一伙无法无天的流寇，除了把军团解散重组之外别无他法。大仲马只在旺代呆了一个月，立刻递交辞呈要求调任。之后他转去布列塔尼，接任罗西诺倾力打造出的布莱斯特海角军团：不但前任军团总指挥亲自剽掠，还雇佣真正的盗匪打劫居民（“假舒昂党”）。这次大仲马只呆了十来天，就彻底离开了西部。

继大仲马之后，卡诺往布列塔尼送去了兰道的年轻征服者拉撒路 奥什（Lazare Hoche, 1768-1797）。年轻人是革命期间猛升直上的“无套裤汉”军官中少有的能力与升迁速度相配的。卡诺一手把奥什提拔成副将，他在北方的战功很快让他获升准将。1794年初，奥什被圣茹斯指控，三月时卡诺和罗伯斯庇尔等人一起签了他的逮捕令。后者八月四日被断头，卡诺随即签发了他的释放书。

至于旺代，哪里能找到有能力、熟悉西部情况、愿意去赴任，并且不会在一个月内递交辞呈的将军？

近在眼前。卡诺向巴黎郊外的索塞堡（Château du Saussay ）差去信使：去年他“网开一面”，留下了一个“残渣余孽”（ci-devant）。

从西部被召还后，坎科洛（Canclaux）从风暴中惊险脱身。此后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静悄悄的呆在索塞堡隐居。

旺代的战事上，坎科洛是全国最有资格说“我早就说过……”的人：早在1793年四月，他就说过最好在反叛区采取温和的平抚政策，强烈镇压只会产生反效果；如果没有某些极端分子不加区分的大肆迫害和平居民，“根本不会出现内战”。国民公会充耳不闻，要求他尽快平乱。

1793年，坎科洛在西部没有一场败绩：三月，不到一个月就以双方都最小的伤亡一劳永逸的平定了莱昂反叛；六月，挡住三倍于己的敌人守卫了南特；八月，起草了针对旺代战区的总体作战计划；十月，克莱贝尔按照他的安排在绍莱决战取胜。

他得到的表彰是“在胜利的战场上收到解职命令”，回到巴黎后因为侯撒（Rosin）等人的指控被捕。与此同时，坎科洛等人刚离开旺代，迎接新军团总指挥的动员公告里，他再次被指名道姓的叫做“残渣余孽”（ci-devant）。以及“我们不需要贵族，再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叛徒”。

这一年坎科洛五十四岁，完全能以旧伤新病作借口推辞。他去旺代作战不会获得任何利益，更别说是名声。敌方认为一个“前贵族”投效共和国是现行的叛徒，己方认为一个前贵族无疑是潜在叛徒。旺代对他而言也是“胜利或死亡”：一旦情势不利，他肯定第一个被怀疑通敌背叛——为什么坎科洛愿意再去西部作一个“不具有抉思能力的武装力量”，像条狗一样被国民公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不过卡诺有信心，坎科洛不会拒绝这个机会。

果不其然，收到召叫后坎科洛立刻上交了整整八页的报告，阐述他对目前旺代战况的看法 。报告中的内容显示，尽管身在巴黎郊外，这一年他仍然密切关注着旺代的情况。他提出要加强海防，陈述了应对游击战的大体策略；坎科洛还指出必须整顿军纪，遏制军队扰民，宽大接纳投顺者，恢复反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他建议任命一个“对这个地区和人民有了解”的军官——也就是他自己。坎科洛确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制止在法国的土地上泼洒更多的法国鲜血。

卡诺对他的报告很满意，当下国内估计找不出第二个理智清明的人自愿跳进旺代这个大泥坑。1794年十月二十四日，坎科洛被任命为西方军团总指挥，再次回到旺代。

在南特迎接他的是军事委员会的传唤。国民代表Boursault当着他的面读了一封信：

十月四日，1794

“那位最先教给我正气，荣誉和美德的人，不是被低级虚假的野心引上偏路，甚至牺牲了他所最亲爱的人。

我亲爱的坎科洛，革命以来我一直关注着你，我看到了时局将你带入的境地。我能感受你的艰难处境，我能体会你的感受。你因情势必要而被分配到的角色引发的矛盾压抑心底，让我高尚的朋友哀叹。

今天我以真挚诚恳作判断，我非常肯定你的荣誉。我不是那种凭外在表象下论断或决定尊卑的人，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真诚和友情。

我亲爱的坎科洛，你的位置让你痛苦：我有解决的办法，并且是强效的办法；请相信，长久以来我都是你的朋友，并且现在仍然是。你会带着荣耀脱身而出。我不会和你讨论政治，事实胜于雄辩。你是想做乔治 蒙格（Monck）还是Custine, Pichegru，还是坎科洛，你的国王，你的亲王，这个血腥革命的无数不幸受害者的朋友，还是他们的加害者？

我知道没有任何方式能引诱你，我也没有能力引诱任何人。但这是为了支持你心中酝酿的策划蓝图，我知道你心中所想：我是上天带给你成就此事的人。

如果坎科洛夫人还活着，你女儿的母亲，那位你崇拜的女子，你曾为她在我面前频频落泪，如果她看到了今天的一切！我的朋友，她在看着你。她的名字仍在你心中絮语，你渴望让自己配得上她。

我有授权，可以保障所有你认为必要的条件，好把你的国王扶上他不幸父亲的王座。我会亲自向你展示，这个团体荣耀我的毫无争议的信心；我手中的大量资源全部任你使用。透漏给你的这些已经足够多了。我不会提及许诺给你的荣誉，更不用说财富，这些不是为你或为我的。地位，金钱，荣衔等等，你将分配给那些为他们的国家和国王服务的人。整个欧洲都将是你的保障。

我的朋友，来做一件配得上我们两人的事业。把你交给我，我会把自己交给你（Livrez-vous à moi, je me livrerai à vous）。告诉我你同意见我，我会赤手单身独自前往，去你或我指定的地方。我有很多能够保证秘密的方式。啊！这个不幸国家的篡夺者命令你镇压这里的高尚居民，在这里我有比你更多的途径。

只要一句话，准将Cormatin男爵先生就会去找你。这整个月我几乎不在，没法立刻见到你。这位军官的忠诚值得信赖。无论他对你说什么，我都能提前保证。和他一起做准备，我会代表他有效率的行动。试看这丰富的资源，尽可以放心没人面前会有一个这样大的好机会。

你认识我的笔迹，但我对你全不设防。所以我在这封信下署了名。我会交给你自己此生的秘密，我很乐意在你身边倾吐而出，为我的国王。如果与你作战我会悔恨。

别了，我亲爱的坎科洛，我丝毫不怀疑我仍然是你的朋友。

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 皮塞（de Puisaye）

 面对询问，坎科洛格外冷静的声称他对这封信一无所知；这封信是伪造的；即使是真的，有人写给他一封有违他本意的书信也不是他的责任。

因为他的反应和态度都无瑕可击，几个国民代表表示信任坎科洛。在他周围安插了一些眼线后让他走了。【评. 卡诺的人。尽量别搞】

坎科洛说自己对信件一无所知是真的：他确实直到这时才知道，失去联系整两年音讯全无的老朋友去了哪里在做什么。【评：惊喜不惊喜？刺激不刺激？】

 不过，他当然知道这封信是真的。坎科洛和皮塞有十七年的交情：1775年，离开神学院的皮塞刚进孔蒂龙骑团时，他是皮塞的上司和导师。皮塞和他全家关系都很好。除了认识他早逝的亡妻，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坎科洛的独女的名字和皮塞的名字一模一样（坎科洛女儿的名字是Marie-Geneviève-Joséphine Canclaux。皮塞的全名是Joseph-Geneviève de Puisaye）。直到1792年，两人每年都有信件来往。他不可能认错皮塞的笔迹和文风。

 皮塞这时在英国。去年“西北风之行”中，旺代“大军”在卢瓦内河北岸被击溃。皮塞重新召拢了曾随旺代军作战的舒昂党，建立起布列塔尼的天主教保王军和军事委员会。几个舒昂党首领的支持下，皮塞成为这支军队的总指挥。

1794年九月，皮塞前往英国联系援助和流亡的亲王们，Cormatin（Pierre Dezoteux de Cormatin，1753-1812）代表他全权负责国内事务。皮塞去英国的目的是说服英国出动舰队，支援流亡军团在布列塔尼登陆。当地反军会接应他们进入布列塔尼内地，从而掀动卢瓦内河北岸、整片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保王派反叛。再趁机进军北上夺取巴黎。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起始阶段取决于皮塞的口才。

后人会说比起军事首领，皮塞更适合做一个阁臣。而他最大的天赋，就是说服其他人进行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考虑的冒险举动。皮赛先后说服了在英国的阿图瓦伯爵（后查理十世）和英国总理William Pitt。Pitt称登陆计划为一个“大冒险”，流亡军的登陆已经开始筹备。阿图瓦伯爵得知皮塞和坎科洛是旧交，授意他去拉拢坎科洛。

于是皮塞写了这封信，让Cormatin秘密传给坎科洛。他没有给阿图瓦伯爵看过——事实上，直到坎科洛过世后，皮塞才在回忆录里公布了信件全文，所以“不会给他（坎科洛）带来危险”——皮塞对这封信的效果很有自信，他认为自己足够了解坎科洛。他在回忆录中称坎科洛“从个人观点，情感和宗教原则上来说是保王派”：不可能一个十多年来一直支持君主制的人，一夜之间突然成了死心塌地的共和派。

终此一生，皮塞坚持认为革命初期的坎科洛之所以留在军队里，是考虑过斯托加特王朝复辟中蒙格将军的角色，此后会一直“为雅各宾派服务”完全是造化弄人。但与此同时，皮塞应该了解坎科洛“从来不会放任激情支配他的行为”：当原则与情感发生冲突，情感必须让步。

用坎科洛自己的话来说， 政府的两个原则是“法律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他会出于这两个原则接受任何宪法权威认为合法的执政机构。所以就算他情感上是一个保王派，也会因为原则支持共和国。何况作为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共和制的弊端和内战的危害相比并不是无法接受。

或者其中还有审时度势的理智：索塞堡和巴黎之间的安全距离并不可靠，“国家报复”(la vengeance nationale)随时能企及他。此外作为一个“旧制度造就”的骑兵教官，他的道德和荣誉也无法承投敌背叛这种举动。

 另一方面，坎科洛也应该足够了解皮塞，他经常作出一些言过其实的声明：皮塞对英国的流亡保王派宣称，全布列塔尼反军都在自己的指挥之下，他能够发动四万人的保王军前来接应——西北风之行时皮塞匿名联系旺代军首领，说自己有五万人的军队，可以随时响应旺代人作战。其实当时他正在树林里藏身。【评：诺曼底+布列塔尼第一大忽悠皮塞】

 事实上，当时布列塔尼的大小反军首领并没有公认过皮塞的领导地位，他在布列塔尼能发动的反军数量非常有限。至于他“忠诚值得信赖”的代理人Cormatin，无论有意还是不慎，居然会泄露出如此重要的密信，已经足够说明此人“值得信赖”的程度。很快，Cormatin还会背着皮塞跟共和军进行和谈。

【评. 坎科洛做老师真是不太行，皮塞学来他的十分之一基伯龙就成了】

X-ii.  “nos frères égarés”（我们迷失的兄弟）

1794年九月，来南特接替凯西耶（Carrier）的西方军团特派代表是温和派的Ruelle。和大部分巴黎来的国民代表一样，Ruelle住在维斯托公馆。这座公馆的住户中，“美国女士”甘旎-沙博夫人（Madame de Gasnier Chambon,1752-1834）是个格外受欢迎的邻居。

甘旎夫人在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出生。1793年，当地奴隶起义时随丈夫回法国避难。回国的当年，甘旎先生因病去世，甘旎夫人带着三个女儿在南特定居。

甘旎夫人曾被仆人举报有贵族背景被捕入狱，但很快获释。出狱后她在国民公会代表们聚集的维斯托公馆租了间公寓。年近五十的甘旎夫人仍然“美丽迷人”，是南特交际圈的热点。她和邻居的国民代表们关系都不错，包括皮尔（Prieur de la Marne）和凯西耶（Carrier）。

得知Ruelle有意通过与旺代人议和停止内战，甘旎夫人热情支持。她也积极游说坎科洛，向他展示达成和议的可能性很大。支持议和的还有一个潜逃回国的流亡贵族Bureau de La Batardière，Ruelle为他申请到赦免。

Bureau向他们解释乡民们大多疲于战争，很多人只是因为惧怕报复惩罚才负隅顽抗。如果国家向他们展示出宽大仁慈的一面，必然会纷纷放下武器。

两个人都心动了，能尽量和平的结束一场愈年持久的血腥噩梦当然最好不过。甘旎夫人说服Ruelle，开始调解的第一步是颁发赦令，激发民众的信心。十月，Ruelle上报国民公会，要求赦免所有放下武器的叛军首领和他们的亲属。到了十二月底，所有叛军家属和疑犯都被释放，南特监狱再次荡然一空。

凯西耶被断头之后，与旺代人的对话才出现实在的进展。甘旎夫人建议先联系控制下普瓦图地区的夏雷特。

这几乎像是痴人说梦：找到神出鬼没的夏雷特已经很不容易，遑论让他来和谈。

起初Ruelle在监狱里发现了夏雷特的副帅de Couëtus的两个女儿，想让她们说服父亲来和谈。两个小姑娘断然拒绝：“绝不会游说我们的父亲和谋杀了我们母亲的共和国谈和”。

对此，甘旎夫人早已成竹在胸。她请来了自己的女厨师，正式把她介绍给两人。

……想象他们的脸色会很有趣……甘旎夫人的女厨师的真名是玛利亚纳 夏雷特（Marie Anne Charette de La Contrie,1757-1809）——夏雷特的亲姐姐。

就住在凯西耶的隔壁！【评：惊喜不惊喜？刺激不刺激？】

更奇妙的是，玛利亚纳之所以在南特，很可能是因为坎科洛。

去年九月中旬，坎科洛的作战计划投入实施，再一次夺取了夏雷特的大本营莱日。因为城中聚集的难民太多无法守卫，夏雷特用空城计拖住共和军，一夜之间撤空了整座城镇。然而沿途仍有不少难民被共和军俘虏。布莱斯特海角军团从不会当着总指挥的面处决平民，俘虏的妇女们被送到南特的监狱。入狱登记时，有人隐瞒了玛利亚纳的真实身份，她得以逃过处决。之后经由甘旎夫人说情，玛利亚纳被释放出狱。甘旎夫人雇佣她作自己的厨师，掩护她在凯西耶的眼皮底下为两个兄弟打探消息。

1794年十二月九日，自告奋勇充当使者的Bureau陪同玛利亚纳前往夏雷特的营地，甘旎夫人也自愿随行。坎科洛还派去了他的副官Bertrand-Geslin。年轻人是Bureau的外甥。

这个特殊的四人使节团离开南特，穿过皮尔米勒桥向“反叛区”进发。一路经过共和军的哨站时，士兵议论纷纷，对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充满好奇。

一行人来到“界河”边，两位女士留在岸上，Bureau和Bertrand-Geslin找了一艘小筏先行渡河传信。河对岸哨所的旺代民兵注意到他们，举着枪聚集而来。Bureau挥舞着甘旎夫人给他的一方绣了利斯花的茶巾，向对岸示意友好。

民兵们认为他们是间谍，要把他们当场枪毙。好在Amand de Lépertière，19岁的哨所指挥官注意到这边的躁动，及时跑过来拦住他们。de Lépertière制止了情绪激动的手下，详细询问了使者的身份和来意，命令手下放行：“要是他们是间谍，夏雷特先生肯定能分辨出来。夏雷特先生会处理”。

两位女士随即被接上南岸。民兵们听说他们首领的姐姐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尽他们所能的礼待几个客人，并三五成群的谈论他们的来意。de Lépertière护送几人到达夜晚的落脚农庄，这里早已为他们铺好干燥新鲜的稻草床垫。次日，夏雷特的“军团”首领耶桑特（Hyacinthe Hervouët de La Robrie）前来迎接，为他们引路护卫。

接近中午时，他们抵达贝拉维尼（Belleville）附近的一座城堡，这里的女主人热情的招待了他们。Bertrand-Geslin和两位女士留在城堡中，Bureau和耶桑特继续前进，一同去贝拉维尼会见夏雷特。

据说两人到达贝拉维尼时，夏雷特正领着军队准备出外作战。听Bureau说了两句，夏雷特就打断了他，急匆匆的赶往城堡去见玛利亚纳。姐弟俩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见面，对两人来说都是跌宕起伏的一年。

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找他们和谈时他们都很吃惊。虽然因为共和军内部的人事变动，这两个月来他们虽然赢得了一些小胜利，但实际上他们的资源已经快要被耗尽。尚宾诺觉得，之所以共和方想要和谈，要么是对他们的武力估计过高，要么是真心想避免流血。但根据督政府之后的行为（1799年），他觉得前者更有可能。

尚宾诺的想法在萨瓦利（Savary）等同代共和派作者的书里得到验证，当时很多国民代表都有“反军还是多不胜数”的印象。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坎科洛的报告。

接任西方军团以来，坎科洛走访过旺代地区的各个营地，他上报救国委员会，说当地的军队已经精疲力尽无法继续作战，必须休养整顿。能以和平的方式与旺代人协商停战是最佳方案；但是共和国需要作出第一步，“不计代价的寻求和议”；甚至宣称“共和国想要毁灭旺代，但最后是她（旺代）胜利了”。Ruelle不失时机的连声应和。热月政变之后，国民公会中占主导的温和派也偏向议和，旺代和布列塔尼的和议得以同时展开。

坎科洛说的军队情况完全属实。然而他在1793年接手布莱斯特海角军团时，面对的也是类似甚至更糟的状况。即便如此，他仍然能以少胜多守住南特，有效控制住下普瓦图的反军势力直到美因兹军进援。坎科洛当然可以继续打，但赢得这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胜利毫无意义，说到底两边都是法国人。

经过几个使者的游说，夏雷特同意派使者和共和方会面会谈。但又显得犹豫，因为不想让他的朋友身处险境。这时坎科洛的副官提出，他愿意留在贝拉维尼当人质。夏雷特赞赏了年轻人的勇气。他没有同意，但也不再迟疑，当即派出de Bruc和贝扎理（de Béjarry）前往南特，与代表们进行初步面谈。

两个年轻人接受了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夏雷特开出了二十多条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除了宗教自由和恢复君主制，还有赔偿所有杜罗的纵队在旺代乡间造成的损失，禁止在反叛地区展示任何形式的三色标志，允许旺代乡民持有武器，十年免税等等。

夏雷特确实是在虚张声势。他很清楚，谈判的规矩无非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无论现实是什么，他们必须摆出强势的姿态。

两人随Bureau来到南特。国民代表Guadin说他们“谦逊有礼”态度很好——考虑到贝扎理家破人亡的处境，不得不惊叹他的修养和自制力——拿着他们的将军开出的试探性天价单子，两个人不亢不卑，“谦逊有礼”的同时坚决的不示弱让步。Guadin差去一个说客，夸大己方武力威胁贝扎理。贝扎理平静的回复就算共和军真的有优势兵力，他们也能发动无休止的“舒昂那样的战争”（游击战），并再次重申他们都对他们的首领绝对忠诚。

复辟后贝扎理成为旺代地区议员，并接任萨皮诺被选为旺代县长(Président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Vendée)，年轻人从政的才干这时候已经展现无遗。

两方正式见面会谈之前，类似的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月。蓝方开出的原则性条件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承认共和国；白方唯一不能接受的条件也只有一个，就是承认共和国。Ruelle和夏雷特的使者Dupérat之间发生过一段有名的对话：

“但是，先生，Ruelle说，欧洲的国王们已经承认了共和国。

有可能。Dupérat回答：但那些人不是旺代人。”

夏雷特听说后大笑着为Dupérat喝彩。然而片刻之后，他的声音变得严肃：“事情总会到这一步。不过，我们走着瞧。”

谈判进行期间，南特城里逐渐出现来自河对岸的“客人”。国民代表下达法令，禁止把“旺代人”叫做“土匪”，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迷失的兄弟”（nos frères égarés）。任何作出“破坏团结”的举动言语的人，都会受到处罚。

主显节时有些“旺代人”来到南特，戴着白花和圣心，光明正大的一群共和军军官同桌宴饮，一齐“为路易十七世的健康干杯”，并举杯庆贺“国王万岁！”。没人因此受到追查。

一个旺代军官与一些部下出现在南特的剧场，人人别着白花结。军官戴着一条白丝巾，上面很显眼的用金线绣了“国王万岁”字样。一个共和军军官出声抱怨……他很快被撤职了。

维斯托公馆里也经常出现带着白花，外套上别着玫瑰经念珠和圣心布徽的“客人”。某天一个“旺代人”不请自来的坐到一个国民代表对面，随手把插着大簇白羽毛的帽子放在桌上。对方没有声张，“以免冒犯”。

有些旺代农民会去“边界”的哨岗，跟驻守的共和军士兵喝酒聊天。国民代表与他们攀谈，说他们的心态都很好。但是人人异口同声：他们也希望和平，不过只要夏雷特先生没下决心，他们就不会放下武器。

……

刚开始颁发赦免时，勒斯居尔夫人在一户农场避难。起初和大部分旺代人一样，她并不相信赦免令。随着时间推移，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领到赦免并且安然无恙，勒斯居尔夫人决定亲自前往南特探明情况，顺便打听亲友的下落。她在监狱里见到一些幸免于淹没即将被释放的老朋友，包括邦尚夫人。

邦尚夫人在逃亡中被捕。南特的革命委员会法庭上，她不肯交代亡夫盟友的信息，被判处死刑。处决前日一个狱卒给她传了张条子，教她声称自己怀孕申请免刑。这个谎言很快被拆穿，她第二次被判死刑。处决日到来前，一个在圣弗洛朗被释放的共和军战俘为她冒死请愿“一个拯救了五千个共和国士兵的人的寡妇不应当被处决”。他收集到几百个当日被释放的战俘的签名，邦尚夫人得以免死。

邦尚夫人不满一岁的小儿子在战争中夭折，农民们庇护了她五岁的女儿祖伊（Zoe）。邦尚夫人被释放后，让女儿去法庭收集必要的赦免令文件。法庭成员让小姑娘给他们唱一首她最擅长的歌。

祖伊带着孩子的天真，表演了第一支她能想到的歌。那是首在旺代叛军中广为流传的歌谣，包括这样的重复段落：

Vive, vive le roi!

A bas la république!（万岁，国王万岁！共和国完蛋！）

法官们惊奇于孩子的纯真率性。无视歌谣中公然的反革命内容，他们不再为难祖伊或她的母亲，给了她所有必要的文件。【评. 不愧是邦尚家的孩子】

她也见到了道提尚波（d'Autichamp）的母亲。为躲避追捕，道提尚波夫人在一个地方官员的农场里作养牛女工。每天和所有人一样早出晚归，不声不响的卖力干活，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她的身份。赦免令下达后，她再三确认，才小心翼翼的问雇主：最近下达的赦免所有土匪的法令是否是真的——“这是真的。不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妇人？”——她这才坦白自己是道提尚波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在流亡军，儿子是安茹军的“土匪头子”。她的雇主无比震惊，眼含泪水责备她对自己的不信任。

在南特停留期间，勒斯居尔夫人还发现自己名声远扬：大众传闻中的“旺代女士”人人是英勇的女战士。尤其是勒斯居尔夫人，必定“非常具有男子气概，挥着战刀勇猛无畏”。一些人“慕名”前来拜访，见到她本人后都很吃惊。“我澄清了所有对我的美誉：一点小危险都会吓到我”。

领到赦免的勒斯居尔夫人决定返乡。去地区办事处办理护照时，排在她前面的是个修女，她注意到“像国民代表一样，行政官员们对这些不久前他们还在屠杀的人们格外关切，对她的态度非常好”。农妇装扮的勒斯居尔夫人用了“赦免者”的代名，官员们纷纷起立不停向她鞠躬，客气的称呼她为“女士”并用第三人称（尊称）和她对话。与此相对的，“他们对待共和派非常粗暴”。

拿到护照的勒斯居尔夫人买了辆马车打了两个行李踏上归途，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刚被释放的年轻姑娘：姑娘的母亲被淹死在南特，此时无处可去。勒斯居尔夫人就收留了她。

路上勒斯居尔夫人特地去了托付女儿的农户。勒斯居尔死后，她在一座农场里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一个当时就死了，另一个她寄养在一户农家。虽然早就收到消息说婴儿夭折了，她仍抱有一丝希望。勒斯居尔夫人许诺农户，会立刻给他们三千法郎，之后还会给他们一千两百法郎，只要他们把女儿还给她。对方哭着告诉她孩子确实已经死了。勒斯居尔夫人伤心之余为这些农民的正气感动不已：他们完全可以为了钱随便抱一个婴儿来哄她。

勒斯居尔族姓就此断绝，就像勒斯居尔夫人的父亲Donissan也是家族姓氏的最后传人。勒斯居尔夫人很长时间内拒绝再嫁，宁愿作最后一个“勒斯居尔”。

夏雷特夫人带着夏雷特的三个继子女返回原籍。战争期间她与四个孩子在乡下农户家里避难，夏雷特的亲生儿子也没有活过一岁。

德埃尔贝的独子却奇迹般幸免于难。夫妻两人被处决后，一个女佣“出于慈善”偷偷把孩子抱回家抚养，全堂区的人也悄悄资助。赦令下达后，孩子的正式监护人把孩子抱去注册户籍。因为孩子的父亲离家前没来得及给他起名字，人们就在注册表上填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名字：Louis-Joseph Maurice d'Elbée（1793-1813）。

还有另一些幸运的团聚。de Couëtus接回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贝扎理找到了两个妹妹中存活的一个：两姐妹被俘后，和上百名难民一同被关进一处空间狭小条件恶劣的牢房，身体较弱的一个妹妹很快病死。所幸有位好心的妇人解救出幸存的女孩，收留在家中。

萨皮诺的二妹和小妹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冒险”，平安回到他身边（见前文《VI- de profundis》）。但他的大妹选择留在布列塔尼的亲戚家：姑娘仍然没有从目睹父亲被杀的悲恸中恢复，并且“无法面对面目全非的故乡和离散的亲友”。

TBC

（1）虽然达尼康跟卡诺是公愤加私仇，有些地方会夸大但不会信口开河，这段对话应该确有其事。然也是1794年，坎科洛成功的把格鲁希要回西方军团复职了。格鲁希也是个ci-devant。……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