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拜占庭帝国军区制与唐代军事制度

军区(theme)制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希拉克略时代拜占庭帝国在国库空虚、国土沦丧、边防压力巨大的前提下，是其不得已而为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军事改革举措，其农兵阶层产生的前提是在此前的混乱中产生了大量的弃耕农田，可以使军区长官进行以田代饷招募军队。

而唐代节度使藩镇的设立则来自于睿宗朝以后尤其是玄宗朝强大的边防压力与对外战争需求，如防遏突厥与吐蕃的河西节度使，防御契丹、奚和渤海国的幽州节度使，其余安西、北庭、朔方、岭南、剑南、陇右诸镇皆与之类似。在设立意义上，唐代方镇与拜占庭军区较为相似。

然而唐代藩镇的经济基础与拜占庭军区差异较大。唐代藩镇的军队形态有直属的牙兵、出镇的土团，其军制基础为募兵制，即招募雇佣兵性质的职业军人，杨志玖先生曾指出，藩镇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存在大量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投身军旅成为雇佣兵，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高宗武后时代之后开始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并且在玄宗朝造成了均田制的弛废与府兵制的崩溃，而军区制设立本质上是国家对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土地兼并在此之后才重新开始，可以说军区制是这一时代拜占庭土地兼并的“起因”，而募兵制基础上的唐代藩镇则是土地兼并的“结果”。中唐以后牙兵凶悍诛杀节帅的一个原因即是藩镇牙兵完全以供职军队食军饷以养家谋生，不占有土地，不进行农业生产，其经济来源是国家赋税，虽然在割据藩镇之中是由节帅以朝廷封疆大吏的名义征收的。

若进行比较，军区农兵的经济基础和唐朝初期的府兵制更为相似。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是国家的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府兵卫士，对农民“计口授田” ，并且士兵自备粮食用具，这一点与拜占庭军区农兵相同。同时在唐朝初年参加军队可以获得政治和经济特权，是唐初积累政治资本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拜占庭农兵服兵役可以获得免税的权利。

当然，府兵制与军区制的区别依旧明显。首先就是唐代的府兵始终没有完成折冲组织编制与作战编制的统一，府兵制作战的形式实际上是抽调士兵组织集结作战，而拜占庭军区的农兵在生产与训练的同时仍旧保持军事编制，大多数情况下只负责本地区的防御事务。同时，府兵制的这种组织形式在战争结束之后“将归于朝，兵归于府”，有效阻止了将领割据地方、拥兵自重；而拜占庭军区的常态化军事编制则造成了福卡斯篡权之后的军区割据和互相混战。并且，府兵制的士兵只是暂借土地进行生产，并无所有权与继承权；而军区制的农兵则可以买卖土地，甚至由子孙继承，在拜占庭晚期产生了类似西欧封建采邑制的“普罗尼亚”制度。虽然国内学者大多不认同拜占庭“封建化”，但普罗尼亚制代表的这一趋势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在割据的这一表现之上，军区与藩镇更为相似。但是，二者的组织形式存在很大不同。拜占庭军区实现了军事与行政的完全统一，军事与行政单位合一；而藩镇节度使自始至终都未能完全控制合并辖区内州府，州刺史和驻军是中央朝廷牵制抗衡藩镇的重要力量，即使是最典型的“河朔割据型”藩镇，唐廷仍然对其管内州府的刺史任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甚至是藩镇已经演变为彻底的军阀混战的昭宗时代，皇帝依旧有权过问州刺史的任命。

而在割据原因上，军区和藩镇又有所不同。张国刚先生曾论述过，藩镇存在的主要推动力是破产农民、无业游民出身的底层兵士，他们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主导了藩镇脱离唐廷，阻止朝廷的苛捐杂税蔓延至本镇辖境，节度使藩帅反而处于被胁从的地位，如有裁军欠饷，牙兵动辄哗变，逐杀节帅。藩镇或叛或附，节度使在其中实际上可视为是藩镇士兵利益的代言人。军区割据之因正好相反，军区长官权力的膨胀导致了军事贵族的兴起，侵吞军役地产、造成土地兼并，使军区长官有逐鹿君堡之心，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士兵处在被胁从地位。而这最终也导致了军区制的消亡，正如陈志强老师所说，“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

综上，军区制的设立目的、割据表现和防御方式类似于唐代藩镇，经济基础则类似于府兵制，而在细节上又有差异。东西方在相似的条件之下建立起了相似的军事制度，又在土地兼并这一大背景的暗线贯穿中发展和走向消亡。

By 御坂172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