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是人学（3）钱谷融

过去，我们为了要从鲁迅的作品中去找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穿凿附会的说法，假如我们能从鲁迅的作品中所透露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上去着眼，是不是就可以比较的有眉目些呢?

就有读者来信指责说，这是对于可敬的人民教师的侮辱。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上映后，又有人写文章反对把片中的牛科长写成转业军人。最近在《文艺学习》上展开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中，有人因为这篇小说把一个老干部刘世吾写成了一个对一切都处之泰然的官僚主义者，就指责作者“这样来刻画老干部老同志，简直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这种论调，难道不是和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理论相一致的吗?

在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典型论确是余威犹存的。

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直到现在，大家的意见仍很分歧。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

难道这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无法解决的矛盾吗?事实上—点也不是如此。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错误的典型论的影响的人，是既不会感到困难，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矛盾的。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你无论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这依旧是那种把典型归结为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的观念在作祟。好像，不谈典型则已，一谈典型，就必然得是某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就要首先要求他必须充分体现出他所从属的阶级的阶级本质，必须符合这一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动向。否则，那就是非典型的，就要被认为是歪曲了这一阶级，歪曲了现实。解放初期，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说阿Q是一个农民，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对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吗?群众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指责，正是受了理论家的“熏陶”的缘故。因此，理论家就不得不自食其果了。针对这种指责，理论家赶快声明说：阿Q只是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幸喜没有人肯自居于落后农民之列，不然，恐怕也会要有人出来抗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阿Q的革命性，以期使他虽然有着那么多的缺点，终于还能配得上他光荣的农民身分。对艺术史的典型抱着这样机械狭隘的看法，这就无怪乎今天的漫画家和相声艺人之所以要常常陷于触处荆棘，动辄得咎的境地中了。

但把阿Q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问题依旧并没有解决。落后农民毕竟还是个农民，而且，他的落后决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有了阿Q精神，才使他成为一个落后农民的。那么，他身上的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按照阶级本质论的典型论，农民身上是决不会有这些缺点的。即使有，那也是偶然的、个别的，因而就是非本质、非典型的；就是不值得写、不应该写的。然而，我们的鲁迅先生竟然把它写了出来了，而且写得这样成功，令人无法怀疑，无法推翻。怎么办呢?理论就必须能说明这种现象。过去，冯雪峰同志是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的。认为阿Q主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不过由《阿Q正传》的作者把它“寄植”在阿Q的身上罢了(在他后来写的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中，雪峰同志并没有提到阿Q主义的形成问题，不知他是否仍持此说)。李希凡同志认为雪峰同志这种说法，实质上仍然是“把典型仅仅看作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体现”的观点在作祟。但是，他自己的说法，其实与雪峰同志的说法，并无多大的差别。不过他不用“寄植”的字眼，而说是受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毒害的结果”。他说：“鲁迅通过雇农阿Q的精神状态，不仅是为了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更深的意义在于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这种精神病态的罪恶”。又说：“鲁迅通过落后农民的阿Q来体现阿Q精神，这正表明了鲁迅对于这种腐朽的精神状态所给予人民危害性的发掘和强调，这是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相关联的。”足见他也是把阿Q主义主要看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的。何其芳同志看出了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是不大说得通的。因而又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认为阿Q精神“并非一个阶级的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的”，“似人类的普通弱点之一种”(这最后一句是三十多年前茅盾同志的话，但为何其芳同志所同意的)。何其芳同志这种说法一出来以后，就立即遭到了李希凡同志的反驳，认为这种说法和被何其芳同志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听批评过的“某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并且指责这种看法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观点。在去年年底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更多的人给了何其芳同志以同样的指责。

其实，何其芳同志在提出这种看法时，是十分谨慎小心的。他虽然认为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但也并不否认“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阶级社会的人物”是“有阶级性”的。而巳，他还指出了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的主观主义和阿Q精神的差别所在。尽管如此，他还是免不了要受到“超阶级观点”的指责。原来，批评他的人，虽然不见得就在典型性与阶级性之间“划一个数学上的全等号”，然而却都认为典型性首先是体现阶级性的、如李希凡同志一再强调，典型必须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罗大冈同志认为：“典型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表现一个阶级的特性”的。钱学照同志认为：“一个典型有共性和个性，但个性是不能和共性分开的。共性是体现阶级性的；个性就是共性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现在，何其芳同志却把阿Q典型性格中的最突出的特色精神胜利法，说成是在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的人类的一种普通弱点，自然就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超阶级观点了。很明显，李希凡等同志，尽管也反对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然而事实上他们还是在受着这种理论的支配的。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他必然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不带着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这是不成问题的。譬如，阿Q是农民，就不能没有农民的特性；奥勃洛莫夫是地主，就不能没有地主的特性；福玛·高尔杰耶夫是商人，就不能没有商人的特性。但我们能不能就说，所有阿Q的特性，都是农民的共性；所有奥勃洛莫夫的特性，都是地主的共性，所有福玛·高尔杰耶夫的特性，都是商人的共性呢?把阿Q当做农民的阶级性的体现者，谁都要说是对农民的诬蔑。而把奥勃洛莫夫当做是地主的阶级性的体现者，那更是对现实的严重歪曲，地主难道都像奥勃洛莫夫那样的善良仁慈吗?同样，商业资本家假如都像福玛·高尔杰耶夫那样的纯洁、真诚，那样的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阶级斗争就真的可以熄灭了。阿Q、奥勃洛莫夫、福玛·高尔杰耶夫，以及文学作品中的所有的典型，正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们身上，除了阶级的共性以外，难道就不能有他们各自所特有的个性吗?难道就不能有作为一个人所共有的人性吗?假如说，个性只是阶级性“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阶级性只是人性“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这样，不但否定了个性，就连阶级性也给否定掉了。

所谓阶级性，是我们运用抽象的能力，从同一阶级的各个成员身上概括出来的共同性。纯粹的阶级性，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文学的对象，既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那就应该写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而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不应该把人物的活动作为他的阶级性的图解。阶级性是从具体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但是从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共性上，我们却无法看到任何具体的人。过去的杰出的古典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不知道有阶级性这样的观念的，但是，他们却都写出了不朽的典型。而且，我们从这些典型人物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人物所属阶级的阶级特性来。所以，在文学领域内，正像列宁所说的，一切都决定于“个别的情况”，决定于“一定典型的性格和心情的分析”。用一个抽象的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