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散记》：揭开尘封30多年的红楼旧忆~
本文节选自欧阳奋强的《宝玉日记》第二部分：145——198页，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宝黛话红楼》中已经出现过了
一、意外的消息
1987年4月1日下午。
凉风习习。窗外是濛濛雨雾。沙、沙、沙的雨丝发出悄声慢语，似一首和谐悦耳的春曲。
这是清爽的一天。
邓婕（王熙凤）来了一个电话，让我尽快赶到她家，有急事。
“什么事？”
“见面再谈。”她的口气，紧迫而诡秘。仿佛再过一个时辰，地球就要爆炸一般。
我似屁股上着了火，冒着雨，慌慌忙忙赶到了她的家。邓婕满脸笑意地把我迎进了门。从屋里闪出一张熟悉的面庞。
哦！是夏明辉老师！
“你怎么来了？”我惊怔着眼。但，第六感官告诉了我：她来蓉，一定和我们有关系。
“我是来接你们的。嘿，你们有福，害得我们跑腿……”还没等我清醒过来，夏老师的语言如雷电火闪般地冲了出来。“我来给你们办政审，让你们4月去北京，月底到香港参加《红楼梦》首播式。这个戏已经卖给香港亚洲电视台了。”
“真的？！”
意外的消息，给我心里填满了欢喜。
二、三亲六故来了
再过十年，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了。但，它现在还是英国殖民地。在国人眼里，还是“外国”。去那里走一遭，和去英国、美国、日本一样，是极不容易的满心欢喜的福分，俨然如上天堂。
亲朋好友，哥们儿姐们儿，如天兵天将，纷纷降临。满脸挂着热情的笑，羡慕地议论一番。最后，书归正传。
甲：“有多的外币，给我带台彩电。你回来以后，我再给你人民币。”
好大的口气，足以把我逼死。
乙：“你小子去了，看给我带什么回来？”
那语言，大有若其不然，将要和我断绝一切外交的架势。
丙：“要不要在那儿找几个熟人？我有，你给我带台照相机就行了。”
哈，这种买卖，可万不能成交。
丁：“带个打火机什么的回来，怎么样？”
这哥们儿倒满客气。遗憾！那边是什么样？我自己又会怎么样？眼前一片茫然，断然不敢许诺。
张姑、王姨、三叔、七弟、小妹络绎不绝地来访，把我那特制的记事本填的密密麻麻，不漏一丝空隙。顿时我意识到，此行非同小可，肩上的担子万分艰巨。感觉自己是到西部去挖金银财宝，回来足可变成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我觉得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我幸福。幸福得连声叹气，不知所措。
此行心里还满存着一个心愿：把香港的商店通通搂进怀抱，搬回来。否则，我真怕满怀希望的亲朋好友们，会毫不客气的把我四分五裂！
三、上当受骗
出去一趟，不容易呀！
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场特殊的战斗，一场精神如麻的战斗！
先是忙于受政审。紧紧张张地看政治审查是否可以过关，之后是办护照、办登记。心里不踏实地苦等着一道道难关。瞧，我们的制片主任于办公室、售票处、外办、外交部、大使馆之间，忙得晕头转向。还没出去，脸就瘦了一圈儿，腰身也变得苗条了。看见他那几天累得满脸愁云惨雾，我忍不住玩笑说：“主任，别还没去香港，却先去了医院。”玩话是随便说的，心里却沉重地想：最大的减肥运动，莫过于内陆人出国之前的那番穷折腾。
据说，英国人特别注重穿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然也不例外。早晨的衣饰是什么颜色，晚宴西装是什么颜色，应当配什么样的领带……哎，又多又杂。我这个穿着上不修边幅的家伙，不听则罢，愈听愈糊涂，吓得瞠目结舌。忙翻开自己的箱子看，除了几件常年在外换洗的、皱巴巴的衣服外，一贫如洗，不觉惊慌失措起来。而上街挑衣服，哪种样式合体、哪种花式好看，我是一窍不通，不知如何是好。
好心的胡焰（化妆师）望着我这垂头丧气的傻样，答应助我一臂之力。
外出人员有规定，治装费由本单位出。初次外出，走得激动，也顾不得问治装费的来由，如今是两袖空空。再指望发电或写信找单位领钱，恐怕得访问回来才会有消息。而眼下，火烧眉毛的事，只得求助于剧组暂借四百元，通情达理的主任，在我的借条上开了绿灯。
从来不为穿戴费工夫的我，居然也花上一天的时间，上街购衣；居然购衣的愿望还那般地心切。一个劲儿地催促胡焰快快上路。
那天的太阳，挂在晴空一片的蓝天上，烤在身上火辣辣地烫。我和胡焰从西单跑到前门，又窜进拥挤不堪的大栅栏。从大栅栏出来，又奔向王府井，逛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店。身上装着钱，心里怪气壮的。
逛到了中午，已累得筋疲力尽。我叹了一口气：“妈的，什么时候为穿衣而赔上一天”，简直比买婚礼服还头痛。”
胡焰一副强打精神的模样：“我的眼睛都累得睁不开了，还没怨言，你倒先抱怨起来了？”
在饭馆草草地吃了饭，又马不停蹄地奔到了东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挎包里终于鼓了起来。而且，还买了一套高尔夫西装。第一次试穿西装，压在身上，不自在得很。胡焰说：“好看！”
我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
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个体户小店里，墙上挂着一件洁白的、款式新颖的夹克衫。乍一进门，就被吸引住了，眼睛再也不愿挪开。
我想试试。
“同志，这是高档衣服，不能试的。”柜台小姐温和地说。
“那……我能穿吗？”我不安地问。
“大号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买两件吧，这是日本今年最流行的样式，您穿很好看。”她颇有把握地说，满是笑容的脸带着希望。
我的眼睛再也舍不得离开那件衣服，忙把25元人民币塞在柜台小姐手里，把衣服抱在怀里，欢欢喜喜地出了小店。
回到招待所，大家都跑到我房间看热闹。我得意洋洋地把收获品展现在他们面前；又把自己最满意的夹克衫往身上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套在了身上。可是，又短又瘦，箍得我差点儿喘不过气来。哪里是大号，简直跟儿童装一般！再细看商标，又哪里是什么日本货，分明是粗活计贴上的假商标。如果不去换掉，只怕晚上要失眠。当机立断，借了一辆自行车，也顾不得疲劳，急匆匆地直奔东单。
谢天谢地，僻静的小店还没关门。
我取出夹克衫，说明来意。那位满脸是笑的柜台小姐说：“对不起，同志，衣服出了店，不退不换。”
“我穿小了，当初又不让我试，是你说我能穿的嘛。”我提醒她。
“我们有规定：不退不换。更何况这种高档的白色衣服。”她的口气很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
“能不能再换更大一些的？”我恳求。
“这已经是最大的了！”她那理直气壮的模样，仿佛放了一嘹亮的屁。
“我花了25元钱，总不能买一件废品吧！”我有点急了。语音刚落，也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五个满脸横肉的大汉，把我围了一圈儿，操着油腻腻的京腔直嚷：“怎么啦？哥们儿，不是说了吗？不换！”
那架势，好像一群穷凶极恶的大鱼，要把一条小虾瓜分一般。我觉得似乎掉进了土匪窝，顿感不妙，“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可不是讲理的场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只得逃之夭夭，自认倒霉。
400元，本来就要精打细算地花，哪敢轻举妄动？这下好了，买了一件“废品”。苦哉！苦哉！
做买卖，古已有之。重点是赚钱。赚钱固然不是坏事，但做缺德事，坑害买家，良心安在？要钱不要脸，认钱不认人的“倒爷”们，你们这样不守信义地瞎搞，岂不是让人看不起？
深夜，疲惫地躺在床上，身体像散了架一般。唉，真是体力上的消耗，精神上的剥削。要出国的兴奋劲儿猛地减去了几分。
四、可怕的日程
香港亚洲电视台的工作效率，在我们眼里是惊人的快。临行前十天，就用电传寄来了一份我们在港的日程安排，十分细致。
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地写着：
记者招待会、广告商茶话会、文化艺术界茶话会、中文大学师生座谈会、服装展览开幕式、剧照展览开幕式、签字售书活动、现场直播、坐电车游香港、表演节目等等。真是如排山倒海般地吞没了整个时间。
香港之行，不算来去，六天。仿佛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了。凝视着这张可怕的日程表，我预感到，疲惫的海洋将会慢慢地淹死自己。反之又想：邀请你去，不是旅游，而是活动。然而，行程太近，不甚合意。
此行，不妙。
五、苦苦地等待
夜色像魔鬼似的降临了。那样漫长，那般没有边际。白天，这个房间里是办公用的，人来人往，热热闹闹。而眼下，陪伴我的是夜，是四壁，是死寂。
孤独，我觉得自己是这般的怕它，如临大敌一般。
真想回去了，可还是放不下让人羡慕的美差。只得关了电灯，慌忙躲进了被窝里，躺在黑暗中想：“做一个深刻的好梦吧。让它来减轻我心中的无依。”
1987年4月25日。
为了去香港，在北京待了二十来天。乏味、无趣、漫长得像过了半个世纪。眼快快要接近行期。
“签证还没办好，27日可能走不了啦。”
制片主任任大惠又急忙奔到英国大使馆；又急忙给香港发电传，让移民局在签证上盖章。眼前一片忙乱。付出这么多心血、汗水，换来的是短促的六天、并不轻松的六天。
唉！——
1987年4月27日。
虽耗尽了全力，但签证还是没有办下来，行期只得往后拖。
下午四时，彩电中心休息厅。
代表团全体人员在此等候任大惠主任从英国大使馆来电话。如果签证还没办下来，29日的飞机也得告吹。5月2日就是大陆和香港同步播出《红楼梦》的日子。晚去，就失去了宣传意义。
空气里充满了紧张、不安。
四点二十分。
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沉默中，十七双注视的眼睛，埋伏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签证还没下来。”电话搁下了。
窗外，太阳已经下去。只剩下晕晕淡淡的残红在天际迟疑着，似惨淡，似无奈。
五点四十分，又是一阵激烈的电话铃声。
十七根绷紧的弦。
十七颗焦碎的心。
“签证已经下来了。”
不知是兴奋，还是茫然，心里是空白一片。
1987年4月29日，晨。
东方天空，呈现出鱼肚白色，刚刚苏醒的北京已清晰可见。
清爽，宁静。
四两面包车，在宽敞的大道上奔驰。中央电视台《红楼梦》剧组赴港代表团，在团长戴临风、阮若琳的带领下，共十七人，来到了首都机场。
导演王扶林打扮得意外的干净利索。西装革履，颇有几分潇洒劲。美中不足的是他那根皮带，显得太破旧，像是老掉牙的三八式步枪。我要上那根皮带是好朋友送的，正好，箱子里还多放了一根新买的皮带。
我玩笑说：“你的皮带也太寒酸了点儿。”我把箱子里的新皮带取出来，送给了他。王导乐得连说“谢谢”。
拿皮带用在王导演身上，美观大方，很合适。
上了飞机，弯腰坐下。我那根精致的皮带忽然掉了钩，裤子顿时变得松松垮垮的了。我赶紧费了些功夫给扣上，一坐稳，钩又掉了，只好再扣。折腾了半天，好不恼火。坐在一旁的邓婕调侃道：“怎么搞的？边上还有女士，注意点儿。”
“没办法，没办法。”我急得发慌，低头一看，原来是皮带太短，我腹部一压，自然要脱落了。没有皮带的裤子是万不能穿的，无可奈何，只得找坐在后面一排的王导演，不好意思地央他把皮带“暂归原主”。
“你这家伙，怎么搞的？亏得我那根旧皮带还没有扔，否则……”王导责备说。
我尴尬得无地自容。
飞机刚上天，我和王导演就一前一后往卫生间跑。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退还皮带的仪式，只有在那才能举行。
六、脚下的香港
“看，香港！”
记不得是谁喊了一声，我们忙贴紧玻璃窗，扑闪着眼，痴痴地往外望。
金黄的太阳，射下绚烂的光环，亲吻着平静的大海。波光粼粼，耀眼的蓝。几座秀丽的岛屿，安祥地躺在海上。香港在哪？没有身影。
“哪座岛是香港？”
没有人回答。
飞机在徐徐下降。
香港渐渐映入眼帘。一片片不同样式的、密集的楼群，似丛林一般，矗立在岛屿上。楼群中央是繁华的街道，奔忙着无声的车流。飞机降得低低的，在楼群的头顶飘过，楼顶上的天线、悬挂的衣物、摆放的鲜花，都看得清清楚楚。真担心飞机会撞上去。还好只是多虑，飞机平平稳稳地降落在四面是山、又四面是海、是高楼大厦的香港九龙机场上。
七、记者好厉害
我们刚刚踏进机场休息室，亚洲电视台的几位名演员（艺员）方国姗、利智、斑斑、刘保国等，迎了上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给我们每个人献上一束艳丽的鲜花。记者们蜂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围住，还没反应过来，无数镁光灯就闪开了花。
“嗨，贾宝玉、林黛玉，看这……看我们……”
“喂喂喂，贾宝玉、林黛玉，拍个照啦……”
呼喊声包围住了我和晓旭。眼前，记者们举起照相机，任意抢拍，毫不客气。无数的问题，有如巨浪袭来，我们差点招架不住。
一位年轻的小姐挤到我身边，热情地问：“你是欧阳先生吗？”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亚视的年轻艺员。
“我叫方国姗。”她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说，“欧阳先生，我看了你的扮装照，很漂亮。”
“妈马得啰。”（马马虎虎）我蹩脚的模仿粤语。
“都说我长得像你。”方小姐吃力地咬着普通话音说，“今天特意安排我来接你的。”
哦？！我很惊喜地打量她。
匀称的身子，乌黑的短发显得可爱，光洁的脸蛋，带着淡淡的妆，显得妩媚动人。扑闪着明亮的眼睛，微微翘起的嘴唇使她脸上挂着一丝稚气。
确实也是活脱脱一位“宝玉”呢。
“方小姐比我现在漂亮多了。”我玩笑地说。
“她可是香港的宝玉呀。”艺员领头的高亮先生风趣地说。
“哦？香港也拍过《红楼梦》吗？”我很惊讶。
“是我在戏中反串男角。”方小姐大大方方地说，“大家给我取外号叫贾宝玉。”
“那你还演过哪些戏呢？”
“我演过哪吒、龙的儿子、女捕快……”
演过这么多连续剧，全是主角，经验一定很丰富。
“你看过吗？”方小姐脸上带着期盼。
“真抱歉，内陆没有放过。”我略带歉意，“不过我相信，今后会看到。”
为没有看过方小姐主演的戏，心里有几分遗憾。
这时一群记者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欧阳先生，你有没有妹妹呀？”
“有的！”
“你看方小姐像不像你妹妹？”
“她还真有点像我妹妹。这是老实话。”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在餐厅吃早饭，看见晨报上宣传《红楼梦》版面上的报道：“贾宝玉来港有奇遇，方国姗酷肖其胞妹，几可乱真！没想到贾宝玉一下飞机就有奇遇。”
晓旭（黛玉）看完报纸，大笑道：“老兄，在大观园你的姐姐妹妹就不少了，到了香港还嫌不够么？”
邓婕帮衬道：“这小子就是恶习不改。”
“嘿嘿……！”我哭笑不得，这也见报，实在没成想。
香港的记者确实很厉害，也很机灵。每天都像克格勃一样跟在身后，见缝插针，但从不做耽误行程、让被采访者讨厌的举动。比如上卫生间，身边忽然冒出一个记者，随随便便地问两句，就开始发挥想象，只要速度，不必确切。
某日，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和几位记者一边吃点心一边聊天。
记者：“欧阳先生，你的感情也像宝玉一样吗？”
“我比他专一多了。”
记者：“你有女朋友吗？”
“有了。”
记者：“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有列入计划呢。”
第二天，某某报纸上又来了一则“新鲜”消息：“欧阳奋强爱情专一。他坦言，虽有了亲密女友，但目前还没有考虑结婚。”
真是稍不注意，就会进圈套。
在《红楼梦》图片展览那天，几个记者又把我和晓旭包围起来，从多个方面发起进攻。
记者：“欧阳先生，你看过香港的电视剧吗？”
说没看过，实在不美。想来想去，也有几部断断续续看过几眼。
“看过一点儿《陈真》、《霍元甲》……对了，还看过《上海滩》。”
记者：“你喜欢哪个戏？”
“前两部戏太粗糙，《上海滩》还不错，而且，内陆很多人崇拜许文强哩。”
记者：“许文强是不是你崇拜的偶像呢？”
“不是的。”
记者：“你的偶像是谁？”
“是我自己。”
当问到晓旭对许文强表演如何评价时，我们这位足智多谋的林妹妹赞道：“我认为许文强的表演很棒！”
第二天，晨报上毫无保留地登出了我俩对香港电视剧所谓的评价。
我们哪里知道：《霍元甲》《陈真》是亚视拍的，《上海滩》是无线电视台拍的。这两家电视台的关系嘛，总有点儿……有点儿……那个我们一个劲地吹捧无线台拍的《上海滩》，这对我们的东道主亚视主席邱德根，岂不是不恭的事吗？
只怪自己笨嘴笨舌，不会说话。在心里也埋怨热心的记者步步紧逼。看来，再遇到记者，可得小心提防，可不要言行无忌！
老实话不是处处都能说的，我告诫自己。
八、邱太太说媒
下榻香港的当天晚上，邱主席在宋城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
宋城是亚洲电视台为拍摄古装戏而建造的拍摄基地。逶迤的城墙巍峨壮观，走进高耸的门楼，一派远离现代社会的宋朝景象呈现在眼前。
夜色朦胧，明月当空。登上城墙俯瞰，花木从中几处灯笼掩映，闪烁着红色的亮光，衬托出精美的亭台楼阁，甚为幽雅；悠悠的溪水，从石板桥下缓缓淌过，溪边绿色的垂柳，在温柔地夜风吹拂下，婆娑起舞。侧耳倾听，好似天际飘来阵阵箫声，悠扬动听，梦一般的朦胧。
真没想到，在现代楼群的周围，还有这般的世外桃源，我陶醉了。忽觉有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怅怅然，飘飘然起来。
宴席开始了。
我和张莉被安排坐在邱太太两旁。邱太太虽已五十开外，但充满活力。弯曲蓬松的卷发覆盖着一张微胖、白皙的脸，涂了一层淡淡的粉。配上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优雅；衣饰高贵而不做作，颇有一番风度。满脸的笑容，热情的话语，让我们拘谨顿消。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活跃，大家畅所欲言。邱太太笑吟吟地凝视着我和张莉，说：“今天能和宝哥哥、宝姐姐共进晚餐，真是莫大的荣幸。”
“邱阿姨过奖了。”张莉的巧嘴在这里充分发挥，“我祝阿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谢谢！”邱太太欢喜地和张莉碰杯。
“邱太太，我和夫人和您共餐，才是莫大的幸福。”我神秘地冲张莉眨巴了一眼。
邱太太迷惑地盯着我。
“欧阳真坏……”宝姐姐抗议了。
我得意地喝呷了一口酒。邱太太顿悟，忍不住大笑：“对！对！对！宝玉、宝钗本也是一对儿嘛！”
“是啊，可这位宝钗小姐不喜欢我。”我说，“她嫌我没有魅力。”
“我看你不错呀！”邱太太说。
“是啊，还得请邱太太给帮帮忙，成全一下我。”我故作认真。
邱太太凑近张莉，一本正经地低声道：“我看小伙子不错，你可以答允。”
张莉一个劲地摇头，早已笑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招待送来了擦脸的热毛巾，邱太太拿过一张硬递给我，命令道：“快给张小姐擦擦脸上的汗，献献殷勤，否则，这红娘我是不能当的了。”
全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似接受又似无奈地接过毛巾，笑看着张莉。
张莉急忙摇头，嚷着说：“欧阳，讨厌！”
玩话归玩话，这擦脸可是万万干不得的！我已瞄到几台相机悄悄盯上了我。急忙间，我把毛巾放在转盘上，推转到了张莉面前，顾不得得罪各位姐妹了：“宝玉，宝钗乃书中的古人，在古代可只有女的伺候男的，哪来男的伺候女的呢？我只想和大家共欢。”说着，举起了酒杯，“邱太太，我敬您一杯。”
“哎呀，你不去擦脸，我又怎好再去说媒呢？”邱太太一脸失望。
张莉不依地嚷：“邱阿姨，在大陆，他早就有相好的啦！”
邱太太瞪圆了眼，埋怨我：“我一番热情，原来你早就有啦？罚酒！”
我理亏，不敢违命，就连罚了三杯酒。
夜雾弥漫，繁星闪烁。晚宴尽欢，驱车回住所，凭窗眺望那白昼万般繁华、夜晚灯红酒绿的香港，心里不由暗想：这第一个夜如此美好，那之后呢？
八、奇怪的电话
活动了一整天，又累又倦。入夜，也不知是几时。舒舒坦坦地躺在床上，浑身软得像散了架。甚至闭眼养神，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突然，电话铃声如幽灵般袭来。窗外是茫茫的夜，伴着没完没了的来电，真烦人！
“谁呀？”我拿起电话，有气无力地问。
“请问任大惠先生在吗？”是位操着浓重广东普通话得小姐。我就知道，不会是找我的。
“主任，电话。”
还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的大惠主任忙上来接过电话。
我蒙住头，只想睡觉。可那“嗯——对——是吗？好吧！”的声音像瘟神一般，无法躲藏。唉，和我们主任住一块儿，就这点吃亏倒霉。
谢天谢地，主任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对话。
我瞟了一眼主任，而他却坐在床上若有所思。
“怎么啦？”此刻我只想关灯睡觉。
“怪事，一位小姐来电话，说有事要见我，已经在楼下等了。”主任纳闷地寻思，“这么晚了，是谁呢？”
“该不是哪位小姐看中你了吧！”我玩笑起来。
“别瞎说。”主任犹豫不定地说，“你看我要不要下去一趟？”
“还是下去看看吧，让别人久等，也不礼貌。”我建议道。
“好，下去。”主任坚定地穿上鞋，套上衬衣，还梳了梳刚洗过的湿头发，出门去了。
会是谁呢？我的困劲也没了，只等了解一个究竟。
几秒钟工夫，主任就回来了。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问。
“算了，我还是先挂个电话问问服务台。”
电话接通后，服务台值班小姐说，大门早已关了，没有人等主任。
哈！一定是有人借着夜色的掩护，在闹精致的玩笑。在剧组，这种类型的玩笑是家常便饭，我的同谋常常是晓旭。这奇妙的电话，会不会是……
我和主任开始破案，一天的困劲溜得无影无踪，连忙拨通1806房间的电话。第一嫌疑人、陈晓旭同志在听筒里问：”谁呀？“
”是陈晓旭小姐吗？“我压低嗓音，装作广东普通话问。
”是啊。“里面传来疲倦的回答。
”我是《大公报》记者，在楼下等，想请您谈谈。“我咬紧牙关，强忍住笑意。
”嗯——先生，对不起，我已经睡下了。况且，采访是要经过代表团领导批准的。“听筒里是一本正经的声音。
如此这般的平静，听不出一丝破绽，怀疑的成分不觉减去了七分。
又挂了一通电话，是第二嫌疑对象——东方闻樱（探春）接的。
”请问，张莉小姐在吗？“我故技重施。
”对不起，她在洗澡。“声音很硬，”你是谁？“
”我是《大公报》记者，想和你们谈谈……“我的笑意已经蔓延到了嘴角。
听筒里一阵沉默，猛然地，东方反应过来，嚷道：”是欧阳吧？讨厌！我都睡着了，深更半夜的，开什么玩笑！“气势汹汹地，像极了三妹妹。
我慌忙放下电话，冲主任说：”东方生气了，看来不是她。“
那是谁呢？我俩坐在床上，盘腿寻思，再也找不到怀疑对象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难道是这位奇妙的小姐还不死心？
电话是服装设计师史延芹打来的：”主任，还没睡呀？“
”你有事吗？“主人问。
”我……想问问明天的安排。“
日程安排？每个房间都有一份，这岂不是不打自招！
”史延芹，你是来试探我有没有下楼吧？“主任笑问。
听筒里顿时传来笑声一片。
”你们谁干的好事？“
”是我。怎么样？主任，装得像吗？“陈力在电话里兴奋地问。
”装得很像，只是我棋高一着，没让你这位冒牌小姐失望。“
主任一副得意扬扬的神态。
第二天出游，坐在面包车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大有要把恶作剧发扬光大之意，最后选中的第二目标，是我们的副监制胡文彬先生，谁让他满身书卷气呢？
幸好，此时他不在这辆车上。
九、”游街“
天气闷热，无风。
我、晓旭、邓婕、张莉、孙梦泉（李纨）、东方闻樱，被迫化好妆穿上剧服，被硬拉到铜锣湾电车站。那里，早有一辆打扮得古色古香的精致电车等着我们了。我们耷拉着脑袋，怏怏不快地过去，一群早已埋伏在周围的记者拥了上来：”笑一笑吧，看这边——“
我们满脸乌云，无精打采地木然杵着，全然不给小姐、先生们一点儿面子。凝视着眼前这辆精致电车，心里有一团驱不散的气。亚视居然让我们站在车顶，在香港的繁华市区转圈圈，还要满脸堆笑，冲市民打招呼，这……成了什么啦？
”岂不是成了马戏团的猴儿了。“晓旭不快地说。
”封建社会才游街示众，现在香港的影视界怎么继承了这种风气？“我毫不客气地附议。
”不去不去！“
演员们埋怨、抗议、愤然的情绪，似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水冲代表团滚滚袭来。
”唉，人家香港拍完一部电视剧，都要这样宣传吧。“
”宣传？社会习俗不一样，反正我们不习惯。“
”既然安排了，还是应该去的。“
”合理不合情。“
”你们就当逛逛街，暂且忍耐一下嘛。“
”那你们怎么不去呢？“
”人家想看的是你们，谁看我们呐。“代表团的老师们耍起赖皮来。
没法子，我们抗议无效，只好顺从。做不情愿的事，心里大为不快，又哪来的好脸色呢？
电车载着死气沉沉的我们，徐徐地向闹市区驶过。而我们躲在车厢里，偏不往车顶去。急得亚视公关联系部的几位陪同不知所措。
有一位叫阿隆的硬抓住我的手说：”求求你了，上去站站吧，给个面子。要不，我们都会挨骂的。“
望着他那苦相，又怎么忍心？只得不情不愿地上了车顶。走的很沉重，彷佛是赴刑场。晓旭/张莉也被求了上来。而其余几位，死活不肯来。
我们虽站出来了，却提不起一丝热情。满腹惆怅都写在了脸上。又怎能招来观众的欢迎呢？
电车只逛了一个闹市区，无奈只好灰溜溜败了回来。
第二天，几家报纸都登了我们哭丧着脸的照片。还记得一家报纸写道：”大陆演员，黑口黑牙，在电车上不向群众招手，还说是是游街示众。大概他们不习惯这种宣传方式，一点都不欢喜。亚视为了宣传，日程安排紧密，她们一定疲惫不堪……“如此云云。
后来，据介绍，香港的演员，都争先恐后想坐彩车。争着给车下的观众热情招手。没安排上的，心里还不高兴呢。
我们没有亲见，只是耳闻，是否真切就不得而知了。但这种形式，在我们眼里陌生的很，一点也不习惯。不习惯，自然也不喜欢。
十、交了几位好朋友
回到内陆，有人问：“在香港交好朋友了吗？”
我说：“交了。”脑子里不由闪现出这么几个形象——
阿隆，个头和我一般高。爱说爱笑，脸上常常流露出几分掩饰不住的稚气。刚刚接触，他假装深沉，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哥哥的架式。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一岁。
尹致平小姐，端正的脸上，带着一副眼镜。说话柔声柔气，像唱歌似的；装束朴素、大方；苗条的身材显得瘦弱，风一吹就要倒似的。然而，干起工作来，精力却是异常的旺盛。乍一看，还以为她是正在攻关的大学生。
刘元，个头矮矮的，头发已有了几丝的花白；眼镜片后面，有一对聪慧的眼睛。平时不怎么说话，猛地说上两句还带上几分幽默。阿隆的年龄比我小，就是他悄悄告诉我的。
到香港那天，在机场行李房，就是他们三位来迎接我们。帮着借行李车，帮着把无数沉重的行李搬上车，帮着往外推。默默地帮忙，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脸上总是和悦的。记者蜂拥而上，你会发现他们三位分散在记者中间，紧紧地拦住往前凑的记者，像保护神。
第二天早上，我还赖在被窝里不想起来，电话铃声就飘进了耳朵里，里边传来了一位广东小姐说着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欧阳先生，请下来吃早餐了。”虽是催促，但很有礼貌，声音又很柔和。
何许人也？
乘电梯下楼，昨日在机场看见的这两位先生、一位小姐已等在那里了。
戴团长亲切地问：“你们来得这么早，没休息好吧？”
三位嘻嘻一笑。那位叫阿隆的先生说：“我们早就习惯了。”
那位小姐说：“투餐准备好了，今早是西餐，请吧。”这三位一定是陪同或者向导。
吃完了早餐，面包车早已在酒店门口等候了。上了车，大惠主任介绍说：“这三位是亚洲电视台社会公共关系部的公关生，负责我们这次的吃、住、行。”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我叫刘元，请多多关照。”
“我叫尹致平，请多多关照。”
“我叫阿隆，请多多关照。”
又是一阵掌声，似热浪充满了车厢。
就这样，他们三位每天早早地就赶到了亚洲酒店，为我们张罗早餐、车辆。为我们要去的地方，铺好路程，把紧张的日程安排得井并有条。他们的态度很平和，脸上微微带笑。有时，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难免不顾人家面子，忿忿地埋怨几句。他们没有丝毫的不悦，总是大度地笑笑，耐心地解释。让我们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有时，我们累了，中途回酒店体息，请他们上房间坐坐，他们执意不去。我们小憩下楼，看见他们还站在楼下客厅等着，发现我们已下楼，忙关切地问：“休息好了吗？”
有一次，我问尹小姐：“你们辛苦吗？”
尹小姐谦和地笑道：“没有你们辛苦。”
“你们忙得团团转，还说不辛苦，心里一定有怨言吧。”我不信地播摇头。
阿隆凑过来，认认真真地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怎么会有怨言？”
“那要工作不好呢？”我问。
“老板就要请我们回家去啰。”刘元从阿隆身后伸出头来，俏皮地耸耸肩。
好厉害！他们没有怨言，而是满心的责任感，担子一定很沉重。
我不由想到内陆的服务员、接待员。
在内陆就听说，香港这个商业性很强的竟争社会，人际关系是十分淡漠的。人与人之间异常奸狡，只讲金钱，不讲别的。然而，这几天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三位公关生，却是很单纯、很朴实，待人的那番真诚、那番热情是实实在在的，全然没有浮虚之感。
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红楼梦》画册。他们翻着画册，脸上绽开喜悦的笑，重重地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我送给他们的只是一本薄薄的画册，却受到了如此深重的谢意，窘得我不知所措起来。
有天晚上，到亚洲电视合“我爱香港”的综合节目里去直播。邓婕、晓旭在化妆，我和阿隆坐在体息厅里，他陪着我吃饭。
“欧阳先生，我能和你交个好朋友吗？”
我抬头一看，阿隆满脸真切，那双纯挚的眼睛略显不安。
“当然可以的。”在香港交上这样憨厚的朋友，
我很高兴。
就这样，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我告诉他，如果有机会到内陆来，请一定来成都，我会热情地欢迎。
“成都有你想不到的，在香港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小吃，一定让你填饱肚子。”
阿隆说：“你不要叫我什么先生，叫我阿隆好啦。好朋友都这么叫我，今后有事就来信，一定会尽力办的。”
旅途中，是件很愉快的事。无拘无束地讲着幽默的趣事，充满了欢笑。我们还互相学习语言，他们教我们说广东话。我笨，舌头转不过来，总是学不会，也没有毅力。而阿隆学普遍话，是执著的。
孙桂贞老师（副导演）教他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刚开始，他把翘舌音念成了平舌音。把平舌音念成了翘舌音，大家都开心大笑。尹小姐和刘先生笑话他是个和我一样的笨蛋。然而，他头上冒着汗，却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学会普通话。”又开始了“四是四、十是十.....“
离开香港那天，他们三位赶到九龙火车站来送行。重重地握手告别，心里是沉甸甸的。给他们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更觉歉疚。
尹小姐抱着晓旭说：“好舍不得你们走啊。”脸上是微笑，泪水已经转满了眼眶。
阿隆和刘元把我拉到一旁，把一包东西放在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们和尹小姐送给你的礼物，请收下吧。”
望着这不知名的，外观很精巧的礼物，我心里很是不忍。这份儿真心我领了，礼物却是不好意思收下。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阿隆有点儿伤心了。
我慌忙接过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别忘了，给我们来信。”阿隆说。
依依不舍，依依告别，希望不要说再见，希望早日重逢。
列车离开了九龙车站。我拆开礼品盒，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一风铃。
那我取出它来，举在手上。窗外一阵清风吹来，风铃迎风飘动，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这是我们和尹小姐送给你的，请收下吧。”耳边的声音在回响。
谢谢！谢谢朋友们。我会珍惜你们这份情意的。
回来后，忙于拍戏，给阿隆、刘元、尹小姐写信，至今还没动笔。但，我会写的。一定会写下这封充满了友情的信。真的，让挂在我寝室里的风铃作证吧。
十一、态度好极了
香港留给我最深，最美的印象是处处有礼貌。独自上了一趟街，到了闹市区，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忽然迷失了方向。再一看表，离规定的集体活动时间已经不远了。站在路沿边，在心里喊天喊地，慌得要命。
“先生，你到哪里去？”我回头一望，是位微胖身体满脸和善、五十开外的先生，微笑地看着我。
我要去的地方，跑马地，亚洲酒店。
“哦！”他略一思索，说：“你跟我来吧。”
赶时间要紧，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匆匆地跟在这位先生身旁，往前走。
“你是大陆来的？”陌生的先生问。
“是的。”我答。
“我中学以前都在大陆度过的。”
”在什么地方？”
“扬州。”
“那里还有什么人吗？”
“外婆，是她把我带大的。”先生的眼睛仿佛越过了面前的人潮，脸上的神情十分遥远。
走到一个站牌下，他说：“在这儿坐车到终点站，就是跑马地了。”
我满心感激地说：”欢迎你再回内陆来。”
他微笑地点头，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谢谢……”转身走了。
望着这位好心的先生的背影，我发现他的头发上已布满了缕缕银丝，心里顿时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在商店里买东西，先得精细地挑来挑去，不合意的，拾腿就走，也不见老板有怨言。看准的东西，买了，老板会给包得好好的，脸上带着谢意地说声：“谢谢！”踏出门，身后还会传来热情的声音：“欢迎你下次再来。”
你会觉得心里舒坦坦的，手里购的物，也觉得珍贵了。
回到酒店，服务台的值班小姐，会给你一个灿烂的笑，问候说：“回来啦？”你点点头，心里会感到踏实了许多。
有天早晨，我醒得早，起床后，先到了客厅，还不到吃早餐时间，就想看看报纸。然而，报架上却是空的。
我走到服务台，还没开口，值班小姐主动迎上来，问：“先生，有事吗？”
“小姐，我想看看报纸。”
“好的，请等等。”值班小姐转身进了里屋。片刻工夫，她出来了，歉疚地说，“对不起，先生，今早的报纸没有来。”
“没关系。”我没有丝毫介意。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请一定原谅！'
那位小姐一个劲地对我赔礼，使我顿觉不知所措。其实，我只是看报消磨时间，然而，这位小姐却是如此这般地认真和不安，我心里感到歉意重重。“真的没关系！没关系！”
当然，不是人人对我们都是友善的。偶如给我们打扫房间的两位年轻先生，满脸阴沉，像是谁欠他债似的。早晨，希望弥漫着沉闷空气的房间早点儿被打扫，换换新貌。然而，这两位先生却迟迟不来。有时，临到中午了，才缓缓地走进房间；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到清洁袋里，他们也佯装不知。
仔细一想，也明白欠了别人一点儿什么——小费。
内陆不讲这个。当然我们也没有准备。曾问过阿隆先生，他说小费是写在账上一起给的，私人不必再付了。
我们的费用本就万分紧张。这两位先生没有收到小费，就对我们另眼相看了。
真是可气、可叹，又无可奈何。
但当然，我们的同胞，有时也不太注意影响。餐厅里，客人虽多，但却宁静。语调也是低低的。我们一去，叽叽喳喳地笑闹不停，声量惊人。仿佛炸弹投下来，把这里炸开了锅。宁静的气氛因为这几位的入侵，完全破坏。
我发现一对外国老夫妻轻蔑地瞟了我们这面眼，无可奈何地离去。我顿觉难为情，把头埋得低低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同胞们，把那高音喇叭放低一些吧。
十二、傻里傻气的我
我这个人很笨，生活琐事，全然不会。下了几次狠心学，长进却不深。冒傻气，十有八九。能吃，而不会做；能品尝菜的鲜美，而不知里面放的是什么调料；会拿筷子，而学不会用刀叉。到了香港，遇到吃西餐，就傻了眼。
望着那香气腾腾的烤牛排、香酥鸡腿、三明治、火腿鸡蛋，真想潇潇洒酒地吞进肚子里。然而，刀子和叉子老打架，恨得我直想用手去抓。好心的人也教我：“刀子应拿在右手，叉子在左手。”
我笨拙地把刀叉抓在手上，犹如沉甸甸的武器。越足了劲儿，把一片火腿刚送到嘴边，又稀里糊涂地掉了下来。急得我哭笑不得，心里叫苦叫冤，感叹：“还是吃中餐踏实。”
早晨爬起来，激洗完毕，穿好衬衣，又遇到了麻烦事。
出来前，心肠好的孙梦泉大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衬衣有两三件就可以了，领带多带点儿。”她爱人借了六根各种颜色的领带给我。我却不会打领带。拜托大惠主任帮忙，他倒挺耐心，一边用慢动作给我打领带一边还指导，让我仔细看着。打好了领带，镜子里映出的我，也还精神。难怪说领带是“男人的世界”呢？此话还是有点儿道理的。
虽然有人耐心地教，我却懒得学，如此这般地两三次，主任惊诧地问：“怎么？你还不会打呀？”我厚着脸皮嘻嘻地笑。
“会跳舞吗？”
我摇头。
“唉，当了这么多年的演员，不会打领带，不会跳舞，真笨！”
其实，不会的东西还很多，只是不好意思说。不会就不会呗，谁让我笨呢？
“明天自己琢磨，老让我帮忙，没出息！”主任一副家长神态地冲我说。
我乖乖地点头。心想：明天我你，你还会帮忙，谁让你和我同室呢？
有天早晨，我还在梦中，朦朦胧胧地听见谁在疾呼我。艰难地睁眼一看，导演站在我床边，一脸急相，让我快起来。我这才想起要去亚视在“香港你早”这个栏目里现场直播。爬起来一看，窗外才蒙蒙亮，主任还在呼呼大睡。我的领带却没人帮忙了，又不忍心叫醒他。
无可奈何，只有自已动手。手里拿着领带，脑子里满是少儿时代打红领巾的情景。而套在脖子上的领带歪歪扭扭，像根麻花。只得跑到楼下，请导演帮忙。
导演接过领带，连着打了好几次，都吊在了肚皮下，显得特别的长，很难看，王导纳闷地说：“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儿了。”
我再一细看，原来走得慌忙，错拿了主任的领带。主任的领带是特大号的，配他那高大的身躯，倒也合体。配在我身上，不伦不类。
已经感觉到穿西服打领带神气的我，那天失去了领带，只得埋怨自己。
确确实实的笨！确确实实的大意！确确实实的懒！
十三、冒险
“香港这地方，很厉害。”
还没来之前，已有很多人惊惶地告诉了我。
厉害在何处呢？
”每天都有抢银行的。街上随时都有小偷。略微不注意，还会有拦略抢劫的。最好不要独自一人走，更不要穿小巷。”那紧张的口气，仿佛满城都有一张恐怖的网。是
总之，上街要小心，那仅有的几张外币，如被抢了或者偷了去，也太可惜了。
到了香港，也是为了安全，把我们安排在新华社办的亚洲酒店里。出来绕几个弯道，就是繁华处了。如果脚懒，也可以出了酒店，走上三五步，在街对面有一条窄窄的小胡同，从那里面出去，也可以很快地到达繁华街心。
总想冒险的我，听见那个惊人的、充清了诱惑力的消息，早已存有一个念头，想去碰上一次，看看是怎么样的拦劫。可是，钱包里的钞票也是经不住他们抢的。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招：用厚厚的手纸把钱包撑得满满的，乍一看，还以为有上千上万的港币。
主意已定，驷马难追。也不顾危险。在一个深沉的夜晚，我们搞完活动回来，我对主任说“我到楼下去一趟。”就从住所里悄悄溜出来，直往那条僻静的小胡同而去。
胡同内，一盏街灯，闪烁出晕黄的光环，陪伴着我。我只等鱼儿上钩。
这鱼儿一定是身穿港衫，满脸带着凶样；而且是两条，一条个儿高，一条比我还矮半截头。手里肯定也是有匕首的。等他们要拦劫我时，我可装出一脸恐惧样，哭叫连天地求饶，把钱包扔给他们，拔腿就跑。只要跑出小巷，也就安全了几分。
我这姜太公筹划着，心里不觉有几丝的恐慌。
巷口，有两位广东姑娘，手拉手地弯了进来，刚走了两步，又猛然停下，审视地望着被灯光照得浑身灰黄的我。两人嘀咕了几句，慌忙转身走向上了正路。
她俩一定把我当成了不法分子，我心里不觉好笑。
站了好一会儿，也不见鱼儿上钩。夜色更加深沉了，那阵阵凉风扑面而来，身上已有了几分寒意。怕再晚回去，同胞们会担心，也就只有快怏而归。
后来我想，也许那些个拦劫者早已窃视到我是张寡皮，没油水可捞，是不屑于来瞎冒险的。
十四、购物记
香港有条街，名日：女人街。相当于内陆的个体摊区，很是闻名。还没去香港，心里就盼着要到女人街走一遭。仿佛不去那里，就等于没去过香港一般。
到了香港，每日的活动，忙得喘不过气儿来。我和张莉、邓婕、晓旭更是马不停蹄。上街闲逛的工夫，自然也就少得可怜了。到了好几天了，香港是什么模样，也没有尽情观赏。满腹的怏怏不快，吵着闹着要上街玩玩。
去女人街！我心里在盼着。
瓢泼大雨，严严地罩住天地。从中文大学座谈回来的路上，透过车窗，往外望，细密的雨帘，衬托着一把把五颜六色的雨伞，从眼前掠过，花花点点，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很舒服。
阿隆凑近我耳边说：“下午两点到三联书店、中华书局搞签字售书活动，就你们四位主要演员去。”
“又有事。”我哭笑不得地点头。
“中午有一段时间休息，你们吃完饭，悄悄地出来，我们带你们四位去商场逛逛。”我一听，乐了。忙把这个消息电波般地传递给了另外三位小姐。
下车的时候，阿隆悄悄地拽住我，认真吩咐：“可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望着他那满脸的神秘，我觉得真有趣。慌慌忙忙地吃完饭，我们四个就想从饭厅摘走。
“怎么你们今天吃饭像着了魔似地快？“王导迷惑地问。
“他们下午要去搞活动，可能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还好戴团长解了围。
面包车风驰电掣地冲进茫茫雨幕中。车轮激起层层的浪花，向繁华处奔去。
世界贸易中心二楼，是个宽敞的大厅，里面又隔成了很多小商店。漂亮的时装，多姿多样；五花八门的精致小玩意儿，层出不穷。想购买的东西，这里是应有尽有，看得眼睛都不听使唤了。
冒昧地问问：一套款式新颖的西服裙多少钱？
“360 港币。”小姐满脸微笑，轻声细语地说。我一听，惊得缩回了头。
走到一个专卖男式服装的柜台前，我指着一件男式衬衣问：“先生，请问多少钱？”
“70 港币。”
贵得吓人
那位柜台先生发现我是内陆来的，平和地说：“先生你要买，可以便宜点儿。”
“多少？”
“50 港币。”
50 港币，折合人民币 21 元，买件村衣太不合算，我直摇头。
“很便宜啦。”柜台先生把村衣摆在我面前晃見，虽是笑着说，语气里却带有几分轻视。
“你知道在内陆，这衣服才值多少钱吗？”一种强烈的自尊按捺不住。
“多少？”
“嘿！”我冷冷一笑，“最多也就 10 个港币。”
“啊！？”他惊呆着双眼，不相信地耸耸肩。
我转身别过了那个柜台。再一看，那三位小姐也是两手空空。一间，太贵，买不起。华丽高贵的衣饰看花了人的眼，看痛了人的心。繁华依旧，只是再也不敢去问价。
我把阿隆叫到一边，低声说：“阿隆，咱俩是朋友，我不隐瞒你，我们这次出来，外币很少，只想买点儿实惠的回去送人。这里的东西太贵，我们是不敢问津的。”
“我知道，我知道。”阿隆点头说。
“如果有时间，能不能带我们去别的地方？”
他默默地点头。
去女人街嘛！我心里在呼呼。
女人街，顾名思义，就是以卖女人衣衫、首饰为主的商业街（当然，不单单只有女人的用品）。面包车穿过繁荣、热闹的街道，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刘先生说：“这就是你们要来的女人街了。”
“怎么？你们不去。”平时，他们总是早就跳下了车。而现在，却像被钉在了座位上。
“我们就不去了。”阿隆支支吾吾地说。“你们、可以慢慢看，没有关系的。”
真是奇怪。
我们满心欢喜地奔向了女人街。
站在街口往里望，直直的街道没有边际地往里延伸。街两旁，是满眼的衣物，挂在伸向空中的竹架上，迎风飘拂。真是色彩斑烂的花花世界。川流不息的人群，显得热闹非常。都说这里的衣物便宜，可以为自己多买一些。然而，我又哪里舍得在自己身上花工夫呢？再说，出来的时候已经买了很多，这就很知足了。
此时，想到的是给我生命的父母。为儿女操碎了心，为生活操劳到头发花白。而生活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儿女给了他什么呢？他没有希求报答，没有希求孝顺，他只在心里默默地希求儿女们能有一番作为。我当演员走遍了万水千山，可从来没有给父母带点儿什么回来，这次是一定要的。礼物不会很重，但重在一份心意。
看中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妈妈穿，是合适的。妈妈不一定缺这条裙子，但若收到儿子这点儿心意，一定会很开心。
“哥哥，给我带好看的衣服。“想起妹妹听说我要到香港去，满心喜悦，眼睛里充满了希望。
妹妹，我可爱的妹妹，做哥哥的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
常年浪迹他乡的我，心里是无奈，是歉疚。想到她那衣柜里，总是素素的服饰。硬拽着她上街，让她花钱买几件漂亮的外套，她总是说贵，总舍不得买。
问问晓旭给自己买了些什么？她也全是买给家里人的。
再问问邓婕，也是一样。
心里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我们心里满装家乡的亲人，唯独没有自己。我天生不会购物，购回去的东西他们能满意吗？这番真情，这番心意，他们能喜欢吗？
然而，逛遍了女人街的各个角落，逛得腰酸腿痛，收获却很小。这里的衣服和内陆相比，款式一般，而且做工粗，并不新鲜。
唉，又是一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专卖最廉价的用品，档次很低，当地很多人是瞧不起这里的。
哦，我恍然大悟！难怪阿隆、刘元、尹小姐不愿意下车来陪我们。
十五、出尽了洋相
紧张的活动，没有边际似的漫长，又累、又乏。真想趴在床上，睡一个饱。
“明天的活动，去海洋公园游玩。”尹小姐在车内大声宣布。
听当地人说，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就等于没有来过香港。所以，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来过，这是非去不可的了！
终于要去游耍了，愁网笼罩着的心，仿佛见到了阳光，我们兴奋起来。
第二天早上，睁眼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一阵阵狂卷风，飞沙走石。真是天公不作美，让我们不得尽情游赏。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游玩，本属自由活动。下楼一看，代表团的成员，不多不少，十七位，全都到齐了。看来都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坐在面包车上，凝视窗外不知疲倦的风，心里在默默祈祷：“仁慈的主哇，可怜可怜我们这帮远方来客吧。娱乐对于我们，太短暂了，太珍贵了。”
到了海洋公园门口，风渐渐地平息下来。天上的云也不是那么深不可测了。几丝散漫的雨，零零星星地飘在脸上，满凉爽满舒心的。
乘着世界上最长、最高的电梯，到了山峰，俯瞰那起着微微波浪的大海，一座座美丽的岛屿、参差不齐的楼层，仿佛在脚下，真是惊人的创举！
漫步在海族宫，欣喜若狂。各种水里的动物，悠哉游哉地飘浮在我的眼面前。依稀感到离开了红尘，畅游在海的世界里，欣赏着海底的宇宙。
海狮表演，更是一绝。调皮的海狮，在水池里做出漂亮的动作，逗趣无比，引得观众开怀大笑，热情地鼓掌。海狮居然频频点头，以表谢意。简直是极美的享受！
“来！陈力，帮照个相。”
“陈力，再给照一张。”
“陈力，最后再来一张。”
面对这些绝妙的奇观，我直后悔自己的大意，忘了带照相机。如不留几张影，岂不是白走这一遭儿吗？
还好陈力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逛到了游乐场，被那空中火车深深地吸引住了。说是坐在那个车上，会不习惯，会头晕眼花。然而玩得这般兴奋，晓旭、孙梦泉、东方、孙桂贞，都说死了也要去坐。我是怕晕的人，可受女士们狂热的影响，一咬牙、一顿足，也天不怕地不怕地猛奔上去，坐在孙桂贞的旁边。
火车慢慢地转了起来。望着下面那“胆怯的”同胞，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转呐，转呐……头早已晕胀得似乎在往下坠落，整个身躯仿佛在天上打转，心脏紧张得砰砰乱跳，失去了平衡，一阵阵恶心，只想往外呕吐……
眼前是一片迷乱，不知身在何方。
谢天谢地，空中火车终于停住了。我晕头转向地走下车来，双脚还是不听使唤，斜斜歪歪地往前迈，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脚一滑，一个眼斗栽倒在地，爬起来一看，发现屁股上已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四周响起哄笑声，窘得我满脸通红，慌忙捂住难看处，在阿隆的陪同下，也没有心思再玩了，急急忙忙朝停车的地方跑去。
可恶这次的出游，还是满心欢喜地去，灰溜溜地回。难堪的我，只想钻到地缝里。
到了广州，陈力十分可惜地告诉我：“欧阳，抱歉得很，那天游海洋公园，我一时大意，照相机里忘装胶卷了……”
什么？？多么不幸、可悲的消息啊！
可怜我在海洋公园，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满满的难堪、无法弥补的遗憾！
十六、结束了
1987年5月6日，透蓝的天没有丝毫的云，天气很热。
下午2点35分，我们从香港九龙火车站离开；下午5点20分，列车到达了广州火车站。
终于结束了短暂、仓促的访问，完成了宣传《红楼梦》的使命。
如果有人要问，感受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一个字一一累！
在港期间，香港的《电视周报》、《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东方日报》、《天天报》、《晶报》、《信报》、《华侨报》等五十多家报刊，宣传了我们的活动和个人专访。
香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接见了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红学爱好者也认可这部电视剧。
亚视的“香港你好”和“我爱香港”两个专栏节目组织了现场直播，和观众交流角色的创造过程。
还举办了红楼梦画片展览、服装展览……
如此来看虽然很累，却也收获满满。
1987年6月9日草于北京。
