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荷馬史詩的文明境界與「智仁勇」的歷史發展進程】（從英雄主義到人文主義）
（以下節錄自台大歷史系王世宗教授《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古典文明精神的提出：希臘人文主義的表現〉）
希臘文學常為現代西方文化思想典故的取材源泉，這證明了希臘文明所具有的古典性價值。傳統的文學與藝術同樣富有寫實主義色彩，因此高度反映著當代精神或時代性；尤其在現代專業化史學興起之前,「文史不分」的時代裡，文學作品的史料價值或史學功能極高，頗可用為歷史解釋的證據。人本精神濃郁的希臘，其文學更能顯示希臘人的現世觀念與文化性格。
希臘最早的文學型態為史詩(epic)，這個以詩傳史的文體正是文史不分的寫作性質，它的寫實度和史學性深厚，充分透露希臘早期的文明風貌 (*註)。具體地說，希臘最早的文學代表作品為荷馬史詩(Homeric Epics) 。
荷馬史詩應非荷馬獨立創作，而是民間流傳的敘事詩歌經其蒐集潤飾而成，這個「集體創作性」和寫實性使得荷馬史詩並不代表其個人思想，而是一個時代文化的呈現；而所謂「荷馬時代」只是指荷馬所處的時代，不是荷馬主導的時代。
荷馬史詩大約完成於西元前第八世紀，它透露希臘黑暗時代的文化風貌 ，而此作之出現則象徵希臘文明曙光之展露。荷馬史詩包括篇幅相當的兩部分，前者名為伊理亞德(Iliad)，敘述西元前十三世紀邁錫尼領袖亞加曼農(Agamemnon)率軍進攻小亞細亞特洛城(Troy)的故事，其中特別描寫進犯者以木馬欺敵攻城的經過以及希臘英雄阿契理斯(Achilles)的勇敢事蹟；後者稱為奧迪賽(Odyssey)，記述特洛戰爭結束後，希臘英雄奧迪賽(Odysseus，又名Ulysses)在返鄉途中所經歷的各種艱難險阻與冒險奇遇。以故事的時間性而言，伊理亞德自然早於奧迪賽；以故事的主題精神而論，前者所重在於歌頌人的英勇無懼，而後者強調的是謀略智能。
從歷史文化的演進歷程來看，如此差異絕非偶然現象，蓋所謂「三達德」在文明發展進程中首先出現的應為「勇」，然後為「智」，最後為「仁」，而非「智、仁、勇」的排序 。
從前章討論即可知，文明初期的主要課題是「克服自然以營生」，故其時的文化精神或價值必首重人的求生力量，此即是「勇」的表現；其後「權力的追求」所憑藉的不僅為武力，且須有謀略，政權的合理化尤有賴智力，這也就是說「權力的追求」須具「勇」與「智」的條件；然後「建立社會綱維以求安定」的工作則更屬理性文化的事業，此為「智」的活動，而作為社會綱維的道德、法律與宗教戒律不只是領導者為維護紀律秩序而創建，其中也含有人的絕對是非對錯觀念或理想，這是「仁」的精神；最後，在「生命意義的探求」上，人在宇宙或天地之間的定位和價值是主要的思考問題，這是人文主義開始發達的階段，也是「仁」的意義成為文明指標的時代，此時暴力或「勇」的價值已為無用或被揚棄(成為野蠻)，而理性或「智」的功用已顯得不足。
荷馬史詩反映希臘黑暗時代的文化狀態，此就前述的分析來說，即是「勇」與「智」的文明層次；而希臘文明發展至黃金時代(西元前第五世紀)，其文學主題精神已成為「仁」的概念，人性與生命意義的探討是古典希臘文學代表作戲劇(drama，尤其是悲劇)的問題意識。
簡言之，荷馬史詩表現的是希臘的英雄主義(heroism)，它的中心思想是「俠義」或「義氣」，不是「正義」或「正氣」 ；前者主張勇武，也講智謀，但求個人名譽和勝利，少有仁愛慈悲之心，與對真理的感悟或追求，可知講「俠義」者必不重「正義」，而重「俠義」的時代必較講「正義」的時代為原始(野蠻)。荷馬史詩展現的是早期希臘人強調個人名節、重視榮譽勇氣的英雄時代，它對凡人或蒼生缺乏體諒與同情，故事中主要人物果決勇敢，力行積極，然少有反省力、自覺意識、良心、文化涵養、或藝術品味，對於道德問題思慮甚淺，更不知平等、人權與天理之義，他們所求不過在於建立與維護個人聲譽，避免受恥招辱，簡直是幼稚的巨人(故「二桃可殺三士」)。
不過，這個英雄主義在蠻力或暴力之外，也逐漸看重智力、意志和精神的價值，不是完全的物質主義，這是人文主義興起的前奏。事實上，荷馬史詩在希臘宗教活動中例被吟詠，其情節與人物亦常為希臘悲劇所採用；詩中對神的塑造與刻畫，成為希臘神話與宗教觀念發展的基礎，而其故事所呈現的人生問題也成為希臘人文主義思考的依據與超越的對象。
＊註： 史詩為文明初期的文體，乃合常情常理，因為人類社會在步入文明之初，文字若非尚未發明，即是尚未普及，同時書寫工具取得困難，不能浪費，因此透過語言或文字傳達事情，必力求內容精簡好記，詩正是這樣的語體和文學(如《詩經》為中國最早的文學)；而當時的文字主要功用既然是記事，詩與歷史的結合或以詩敘史自然成為古文通例。現代人一般只會散文，不能作詩，這正顯示詩所代表的古代性。散文便於論理，且篇幅所需遠多於詩(相對地書寫用具條件極高)，這是文明較為發達之後才會出現的流行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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